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瞅瞅，补补俺那惨不忍睹的历史地理知识

   盱眙为淮东一方重镇。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怀王的都城。东晋时，羌人姚襄在淮南击破殷浩之军，进屯盱眙，晋廷不能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将领俱难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战后，东晋才收复盱眙；义熙年间，晋廷置盱眙为郡，刘宋时因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时，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处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北魏南进时，淮河一带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走，沈璞坚守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军溃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坚守盱眙，魏主拓跋焘自瓜步北撤途中，亲自指挥强攻盱眙三十余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烧攻城器具而走，显示出盱眙在淮东地区确为一方重镇。北魏退去后不久，刘义隆即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骠骑将军，都督十三州诸军事，移镇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区残破的防御体系。次年，刘宋撒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驻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
     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今邳县）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
     南北对峙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地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 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 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 [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 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 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唐代藩镇割据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唐德宗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邳州（今邳县）可谓对徐州地位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淮安俱为淮北与淮南的重要衔接点。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刘裕北伐南燕，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县）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欲“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精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 [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 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五代初，淮南割据，抗衡中原，邳、徐一带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后周则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这是东南地区江淮防御体系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
     这几个层次基本上显示出了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 

三 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问题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举行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萧衍北伐（505年）、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发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对于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总是一面旗帜，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会的旗帜。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离，人无定志。南迁的政权要收拾局面，稳定人心，凭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覆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移。这样，新建立的政权要出来整合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
     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精神资源。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 注：《晋书》卷六十五 王导传 ] 之语，何等感励人心！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在布势上能体现出对东南地理形势作整体经营的最典型的战例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412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个前进基地。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明初朱元璋北伐则是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构想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
     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驱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 

川北门户则无如剑阁。四川与汉中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西魏尉迟迥取梁益州，后唐郭崇韬伐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门户。
     在剑阁县北二十五里有剑门山，亦曰大剑山，其东三十里有小剑山。两山相连，山势绝险，飞阁通衢，谓之剑阁。大小剑山延绵两百多里，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谓之剑门关。因其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名剑门。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剑门关之险绝无夸张。三国末，钟会率大军入汉中，南下阳平关，将趋剑阁；姜维从沓中疾速回兵退屯剑阁，列营守险，以拒钟会，钟会大军不能进。两晋时，巴氐人李特率关陇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见剑阁之险，感叹道：“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 李特载记 ] 后来李特之子李雄割据益州，建立成汉。南北朝时，南北双方争益州，剑门关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将邢峦攻取南朝萧梁之汉中，并南入剑阁，梁军退保涪城。邢峦上表魏主，请求增兵，乘胜取蜀，表中称：“蜀之所恃，惟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图。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梁承圣二年（553年），西魏大将尉迟迥率军攻益州，梁将杨乾运以剑阁降魏，尉迟迥遂入剑阁，占领益州。五代时，后唐军攻孟知祥于益州，前锋入剑门关，破剑州，但以大军不继，退保剑门，孟知祥闻讯，急遣军赴剑州屯守，后唐军再次来攻，败还，孟知祥遂割据益州。后周王景攻后蜀，蜀主敛兵聚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时，王全斌统兵伐后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军扼剑阁以御之，宋军不能进。后有降卒向王全斌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守之，对岸有渡，路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合，由此进兵，则剑阁之险不足恃也。” [ 注：《宋史》列传卷十四 王全斌传 ] 王全斌采其议，遣奇兵循此路迂回至剑门之南，夹攻剑门，才破剑门关。明初傅友德不攻剑阁而出阴平故道，亦属避实击虚，绕开剑阁之险。
     在剑阁南北，又有绵阳和广元夹峙剑门险要。广元为历史上的利州。自汉中由阳平关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护即为利州。由利州可西趋剑阁，也可向南迂回阆中而出剑阁之后。以受敌次序而论，实以利州为首险。守利州可以同时屏护剑阁和阆中两个方向。
     绵阳为历史上的涪城、绵州，为剑阁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据点。自剑阁、阴平两路趋成都，都必经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游，控守自内水趋成都之路。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蜀汉延熙四年（241年），蒋琬请自汉中徙屯涪城，说：“涪水陆四通，惟亟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 [ 注：《三国志》卷四十四 蜀书 蒋琬传 ] 北魏邢峦、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锋均已破剑门关，蜀军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峦在表请魏主增兵取蜀时说：“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故守涪城，可以应接三路；涪城不守；则成都大势已去。


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终结。北方能统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
     南北对峙时，四川对于南方的意义有过于北方。诚如顾炎武所论：“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濬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窥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 [ 注：《亭林文集》卷六 形势论 ]
     三国时期，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势的形成，实赖孙刘两家结成联盟以共同维系长江上下游之势。孙权袭荆州后急于与刘备和好，诸葛亮主政后也设法修复孙、刘联盟，都是出于这种考虑。是后，蜀汉的北伐与孙吴的北伐东西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牵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国北伐功虽不就，但对三国鼎立局面的维系无疑还是功不可没。待魏灭蜀，控制四川上游，吴只得增戍荆州，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鄂州），以应付上游“受敌二境”的不利形势。随着名将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上游的形势极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东晋南朝时期，桓温和刘裕分别以平李势和焦纵而收复四川，使长江上游获得屏护。西晋末年，四川即为巴氐人李特所据，李氏所建成汉政权一直延续到东晋。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江夏相袁乔建议恒温伐蜀：“今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晋纪十九 ] 桓温遂率军伐蜀，收复益州。
     苻坚伐晋之战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汉中、益州和襄阳，准备从益州、荆襄、江淮三路伐晋，东晋上游防线面临巨大压力；东晋负责上游防御的桓冲试图以反攻襄阳和益州来破坏前秦的攻势准备，但未获成功。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桓冲趁势收复益州。
     东晋末年，益州又为焦纵所割据。刘裕先后遣刘敬宜、朱龄石两度统兵入川，才收复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势的完整。此后，南北双方在梁益一带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乱”后，西魏宇文泰趁梁萧绎、萧纪兄弟内乱，认为“取益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遣军攻取梁朝益州及荆襄之地，南方遂渐趋不利，连维系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与金对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陕－荆襄－江淮一线形成“常山蛇势”，以四川与陕西相表里，共同维系上游之势。四川既为东南上游屏障，又为甘陕前线的后盾。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宋与蒙古对峙的时期。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对四川的大举进攻曾使两川残破，南宋实赖名将余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动摇。到了蒙哥汗时期，蒙哥意识到欲破南宋江防体系，必须从上游着手，遂亲自统兵攻四川，甚至不惜亲临合州钓鱼城下，指挥攻城，结果中炮石重伤身亡。蒙古军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继续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为一个单独的割据政权所控制，东南的压力相对还要轻一些。但是，作为长江上游的四川与作为黄河上游的关中靠得如此紧密，而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中间又隔三峡险要，联系脆弱，以至四川地区出现的任何机会都很难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时，北魏邢峦攻取梁州后，上表请略益州，说：“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 [ 注：《北史》卷四十三 邢峦传 ] 即是看到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在四川的不利形势。
     因此，尽管四川居长江上游，对于东南意义重大，但在南北双方对四川的争夺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开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 

   (一)大同与飞狐口
     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于管涔山、恒山与蒙古高原南侧之间。盆地北面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桑干河源自管涔山，经大同盆地，流入河北。这样，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一旦进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干河河谷低地向东进入河北，直叩居庸关前；还可由飞狐口逾太行山，迂回至幽、蓟的西南侧。北京作为都城时，由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西汉初，冒顿单于即曾率匈奴大军由此涌入，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采掠山)。汉初实行休养生息，在北方对匈奴实行战略防御，曾在此地屯兵，东连渔阳、上谷，西接云中、五原，屏护北方。
     东汉衰微，代北之地渐成荒塞。塞外游牧民族次第涌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乱”时，西晋并州牧刘琨为讨匈奴刘渊，请兵于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拓跋猗卢以功被封为代王。拓跋猗卢后更向刘琨求得代北之地，并建都于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渐强盛。十六国时，拓跋部所建代国虽一度被前秦所灭，但前秦瓦解后，拓跋珪很快复国，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东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北方。
     此后，称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屡屡由此地入侵。北齐、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国防压力很大。唐末，代北又为沙陀贵族李克用所据，李克用后更据有整个河东。朱温称雄北方，面对河东却无可奈何。
     在五代频繁的嬗代中，对中国北部国防造成深远影响的却是石敬塘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与幽燕之地一并归于契丹，中国北方国防险要丧失。由于丧失了地理上的险要，后周、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努力都未获成功。北宋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北阻雁门险要。
     辽和金先后入据幽燕，以幽州为南京，而以大同为西京。他们都崛起于塞外，南迁之后，又为塞外新兴的游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尽收山北诸州。是后，蒙古兵两度突破居庸关、紫荆关，大掠河北，围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迁汴京。
     明初，蒙古残余势力活动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长城沿线屯戍重兵外，另以亲王典兵，镇御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为代王，镇守大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大同更成京师肩背之地。明中期经营“九边”，以大同、宣府与蓟镇东西夹辅，拱卫京师。瓦刺、鞑靼入侵，大同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军便是由大同盆地涌入，再沿桑干河谷东进，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末李自成进军北京，主力亦自大同东出，经宣府入居庸关而逼北京。
     从大同进入河北，还可由飞狐口向东南逾太行山，迂回北京的西南侧翼。大同与河北之间交通孔道的争夺在东、西方之间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郦食其为刘邦策划重整东西对峙的战略态势，建议：“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其意图是堵塞太行山诸关隘及黄河、嵩山一带诸通道，以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飞狐口与其它几处关隘一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两汉时期，飞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两汉都曾遣将屯兵，治飞狐道，以防匈奴对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后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即居庸关)，袭后燕幽州。北魏末，葛荣在河北起义时，山西尔朱荣曾吁请朝廷准其发兵出飞狐口，打击义军的侧背。唐末，朱温攻河东李克用，六路进兵，分进合击，飞狐口是其进兵方向之一。后来，河东诸将欲兼并割据幽州的刘守光，议曰：“云、代与燕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后可以专意南讨。”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 晋王李存勖遂命大将周德威率军伐燕。周德威率军出飞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刘守光，略定幽燕。

(二)忻、代与雁门关
     忻州盆地可谓对大同的一种补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晋阳，控带云朔。”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代州“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雁门、宁武、偏头)，咽喉全晋。”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特别是代州，扼雁门关，阻勾注之险，地位尤其重要。
     勾注险要在《吕氏春秋》中被称为“天下九塞”之一，晋《地道记》则将其列为“分别内外”的北方险要之首。这种评价可代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用以分别“华夷”的一个决定性的界线。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经常被少数民族占领，此时，勾注山险要的屏障作用便显得很重要；少数民族若再透过勾注险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区的腹地。
     自平城白登山之围后，西汉在政治上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则以防御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将发兵，屯勾注，治雁门之险，以阻匈奴南侵。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前夕，也曾经营雁门，将这里建成出击匈奴的一个前进基地。东汉末，代北之地渐成荒外，曹魏、西晋均以勾注为山西北部国防险阻。从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北，每每发兵逾勾注南侵，北齐、隋、唐都深受其患。
     五代石敬塘据太原叛后唐，引契丹兵入援，后唐发兵进剿，却未重视雁门险要，扼险阻截，契丹兵遂得长驱直入，击破后唐兵。是后，契丹主耶律德光对石敬塘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觇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
     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之地在中古史上影响极其深远。从此，大同盆地成为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南侵的一个策源地，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们进逼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这里也因此成了中原政权在北方的国防重地。北宋未能收复幽云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务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以忻、代为据点，北阻雁门。在北宋对契丹的战争中，名将杨业的英名与雁门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明代京师西北的防务，以雁门、宁武、偏头为外三关，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其中紫荆、倒马与飞狐内外夹峙，忻、代与雁门为唇齿之势。


(三)蒲州与蒲津关
     蒲州位于运城盆地，濒临黄河。蒲津关就在蒲州西门外黄河西岸，扼蒲津渡口，为关中与山西之间的重要通道。从山西方向来说，它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一个跳板；从关中方面来说，它又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一个桥头堡；另外，经由蒲津和轵关，蒲坂在关中与河内、河北之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往来通道。
     战国时，这一带为魏国所有，魏国最早置关于蒲津。魏国建都安邑，跨有河西，南控崤函之险，成为秦向东方扩张的最大障碍。商鞅所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 指的就是这种态势。秦经过长期的战争，夺占魏国河西及晋西南之地，迫魏东迁大梁，为以后秦的东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秦昭襄王时期，秦在东方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攻势。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蒲津置河桥，以利人力物力的通行。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
     楚汉之际，蒲州一带为魏王豹所据。刘邦还定三秦，然后率兵东进，东向以争天下。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亲率曹参、灌婴等自临晋关(即蒲津关)渡河，迫降魏王豹，兼并其军队，又进兵河内，击虏殷王卬，再南下洛阳，组织对彭城的进攻。刘邦自彭城败归后，魏王豹叛汉，刘邦又遣韩信率军击魏。时魏王豹盛兵蒲坂，以阻塞蒲津渡口；韩信在蒲津上游偷渡黄河，奔袭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南)，俘魏王豹，悉定河东。
     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建立刘汉政权，进据平阳(今临汾)，不断遣兵东下河北，南略河南。此时，蒲坂尚为西晋所守，所以关中还未受侵扰。晋永嘉五年(3l1年)，西晋蒲坂守将赵染率众降汉，汉主刘聪遂遣大将刘曜等与赵染由蒲坂攻关中，镇守关中的晋南阳王司马模投降，关中遂为匈奴刘汉所据。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政权，迁都长安。刘曜一直致力于肃清陇西，屡率大军征战于陇上，而以蒲坂为重镇，镇御东方。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后赵石虎率军自轵关西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刘曜闻讯，发中外精锐水陆诸军，亲自率领，驰援蒲坂。石虎大怯，率军引退。刘曜不惜倾国出动，增援蒲坂，可见蒲坂对于关中的重要性。
     后赵崩溃后，被迁河北枋头的氐族人兵分两路，西行入关，一路经由潼关，一路经由轵关、蒲津。氐人在关中建立前秦政权，蒲坂、陕城并为东方重镇，俱遣宗室亲王坐镇。苻坚发动政变，废秦主苻生自立。苻生弟苻柳等心怀疑惧，遂于晋太和二年(367年)分据蒲坂、陕城、安定、上邽等地起兵。苻坚急遣兵分讨，以王猛、邓羌率军攻蒲坂，杨安、张蚝攻陕城。这期间，前燕国内有援蒲坂、陕城并乘势取关中之议，燕主未用，前秦遂得以迅速平定叛乱，稳定局势。
     继前秦之后，先后又有后秦和赫连夏割据关中。后秦和赫连夏均以重兵屯蒲坂，与潼关配合，戍守东方。刘裕伐后秦，部将沈林子、檀道济引军攻蒲坂，欲以迂回出潼关之后，但后秦在蒲坂经营已久，城垣坚固，兵多粮足，不可猝拔，沈、檀二人只得又引兵南下，与王镇恶合力强攻潼关。
     北魏太武帝西伐赫连夏，遣大将奚斤攻蒲坂，夏蒲坂守将风闻夏都统万已破，乃弃城西奔，奚斤遂克蒲坂，并乘势进克长安。次年，夏人复据长安，太武帝又遣将急戌蒲坂以拒之。北魏神麚三年(430年)，魏主遣将南镇蒲坂，以逼长安，自率军大军从北翼奔袭平凉、安定。夏长安孤悬，其守将驱众西奔，关中遂入于北魏。
     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两度率大军攻西魏关中，主力均自蒲坂而入，还在浦津架设浮桥，以利大军通行。西魏大统三年(537年)，高欢大败干沙苑，退回东方。东魏秦州(治蒲坂)别驾薛善斩关献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军迎降，遂据蒲坂。此后蒲坂便成了宇文泰攻略东魏山西纷、绛地区的—个前进基地。自此以后，西魏屡屡东出，攻略河南、山西，变战略守势为攻势。


     东汉南匈奴内迁后，鲜卑拓跋部自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时，鲜卑首领拓跋猗卢应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之请，出兵相助。刘琨遂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并向刘琨求陉北之地(今山西宁武、代州一线以北)。刘琨欲倚之为援，遂将陉北之民内迁，将代北之地尽与猗卢，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渐繁盛。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晋廷进封拓跋猗卢为代王。十六国时，代国为前秦所灭。
     前秦瓦解后的北方局势更加混乱，姚苌在关中建立后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山西一度为鲜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据。拓跋珪在塞北复国，重建代国，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在塞北复国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进图中原。慕容垂消灭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持西燕而与后燕交恶。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远征北魏。北魏在参合陂(今内蒙古丰镇北)大破后燕军主力。次年，拓跋珪大举伐后燕，遣军一路由东道出军都(今居庸关)，以袭后燕幽州一带，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后东出井陉，攻后燕都城中山。经过近两年的围攻，中山、邺城、信都等后燕重镇被攻破，后燕残余势力一部分北逃辽东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东建立南燕。后燕灭亡，河北纳入北魏版图。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明元帝拓跋嗣时，北魏趁南朝刘裕新丧之机，发兵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
     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一面西攻关中的赫连夏，一面与刘宋在河南相持，并多次远征漠北，重创柔然。拓跋焘四次发军攻夏，先后攻破夏长安、统万、安定、平凉。夏残余势力逃往陇西，亡于吐谷浑，关中俱入于北魏。后来，北魏还消灭了辽东的北燕、河西的北凉等割据政权。刘宋为争夺河南之地，曾两度大规模北伐，但都被北魏击败，北魏在反击刘宋的第二次北伐时，还乘势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威震江南。在与刘宋的对峙中，北魏始终占据着优势。

这样，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为基础，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东征西讨，东灭后燕、北燕，西平赫连夏、北凉，南夺刘宋之河南，北创柔然，终于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北魏的兴起可谓山西在北方枢纽性地位的显示。我们从曾辅佐过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时期战略决策时的议论中可见其一斑。
     明元帝时，代北遭遇灾荒，有大臣建议魏主迁都河北邺城，崔浩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迁都之后)旧都守兵既少，屈丐(赫连夏)、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护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 ] 他反对迁都邺城，实际上是反对以一时的灾荒放弃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刘裕北伐后秦，北魏群臣担心刘裕名为西进，实欲北上，建议发兵阻击。崔浩又反对。他判断刘裕志在灭后秦，发兵阻击只会交恶于刘裕，对北魏诸多不利。最后，他针对群臣们的担心，断言：“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
     元嘉七年刘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谋划远征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北进，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断刘宋的意图只不过是想保住淮北。他针对群臣们的顾虑，又断言：“况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
     崔浩的判断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样的断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据的地理形势。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据河北，右拥关中，虎视中原，居高临下，威制四方。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统一北方半个多世纪之后，到孝文帝时，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之举本是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的一部分，对鲜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孝文帝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也留下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到孝文帝死后，由这些问题演变出的动荡遂构成北魏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六镇的问题。
     还是在立都平城的时代，北魏为防备柔然，在沿北方边境一线设守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座军镇，恃为藩卫，镇御北方。那时六镇的地位很重要，镇守者皆近宗勋臣贵戚，待遇优厚。迁都洛阳后，国家的重心改变，偃武修文，对外战争减少，并且主要是针对南方，六镇地位渐渐下降。到胡太后秉政时，六镇已形同流放之地，镇民的地位更是悲惨。
     北魏是以消灭北方的其它少数民族政权而统一北方的，国中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关系本来就比较复杂。北魏后期，政治腐败，境内的民族矛盾遂渐趋尖锐。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终于由破六韩拔陵首倡，引发了六镇军民起义，进而引发了河北和关陇地区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北魏政局由此而混乱不堪。这种混乱的局势却给山西秀容酋长尔朱荣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尔朱荣的先祖尔朱羽健曾率部族助拓跋珪攻后燕有功，拓跋珪遂以秀容川(今山西忻州西北百余里)周围三百里地封之。尔朱氏世居秀容川，畜牧为业。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时，秀容川牲畜兴旺，马匹以色别分群，漫山遍野，不可胜数。大量的马匹在那个时代无疑是重要战略资源。尔朱荣继承他父亲的位置时，也继承了这笔雄厚的资源。这时，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已经爆发，尔朱荣见四方兵起，遂利用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阴图大事。
     北魏镇丄压北方各族人民起义不利，尔朱荣却趁机在山西迅速扩充其势力，兵势强盛，令朝廷惮之。尔朱荣上表朝廷，自请率兵赴河北镇丄压起义，被朝廷抑制。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胡太后鸩杀魏主元诩，先诈立一女子为帝，又改立一名三岁的小孩，图谋继续控制朝政。尔朱荣闻讯大怒，遂与其从弟尔朱世隆、并州刺史元天穆等密谋兴兵入洛。这年二月，尔朱荣率铁骑南下洛阳，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并在黄河南岸聚杀北魏宗室及文武大臣二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其后，尔朱荣将自己的心腹亲信安置在洛阳朝中，自回晋阳，以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遥控朝廷。
     这时，河北的葛荣兼并其他义军，声势浩大，正围攻邺城。尔朱荣亲率精骑七千前往镇丄压。他倍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以下太行，直趋邺城。在邺城外，葛荣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被尔朱荣击破。尔朱荣生擒葛荣，槛送洛阳。自己复以大丞相的身份回晋阳坐镇，继续遥控朝廷。
     “河阴之变”后，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萧衍欲以魏图魏，遂于梁大通元年(529年)派陈庆之率兵拥北魏北海王元颢转战北上，进入洛阳。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颢在洛阳登位。尔朱荣闻洛阳有变，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拥魏主进兵洛阳。尔朱荣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及陈庆之军溃败，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阳，加尔朱荣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仍回晋阳，遥制朝廷。
     其间，尔朱荣还派大都督侯渊率兵平定蓟城的河北起义军余部韩楼；派尔朱天光、贺拔岳等平定关中万俟丑奴、萧宝寅。河北、关陇悉定。这样，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基本上被镇丄压下去了。尔朱荣在晋阳，一面遥制朝廷，一面以围猎训练士卒。尔朱荣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从他在晋阳练兵时谈其志向来看，大有澄清海内、统一天下之意。魏主不甘心受尔朱荣控制，设计诱尔朱荣入洛。尔朱荣在缺乏戒备的情况下被杀死。
    

三 北方统一进程中的山西
     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统一北方外，其它全国性政权都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个政权能否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统一北方。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居枢纽地位的是山西。
     在北方分裂的混乱局面中，关中和河北二地易于建立起局部的秩序。争雄北方的势力大多起于这两个地区。山西高原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面向中原。无论是哪一方，要想兼并对方，统一北方，进而统一天下，都必须首先取得对山西的控制权，否则不可能打开局面。能否取得对山西高原山地险要的控制对于双方都是存亡攸关的事。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侧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
     山西东西两侧的山脉分别构成河北和关中的屏障。东侧太行山脉为河北的西部屏障；西侧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自关中东出之路不外三条：蒲津、潼关和武关。其中，经由潼关、蒲津的路线处在山西的监控之下。因此，对于关中来说，无论是出关进取，还是闭关自守，都须加强对山西的控制。河北的三个层次与山西的三个主要盆地之间平行对应，藉太行通道而相联系，这样，山西的这几个盆地连同太行山共同构成河北西部屏障，翼蔽河北右侧翼的安全。
     关中险要和河北形胜都须以对山西高原山地的控制为前提。当河北与关中对峙之际，双方极易在山西陷入争持的僵局。双方决定性的争夺往往发生在山西。在山西角逐的胜败也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秦、西汉均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其统一进程都是从山西打开局面的。战国前期，山西为三晋诸侯所控制。魏据安邑，控制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秦欲出关争利，归路处在魏的监控之下。这一态势早在春秋时的秦、晋崤之战中已表现得很明显。在那决战役中，秦军以在崤山险地中遭晋军伏击而全军覆没。商鞅在策划秦的霸业时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魏……必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 秦孝公遂采商鞅之议，令商鞅主持对魏的战争。秦经过长期的战争，终于迫使魏国迁都大梁。到秦惠王时，秦已尽夺魏河西之地。到秦昭襄王时，又在沿黄河及太行山脊岭一线发起猛烈攻势，夺魏之安邑、韩之上党、赵之太原，尽占山西之地，为以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极有利的战略态势。
     西汉统一天下的进程差不多是循秦之故辙。刘邦还定三秦，率诸侯联军袭楚之彭城。自彭城败归后，刘邦在成皋、荥阳一带与项羽相持，却另派韩信率军渡黄河入山西，灭魏、平代，然后东下太行，破赵、降燕、下齐，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使楚汉对峙形势彻底改变，为西汉在楚汉最后决战中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十六国初期，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后赵石虎因争前赵在河东的重镇蒲坂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刘曜一战被擒而兵败国亡。立足河北的后赵遂完成北方的第一次统一。
     后赵的统一瓦解后，前秦据关中，前燕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决定双方国运的战役发生在山西。前秦在苻坚统治时国势日盛。面对前秦的军事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燕主未从。苻坚利用前燕朝政日坏的有利时机，派王猛率兵攻前燕。东晋太和四年(369年)，王猛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次率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王猛向山西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后又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燕主出逃被擒，前燕灭亡。前秦又次第扫平其它割据势力，统一北方


在前秦瓦解后的混乱局面中，鲜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收拾十六国纷乱的局面，统—北方。北魏在北方的统一维持了半个世纪。北魏后因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等一系列的冲击而分裂。高欢拥东魏据河北，宇文泰拥西魏据关山，东、西魏再次在北方形成对峙之局。高欢有鉴于自尔朱荣以来山西在北方局势中的地位，遂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亲自坐镇，指挥对西魏的战争。在高欢执政的年代，东魏拥有战略上优势。高欢死后，长子高澄、次子高洋先后执政，二人亦以晋阳为重镇，亲自坐守。
     随着东魏被高洋建立的北齐所代、西魏被宇文觉建立的北周所代，北齐和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北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国势日盛；而北齐主高洋在其统治后期沉溺于酒色之中，搞得朝政紊乱，自此以后，政局一官不稳，国势日渐衰落。
     北周武帝时，北周开始兴兵伐北齐，多次在河南鏖战，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大臣赵爽、鲍宏建议周主改变攻北齐的战略方向。赵爽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鲍宏也说：“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次年，北周再度兴兵攻北齐。这一次，北周将战略进攻的重点选在山西。出兵前，周主对群臣说：“前出河外，直(只)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山西素为高齐根本，经营已久。平阳在高欢的时代便是东魏与西魏对峙的前沿重要据点，后更建为北齐在晋西南的重镇。北齐大臣卢叔虎曾建议齐主经营平阳以逼北周。他说：“宜守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彼闭关不出，则稍蚕食其河东之地，日使穷蹙：彼若出兵，非十万以上不足为我敌，所资粮食，咸出关中；我军士年别—代，谷食丰饶，彼来求战，我则不应，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往来，实自艰难，与我相持，农业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 这的确是以山西逼促关中的一项良策。齐主颇采纳之。
     这次北周将进攻重点选在山西，平阳是其第一个需要克服的据点。北周军进攻平阳，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夺战，才攻占平阳。是后，北齐帝高纬试图夺回平阳，被北周军击败，只得退回晋阳。北周军又乘势攻破晋阳，然后，挥师东出滏口，下太行，包围齐都邺城。高纬及幼主高恒出逃被擒，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