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不通。

下面我们利用有关的文献材料，考证和揭示西周共同语就是周人从商代继承下来的共同语，西周共同语的标准音就是西周定都镐京后镐京的周人所操的同化了原先的镐京方音的共同语语音，亦即西周定都镐京若干年后的镐京语音。
     前文已经指出西周共同语在周代叫做雅言。“雅”字从隹（短尾鸟）牙声， 本义为“乌鸦”，按“雅”的本义讲解，“雅言”讲不通，“雅”当借为“夏”，“雅言”即“夏言”。以下是“雅”借为“夏”的证据：《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荣辱》：“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又，《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子夏”，《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作“公子雅”。此外，《诗经》中的“雅诗”本当作“夏诗”，“大雅”本当作“大夏”，也可证“雅言”本当作“夏言”。《墨子•天志下》：“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顺帝之则。’”孙诒让间诂于“大夏之道之然”后引俞樾曰：“‘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下文所引‘帝谓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雅言”之“雅”借为“夏”，“雅言”即“夏言”，这已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


西周前期，周人以夏人的后裔自居，自称为“有夏”和“夏”。例如，《尚书•立政》篇中周公对成王说：“乃伻（抨，使）我有夏式（代）商受命。”王世舜注：“有夏，非指夏朝，而是周的旧称。”《尚书•君奭》篇周公对召公奭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对康叔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王世舜译“肇造我区夏”为“缔造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周人之所以以夏人的后裔自居，是因为周人的祖先在定都豳地而立国之前，世世代代作夏王朝的后稷（农官）。 周人既自称为“有夏”和“夏”，由此可知作为西周共同语的夏言就是周人所操的语言。产生于西周京都的周人的诗歌大雅（参见孙作云1966a）在周代又被称为“大夏”，“夏诗”即周人的诗歌，是“夏言”就是周人所操的语言的有力证据。

然而“夏言”并非周人原本所操的镐京方言，而是周人从商代继承下来的共同语。商代共同语既然是流行于整个商朝统治区域的语言，殷墟语音既然是商代共同语的标准音，那么作为商朝方国之一的周国的上层分子在灭商以前一般就已经掌握了共同语，即他们能操不标准的殷墟话。周人攻入商人的本土而灭商——在这个过程中还联合了众多的方国的兵力（见《史记•周本纪》）——占领商人所统治的整个地域，这必然促使更多的周人为克服和其他方国的人以及殷商之人的言语交际障碍而学习和使用共同语，这些周人也能操不标准的殷墟话。上述情况为周人灭商以后继承商代共同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人灭商后，在统治整个天下的过程中，为了消除言语交际的障碍，对商代共同语必定是继承而不是抛弃，抛弃则无法顺利实施他们的统治，他们必定要把商代共同语作为施政的工具。西周初年周天子大规模地把本来居住在镐京一带的自己的子弟、族人和功臣分封到天下各地去建立诸侯国， 而那些周军中的一般军官和有功士卒则被派到各地去作地方官吏，这些周人既自称为“有夏”和“夏”，他们为施政方便所操的带有镐京方音色彩的共同语，自然就被天下人称作了“夏言”。

此研究论文很长,慢慢发,大家慢慢看.等不及的，就自己点原文链接。

西周定都镐京导致共同语语音同化镐京方音，使新的镐京语音成为共同语的新标准音，和东汉定都洛阳导致共同语语音同化洛阳方音，使新的洛阳语音成为共同语的新标准音十分相似（参见第二节），和明清定都北京导致共同语语音同化北京音，使新的北京音成为共同语的新标准音惊人地相似（参见3.3），因而西周时期的这种情况不是我们的杜撰，而是历史的真实。
     以上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京都由殷墟变更为镐京虽然使共同语的标准音由殷墟语音变更为镐京语音，但是共同语的标准音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大的改变。


二   西周至南北朝京都多次变更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变更和发生重大改变
     西周迁都洛阳而进入东周，但是东周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仍然是镐京语音而不是洛阳方音。迁都洛阳后，最高统治者用来作施政工具的无疑是原先就已使用若干代人的共同语语音——镐京音，而绝不会是洛阳方音。迁都洛阳必然导致大量人口从镐京涌入洛阳。这些人口必然把共同语标准音——镐京音带入洛阳。东周初年洛阳成了共同语的使用中心。洛阳方音必然被共同语语音同化。 按照一般规律，在洛阳方音被共同语语音同化后，共同语的标准音应该转变为洛阳语音。可是西周迁都洛阳后情况特殊，由于迁都后东周王朝迅速衰落，洛阳作为东周京都的权威地位延续的时间很短，在共同语语音同化了洛阳方音时，洛阳作为东周京都的权威地位已经消失或基本上消失了，它不可能促成共同语使用者对标准音的心理认同从镐京语音转移到洛阳语音（此时的洛阳语音与镐京语音有差异）。镐京语音显然既是西周共同语的标准音，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
     秦王朝定都于长安附近的咸阳，西汉则定都长安，因此镐京语音——秦和西汉时期的长安音——无疑也是秦代和西汉共同语的标准音。
     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定都于洛阳，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在东汉（25—220）中期由长安语音转变为被长安语音同化但与之有差异的洛阳音，洛阳音是东汉中后期和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精于审音辨韵的南北朝后期的杰出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说：“至于魏世，此事（按：指用反切注音）大行。………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中。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颜之推在这里明确指出金陵语音和洛阳语音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人编写韵书所依据的语音标准。编写韵书的语音标准和共同语的语音标准是一致的。根据颜之推的论述，参照西晋王朝由洛阳迁都金陵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推知以下两点：（1）东汉中期共同语的标准音从长安语音转变成了洛阳语音。 （2）西晋王朝由洛阳迁都金陵把洛阳语音带到了金陵，颜之推所说的金陵语音不是指金陵土话，而是指南下士族们带到金陵去的洛阳音，只不过这洛阳音略有变化而已，（陈寅恪1949；邵荣芬1997；李新魁1980；1987b）因此洛阳语音既是东汉中后期、曹魏和西晋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从大体上看也是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南部和北部中国共同语的标准音。


洛阳语音是东汉中后期和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将在3.1证明：隋唐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洛阳音。这就决定着东汉中后期至南北朝末期共同语的标准音只能是洛阳音。否则，未定都于洛阳的隋唐两代以洛阳音为标准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经过几百年之后，东汉定都洛阳，使洛阳又一次成为共同语的使用中心，洛阳语音又一次接受共同语语音的强烈同化。到东汉中期洛阳语音取代长安音而成为共同语的标准语音时，洛阳音和长安音——镐京音的后裔——当更加近似。从以上所述可知：东汉中期共同语的标准音由长安音转变为洛阳音，这标准音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北宋王朝迁都临安（杭州），但南宋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仍然是洛阳音。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六中批评各地方音不合规范后说：“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陆游是浙江山阴人，他出生于北宋灭亡之际——出生后洛阳即陷落，因此他不可能在洛阳生活而对洛阳语音有感情，他对洛阳语音的推崇反映出以洛阳音为标准音是南宋时期人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