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陈的实力和版图处于东晋南朝以来的最低点。尽管这一时期北方变故频仍，陈亦积极谋求北进，但到杨坚建立隋朝时为止，陈的疆域北境仍不得不以长江为界。陈以长江为界，缘江戍守，战略上极其不利。昔日南方与北方抗衡，大体上虽说是依托长江，但那时长江下游有淮河作为屏障，上游有荆襄作为屏障。现在江北屏障尽失，数千里长江随处可渡，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尤为致命的是，巴蜀、荆襄一失，则长江之势已归于北方。北方据有巴蜀、荆襄，也可建立水师，且资上游之势，沿江顺流直驱。这样，长江之势反倒是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南方了。
     隋代北周的当年，杨坚便有吞并江南之志，群臣亦争相进献平陈方略，隋遂为灭陈积极准备。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和益州三个方向同时进攻。
     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地的陈军；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上游陈军与建康之间的联系；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南趋豫章(今江西南昌)。杨素、杨俊将下游陈军悉数牵制，贺若弼、韩擒虎率军分别自瓜洲渡、采石渡强渡长江，击破京口、姑熟(今安徽当涂)，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自晋室南迁以来，南北双方经历了二百七十余年的对峙。其间，南北双方力量消长不一，彼此攻伐，互有得失。隋灭陈成为南北对峙的终结。大致说来，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这次内乱使南方失去了山东、淮北及淮西豫州之地，打破了南北双方的力量平衡。在此之前，南方尚有实力和机会问鼎中原，而在此之后，南方便再无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机会了。第二个转折点是“侯景之乱”及其带来的梁室内乱。这次动乱使南方失去了巴蜀、襄汉上游及淮南之地。在此之前，南方尚能凭借地利维持偏安之局，而在此之后，南方连偏安之局都难以维持了。南方之所以又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偏安局面，主要是北方受制于自身内部的矛盾，故未谋求进一步南进。北方经历了北周代西魏、北周与北齐激战、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等一系列巨变。陈的偏安局面是在这种背景下才维持住的。一旦北方统一，兵锋南指，南方便既无对抗的实力，又无凭恃的地利，其败亡之迅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在宋、金之间时和时战的相持中，蒙古在塞北崛起，并连年对金展开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国势日趋衰微，先是齐燕京而迁都于汴梁，后又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蒙古遣使联宋攻金。次年正月，联军攻破蔡州，金灭亡。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一线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一线西北之地属蒙古。宋金对峙遂一变而为宋蒙对峙。
     南宋这次联蒙古攻金，跟上次北宋联金攻辽已有所不同，整个军事行动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撤还，增戍江汉地区，防备蒙古南侵。不过，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由宋君臣的初衷。那年盛夏到来之前，蒙古大军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宋军败退而归。南宋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
     次年六月，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
     进攻荆襄的蒙古军山窝阔台三子阔出统率。蒙古军在钟祥、京山、安陆一线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端平三年(1236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宋左司谏李宗勉上书言：“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恃。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危亡之忧。”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 这年，蒙古军连陷随州、郢州(今钟祥)、枣阳、德安(今安陆)，并围攻江陵，大有席卷江汉之势。
     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回，在黄州得到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乃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间则沿江列炬，以示宋军声势之盛。尔后，遣军出战，连破蒙古二十四砦，夺还被俘人口二万，江陵之围遂解。次年，蒙古东路军之一部自光州(今河南潢川)下复州(今湖北沔阳)，又转攻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守臣皆弃城走。孟珙率军还救，击退蒙军。
     由于孟珙智勇善战，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宋廷遂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其恢复郢州、荆门，以固江陵北面屏障。宋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孟珙率军反攻，三战皆捷，遂复信阳、樊城、襄阳。
     是后，孟珙上书朝廷，建议加强襄阳地区的守备力量：“取襄阳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系于事力之不给耳!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 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事也。”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 ] 在盂珙的主持下，襄樊地区的守备得到了加强。他派兵焚烧了蒙古军在顺阳(今河南淅川)、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的造船木材和屯粮，破坏蒙古军的攻势准备。他还在京湖地区大兴屯田：选壮士杂于官军教之，百姓无事则植戈而耕，敌至则悉出以战。由于盂珙经营有方，南宋荆襄战区遂得巩固，还能不断抽调兵力配合四川和江淮方面的作战。盂珙经营荆襄的成就不仅显示于当时，在此后，荆襄地区几乎成了南宋延续国脉的支柱。

蒙古蒙哥汗时，鉴于南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乃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迂回战略，命兀良哈台进军云贵，征服大理，欲以迂回由宋长江防线之后。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三路大军攻宋：西路由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计划先攻占四川，然后出夔门；中路由忽必烈率领，南下襄、鄂；南路命兀良哈台从广西引兵北上。三路大军合击荆襄，会师鄂州，再东下攻取临安。这次蒙古大军南攻，在宋廷引起极大恐慌。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死后，西路军北撤，中路军攻鄂州、下东南的计划也因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而受阻。忽必烈顾虑北方的形势和蒙古汗位的争夺，引兵北还，遣兵一部南下岳州接应兀良哈台军北撤。
     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移都燕京，积极谋求南进。忽必烈有鉴于蒙军前几次南下都是分兵过广而未能一举灭宋，且双方交战的三大战区中四川地势险远、江淮河道纵横，均不利于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决心改变进攻南宋的战略。
     忽必烈的谋士们多主张从荆襄寻求突破。杜瑛认为：“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 [ 注：《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杜瑛传 ] 郭侃建议：“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郭侃传 ] 忽必烈所信重的南宋降将刘整献伐宋方略曰：“襄阳吾故物，弃而勿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由汉入江，再取荆楚，定江淮而迫临安，以亡宋室，掩有华夏。” [ 注：《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刘整传 ] 于是，忽必烈将进攻重点选在襄阳方面。作为准备,忽必烈遣使于宋，开榷场于樊城，并筑土城于襄阳南，外通互市，内筑堡垒，置军戍守，遏宋军南北之援。
     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督率诸路兵马，攻略襄阳；另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阻四川宋军东援。蒙、宋双方遂在襄阳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对于双方都可谓艰昔卓绝的攻守战。

战争的前四年，蒙古军主要致力于对襄阳的围困和阻截宋军对襄阳的援救。蒙古军截断了进入襄阳的所有水陆通道。襄阳被围，宋廷方面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宋廷本应从宋金、蒙宋之间的前几次交兵中认识到襄刚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然而，襄阳被围三年，宋廷方面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反应，仅进行过规模不大的救援。当权的贾似道一直向宋度宗隐瞒实情，谎称“北兵已退”。新任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左丞相江万里、起居郎王应麟都屡请增兵援襄阳，但都为贾似道所阻。贾似道一方面欺瞒朝廷，另一方面为私心所使，只让其婿范文虎统兵援襄。范文虎两度率军援襄阳，但都大败而归。其间，李庭芝募民兵自襄阳西北的青泥河下舟援襄阳，转战一百二十里，冲破重围，进入襄阳；但自襄阳接应郢州(今湖北钟祥)方向援军的计划则被蒙军挫败。至此，襄阳待援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加紧对襄阳的围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攻破樊城。二月，元军将攻城战具移往襄阳城下，将攻襄阳。襄阳久困援绝，又慑于元军巨炮的威力，人情汹汹。元将阿里海牙至襄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并折矢与盟，于是襄阳守将吕文焕率众出降。
     元军攻下襄阳后，阿术、阿里海牙向忽必烈建议乘胜灭宋。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 [ 注：《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阿里海牙传 ] 忽必烈遂令大举伐宋：以丞相伯颜与阿术率主力沿汉水攻鄂州，再顺长江东下以趋临安；以左丞相合答与刘整率兵一部由淮西进取扬州，牵制两淮方面的宋军；另以少数兵力牵制四川的宋军。元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宋廷沿福建、广东沿海一路奔逃。至元十三年(1279年)二月，元军攻破南宋最后的据点厓山，大臣陆秀夫抱幼主投海，南宋灭亡。
     若单从军事上检讨南宋的灭亡，则襄阳的陷落实具决定性意义。襄阳的陷落使南宋的整个国防体系受到动摇。南宋国防主要是依靠江淮、荆襄和川陕二大战区形成“常山蛇势”，相耳配合，东西呼应。三大战区中，荆襄居中，尤其能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左右伸缩，积极配合。荆襄战区中，襄阳是其北面门户，依山傍水，控扼经汉水河谷南下两湖的通道。襄阳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五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一旦襄阳陷落，荆襄上游门户大开，上游防线即失去支柱。
     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围攻襄阳，正是认识到了襄阳的这种地位。那些向忽必烈进献攻襄阳建议的降将们可谓深知南宋国防的要点。如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阳之策的刘整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 [ 注：《癸辛杂识》别集下 ] 攻取襄阳，可一举斩断南宋国防的常山蛇势，切断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取得对东南的上游之势。蒙军攻占襄阳后，取得的正是这种效果。 

二 汉中在南北之间的地位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及其影响，可比较典型地看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刘备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军入汉中讨张鲁。刘备部属黄权恐曹操趁势侵蜀，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曹操击降张鲁，略定汉中。司马懿建议曹操乘势取蜀，曹操未从，留兵屯守汉中，自回北方。蜀汉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按黄权、法正的看法，取汉中是一举数利的事。若能取得汉中，今后无论是进取天下，还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种有利的形势。刘备遂引军北争汉中。其间，刘备驰书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请兵增援。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回答说：“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建议火速发兵增援。刘备击斩夏侯渊，夺占汉中；曹操引军来援，不利而退，刘备遂据有汉中。
     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蜀汉重戍汉中，以保益州。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诸葛亮矢志北伐，亲自坐镇汉中，把汉中建为北伐的前进基地。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蒋琬屯汉中，一度设想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今湖北竹溪)，以规中原。蒋琬后来徙屯涪城。其间，曹爽、夏侯玄率军自骆谷入攻汉中。时蜀汉汉中守兵不足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赖蜀将王平全力主张，据守兴势城，扼险以拒之。汉主也遣费祎率军驰救，魏军失利而退。是后，费祎复屯汉中。
     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汉中的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汉中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汉中，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汉中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

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魏纪十 ] 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汉中。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汉中，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经营的得失可看出汉中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汉中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四川，军事重心却尽在汉中。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以攻而言，汉中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汉中不守，则四川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汉中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强调“若失汉中，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汉中的防御方略，蜀汉的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
     姜维在汉中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汉中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浚在四川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三 汉中地区东西伸展的特点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汉中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汉中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汉中，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四川和汉中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二地。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自汉中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汉中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魏纪三 ] 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诸葛亮出陇西，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四川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汉中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利用汉中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有时甚至是争夺)。
     南北朝初期，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氐人成为陇西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今汉中地区)、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汉中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2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汉中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汉中。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若由汉中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


占一座

第二节   中原山川形势
     中原处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面对四个不同的方向．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



不好意思只是路过。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窦建德宰军救援王世充，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白解。为今之策，尤以易此。”窦建德妻曹氏也建议说：“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二人都主张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自河内北上略河东、逼关中．迫使李唐退兵。窦建德不用，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五代朱温与李克用相攻，天井关是其出入通道。北宋韧，孪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具从事闾邱仲卿建议李筠说：“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依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粱甲兵精锐，难与争锋，不如南下太行，直抵怀(沁阳)、盂(盂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人下，计至上也！”李筠未能用。赵匡胤遣石守信等将率军攻之，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石守信遂自盂津渡河，经怀州而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断李筠南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河内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盂津即周武千会盟天下诸侯之处。史载：“(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日诸侯。”自黄河以北图河南、趋洛阳，盂津是其必由之路。
     东汉初，冯异协同寇恂守河内，刘秀拜冯异为孟津将军，南备洛阳；东汉立都洛刚，在羌乱、宦官之乱等历次内乱中，盂津皆备御所急；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以黄巾起义爆发．汉廷置八关都尉官，戍守洛阳四周要点。其中，盂津和小平津守备孟津渡口来路(盂津关在旧盂津县，而小平津关在今盂津县)。
     西晋也立都洛阳，根据杜预的建议，西晋在盂津渡口架设河桥。“八王之乱”时，盂津河桥尤为邺城(今河北临漳)与洛阳之间往来孔道：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在盂津渡口架设河桥，并在黄河北岸筑两城夹守河桥，谓之中北城。中北城为洛阳北面防守重地，扼河桥而屏护洛阳。尔朱荣自晋阳南下，胡太后遣将守河桥及中北城以拒之，都督李神轨弃河桥遁还，尔朱荣遂长驱入洛。“河阴之变”后，南朝萧衍遣陈庆之拥北魏宗室元颢入洛，魏主北走。尔朱朵闻讯白晋阳南下：元颢遣陈庆之守中北城，自据南岸，以拒尔朱荣。尔朱荣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遂败。后来，尔朱氏叛魏，周旋于洛阳一带，河桥的得失攸关洛阳之安危。东魏时又在河中间的渚地上筑中弹城，在桥南筑南城，三城呼应，共守河桥。西魏宇文泰争洛阳，屡攻河桥，东魏均扼守河桥以待援军之至。后来，河桥为北周烧断。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先遣军袭占孟津河桥，断敌军入援之路。“安史之乱”时，九节度使之师会攻史思明，败于邺城。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众议洛阳不可守，请留兵于陕(今陕县)，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潞泽，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乃率军退守河阳(今盂县)，扼河桥以拒叛军。叛军攻河桥不克，虽据洛阳城，但惮于光弼兵威，不敢远出掳掠。
     五代立足于中原，其兴衰均取决于河南与山西、河北之间的角逐。在河南与山西、河北的角逐中，河阳盂津为双方所必争。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标虽在洛阳，但其着手却自洛阳的外围起。
     洛阳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重却在其外围。从对洛阳与其外围关系的认识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阳的时机与地理要点。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上讲。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洛阳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陕城、潼关一带，这些地域的一些战略要点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
     所谓从外围着手，有一种自外向内层层递进的意味。对于最外圈的经营，实已涉及对于中原大的局势的判断，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即为经略中原、攻取洛阳的时机。前面第三节中已作专门沦述，大体以纷乱之际，先据中原外围四角山川险固之地，积累力量，待时势有利，再相机进取中原。
     时机成熟，进取中原之时，要控制中原局势，其要点却又在于河南四境形势的控制。河南四境为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与其它地域的联系，即已大体控制中原局势。
     中原局势大体控制，则洛阳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从万全计，对于洛阳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围险要，仍当予以控制，以防困兽犹斗；此时，洛阳便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都是先从洛阳的外围着手。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也困弊洛阳，西晋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变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期围困洛阳时，分兵扼洛阳外围引三川河谷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所据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为失去与中枢的联系，纷纷降唐，洛阳遂成孤城一座，后期针对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败则洛阳势孤，望断援绝，不战自降。这两场战例的成功都在于其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故虽以洛阳历代营建之都，而不必费力强攻，顿兵坚城之下。 

第五节 中原地区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
     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这是中国地理的基本形势所决定的。
     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是准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一 东西之争
     从地理上看，东、西之争主要是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的，其争夺的关键是两级阶梯之间的边缘地带。
     在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上有一些重要隘口，为东西方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争夺的急所。沿太行山一线，有飞狐口、井陉关、天井关，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轘辕、广成、鲁阳等关，在洛阳附近还有黄河重要渡口盂津，扼东西方往来通道。
     东、西关系问题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突出。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兼并战争兴起。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经过历次改革，发展成一个以耕战为本的强国。秦自商鞅变法之后，东进意图日益明显，当时秦国以关中、汉中、巴蜀为基础，东逼六国。合纵连横遂成为当时政治舞台卜的主要内容。但所谓合纵，主要是东方诸侯因感西方强秦的威胁而试图进行一场纵贯南北的大联合，西拒强秦；连横则是作为合纵的对应物产生的。秦经过几代的努力，其东进已取得重大进展。到昭襄王时，秦已侵占南阳、三川及山西西南部，正处于积极东进的良好态势之中，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国有贤人与楚王谈当时天下形势，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战略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翮，方三千里。”这可说是对于当时东、西对抗形势的一种很好的概括。秦灭六国，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所表现出的势能进一步发展，后世的东、西对抗也基本上不出这种态势。
     秦亡后，楚汉相争．楚据彭城，汉据关中，双方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困于荥阳、成皋问，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郦食其的建议旨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他说到的几处关隘所扼守的一线，基本上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澄清东西对峙的态势对于以后刘邦的战略决策很有帮助。如果说郦食其的建议在当时主要是维持一种守势的话，那么．韩信略定山西后东下太行、刘邦自武关南出宛叶以分楚军之势、促英布背楚归汉等重大举措都可谓以郦食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峙态势为基础的，是这种态势的延伸。
     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其统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其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大水，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大部分时候是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粱，弛山泽之禁。”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有说了。故秦汉的统一中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弥过。一有机会，这种隔阂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反，汉廷大惊。故楚令尹薛公对刘邦分析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英布起兵于淮南，薛公所说的上、中二策，实际上是以兼并东部平原地带而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的态势。英布乃骁勇之将，自韩信、彭越被诛后，汉军中已无堪与匹敌的将领。统兵打仗、冲锋陷阵，无人能敌，而长算远略则非其所长。因此，对于英布来说，或许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适些。采取中策，略取吴、楚，然后”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以决胜负于中原，是将再现原楚汉战争的局面。此时，东部形势比原项羽时有利，而刘邦所处形势则较从前不利。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英布采取中策，或许有一线的取胜希望。英布终因取下策而败。
     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却是对西汉时期东、西方形势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判断。后来“七国之乱”时，吴正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粱楚之郊，事败矣。”
     桓将军所言除了出于步兵与车骑二者利弊的战术性考虑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战略眼光。他所说的“所过缄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二关，天下固已定矣；”可谓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态势的形成。形成这种态势的关键却在于抢占成皋一带的山川之险，据有洛阳一带的粮仓和武库。吴王未从桓将军之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今河南商丘)，终为周亚夫所败。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进行过一场未遂的谋反。史载刘安日夜与属下研究天下形势，“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他问计于伍被，叙述其起兵的打算，并说到吴王的失误。他说：“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遭、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大厂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如何？”
     看来刘安是看到了吴王刘濞的失策的关键。“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汉廷平叛大军顺利通过成皋之口东出，迅速展开，足见成皋在当时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计划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轘辕、伊阙之道”、“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控扼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以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刘安以谋泄而败，其计划未及施行。
     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董卓一面徙汉献帝于长安，一面遣兵戍守洛阳。时关东诸将屯河内、酸枣、南阳等地。曹操建议诸将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人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讨逆，可立定也。”
     当时董卓所率乃凉州精兵，而讨董卓诸将皆关东人，从人事组成上来看，这种对抗已带有东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据洛阳，虏掠财物俱运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董卓西迁，司空荀爽便说过：“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双方都认识到了当时东西对峙的态势，曹操之议更是深知东、西对峙的形势利争夺的关键。但诸将不听，终至食尽兵散，汉末局势遂不可收拾。
     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大将石虎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从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主刘曜尽率国中精锐驰撞蒲坂，击败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主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今河北邢台）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在围困洛阳，大喜道：“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纵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弃而不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
     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时，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振军扼成皋之险，以断前燕援军入援之路，洛阳遂成瓮中之鳖，不战而下。
     东西方对峙，大体止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诸关隘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
     从中国地理大势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卜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二 南北之争
     南北之争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又一个突出的现象。东汉末年政治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统一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对峙，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十二世纪起，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
     在前面章节已经说到，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北方之人，长于骑兵野战，性习温凉，不耐暑热．利在秋冬时节；而南方之人，长于水战与守城战，利在春夏雨季。中原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使得南北双方各享一半的利弊。南方之人多趁雨季而北进，但若是越过了黄河而向北继续深入，便会面临很大的不利；北方之人多趁秋冬时节而南进，但若是越过了淮河而向南继续深入。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无论哪方主动用兵，其结果邡只不过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来回拉锯。
     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非常频繁。其中，以刘宋元嘉北伐和南宋端平年间收复三京之战最能反映出南北双方在中原的攻守形势。（详见东南部分）
     实际上，以攻而言，南北双方还可说是平分秋色。南方攻沔南，可以趁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文流作为交通线，迅速北上。到彦之、王玄谟、陈庆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势作战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黄河南岸；北方攻河南，则可利用冬季河冰坚合或河水潦缩的时机．发铁骑迅速南下。
     但说到防守，则南方比北方被动。北方之人由于自己的特性，不宜于久处南方，北方的统治者也多能认清自己在南方作战的时间上的利弊，而能于不利的季节主动北撤，等到有利于发挥自己骑兵优势的时节，再大举南下；再说，北方铁骑本来就宜于远程奔袭，能给北方势力造成困难的只是时间季节，而不是空间距离。所以，北方极少在河南作硬性的防守，守河南从未成为北方的负担。对于南方则不然，守城战虽是南方之所长，但南方守河南势必沿千里黄河全线置守，兵力难免单薄，与南方策源地之间的交通线也是迂回而漫长。因此，对于南方来说，攻河南不难，而守河南难。对于北方来说，只要撒开守河南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中原地区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河南图黄河以北，比较困难。黄河以北．战略枢纽在山西。山西地势高峻，仰攻不易：倒是黄河以北足以制黄河以南。北魏开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据山西之险，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面对刘宋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崔浩能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反为山西所制。尔朱荣和高欢先后据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于五代时期，后唐代后梁、后晋代后唐、后汉代后晋，都是以山西制河南。即使足像金这样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迁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这样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
     自河南图南方则比较容易。取山东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阳足以制汉水上游，争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终结即是循着这条逻辑。在南朝刘宋时期，北魏即已夺占山东；南齐时期，则一再争南方南阳、义阳（今信阳）等淮汉上游之地；到梁末，南方东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汉上游，南方遂再无问鼎中原的机会，而只能恃长江作被动的防守。
     不过，南方在中原地区也井非完全没有机会。在中原地区，南北形势虽是南不如北，但东西形势却是西足以制东，河南地形的特点是东部为平原，西部为山地，东部平原地带利于北方骑兵而不利于南方步兵，但在西部山地地带却是有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西部山地地区又可分为南北两部，都具有枢纽性地位，北部三川河谷在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南部南阳盆地则在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
     这样，由南阳盆地北出遂成为南方进图中原的一个机会。位于南阳盆地南端的襄阳本是南方恃以屏护江汉上游的一大重镇。自襄阳北上，循淅川等汉水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而后，或东取洛阳，或西攻关中，都可扬长避短而有所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的几次比较成功的北伐都是利用这一地理形势。桓温北伐，由襄阳北上。出伊川，败姚襄，执周成．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攻洛阳之战，也曾派兵从襄阳经南阳盆地北上，攻洛阳的南翼；刘宋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东路军溃败，西路军却取得很大进展，柳元景、薛安都等将连克弘农、陕城、潼关，井取得关中豪杰和百姓的响应与支持；
     在南北之争小，南方争河南若只是想以黄河作为南北之间的分界线，则终难改其劣势地位。南方可以取河南作为进一步经营天下的凭资。明初朱元璋北伐可以作为南方经营河南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详见东南部分）毕竟中原四战之地，不利于防守，却利于作为进取的凭资。


第五章   统一与分裂
第一节 统一与分裂：政治与地理
     治则合，乱则分。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
     历史治乱分合的演变有其自身的逻辑，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统—首先必须以社会政治方面的凝聚力、向心力为基础，其次才是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分裂也首先是社会政治方面出现离心力，然后地理上的离心力才显现出来。
     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局部的独立性并存，既存在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存在着离心的因素。 [ 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 导论 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
     中国现有版图所包括的这片地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这片地域的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秦和西汉相继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并为确保帝国的安全而进行了积极的拓边，帝国的疆域基本上达于这片地域的天然极限。统一的观念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而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纷乱之际，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怀着重新统一天下的抱负。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统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维系，这种跟中国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泛深入人心的统一的观念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对上述各方面进行一种深度的整合，否则，上述诸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便可能表现为潜在的离心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诱发出来。
     在中国版图内的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如长江和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在东、西部之间就是一种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南、北方之间却是一种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岭、大别山等大的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的确就是一种天然的限隔；但这些山脉的断层地带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却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于地理因素究竟是发挥出促进联系的积极作用，还是发挥出离心的消极作用，则视当时社会、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权经营措置上的得当与否而定。
     当一个王朝强盛的时候，它的统治者往往能够以一种王者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推行比较积极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较积极的效果，从而将中国地理中有利于统一的积极因素发挥出来，将潜在的离心力降至最低，使其并不发挥实际的消极作用，统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维系。
     而王朝衰弱，往往积弊太深。它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下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积弊中酝酿着广泛的矛盾，在积弊中滋长着各方面的离心力。随着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离心力的滋长，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出来。这种离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坏统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与乱的更迭、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过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会、政治等其它更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发挥出来的。


治乱交替之际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现象，是因为旧的统治秩序的解体通常是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则必须以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为前提。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却通常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统一局面解体，到新的统治秩序、新的统一局面建立这一段时间内，天下的纷乱和争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激化，后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消弭。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问题的重心是绝然不同的。
     旧王朝最终灭亡之前，它往往是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这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维系各种离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说，此时的离心力主要是针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而呈现的，这时候，斗争虽然尖锐，但形式和范围倒还简单，矛头所指也比较集中。首先起事者为了推翻旧王朝的统治秩序，必须凭借、利用普遍存在的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来扩大其影响，获得广泛的支持。
     一旦旧的王朝最终灭亡，矛盾失去一个可以汇集的焦点，依旧存在的矛盾遂离散为比较广泛范围内的矛盾，离心力也显现为一种普遍的离心力。这样，在旧的王朝灭亡之后，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新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已变为：在旧的统治秩序完全破坏之后，再凭什么资源来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这才是第二阶段问题的症结。
     广泛的矛盾是首先起事反对旧秩序者们的凭资，却不是重建新秩序和新统一局面的凭资。在第一阶段的斗争中，为了达到推翻旧的统治秩序的目的，可以也应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但是到了第二阶段，这种做法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因为这与第二阶段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在第二阶段，需要的是消弭矛盾进而整合各种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天下纷乱之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纷乱的旋涡中，有多少人能够认清形势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运动的方向?有时，即使个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但要纠正实际上是由历史所酝酿出的力量在推动着的整个运动的方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时，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刘渊本欲效法汉高祖，灭司马氏政权后一统天下，所以他很注意处理胡汉关系。他建立政权都是打着汉家的旗号。刘渊遣大将刘景率军攻洛阳，刘景驱杀汉族百姓三万余人沉于黄河，刘渊闻讯大怒，曰：“景何面目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晋纪九 ] 显示出他的确有一种包容天下的胸怀，很想化解胡、汉矛盾，而不是激化胡汉矛盾。然而，数百年积累下的矛盾，又岂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在他的末年，他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设立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让历史积淀下的矛盾在历史中去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