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了，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马上送上更新~~~
我们一起住在Mount-Temple夫人（康斯坦斯的一位远房表亲，Georgina Cowper-Temple, 即Lady Mount Temple，是康斯坦斯的密友）位于巴巴科姆（英国一个区，包括托基，德文郡和英格兰）的屋子时，他构思并写了整部《无足轻重的女人》；我们一起住在沃辛（位于西苏塞克斯的一个海滨城镇）时，他写了整部《认真的重要性》；我们一起住在戈林（位于伦敦上流住宅区的一家豪华饭店）时，他写了部分《理想的丈夫》，在伦敦又写了一部分，那时我们频繁在一起（通篇的where we shared a house真令人不忍直视啊(～ o ～)~）；而在我的那不勒斯别墅，他创作完成了最终版的《里丁监狱之歌》。我无意将他人的成果归功于自己，但是既然作者间的合作在许多更细小的地方都得到了承认，那么就算是我有意宣扬一下我在上述戏剧以及上述《里丁监狱之歌》中的功劳也不为过吧。放在普通的场合，我不会对此说一个字，因为这对我来说再自然不过了。我们在一起时，王尔德会将他写的东西给我看，并读给我听。因为他邀我做出建议和评论，，那么我提建议，他采纳，也都再自然不过。事实上，王尔德一贯随心所欲利用我所具有的天赋，我协助他完成了很多条令他一举成名的对话和讽语，《里丁监狱之歌》我又给了他许多物质上的帮助和建议。这首诗很多章节是王尔德原封不动地从我的一首诗中摘录的。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直到离开里丁监狱之际，他还对歌谣这种诗体不屑一顾，并对它的运用几乎一无所知，而我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这种诗体，并写了《珀金沃博科之歌》（珀金沃博科，在英格兰亨利七世时期伪装成英国王位继承人）和《圣维特之歌》（基督教传说中的西西里岛圣人）——后者王尔德在那不勒斯初次读到，深为打动。鉴于我们友谊的文学一面，与其说这是我的要求还不如说这是我应有的权利，我要这样说：我从未否认过我从王尔德身上学到东西，在文学方面，我欠王尔德良多。但是另一方面，鉴于他所说，我有必要说明，王尔德欠我跟我欠他一样多，甚至比我欠他还要多得多。我没写过从他作品中摘录一个字句的戏剧和诗歌，此生也没有从他身上获得过文学启示。只要阿弗雷德道格拉斯能为他所用，就是我的荣誉了，我对他有求必应。我所要求的仅仅是，最后我不要受到中伤。
尽管我们在吉迪斯别墅的生活与世无争，经常伏案苦写，但我们在一起的事实还是令王尔德的有些朋友不快，流言家们又开始忙碌了。达林法官先生在兰桑一案中的表现恰好说明了像他这样的要人制造丑闻是多么容易。“你是否得知，坎贝尔先生，”法官大人问辩护律师，“你对那不勒斯的名声是否了解？”当然，坎贝尔先生无比反感地摇头，陪审团因此而在脑海中认定（脑补，哈哈~），那不勒斯的别墅意味着低级的邪恶和挥霍。
任何一个详细了解欧洲的人都很清楚，那不勒斯在当时，现在，一直都是意大利贵族阶层专有的度假胜地，那里也有许多英国的上流侨民。我的外祖母，已故的洪.阿弗雷德蒙哥马利夫人在那儿住了二十年，我在那里，每一个上流阶层的人都认识我，如果我有心履行自己的社交职责，想要跟谁来往都不成问题。那不勒斯的地位与罗马、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或任何一个意大利城市都没有区别。很多达林法官先生可能无缘得见的名流每年不断去往那边。就像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统帅）身前还有许多勇士一般，也有很多人能在达林法官先生面前，从最无害的生活方式中嗅出蛛丝马迹来。王尔德和我在那不勒斯，恶意的流言和猥亵的绯闻便随着他们的恶劣影射扩散开来，甚至令人来不及反应。流言传到我亲友的耳里，他们为此深为烦恼伤心，他们劝我，与这个男人交朋友是在玩火自焚，赶紧跟他断交。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一位专员（我1896年冬季与母亲在罗马）赶来那不勒斯，在大使的授意下特意专程来看我，并敦促我，远离王尔德才是明智的做法。他对我说，让王尔德住在我的屋子已经引来了令人不快的流言蜚语，为此他不辞辛苦，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我导致了这样的流言对大使馆的人也不公，因为我在罗马时他们可是款待了我，极尽地主之谊。我告诉他，我不在乎流言蜚语，我让王尔德跟我一起住是因为他无处可去，已是穷途末路，在这种情况下，

对了，今天是元宵节兼情人节，祝各位亲爱的tx们节日快乐！！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那些思想邪恶的人对不关他们的事乱嚼舌根就将他扫地出门是不可能的。他非常坚持，当他发现我不为所动的时候大为光火，说我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笨蛋”，我会十分后悔跟“王尔德这样的禽兽”交朋友，他会利用完了我之后再转身谴责我。我当时对这样具有先见之明的断言十分愤怒，我们不欢而散。我那时相信——现在也依然相信——我的做法是对的，是绅士的。准确地说，我知道王尔德在努力写诗，我相信他的生活清白，已经决心洗心革面，我也清楚自己的人生一向正当，因此我不能其朋友于不顾。其他人要是想嘲笑就尽管嘲笑去吧，但是我英国的亲友们的情绪却很大程度被我的敌人煽动起来了，最终越演越烈，决定断了我的经济来源，除非我与王尔德分手。我被迫屈服了。但是我没有任这个依靠着我的男人自生自灭，我安排他继续住在吉迪斯别墅，租金提前预付了，并让母亲寄给他２００镑，足以让他过一到两月的舒适日子，我还依他所愿给了他额外的钱，数目在２００镑。这笔钱是可以证实的，事实上，在兰桑审判案中已经得到了证实。王尔德一边写信给我，承认这笔钱，并对我的好心向我表示感激的同时，一边却写信向罗斯抱怨，说我抛弃了他，因为他已身无分文了。所有对王尔德事件的细节清楚的人都知道，这笔钱总数是２１９镑，每周通过他的朋友不定期交给他。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王尔德的控诉不值得相信。任何熟知他的人都会，或者是已经嘲笑过他说我期盼他存钱的荒谬言论了。我太了解王尔德了，不可能奢望他能有所积蓄，即使是在他所宣称的鼎盛时期。那么在他作为一个从前的囚犯，一个债务都未偿清的破产者，连张火车票都是我买的情况下来到那不勒斯我的住处，我却期盼他能在金钱方面为我带来好处真是太荒谬了！然而兰桑却在他的《批判性研究》中这样写道：“就在王尔德离开贝尔内瓦尔到那不勒斯不久，控制了他能与朋友共住的收入的人便有意中断了这样的经济来源。一旦他没有了钱，他的那位朋友就离开了他。‘这是，’王尔德说，‘痛苦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来到了巴黎。”最后一句话应该这样修改：“他兜中揣着阿福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给他的２００镑来到了巴黎，那笔钱是通过莫尔阿迪先生以及昆斯伯里侯爵夫人交给他的。”可惜文章却不是这样写。

当然王尔德到了巴黎——他听说我打算住在巴黎的当口就动身前往巴黎。那是１８９７年的１２月，他到了后住在玛索里耶街的一家旅馆。几周后我便到了巴黎，住在克莱贝尔大街的一幢公寓。他整天待在我的公寓，只回自己的旅馆睡觉，整整一年——也就是说，直到１８９８年底——他拿我的公寓当自己的用，经常在吃饭时间出现，每当他无处吃饭时，并且总是从我这里要一笔钱走，这笔钱已经远远超出我那时能帮他度过永无止境的难关的范围了。我一次次地相信他从我这里要到的钱都用在了自己身上。１８９８年１月还是２月，他通过里昂那多史密瑟斯出版了《里丁监狱之歌》，我相信他后来又从剧院经理那里得到了几笔他打算写却从未写过一行的戏剧的预付款，这些版权他以２０镑到上百镑的价钱卖给了至少６个不同的人，同时他还卖了两部戏剧的故事情节以及一些短篇故事一小笔钱，这些故事同时又交给了出版商。但是不管他弄到多少钱都无济于事。

几百法郎就能让他不来克莱贝尔大街吃晚餐而靠几杯boidevardiers的酩酊大醉获得短暂的享受，但是第二天他又会回来吃中饭，满嘴抱怨世道的不公，他处境的艰难，我那时瞬间觉得他是永久领养老金的人，我告诉仆人当我不在时要给他吃的，也要不定期借给他钱。从１８９９年到１９００年，他的情况越来越糟。１８９９年底我在苏格兰买了一支猎枪，跟哥哥道格拉斯哈维克一起。我在苏格兰一直待到１９００年１月我父亲去世。按照父亲的遗愿，我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财产，第一笔我拿出的钱是１００镑，给了正在巴黎的奥斯卡王尔德。拿这笔钱他去了一趟瑞士旅行。他回来时我正住在尚蒂伊（法国北部一村庄,位于巴黎以北）的一家旅馆，在那里我买了一个马厩。当然，我经常回巴黎，无论何时我回巴黎都不会忘记叫上王尔德一起吃饭，离开时也总是给他一笔钱。我的银行账单记录，仅仅是我父亲去世后的一年时间里，光支票就开了近４００镑，这笔数字已经在兰桑一案中得到了证实，我还给过他两次现金。那一年里他至少从我这儿得到了１０００镑以上，还包括无数次的招待。让他请我吃顿饭，我口袋里留着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会一脸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的表情出现在约定碰头的的饭店，然后说：“瞧，我们的境况多么不济，我们的心情多么痛苦啊！”我就尽可能安慰他。令他振作，但他的情绪却始终消沉，脸上难见笑容。分手的时候，如果我将手伸进兜里，掏出五六百法郎给他，一切好说；如果没有，他会再点一杯老白兰地，并将账又添进他旅馆门下，增进旅馆老板的恶劣态度以及他自己的绝望处境。最后，我多少已经习惯了在下一步节目之前就将承诺的钱给他，我发现只有这种方式能让老奥斯卡王尔德振作，我们才能愉快地交谈。

我记得很多次我们坐到很晚，在这之前我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那就是在我们坐下用餐之前先给他一千法郎，他便像往常一样为我说许多愉快的事。我们喝着一杯接一杯的利口酒，聊着，笑着。当我招手结账时，王尔德霎时拉长了脸，一副可怜相。“我亲爱的男孩，”他说，“钱——啊！——钱，我讨厌烦你，但我现在确实需要１０００法郎。如果我不能拿钱付清一部分欠账，我就回不去旅馆了。不妨告诉你，我已经身无分文。如果我回不去旅馆，我就无家可归了。”但是，我亲爱的奥斯卡，“我说，”我刚刚给了你一千法郎，你放进口袋了。“他惊讶地看着我，然后迸发出一阵带着咳嗽的大笑，我也笑了。

尽管他完全可以靠我给他的钱过舒适日子，我们看到，尽管他每周都有收入至少可以确保不至于饿死，然而无疑，王尔德最后的人生却是穷困潦倒。他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方设法弄钱，写了很多花言巧语的乞求信，但是显然，每张好心的门都向他关闭了。人们开始对他硬起心肠，尤其是当他开始酗酒毫无节制，平且毫不隐晦他又重新沾上从前的旧习。他的放浪形骸在巴黎人尽皆知，他成为街头巷尾的嘲弄对象，”光之城“（the "City of Light" 巴黎的别称）的英文败类。他吃饭赊账，向侍者借钱。他的健康状况与日剧下。因为酒精的侵蚀，一点点刺激便能让他哭泣咒骂。尽管如此，他的智慧依然闪耀，他的学识也伴随他到最后。１９００年我在巴黎时多次从他身上看到这种可悲的损害与阴影。

自他从监狱释放，我与他在公众场合一起出现便需要极大的胆量。无论我们去哪，他都被人认出来，避之唯恐不及。我看见咖啡馆的人一看到他进来便离开，一起去餐厅吃饭，交谈的人们瞬间安静下来，然后听到令人不快的闲言闲语。一些我们常去的地方，他们还会赶他出去，当然，他们不敢赶我。到他的晚期，这种针对他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他已经众叛亲离，自尊也几乎丧失殆尽。

他会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亲爱的朋友，很抱歉，我觉得我喝醉了。”然后他会大呼着出租车踉跄前行。他醉酒后闹过很多笑话。有天他对我说：“我有一个伟大的发现，那就是不断地大量饮酒便能喝醉。”确实如此。在Maire's有一瓶１８００年的真白兰地，最初是放在杜伊勒里宫的。有次王尔德在那里吃晚饭喝了一点，立即就将Maire's当成了他第二个家。那东西一杯五六法郎，但对王尔德来说，如果他恰好有钱，或者有人请他，那都不是问题。他向总管致谢如此“无与伦比的白兰地”，并且从此不可自拔。除我之外，王尔德几乎没有其他能在金钱上资助他的朋友。弗兰克哈里斯不时过来带他去Durmid's吃晚饭，我知道哈里斯也资助他钱。同时，他也会找来少数几个愿意展示好心的朋友，但是大部分都是美国人，而且他们与这位被他们描述为“英国第一的诗人与戏剧家”的人的友谊也缺乏耐力。

接到罗斯的信说王尔德病了，但是情况不严重时，我正在苏格兰打猎。第二天我就收到电报说他死了，问我后事如何处理。我直接赶到巴黎，来到王尔德去世的d'Alsace旅馆。我看到罗斯与特纳也在，他们告诉我，王尔德没有钱。我立即出钱对付眼前，丧葬费也是我出的。葬礼上只有罗斯，特纳和我三个送葬者是英国人。葬礼过后，罗斯递给我一张王尔德的小笔欠账清单，包括他欠下的饭钱以及向侍者借的钱，诸如此类，总数在２０到３０镑之间，这笔钱也是我付的。

王尔德死后三年，我收到一封巴黎的牙医M. Du Bouche的来信，说王尔德欠他６００法郎的服务费还没付清。我回信给M. Du Bouche，建议他去找阿德里安霍普先生，据我所知，他是王尔德的受托人。之后M. Du Bouche写信给我，说他找了阿德里安霍普先生，但霍普先生声称对王尔德的事一无所知，拒不负责。面对这样一封信，我付了M. Du Bouche６００法郎，得到了他的收据。毫无疑问，那时罗斯是王尔德的法律代表。王尔德没有留下遗嘱，但是他死前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我保证，如果我先你而死了，让你来处理我的文稿事务。”罗斯在１９０６年成为王尔德的文稿执行人——在王尔德死去六年后。葬礼过后，他找到我，对我说：“王尔德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除了一堆旧纸，我想你不介意我带走吧？”我告诉他，就按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做吧，此事就此了结。

王尔德和我都觉得罗斯是很值得信赖的朋友，因为他总是乐意为我们处理我们自己懒得去烦心的种种琐事，这也是他让我感觉到的优点。人们可能认为，王尔德的零用钱都是“通过罗斯先生”支付，罗斯是他某种意义上的监护人。事实上，王尔德通过罗斯为他安排的支付却造就了他的麻烦处境，并导致了他与妻子律师的谈崩。
本章完
波茜妥妥的嫉妒恨哪～～
接下来间度不定，但我会一章一章地更新，这样几个回合就能解决完毕，大家看起来也会爽些～～～～
再祝众亲新年快乐！！！！

顶顶顶，帖子不要沉啊，都到第二页了T T！！！

呼唤楼主更新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