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只能大体看看观点，不能究细节。然而，如某猪所引《考信录》：“文人学士又好议论古人是非，而不复考其事之虚实，不知虚实既明，则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诚哉斯言。史实的讹误，不能不让人连对史家的观点也一并质疑。

其次就是我所言“植入”效果。如同某科幻大片所示，在人类意识不设防的时候，靠暗示“植入”其潜意识深处的印象，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我们看网文、看无名作者的文章，每每心怀戒备，多留心眼，常常质疑“这厮写的是不是真的？”但对于口碑出众的权威读物，谁还会一直防备呢？大抵如同我们最年幼的时候，对课本的虔信与膜拜吧。

下引《万历十五年》TXT：
队伍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见到了被废乡居的故友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寐。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指着自己的鬓边白发，对高拱感慨不已。高拱当时已经治病【电子版输入错误词汇，请参考实体版校正。——猫注】，两人见面后仅仅几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张居正绝对没有预料到，他和高拱之间的嫌隙，不仅役有随着这次会面而消研，而且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了可悲的结果。
……
……在上述两个因素【“这一改变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猫引黄氏上文原文，加注】之外，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经暗中和李伟结钢，希望通过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冯两人所诬陷。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一愿望因此无由实现。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组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书中历数张、冯的罪恶而为自己洗刷，主要有两大问题。 ……
……
     皇帝听到这一故事，距离发生的时候已有10年。他虽不能判断这一切是否全系真实情况，但至少也不会毫无根据。因为他还模糊地记得，10年以前，宦官告诉他有坏人闯进宫内，而且张先生叮嘱皇帝要谨慎地防备这种图谋不轨的报告，还仍在文书档案之内。他满腹狐疑，立即命令有关官员把审讯王大臣的档案进脚前查阅。查阅并无结果。因为审讯记录上只写着王大臣胁下藏有短剑两把，别无详情，此案的结果则是王大臣经过审讯后在1573年阳历3月25日处决。这一重案竟如此不了了之，使已经成年的皇帝大力不满。他一度下旨派员彻底追查全案，后来由大学上申时行的劝告而中止。申对行说，事情已经过去周年，除了冯保以外，所有与本案有关的重要人物都已去世，如果再作清查，不仅水落石出的可能性甚少，于事无补，反而会有不少人无端被牵连，引起不安。
……
     此书内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别论，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在这以后，在万历皇帝时张先生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是位的忠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他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


上边摘选的几段文字，讹误之多已经令人无语。
黄氏用小说笔法描述了张居正与高拱最后见面的场景，颇为煽情。“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指着自己的鬓边白发，对高拱感慨不已”不知何为所本，但考虑到居正回京特地稍微绕了下远路，专程探视高拱，这些煽情描述似乎也可以视为合理的生发。但是，本以神宗实录，张居正是在万历六年六月十五日抵京的；本以高拱生平文献，高拱于七月初二去世。驽钝的读者无法理解“两人见面后仅仅几个月，他（高拱）就与世长辞了”这句话的内涵。——莫非在明代，从河南新郑走到北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么？读者究竟应该质疑明代交通的效率呢，还是应该质疑学者写史的严肃性呢？
（事实上，同样本以神宗实录，张居正是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从湖北江陵出发的。）
而且，因为下一句“张居正绝对没有预料到，他和高拱之间的嫌隙，不仅役有随着这次会面而消研，而且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了可悲的结果。”——而脑补的读者，当真不在少数啊。辅以黄氏下文对《病榻遗言》发表时间、及其政治影响的论述（一点注释出处都没给的公理貌叙述），有多少人把高张最后会面脑补为“张居正最后刺激了一把高拱，导致高拱写出《遗言》身后报复”？


下文“这时（指万历十一年——猫注）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它（指《病榻遗言》——猫注）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等提法，毫无任何史实依据。也许黄氏看到了什么鄙人没看过的珍贵史料，但却没有给出出处吧。反过来试想，如果这样的文字不是出自黄氏这样的“大家”，而是出自一般网络文章，作者恐怕早就会被方家指责“不严谨”或直接嗤为“YY”了吧。
黄氏又言，万历对张居正的狠心绝情，除《病榻》一书外，尚有两个因素：“这一改变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其二”且不论，这“其一”，以鄙人之驽钝，实在看不出有何依据。郑氏妃子人品不佳，是公论，但似乎也不必把万历帝的所有恶行都归结于此女的影响吧？具体在张居正案上，郑氏使万历狠心绝情？我实在不能理解这其中的联系。而如果黄氏并非特指郑氏对张居正案的影响，又何苦在此处提她一笔呢？


上文提到的某些印象，在明史爱好者心目中已经“约定俗成”，默认为真实不容推翻了。
奉黄仁宇著作为圭臬的人，惯常自诩为精英，面对通过一般通俗读物了解明史的人群，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而本质上，也不过是可能同样被“植入”错误经验的明史初入门者而已。因为心仪较成体系、深度高度俱佳、又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而下意识地同样认定了该文本叙述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在自己的脑海中作出进一步夸张、生发，通过反复自我强化印象而终于深信不疑。
鄙人也是明史初入门者。明清以降浩如烟海的史料已经使我头大如斗，其间种种矛盾、疏漏之处更令人无所适从。研究明史实在不易！我今天写下这些，诚属给自己找掐，大概会被批评为“攻击名人，哗众取宠”。不过，既然连先前质疑黄氏的陈梧桐君亦被抨击，猥琐卑微的小人物如我者又算得了什么。为新郑公“捏造政治谣言恶毒报复坑害对手”辩诬的道路，尚远矣！


郑贵妃和太师被清算有啥确切关系
万历宠爱她对太师下毒手倒有可能

为新郑公“捏造政治谣言恶毒报复坑害对手”辩诬--------------至于吗

不过当年福王还要张家的田地呢
看来张家良田很多啊

郑贵妃不是人品不佳而是超级烂
万历也是被她越待越坏

为了避免我对黄氏文章理解错误，而造成的误会，下边全文引用黄氏对“郑妃影响万历”相关论述的原文（TXT版，有录入错误，请参考实体版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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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冯保被籍没。）
     依此类推，还应该没收张居正的财产，因为他比冯保罪恶更大而且更富。但是万历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提到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的心头涌集。所以，在冯保被摈斥后，有一位御史继续上本参奏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朱批回答说，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是“待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然而在两年之后，即1584年，万历就改变态度而籍没了张居正的家。这一改变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郑氏在1583年由淑嫔升为德妃，1584年又进为贵妃，这几年间已经成为皇帝生活中的重心。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妇女，万历的种种重大措施，很难说她未曾与闻，因为对皇帝，在当时没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皇帝的心肠才陡然变硬。至于慈圣太后家族和张居正之间的嫌隙，已如上文所述。张居正在世之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饬，受到监视，对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检点。等到张居正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武清伯被提升为武清侯，整个朝廷的倾向，由于对张居正的怨毒而转到了对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而向慈圣示意，这同样也非外人能获悉。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外，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经暗中和李伟结钢，希望通过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冯两人所诬陷。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一愿望因此无由实现。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组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书中历数张、冯的罪恶而为自己洗刷，主要有两大问题。
（下文：《病榻遗言》相关。）


“万历宠爱她对太师下毒手倒有可能”——有什么可能？？

至少有几个看过我文章的人，对“《病榻遗言》的出版时间、动机、作用、影响”已经产生了质疑。不再像以前那样，板上钉钉地相信是此书使张居正身后罹难了。我似乎不算白费力气呢。
这文章才刚写出来而已。网络通俗读物流传的渠道比较多，以后会有更多在网上查资料的人无意搜到此文的。这样应该算是为新郑做了点事情。


因为郑氏人品烂，所以万历帝的一切恶行都可以被推到她身上。
因为本来就是污黑的人，所以可以随意往她身上泼更多的污水毫无压力。
被鄙视的人，和存在感差、不被关注的人，都可以被局外人随意践踏。本来是黑脸，再黑些有什么所谓？本来不为人知，扭曲一下又何关紧要？
又譬如严世蕃，因为本身罪大恶极，所以当他被徐阶捏造以“通倭”之罪而论死时，人人拍手称快，没有人会质疑，这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
然而，海瑞也曾被徐阶之子买通的言官诬陷弹劾“通倭”（徐家人似乎很喜欢说别人通倭呢~），如此忠义之臣被诬，则是令人不可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