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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哲学精神-1
不少西哲史喜欢以神学为引子，进而展开对哲学的讨论，但将此法运用在中哲上却颇显尴尬。中国人自来的对神学的满不在乎，让这种溯源方式屡试不灵。于是乎，西方人疑惑，中国人生活里是不是了缺少了一种对“超道德”的追求。
超道德，是冯老在书中给出的一个名词，指超乎现实的价值追求。“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文中如是说。因而，楼主最开始把这个词当作西哲的形上学来理解，但很快发现不妥。形上学所超越的是理性意味的经验，而非价值意味的道德。
而这，很可能正是中西哲从思想根源上的一大不同，即西哲所历来追问的是“世界”，而中哲所追求的是“人”。要注意，“人”不是“意识”，所谓“意识”是西哲对“世界”追问中解构出来的东西，它作为主体，被和“世界”这个客体分离（当然黑格尔的时候又统一了回来）。但“人”自来与它所处的环境一体，它不需也不能被追问，因为主客体从逻辑上便从未分离，更不需要后来人用辩证法去统一。
回到话题。很显然，冯老提出的这个词本身便是在中哲的语境中，“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中哲自身便具有的“超道德”性质，使中国人无需利用宗教去弥补信仰的缺失。

（一）中国的哲学精神-2
谈完一般性问题，冯老继续讲述标题中的“中国哲学精神”是为何物。整体划分，中国哲学的主流可以归出两类，追求“道德价值”的“入世”哲学，和追求“超道德价值”的“出世”哲学。入世和出世就好像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一样对立，但没有任何流派是只“入世”或“出世”的，因为中国哲学的最大目标便是达成它们的统一，即“内圣外王”，这种社会观与宇宙观的统一，便是“中国哲学精神”。
章末，冯老还解释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哲的很多原著，言论简短又没有联系。这是因为按中国传统，并没有哲学家这样一个职业，那些书也并非正式著作，只是对他们言行的记录。而从语言习惯上，中哲又不喜欢明示，追求明晰不足，暗示有余，因而看译本会使对内容的理解大打折扣（不会是在点黑格尔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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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哲学的背景
这章里，冯老以一种类似地理决定论的视角，展开了对中西差异的分析。中华民族作为大陆文明，其发展以土地为根系，更倾向于协调自身与世代生活的旧体系。而西方的海洋文明，靠商业维持其繁荣，要经常与异邦打交道，因而思维更倾向于辩。
同时，大陆文明的最根本的生活方式是农耕，因此其认知方式是直觉的，现象的；而海洋文明的商业活动首先接触的是数字这类抽象概念，因此其认知方式往往从假设出发，即本质的，或者按西哲自己的语境，应该说是形而上的。
冯老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在中西哲里都有“有”和“无”的划分，但中哲倾向于认为“无”高于“有”，而西哲倾向于认为“有”高于“无”。这是因为“有”（抽象存在）和“有限”（具体存在物）是有区别的，而“无”（无限性）和“无限”（无的状态）是无区别的。并引入了一个名为“审美连续体”的概念，形容这种直觉产生的认知观。
综上，可以化用论语的句子。西哲就像“知者”，而中哲便是“仁者”，故“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三）各家的起源-1
共讲述了两位尝试为“百家”分类的史官，与作者自己的一些观点。
第一位试行分类者是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以“论六家要旨”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六派：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而第二位试行分类者是刘歆，即刘向的儿子。尝试以溯源手段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谓溯源，就是说每个流派其实是由特定的官职演化而来，比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此方法冯老颇为赞赏，但也指出这种机械的，具体的划分，很多并不准确。

（三）各家的起源-2
宏观角度上，早期“百家”的形成确实与“官”的关系颇深。所谓“封建”一词，原指西周的“封土建国制”，即“在国君的统治下，每个国家内的土地再分成许多采邑，每个采邑各有其封建主，他们都是国君的亲属。”
土地所有者为“君子”，即“国君之子”；而农奴被称为“小人”，即“庶民”。在此背景下，官师不分，当时的学问只在“君子”之间流通，所以封建主的“家”不仅是权力中心，更是学术中心。
到了东周时代，这种封建制度开始逐渐解体，一些贵族或官吏流落民间，以他们的专长为生。这种私人传授的出现，逐渐形成体系，便成为了某某家。

照冯友兰这样的见解，他是试图去历史中去找哲学家，而不是去找哲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是不一样的的，但大一统时代的形成，除了维护主流思想，还可以产生非主流的哲学思想来么？动荡时期的思想活跃，可能产生些哲学家来，估计也没什么高人的了，因为他们除了济世安民，还有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万物与人世的翰林编修更加博学的么？

（四）孔子：第一位教师-1
西方一些文献会把儒家称为“孔子学派”，但事实上“儒”的字义是文士或学者，即组成学派的人都是传授古代典籍的教师，因而儒家的含义比“孔子学派”要更广。正如前文所说，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而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授了大量学生的人，即第一位“儒”。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的“儒”。作为教师，孔子解释典籍的方法是“述而不作”，在传述传统制度和观念时，他的解释又往往是由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因而其实在“述”中“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四）孔子：第一位教师-2
同时，孔子还有自己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对于个人，孔子强调仁与义。义是指事之“宜”，即应该做的事，这些事与“利”相对，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仁是义的本质，是爱人。
依照仁与义，孔子进一步推演出社会层面的方法论，忠与恕。忠恕又称“絜矩之道”，即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自身的行为，用更明确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关于天人理论，孔子主张“知命”。这里的“命”并非宿命论那种消极的前定命运，而是处于本心之外的既定事实。如前文所见，孔子一生主张仁义，即做该做的事，但总有一些事情本身是人力所难改变的，这没有关系，因为你完成了你的“仁”，对得起自己的本心，而剩下的都是“命”，也因而孔子被一些隐士嘲笑“知其不可而为之”。也由此可见，这种天人观是仁义观很自然的外延。

（五）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1
之所以冯老把儒家和墨家放在一起对比，是因为他们都是“入世”学说，都强调他人，强调社会。而之所以是对比，是因为他们所服务的阶级截然相反。儒家从上层社会出发，因而强调礼，是道德主义者。而墨家从底层社会出发，则是极致的功利主义者。
墨家最核心的两个观点是“兼爱”和“非攻”。与儒家有差别的爱不同，墨家的爱是绝对平等的，比如在墨家眼里，你对自己父亲和隔壁老头的爱也应该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极强的集体主义，更利于底层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而“非攻”更好理解，就是能动嘴别动手，能减少牺牲就尽量减少，很符合他的功利主义理念，包括墨家会发明那么多的机巧工械，也与此有关。
那么，人们不仅要问了，我为什么要“兼爱”？墨子在此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天人观，即“天志”和“明鬼”的存在，这两个东西就像无形的监察者，时刻审查人的行为，对不行使“兼爱”的人进行惩罚。这种看似潦草又不合理的说法，其实对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底层人非常受用，进一步印证了墨子的功利主义倾向。

（五）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2
能很好执行“兼爱”的人被称为“兼士”，反之为“别士”。“兼爱”需要宗教制裁，还需要政治制裁，于是墨子建立了自己的社会观。“兼爱”需要强权来维护，因而组织中应通过选举产生“巨子”，“巨子”一旦当选便拥有绝对权威，不容置疑。从此观念进一步看出了墨家与儒家的分歧，如果说儒家是自上而下的维新派，那墨家便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派。
另一方面，“巨子”的产生看似与“兼爱”理论产生了矛盾，实则不然。所谓“巨子”应是前文“天志”的执行者，是人形机器，不能参杂个人情感。当然，墨子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权力的监督问题，他认为靠选举就能得到一个永恒不变的合格统治者，这显然是他的局限性。毕竟他是第一任“巨子”，大概认为其他后继者都能和自己一样罢。

（六）道家第一阶段：杨朱-1
按生平年份来说，老子本应是早于杨朱的。但冯老通过进一步剖析理论发现，老子理论的成熟度要远高于杨朱，并且参杂了许多后来名家的观点。辅以考古佐证，冯老因而推断《老子》一书并不出于老子之手，而且成书时间应当在战国时期，晚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代表，《庄子》同理。
而杨朱，作为早期隐士的代表，才是道家的第一阶段。与先前的儒家，墨家背道而驰，早期道家否定集体而强调个人。这种理论大概发源于早期隐士的“欲洁其身”主张，他们不但要“避世”，更要为自己的“避世”找出意义，杨朱便是此类人的典型，一个极致的个人主义者。

（六）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2
早期道家最核心的两个观点便是“轻物重生”和“为我”，其中“轻物重生”否定了“利”，“为我”否定了“义”，可以说把儒墨二家狠狠地拍死在沙滩上。
以此理论为发散，早期道家开始发展出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著名的“一毛不拔”便典出于此，“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
而延伸至社会观层面，“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政治主张也逐渐成型。
综上，道家第一阶段全部的出发点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全生避害”，而这也成为了后续道家发展的原点。因为避无可避，所以老子选择依照规律去调整自身（二阶段），而因为总有变化始料未及，所以庄子选择“齐生死，一物我”，从更高维度超越现实的存亡（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