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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两年苦役及以后
王尔德被判两年苦役是毫无仁慈的法官强加于身的，我为此伤心不已，但我自身的境况却比这还要糟。王尔德及其拥趸对我指责不息，他们从不归咎于王尔德自身，而对我父亲骂不绝口，怪罪我要为此负责。他们乐于找个替罪羊来替这个高壮男人洗罪。因为我写过一两封表达不堪重负的蠢信，他们便认为这些信含有深意。我无意拐弯抹角，就直说吧。这类印象是王尔德入狱之后被硬造出来的，他们暗示，我——阿弗雷德·布鲁斯·道格拉斯是王尔德被控罪行的同犯，多少传言说是我在他入狱前将他引入歧途，他出狱后，企图洗心革面之际，又诱惑他重操旧业。我注意到兰桑先生在他最新一版的《奥斯卡·王尔德：批判性研究》中有如下注释：“1912年出版的此书涉及诽谤，1914年4月在最高法院国王法庭经四天审判，法官达林先生及特别陪审团裁定我胜诉，因此在再版此书时我考虑过要沿用原版，我有权这么做；但由于删除有争议的章节无损此书批判性宗旨，再者顾及到后续版本可能会为读到这些章节的某些人带来痛苦，所以我决定由此删除这些内容。”

波茜在1907年-1910年担任《学院》主编的时候，与女画家罗曼·布鲁克斯发生外遇。这也是一名双性恋，主要的恋人是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同时与王尔德的侄女多萝西·王尔德也有恋情。
罗曼1923年自画像

我发现波茜喜欢这类英气勃勃，有男子汉气概的女人啊……

多萝西·王尔德，奥斯卡哥哥威利的唯一小孩，女同志。
她跟奥斯卡一样机智风趣，但远不及她叔叔，因为她没有一本著述问世，除了信件。
波茜老婆的恋人，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也是她的恋人（这是怎么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都快要画个图了= =）

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女同志，波茜的老婆奥利弗的恋人，也是王尔德侄女的恋人。
娜塔莉与奥斯卡也有一段渊源哦~她出生在美国，有年夏天5岁的她与家人去纽约长滩酒店度假，那时奥斯卡刚好在那里进行他的美国巡讲，当她被一群小男孩追打着经过奥斯卡身边时，奥斯卡一把抱起了她，将她救了出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还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好温馨~~）。第二天，奥斯卡与她妈妈在海滩上谈了一番话，令小女孩走上了艺术道路，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

我怎么觉得围绕在波茜身边的人都是与奥斯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命运？还是他在奥斯卡死后也下意识追逐着他的足迹？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波茜在狱中写了一部诗集，取名为In Excelsis（意大利语，in the highest，至高处），对照奥斯卡的De Profundis（from the depths）如何？因为监狱不让人把任何字稿带出去，所以他出狱后只能靠回忆再写一遍。可怜的波茜，奥斯卡可以靠给他写信把手稿带出去，他却不能效仿了…
波茜出狱后，说他的健康至始至终都没有从监狱的恶劣生活中恢复过来，包括睡在没有床垫的木板床上。可怜的奥斯卡比他还要痛苦百倍…

兰桑先生认为从他书中删去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他在原版中坚称，至少王尔德是将他的身败名裂归咎于我的。而雅致的谢拉德先生则走得更远，用如下语句修饰了他的“权威”人生：“他不得不离开贝尼沃，重回最不合理的友情，那时他住在那不勒斯。世人觉得他之所以会作出这种选择，综述起来，就是如《巴黎二十年》的作者所说：‘那个时刻，身无分无，四处碰壁，心如死灰，他无法再抵抗这样的恳求了：给他陪伴代替孤独，友谊代替敌意，敬意代替侮辱，奢华高雅的款待代替贫困交迫。”
都知道那就是我，在他囊资耗尽，每周生活费只有少得可怜的两英镑19先令6便士的窘困之际，给了他那不勒斯的避难所。我想以上引用的内容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兰桑的解释最糟糕透顶。现在我们来看看实情是怎样的吧。王尔德入狱时我在法国，因为他要求我离开。我一听到判决便写信给他。无疑，到现在为止，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是好朋友，他也将我视为最要紧、最亲密的朋友。我立即着手活动，努力能使他轻判，并尽力为他争取狱中特别待遇，这既是为了实现我对他“不畏艰险始终如一”的允诺，也是我的天性使然。我甚至还给一家报纸写文章，证明有不少名人并不认为他的行为过分；在法国，他的罪过根本就不是罪过，任何人看到两年苦役的折磨对人天性和气质的磨灭，都会认为，这是罪不当罚。
除了为王尔德而努力，我还得忙于抵挡加诸己身的愚蠢攻击。王尔德的定罪，由庭审而唤起的对他丑闻的好奇，一度让整个巴黎陷入疯狂。有关我与王尔德的荒谬言论满天飞——无数文章以我的名义发表，尽管我见都没见过作者本人。有家报纸甚至刊登了一堆富丽堂皇的信，声称是我写给某个知名娼妓的——附带一提，我这辈子都没有给这女人写过信说过话。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应付；我与各式各样的人决斗，对形形色色的新闻报纸采取法律手段，但是很快发现，要杜绝造谣者无异于登天；我可能余生都要与诉讼相伴，却终生难还清白了。

这期间，我向《名爵法国》（法国的宪报）写了一篇文章，申述无论如何，王尔德在文学上还是有所贡献的。谢拉德听说了之后，向狱中的王尔德提及，依他之意，谢拉德写信给我，说王尔德极不愿意此文发表。我马上回复谢拉德说，发不发表对我来说都无所谓，除非王尔德自己愿意发表。我与《名爵法国》协商，此文不发表。与此同时，我决定去英国探监，与他就近来所有的事做一番详谈。我写信告知罗伯特罗斯我的决定，他回信告诉我，他刚从王尔德那里回来，因为他的通信和探视都被严格限制了，所以他强烈希望我既不要给他写信，也不要去看他。我说，这样的要求理应由王尔德亲口提出——不管是口信还是书信——但罗斯告诉我，囚犯一年内只准写数量极少的信，接受次数极少的探视。因为他已经把允许可写的信写了大部分了，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既不能收信也不能探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很沮丧。我想着要通过自身所有的影响力来争取一次探视，但有人递话我，如果我真这么做，对王尔德很不好。因此我只能乖乖服从王尔德的意愿，等着他写信给我。接下来我去了那不勒斯，专事写作，写成了一部诗集，准备拿来出版，并献给王尔德。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在狱中后期，王尔德深恨我杳无音讯，不去探视他。他认为我丝毫不关心他，冷漠无情。他不知道，或他装作不知道，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我，我不能探视也不能写信。因为得不到我的消息，他便认为我遗弃了他，这令他极其愤怒。于是他开始写《从深处》。这种愤怒和怨恨显然绵绵无绝。这期间，谢拉德发表了王尔德夫人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去探望了狱中的丈夫，他说，如果能抓住那个人——意思是我——他会恨不得杀了他。
而我这边厢，却在时时想念这个是我朋友的男人，并且掰着指头计算他还有多久释放。我定期从罗斯那里得到王尔德的消息，但从来没有一字一句，一个暗示提到他对我很生气，我的所作所为令他极其不快，直到他即将刑满。这种迹象还是来自我要将自己的第一卷诗集献给他。罗斯写信说，王尔德觉得若是不献给他会更好，并且他希望，我出版此书，不要任何献词。
关于狱中的王尔德，我们已有很多感人、可怜的描绘。谢拉德就写过这样一段值得引用的文字：“先在华兹华斯监狱，后在里丁监狱，奥斯卡王尔德的精神变化达到了世人所能达到的极限。强加于他的隐士生活令有史以来的很多人上升至与星辰同列的高度，但恐怕在此之前，无人证明过这种纠正和增强的力量能如此高尚，如此圆满，如此成功。在过去，他企图仿效巴尔扎克的生活模式，但社交和欢娱总是不时来敲他的门，让他失去抵挡诱惑的意志。现在，在他与世上最无用的欢娱之间筑起了一道铁栅栏：禁闭森严，如果不森严，比巴尔扎克约束自身要浅的话，会让他重蹈覆辙，现在，他有时间思考了。他有时间思考，用他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辉煌头脑思考。监狱体质，强制的饮食节制，强制的毒品和酒的节制，规律作息，定期锻炼——一句话，即简朴的生活——重塑了一个回归自然的他。真正的奥斯卡王尔德是什么样子，他能够成为什么样子，已经明白无误了。在《从深处》中，他袒露自己的灵魂，从这本不偏不倚的书中，我们能看到一个作为思考者和文学艺术家的人获得的新能量。读到这本展示了高尚节操的书的朋友，都会得到至高无上的圣洁喜悦，对罪行的宽容、忍耐、放弃与原谅是如此悲壮，我们几乎能够相信，在他对耶稣基督的激烈冥想中，上帝亲临他身边，令他福至心灵，从神圣的唇间吐出的纶音教会了他人类幸福的真正奥秘。广泛的评论认为：《从深处》有太多耶稣基督的内容。总而言之，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是从基督得到的灵感——不相信基督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书，过着那种生活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书。在英国，听说此书的人都说，显然难以置信。一个沉湎于感官享乐的人会转为信仰耶稣，他的书是亵渎神明，这样看来，不比监狱囚犯的临终忏悔真诚多少，其伪善程度，无异于监狱牧师从犯人那里收到的恭维。”有人听到了这个词，伪善。这是非常宝贵的文字，是大多数王尔德的狂热者非常典型的心境。不像兰桑先生，谢拉德先生显然还无法得知，激起他如此虔诚热情的《从深处》，只是全文的文雅摘录。在兰桑案中揭露的精读版本，可能会让他确信这位华兹华斯和里丁监狱的圣徒，只是伪君子中的伪君子，而且《从深处》确实“不比监狱囚犯的临终忏悔真诚多少，其伪善程度，无异于监狱牧师从犯人那里收到的恭维。”更甚于此，伪善的骗子牧师无意伤害他人，而王尔德却意在完全毁坏一个将他视为朋友的人的声誉。这样做，他既可以发泄仇恨，听不到那个人的自辩，又可以持续收获善名和金钱。

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我说，奥斯卡王尔德误解了我，所以用如此可怕，闻所未闻的阴谋来发泄他的愤怒，而罗伯特罗斯，在当时及王尔德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假装是我的好朋友，却对王尔德的阴谋袖手旁观，连一句警醒我的话都没有，相反，他还将《从深处》送进了大英博物馆，封存至1960年。我本想单独弄个章节来处理《从深处》的问题，我主要想让人看看我负荷的究竟是什么，看看他们的恶意是如何徒劳。任何人，在消除谤议之前，看了兰桑先生的书（心中了无善意），都不会怀疑他处心积虑加诸于我的形象：对王尔德的坏影响造成了他的不幸，在他刑满释放后又妨碍他改邪归正。也是这一位兰桑先生，在书的前言中告诉读者，他感谢罗斯先生为他印证了传记事实——给了他精确的细节诸如“王尔德个性演变”，他是如何一步步变为他为此而系狱的罪行之惯犯的。“他的第一次体验，”兰桑说，“是在1886年，这种行为变为习惯是在1889年。”好吧，1886年我还是一个15岁小男孩，在温彻斯特学校读书，从未听说过奥斯卡王尔德大名；1889年我18岁，与家庭教师在法国南部，没见过王尔德——他的名字对我仍然陌生，直到三年之后。我们相遇时他已经堕入道德低谷了，无需我青涩的帮助。明明罗斯和谢拉德早于我认识王尔德，据他们的说辞，是他忠贞不渝的朋友，直到我出现。他们俩都发誓，他们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讨厌之话，吐过一句猥亵之语，对他的失常他们毫无概念。反之，我一个羽翼未丰、经验全无的牛津学子，在王尔德庭审之前对他的恶行全然无知的人，却要不顾我的正统教育，说我已洞悉一切，成为我出现之前多年前往事的肇因？

波茜一直在这里强调他未经世事，忍不住长叹一声：你明明是只老鸟了，就不要假扮雏儿了好不好？
我们来看Neil Mckenna的《The Secret Life of Oscar Wilde》里的劲爆描写：

奥斯卡与波茜的第一次会面很完美。“我们在他一楼、朝街的小书房里喝茶，”后来波茜回忆，“离开之前，奥斯卡带我上楼来到画室，把我介绍给他妻子。”招待客人以茶对奥斯卡来说很正式，比一般朋友之间的来往还要客气。波西说，“王尔德令人非常愉快，滔滔不绝，我深深被打动了。”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奥斯卡、列昂纳·约翰逊（波茜表亲，介绍波茜给奥斯卡的人）、波茜三人都认同同性恋，三位诗人的谈话，他们所说的高等哲学，其实就是低级趣味。
奥斯卡显然在第一次见面就吸引了波茜。“奥斯卡拥有一种超强的魅力——可以一点也不夸张地形容为一种迷恋——对我来说，第一眼看到他就如此了。”波茜后来讲述他与奥斯卡间恋情的书更多的透露了真情，他在书中这样说。然而波茜却无以为报，他感到“受宠若惊，一个像他这样卓著的人如此关注我，这么看重我，不管是我的观点也好，我的爱好也好，还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怪念头也好，他都严阵以待。”他们分手之后，奥斯卡便很快让波茜答应几天后与他在Lyric俱乐部共进午餐，那天奥斯卡带来了一本最新版的大开本《道林·格雷》，签名是“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来自他的作者朋友，91年7月”。
奥斯卡不失时机地向波茜求欢。“第二次见面（那时他送了我一本《道林·格雷》，我把书带回了牛津），他就向我表明了。”但奥斯卡实在不是波茜的菜，据列昂纳·约翰逊来看，波茜从未与比他年长的人睡过。波茜本能的性趣在，他后来说：“年轻、漂亮、柔软的身体，换言之，男孩子们。”然而，对波茜拒绝与他滚床单，奥斯卡却表现得勇敢无畏。波茜拒绝次数越多，他越坚持不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他利用一切手段向我大献殷勤，他不断邀我与他一起吃饭，给我写信、留便条、发电报。他取悦我，送我礼物，每天都悉心赞美我。他送我每一版他的书，上面还有题字。他为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有天晚上在饭店吃饭时将那首诗送给了我。”最开始的用餐时期，奥斯卡送了波茜一本他亲笔题词的随笔集《意图》，用了如下语句：“给波茜，来自他的朋友，作者……纪念高等哲学。”他们无穷无尽地谈论爱与性，更多的是关于性，因为波茜喜欢这话题。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男孩与buggery（无法直译了，度娘会爆发）。这就是“你的中心话题”。奥斯卡后来对他说。他发现波茜的话语“勾人，可怕的勾人。”（大家想起了吗，《自深深处》的内容？）与他孩子般的纯洁、天使般的美貌以及诗人的敏感相反，波茜的x经验相当丰富。

唉，波茜应该很享受被奥斯卡追求的过程，但谁说奥斯卡就不享受这过程呢？
隔着一层纱望过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意中人也美得简直不像尘世中人。
但是揭开那层纱，走近了之后，争吵便爆发了。
从1891年初会到1900年奥斯卡去世，他们相识了九年。九年的时间，对一辈子来说太少，对炽烈的爱情来说又太长了。
有时忍不住想，若两人都已垂垂老矣，奥斯卡还会叫波茜"my own boy"吗？
那简直浪漫得像一个童话了。
Oscar had met a lot of boys in his life, but there would only ever be one Bosie Douglas.

在一个家谱网站查波茜，结果出来了这东西，华丽丽的“丈夫”二字惊到我了，而且还是在他的直系亲属里（看来世界人民都认可你俩婚姻关系成立……）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王尔德出狱后的情景吧。在他深幽囹圄之际，某个同情者或是谁——顺便一提，是一位女士——捐献了一千镑供他所用。因此他在狱中就有了钱，出狱以后就可以用。无疑，他在出狱之际至少有八百镑可自由支配。兰桑告诉我们，他“立刻跨过英吉利海峡去了迪耶普，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日，与罗伯特·罗斯先生与瑞吉·特纳先生驾车看了周围的小镇，大部分都不宜居。”周末，他在贝尼沃一个小镇的酒馆住下，后来他租了一个季度的山小屋，计划自己盖个房子。“他请人画图纸，并且要用罗森斯坦和香农画在日本金潜纸上的版画作为背景装饰。”谢拉德告诉我们，在贝尼沃，他的钱花光了，他把钱跟那些离船的水手莽夫、监狱释放的囚犯一起花，还邀请朋友去贝尼沃看他，他还让结了婚的朋友带着妻子一起来……他让来贝尼沃的人看到他有多绅士、多英雄、多好心。”确实！这些斜体字是我弄的，我就不作评论了（斜体字是绅士、英雄、好心）。我那时在巴黎，随后与母亲去了埃克斯雷邦。在王尔德简短、辉煌、亲切的贝尼沃时光里，我在埃克斯雷邦。在贝尼沃他花光了最后积蓄，变得一贫如洗。他本应该节制点花，撑到他找到工作。我从王尔德那得知他很好，一切都好，有“亲爱的谁谁谁”和“亲爱的谁谁谁”来看他。我们通了几封信，他不断提到要来看我。最后，我决定在那不勒斯租个别墅，一切都安排就绪，准备让王尔德上那去看我。我动身去那之前，收到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上说，他花光了最后一厘钱，朋友都走了，他连来那不勒斯的钱都没有了。我电汇了足够的旅费，他来皇家旅馆与我会合，很快我就带他去波西利波的吉迪斯别墅。在贝尼沃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有800镑，到我这里来时，除了我给他的钱，他身无分文。有人说，他来那不勒斯是我发疯请求和说服的结果，但实际上，只是因为他已无处可去，除了我之外，无人收留他。他既不需要“引诱”，也无需“诱惑”——我绝没有这样做，他非常高兴我替他建了个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