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民间文人，也都是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原雅音作为共同语标准音。清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上•正音书院》和俞正燮《癸巳存稿》记载：雍正六年，因闽、粤两省人尤其是其中的仕宦者多不谙官话，有碍政令畅通，雍正皇帝下令闽、粤两省地方官推行官话；于是闽、粤各地设立正音书院教习正音。这种教习正音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以后（参见后文）。这里所说的正音，指的就是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原雅音（详后）。统治者以洛阳话为正音，民间文人持同样的观点。康熙年间朴隐子在《诗词通韵•序》中说：“词严声律，韵必中州。盖河洛当九域之中，其音可通于四方耳。”该序又说：“余究心声韵，远历诸方，考校三十余载，斯知天下固有通音。其能播达九区、象译外国者，实惟中州。”康熙年间潘耒在《类音•南北音论》中说：“河洛天地之中，雅音声韵之正。”乾隆年间罗愚在《切字图诀》中说：该韵图“摄以开合口呼，正以中州音。”

到了清代中期以后，部分学者仍然以中原雅音作为共同语标准音。道光年间王德晖和徐沅澄在他们合著的《顾误录》中说：“天下之大，百里殊音，绝少无病之方，往往此笑彼为方言，彼嗤此为土语，……愚窃谓中原实五方之所宗，使之悉归中原音韵，当无僻陋之诮矣。”道光年间张燮承在《翻切简可篇•读横直图口诀》中说：“填图字样皆系按中州韵填入，学者不可因今古音讹、南北音异妄自更改。”同治年间周贇在《山门新语》中认为：“夫中国车书一统，而音韵必协以中州”，“盖五方方言互有得失，惟中州音正而讹少耳”。周氏在该书中还披露了吴语区的读书人用中州音读书的情况，他说：“吴中俚语谓‘鸟’为‘貂’之上声，他省人闻之，莫不惊笑。而吴士读书，亦从中州读为‘娆’上声。”周氏提供的这条材料是清代中叶以后方言区的人还在以中州音作为标准音的重要证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期以后统治者认为中原雅音是共同语标准音的认识仍然未变。咸丰年间莎彝尊奉朝廷之命在广州教授正音，著《正音咀华》和《正音切韵指掌》两书，所谓正音指的就是中原雅音。莎氏在《正音切韵指掌•十问》中说：“何为南音？答曰：古在江南建都，即以江南省话为南音。”“何为北音？答曰：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话为北音。”“何为正音？答曰：遵依钦定《字典》、《音韵阐微》之字音，即正音也。”从表面上看，莎氏仅仅指出正音就是《康熙字典》和《音韵阐微》所代表的语音（按后者的语音去拼前者的反切，能拼出后者所代表的正音来）。然而《音韵阐微》所代表的语音和一般韵书所代表的语音一样，是以某一个地域的语音为基础的。莎氏把《音韵阐微》所代表的语音——正音——和南音与北音相并列，可见正音就是不南不北的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原雅音。[41]

然而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洛阳语音的权威地位逐渐衰落和北京语音权威性的逐渐增长，共同语使用者对标准语音的心理认同逐渐从洛阳语音向北京语音转移，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北京语音成为了共同语的标准音。道光年间禧恩为其弟裕恩所著的《音韵逢源》写的序文说：“惜其不列入声，未免缺然。问之，则曰：‘五方之音，清浊高下各有不同，当以京都为正。其入声之字，或有作平声读者，或有作上、去二声读者，皆分隶于三声之内。……且此谱只为传声射字之用，固音韵之游戏耳。故多收俗字而略僻字。至于研穷音义，博证典籍，自有《音韵阐微》、《康熙字典》集六书之大成，广大精微，非此书之所能尽也。’余韪其言。”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道光年间的裕恩已经把当时的北京语音认定为共同语的标准音。但是他仍然承认《音韵阐微》、《康熙字典》所代表的传统标准音在典籍阅读方面的权威性。这表明裕恩仅仅是把北京语音认定为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而禧恩对共同语标准音的心理认同的转移比其弟裕恩还要保守。他认为裕恩之书没有按照传统的标准音列出入声“未免缺然”，对此感到不理解，在听了裕恩的解释后才赞同裕恩把北京音认定为口语共同语标准音的意见。这些情况表明：共同语标准音的转移是先在口语中发生和实现的；而共同语标准音逐渐向北京音转移是肇始于清代中期以后或者清代后半叶。

综上所述，可知共同语的标准音由洛阳音变更为北京音，到清代末期才最后完成。
     3.1.2唐代李涪、北宋寇准、南宋陆游和朱熹、元明清时期的众多文人以及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洛阳语音认定为他们各自时代的共同语的标准音，这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显示出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是隋唐宋元明和清代的大多数时期语言社会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在古代文献中关于唐宋时期的人们把洛阳语音认定为共同语标准音的记载不多，但是古代文献中却有相当多的关于元明清时期的古人把洛阳语音认定为共同语标准音的记载。我们在3.2还将揭示：明代前、中期和清代前期北京语音处于驳杂不纯的状态，不可能充当共同语的标准音。因此元明两代和清代的大多数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洛阳音是不争之事实。这就决定着宋代共同语的标准音只能是洛阳音。如果宋代共同语的标准音不是洛阳音，那么，未定都于洛阳的元明清三代以洛阳音作标准音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而未定都于洛阳的宋代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同样决定着隋唐五代共同语的标准音只能是洛阳音。因此，隋唐宋元明和清代的大多数时期是以洛阳语音作标准音当为不刊之论。


然而有三个问题必须加以说明。第一个问题是：在以元代的中原雅音为准绳编纂的代表元代共同语标准音的《中原音韵》音系里，[42]入声韵尾已接近消失（参见杨耐思1981：46—50，62—63）；在明清两代的标准共同语音系里，入声韵尾当已消失；可是在明初以中原雅音为准绳编纂的代表明代共同语标准音的《洪武正韵》音系里，在清初编纂的代表清代正音即中原雅音的《音韵阐微》音系里，却完整地保留着入声，而我们正是把《洪武正韵》的编纂以中原雅音为准绳、《音韵阐微》代表清代正音即中原雅音分别作为推断明清两代以中原雅音作为共同语标准音的证据之一，这是否表明我们上文的论证不严密，我们的上述结论不可靠呢？答案是否定的。明清时期的标准共同语里没有入声，指的是口语标准共同语，至于师生历代相传的保存着古代若干语音特点的书面标准共同语（读书音），则是有入声的。口语共同语和书面共同语都是以同一种方音作标准音，二者在语音系统上一般没有大的出入，只不过书面共同语在发展演变上滞后，因而在某些字的具体读音上，二者的读法不一致。（参见李新魁1980）由于古代文人普遍具有崇古和仿古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代表着历史上口语共同语标准音的某一发展阶段的书面共同语语音——书面语中州音——就成了古代文人心目中的最标准的共同语语音。明人王伯良《方诸馆曲律•论须识字》说：“盖四方土音不同，故须本之中州。而中州之音，复以土音呼之，字仍不正。惟反切能该天下正音。”王氏认为中州音是共同语的标准音，但他认为口语中州音（土音）有些字念得不正确，只有反切所代表的书面语中州音才是最标准的语音（王氏所说的口语中州音和书面共同语标准音的关系，近乎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方音和普通话标准音的关系）。可以想见，和王氏持同样观点的古代文人不在少数。这些文人既然把代表着历史上口语共同语标准音的某一发展阶段的书面语中州音看成最标准的共同语语音，而历史上的口语共同语标准音又是有入声的，那么，以这种书面语中州音为准绳编纂的《洪武正韵》和《音韵阐微》的音系，[43]当然就是有入声的了。

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学者看到明清时期的古人创制的语音史书面材料反映出来的共同语音系互有差异，就断言古代或明代的共同语没有标准音。[44]这些学者没有明白说出的推论是：如果古代有共同语标准音，那么古人创制的这些书面材料都应该是反映共同语标准音的，因而它们反映出来的音系都应该是相同的。这些学者的观点值得商榷。今天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能够准确记录音值的音标对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语音进行实地调查和描写，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尚且有可能不同；古人没有语言学理论作指导，没有科学的语言调查和描写方法以及音标来加以运用，标准音在古人那里又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模糊的概念，因而不同的古人不可能对共同语标准音的音位系统进行没有分歧的描写（参见李新魁1983：283），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他们创制的那些书面材料都能准确地记录共同语标准音、从而反映出来的音系都是相同的呢？尤其是书面共同语标准音，是某一时代的口语共同语标准音参和着历史上另一时代的共同语标准音的某些成分杂糅而成的，由于师承的不同，参和什么时代的古音成分、参和多少古音成分往往不同，因而常常表现为不同的音系（参见李新魁1983：227—282），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古人创制的记录书面共同语标准音的那些材料反映出来的音系都是相同的呢？更何况，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古人创制的语音史书面材料反映的语音常常不是共同语标准音，而是他们各自所操的或者别人所说的地方共同语语音，地方共同语语音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这种情况不等于古代没有共同语标准音，我们怎么能够从古人创制的书面材料看到古代地方共同语语音五花八门，就据此否定古代共同语标准音的存在呢？否定古代或古代某一时期的共同语有标准音，有些问题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首先，古代共同语如果没有标准音，在共同语最初形成时，就没有各方言区的人模仿的语音，共同语从何而来？第二，如果存认古代共同语最初形成时有标准音，而到了后来的某一时期共同语失去了标准音，那么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怎样消失的呢？第三，古代文献记载着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古人把洛阳语音认定为共同语标准音的诸多言语表述，不承认古代共同语有标准音，我们对古人的这些言语表述怎样作出解释呢？

回复：90楼
中州兄，如何看待89楼騋狗对华夏汉人的挑拨？

回复：93楼
看来你分不清形势和事实，未发生的事情是不能叫事实的，你逻辑水平有待提高。

回复：92楼
对于马来猴族的话，可以直接忽略。
推普主要是解决南方蛮族的十里不同音的问题。官话区各语种之间，可以用方言通话，所谓话，就是古代的普通话。不过各地口音与洛阳话略有不同而已。
马来对华夏的挑拨，是永远不成功的。

第三个问题是，鲁国尧先生（1985）曾经参照明朝建立后的最初五十四年是定都于南京这一史实，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记载的明代一外国传教士就便学习南京话，准备进北京传教这件事，推测明代共同语的标准音可能是南京音。曾晓渝（1991）、张卫东（1991）等学者对鲁先生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我们认为，京都变更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变更至少需要一百来年的时间（参见1.2）；由于某些特殊条件的制约，隋唐两代定都长安三百二十六年没有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从洛阳音转变为长安音，五代（不包括唐）和北宋定都开封二百零七年也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转变为开封音（详3.2）；在这些特殊条件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下（详3.2），明初定都南京五十四年要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变更为南京音似乎是不可能的。明代的最高统治者倡导以中原雅音作标准音并以之作为施政的工具，明代的文人们也都认为中原雅音是明代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明代未以南京音作标准音的明证。明代外国传教士就便学习南京话以到北京传教，其原因大概是南京话从东晋起就受西晋王室迁都南京所带来的洛阳话的同化，在明代和洛阳话是相近似的，可以用它来作通行于全国的交际工具。至于语音史料所记载的明代的一些官话音系与明代的南京音系有诸多共同特点，那应该是包括南京音系在内的官话音系共性的表现，不能据此推断南京音系是明代共同语的标准音，其余的官话音系是在南京语音影响下形成的地方共同语音系。

3.2京都变更未导致共同语标准音变更的原因探索
     东汉定都洛阳后一百来年就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从长安音转变为洛阳音，而隋唐两代定都长安总共有三百二十六年，五代（不包括唐）和北宋定都开封（汴京）总共有二百零七年，之所以没有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从洛阳音转变为长安音和开封音，是因为洛阳在从东汉至北宋的一千多年里是全国乃至全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在从东汉至北魏的五百多年里又是全国或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从唐代至金代的六百来年里又是历代王朝的陪都（在五代的唐是京都），（参见《辞海》“洛阳”条）洛阳的这种渊源深厚的权威地位大大加强了洛阳语音的权威性，此外，古人普遍错误地认为洛阳“居天下之中”导致了洛阳语音“特正”，古人的这种认识无疑又从一个重要方面加强了洛阳语音的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把洛阳语音的权威性和洛阳的地理位置捆绑在一起，从而使洛阳语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足以战胜其他方音对自己的标准音地位的争夺，于是共同语使用者对标准音的心理认同就维系在洛阳语音上而不向其他的方音转移。


进入南宋以后，洛阳的权威地位已日趋衰落，而元明清定都北京总共有六百三十二年，可是直到清代后期共同语的标准音才从洛阳音转变为北京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洛阳的权威地位和洛阳的地理位置还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起作用而外，主要是明代前期和中期、清代前期北京语音都处于杂烩状态（详3.2），不可能充当共同语的标准音；而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北京语音虽然已由杂烩变为纯一，但其权威性较弱，不足以取代洛阳语音的标准音地位。
     明朝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把元朝统治者退往北方后残留的北平（大都）居民全部迁到河南开封。洪武四年，迁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九万多人居北平，迁云南省顺宁等州十九万多人散居北平卫府。又把已降而内迁者十八万多人、招降者及捕获者近十二万人、蒙古遗民三万多户安置在北平二百五十四处屯田。后又迁浙西及山西民来北平。明成祖建文四年（1402），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平。明初这种从全国各地向北平及其附近地区大规模移民还有多次，前后历时五十多年，直至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才停止由政府下令向北平大规模移民。（均见张清常1992）上述发生在明朝初期的北京人口的彻底大迁出和大输入，无疑使明代（1368—1644）前期和中期的北京语音处于八方杂烩的状态。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明代共同语的标准音不可能是北京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