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 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
     在太行山山脉一线，有紫荆关、倒马关（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陉、滏口（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等关隘扼其往来通道。其中，紫 荆关和倒马关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经桑干河谷而来的通道，此二关与居庸关共同屏护北京西、北二面，明代号为“内三关”；井陉关和滏口 则扼守山西与河北中部、南部之间的往来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郸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险要，又控上述关隘通道，遂得以成 为一方重镇。经营好太行山诸关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关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势。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漳 河自太行山而下，从河北南部横流而过，经山东北部注入大海，护卫河北南面门户。这样，河北的南面门户实际上是夹在山西高原与山东低山 丘陵之间。如果说河北在东、西之间的战争中必须重视山西的话，那么，在南北之间的战争中，则必须重视山东。中国的政治重心东移后，南 北关系重要起来，山东处南北之间，地位也随着重要起来。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山东处在监控大运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这是河北对于中原政权而言显示出的战略地位，但要讨论河北的战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人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在立足 于河北的政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为羯族所建，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时期的东魏 、北齐则是胡汉合流的产物，辽为契丹族所建，金为女真族所建，元为蒙古族所建，清为满族所建。对于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联系起来。蒙古入主中原，择定都之所时，木华黎建议说：“ 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直隶一 ] 塞外少数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南控 江淮，北连朔漠”的地理位置将中原与塞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 退回塞外。


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关。河北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重要衔 接地带，农耕经济的汉族与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差异很大，从事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支持也不同。当河北为塞外游牧民族所 控制时，其战争策源地在塞外；而当河北为汉人政权所控制时，经济上则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供给。当然，无论是汉族还是塞外游 牧民族，当他们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政权时，其经济上的供给则都须倚仗东南地区。元代重开大运河，还经营海运，就是为了转输东南财 赋以供给京师，明、清两代亦因循此例。
     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确不如现在，而且，河北东南部在历史上频遭黄河溃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经济却自有特色。司马迁曾描述过西汉时 的四大经济区，其中，河北南部处于他所概括的山东经济区内，河北北部则处于司马迁所概括的“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多鱼、盐、漆、 丝、声色”，并称河北南部重心邯郸“亦漳（漳水）、河（黄河）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当时巨富郭纵即邯郸人，“以铁 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辈也是原赵国人，“用铁冶富”。“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经济 为主；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 真番之利。”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这实际上是在中原与塞外、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交互贸易的一种比较便利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与河北作为中原与 塞外之间的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据四角之地而兴起的政权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立足河北的政权，其社会基础也跟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有关。


二 河北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
     河北山河形势，足为英雄凭资。天下纷乱之际，河北极易卷入争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个主要方向。发生 在河北地区的战事不外两种类型：一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是内地政权与塞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类型不同，角逐的重 点可能会不一样，但角逐方向却都是南北向的。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状及其与其它地域的位置关系所决定的。
     河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山海夹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与其它地域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带。河北的这种地域形状及其与太行山 的关系，遂使得河北地区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来：以北京为重心的北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以邯郸（或邢台、或邺城）为 重心的南部地区。
     河北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太行山与河北平行列峙，西侧有大同、太原和长治等战略要地与 河北的三个层次之间平行对应，几条交通孔道将他们联系起来，几处重要的关隘又扼守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区在上古为幽州，后或称燕郡，或称蓟州。《读史方舆纪要》称这里“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 ，号称天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 直隶二 ] 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东北支脉构成其外围屏障。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里 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对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关键；而当他们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 起了政权，这里又是联系中原与塞外的一个衔接地带。
     与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这片地域后，沿 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东，即进入河北，抵达宣化、怀来一带，这一带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之处。这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进军路线。 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达这一带，便已绕过了燕山山脉的主体，只相隔着太行山东北支脉而与燕京一带相望。
     几处重要关隘扼守着它们之间的往来通道。沿桑干河正东方向有著名的居庸关，南侧则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南）、紫荆关、倒马关。居庸 关一带山势较险，且地近燕京，历代经营有素，防卫较重，不易突破；而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山势较缓，且隘口较多，易于突破。北京作为都 城时，出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北魏拓跋珪伐后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后，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居庸关），袭后燕幽州。五代初，河东大 将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刘守光，兵出飞狐口。北宋攻辽幽州，自山西进军之一部曾试图循周德威旧路，出大同出飞狐以趋幽州。蒙古攻金，先 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后以“劲卒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围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涌入，在土木堡击破明 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代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为“内三关”，与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 ”乎应，内、外夹峙，屏护京师西北


河北南部的重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迁。大体上讲，战国秦汉时期在邯郸，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唐、宋时期在邢台、大 名。《读史方舆纪要》称邯郸“西出漳邺，则关天下之形胜，东扼清卫，则绝天下之转输。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 直隶六 ] 称邺城：“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 彰德府 ] 称邢台：“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也 。”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 直隶六 ] 称大名“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 直隶七 ] 重心虽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凭藉的地利却大体相 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脉，南阻卫、漳等大河，是为河北面向中原的门户。
     与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长治盆地。长治盆地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要据点。从长治东 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滏口。滏口为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山岭高深，为太行山南端险隘。
     当河北政权的重心位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控制对河北的意义尤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断太行道，切断了韩上党 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长平之战后，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 山西全境，为日后东下太行两路夹击赵都邯郸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六国时，前燕立都邺城，西恃太行山为其屏障，壶关是其在太行山西侧的重 镇。面对前泰的压力，前燕大臣们提醒燕主加强壶关方面的守备，燕主未从；王猛伐前燕，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 以西的军事据点，又在潞川击破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北魏末，葛荣合并河北多支义军，围攻北魏相州（即邺城）。尔朱 荣率军自晋阳前往镇压，他迅速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葛荣猝不及防，被尔朱荣击破。北周灭北齐，也是先击破北齐在山西的军事据点，然后 自滏口东下，攻破齐都邺城。这几起战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来敌消灭河北南部的政权（或势力）而告终，尤其是象赵、前燕、北齐这样的政 权，立都于河北南部，长治盆地正俯临其地，因此，发生在长治地区的战役都产生了决定性效果。
     河北地区在其角逐过程中呈现出上述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这三个层次在攻守之势中显示出的意义也不一样。在内地政权（或割据 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河北的局势取决于从邯郸、邢台至真定、河间之间的争夺；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有时是汉化程度已很 深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与塞外新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河北的局势取决于自幽蓟至真定、河间一带的争夺。
     概要地讲，主要还是从门户到中枢之间的争夺。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南而北，这样，邯郸、邢 台一带是其门户；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北而南，这样，幽、蓟一带所控燕山险阻是其门户。南 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南而不对北；北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北而不对南。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真定、河间一线都居枢纽性地位。这种地位一方 面缘于它适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缘于它跟山西重心太原盆地的对应关系。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自太原出井陉东下太行，都是很具吸引力 的。
     从内地入争河北者，若既得南面门户，又控河北中枢，则北部幽、蓟虽险，也只是边隅之地；塞外游牧民族若既控幽蓟北面门户，又控中枢之 地，则南部一马平川，难挡其铁骑冲贯。
     对于这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显示出的意义，我们可从历代战争中去具体地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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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还有呀

回复：53楼
还有很多呢…………

后赵分崩后，慕容鲜卑自辽东入据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关中建立前秦，前燕和前秦在北方对峙。前秦在苻坚、王猛的领导下，国势蒸蒸 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后朝政日坏。面对前秦的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 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另一名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 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燕主未从；慕容垂投奔前秦后，前燕形势更趋不利，但仍未采取措施加强山西、河南方面的守备 。王猛统兵伐燕，先于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率大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 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王猛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今山西潞城西），再战而破晋阳（今太原），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 西的军事据点。然后，出潞川（今浊漳水）东下太行，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苻坚也亲自率军经河内 从南翼直趋邺城，与王猛合力攻破邺城。前燕灭亡。前秦统一北方。

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面临瓦解。当时河北有苻坚之子苻邳镇守邺城，信都、常山、中山亦为前秦所守。慕容垂以安抚河北为名回到邺城。丁 零人翟斌围攻洛阳时，苻邳遣慕容垂援洛阳，慕容垂遂正式脱离前秦。他收降翟斌的人马，在荣阳称燕王，建立后燕。他考虑到“洛阳四面受 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三 慕客垂载记 ] 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渡河直驰邺城。苻邳坚守邺城，甚至不惜向东晋请求援兵。慕容垂想尽办法 几度强攻邺城，但都未能破城。邺城不下，河北其它地区亦不能定。苻邳坚守邺城近两年，一直到苻坚死后，苻邳谋归关中，率众西走晋阳， 邺城才为后燕有。邺城一下，其它各地亦依次降燕。
     北魏后期，河北、关陇爆发各族人民大起义。葛荣所率河北起义军围攻邺城，声势浩大。尔朱荣率军前往镇丄压。尔朱荣自晋阳率精骑七千，信 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直逼邺城。葛荣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尔朱荣大破葛荣部，生擒葛荣，槛送洛阳。尔朱荣部将侯渊又击败在幽州一带 活动的起义军余部，河北起义遂被镇丄压。
     尔朱荣死后，高欢脱离尔朱集团。他先取得尔朱荣之子尔朱兆的信任，统领流入山西的原葛荣所部二十万六镇降民，以就食为名屯驻壶关。在 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欢自滏口进入河北，在信都起兵公开举起反尔朱氏的大旗，率军攻占邺城，又在邺城外的韩陵大败尔朱集团主力，并乘 胜进兵洛阳，消灭了尔朱残余势力。其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拥立东魏，定都邺城。
     东、西魏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北齐与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经过苦战，北周攻克北齐在山西的重镇平阳（今临汾），又进克晋阳，然后自 滏口东下太行，攻破邺城。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
     北周末，杨坚谋代周自立。相州（治邺城）总管尉迟迥在邺城起兵反杨坚，河北地区也纷纷响应。杨坚派大将韦孝宽率军讨尉迟迥。韦孝宽自 河内进军，逼近邺城，在邺城外击破尉迟迥主力，乘胜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韦孝宽遣兵分讨，其它各地亦悉数平定。平定尉迟迥之后 ，杨坚为根除东方之患，下令夷毁邺城城垣，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今大名），以分相州之势，削弱邺城的战略地位。自汉末以来，数百年间 ，邺城便一直是河北地区的一方重镇，至此遭到削弱。


“安史之乱”前期，安禄山自范阳（今北京）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占领洛阳，欲西攻潼关，深入关中。这期间，发生在河北境内的两场战 事对于打击叛军乃至最终平定叛乱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场战事是颜杲卿据常山（今正定）起兵反安禄山。安禄山南下时，颜杲卿假装归顺。安禄山攻占洛阳，将趋关中。平原（今山东乐陵）太 守颜真卿使人告颜杲卿说：“速起兵断贼归路，可以缓贼西进之谋。”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 颜杲卿遂西连太原尹王承业，东连颜真卿，起兵反安禄山。一时， 河北境内响应者凡十七郡，皆归朝廷。附叛军者仅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安禄山正欲西攻潼关，督率诸军已至新安，闻常山 有变，赶忙回洛阳，急派史思明率重兵攻打常山。颜杲卿起兵虽然很快就遭到失败，但它的确起到了“缓贼西进之谋”的作用。颜杲卿起兵之 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于此举属仗义讨逆，故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另一方面在于他起兵的位置。常山地处河北中枢，联络南、北，依 傍太行，西接井陉而连通太原。据此地起兵，确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第二场战事是李光弼、郭子仪东下井陉之战。史思明攻陷常山后，又压服其它各郡，独饶阳太守坚守不下。唐廷遂议派良将一人分兵出井陉以 定河北，李光弼受命自太原东出井陉，逼近常山。常山团练兵执叛军守将以迎光弼。李光弼据常山，以逸待劳，伺机打击叛军，与史思明在常 山一带相持。后来，郭子仪率朔方精兵与李光弼合军以攻史思明，大破叛军。唐军声势大震，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将而归朝廷。叛军交通线 又告断绝，叛军家在范阳者无不摇心。安禄山大怯，议弃洛阳而还范阳。不过，就在这时，哥舒翰兵败潼关，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被迫幸蜀。战局突变，郭李二人乃放弃河北，引兵还太原。
     李郭二人在河北的战果虽因局势突变而前功尽弃，但此举的意义已为唐最高决策层所认识。李泌在向唐肃宗陈平贼之策时说：“今若令李光弼 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今陕西大荔）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 山者，独承庆耳。愿郭子仪勿取华阴（今华阴），使两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凤，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 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唐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可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 矣。”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
     概括地说，李泌的平贼方案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让李光粥出井陉，郭子仪出河东，分击其首尾，使叛军来回疲于奔命，以拖跨、削 弱叛军；第二阶段，让李光弼出井陉，建宁王李倓迂回塞北，合击范阳，先覆其巢穴，然后，大军四合，聚歼叛军。在两个阶段中 ，李光弼出井陉这着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未能贯彻执行此策，致使平叛之战多拖了几年，而且，最终也未彻底肃 清反叛势力，导致了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
                                                                         

上述诸战中，决定性的争夺都发生在邯郸、邢台至真定一带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其中自河南方向而来进取河北的有五起：刘邦据邯郸而平陈 豨，曹操克邺城而平袁氏兄弟，石勒据襄国而图王浚，慕容垂下邺城而逐苻氏，韦孝宽破邺城而灭尉迟迥。在这类战争中，邯郸、邺城、邢台 等地的确显示出了它们的门户地位。这些地方一经平定，河北其它地区均随之依次而定。
     自山西方向东下太行进取河北的战争共有七起：王翦、韩信均以出井陉而定赵、燕，李光弼、郭子仪出井陉而河北返正，王猛出潞川而灭前燕 ，尔朱荣出滏口而破葛荣，高欢出滏口而据信都，北周出滏口而灭北齐。在这类战争中，太行山关隘的得失是关键。这七起战争中，以关中政 权而兼并河北政权的有四起：秦、西汉灭赵、燕，前秦灭前燕，北周灭北齐。对于这四次战争，差不多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河北的政权 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山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太行山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托，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 行山，以临河北，而战事发展到此阶段，河北便可谓大势已去。

塞外游牧民族凭武力突破燕山险阻，入据河北，慕容鲜卑是其首例。慕容鲜卑在辽东崛起时，中原正值西晋末年的混乱局面。慕容鲜卑统一辽 东，建立前燕。后赵一度统一北方。后赵主石虎死后，诸子相残，局势很不稳定，前燕遂谋伐后赵。
     前燕慕容俊二年（350年）二月，前燕第一次南伐，兵分三路攻后赵：慕容霸（即后之慕容垂）率兵由东道出徒河（今辽宁锦县）；慕舆？于自 西道出蠮螉塞（今居庸关）；慕容俊亲率主力自中道出卢龙塞（今河北迁安西北）。燕军突破燕山险要，未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领蓟城，又南 击后赵军至清梁（今河北蠡县）一带。前燕将都城迁至蓟城。次年，前燕第二次南伐，一举攻占河北中部重镇中山（今定州）。不久，后赵大 将冉闵代后赵自立，建立魏国，率众游食于常山、中山诸郡，前燕大将募容恪在常山附近的廉台用铁索连马为方阵，大破魏军，擒执冉闵，并 乘胜进围邺城。围攻数月，城破，魏亡。前燕又将都城迁至邺城。是后，前燕又略取山东、山西之地，进图河南，与关中的前秦、江南的东晋 三足鼎立。

慕容鲜卑自辽东入据河北，一战而克蓟城，据燕蓟之地；再战而克中山，执河北中枢；三战而克邺城，拥河北全境。南进层次非常清晰。
     前燕后来亡于前秦。前秦瓦解后，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定都中山。后燕灭掉山西的西燕后，与代北的北魏发生冲突。后燕攻北魏，大败于 参合陂（395年）。次年，慕容垂亲征北魏，却病死于出征途中。北魏从此转入反攻。这年，北魏拓跋珪大举伐燕，兵分两路：一路从东道出军 都（今居庸关）以袭幽州；一路出马邑、逾勾注山，以袭晋阳。东路军攻占渔阳（今密云），南路军攻占晋阳。十月，魏军自晋阳开韩信故道 出井陉，直趋燕都中山。魏军攻占常山（今正定）后，河北诸郡县纷纷降魏，惟中山、邺城、信都三城为后燕所守。经过近两年的围攻，北魏 攻克此三城。后燕主慕容宝率残余势力逃往辽西故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河北遂为魏有。
     北魏灭后燕之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常山的攻占。常山地居中枢，常山一占而其它郡县纷纷降魏，后燕孤守三城，实是如鱼在网，攻克只是一 个时间的问题。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政权更迭频繁。此时，契丹已在辽东崛起，统一辽东，建立契丹国。契丹见中原衰乱，遂积极谋求南进，连年袭扰 平州（今河北卢龙）、镇州（正定）、定州（定州）、云州（大同）等地，但屡为后唐军击还。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在太原起兵叛后唐，以称臣及许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为条件，乞援于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亲自率军南下雁门 ，援助石敬塘，大败后唐军。后唐灭亡。石敬塘自立为晋帝，契丹则尽占幽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改国号为辽，在幽州置立南京析津府，在云州 置立西京大同府。中国北方国防屏障尽失。
     契丹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尽夺河北北部险要，占据有利的地理形势，己能随心所欲地兴兵南下。后晋开运三年（946年），辽、晋交恶。辽发军 南下，攻陷汴梁，消灭后晋，并深入河南，纵兵肆掠。此后，辽一再地兴兵大举南侵。后周世宗时，辽主昏庸，周世宗遂谋恢复幽燕之地，但 未获成功。
     北宋代后周后，亦积极谋求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在平北汉之后，挥师东下井陉，自镇州（今正定）北上攻辽 幽州城。辽将耶律沙率军驰援。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战，宋军溃败。其后，辽人乘战胜之势，先后三次发兵分山西、河北两路进攻北 宋，前锋抵雁门、雄州一带。
     宋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北宋再次大举攻辽，兵分三路：以曹彬、米信等率兵出雄州，以趋幽州；田重进率军出定州，趋飞狐口；潘美、杨 业等率军出雁门，攻云（今大同）、应（今应县）诸州。大军临发，宋太宗向曹彬指示方略说：“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 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而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 [ 注：《续资治通鉴》宋太宗雍熙三年 ]
     宋太宗的战略意图是：以曹彬在幽州正面吸引、牵制辽军主力，以潘美之师从左翼实施战略迂回，攻取云、应诸州后，再自大同盆地东出，打 击幽州的侧背，合攻幽州。此次作战，重兵虽集于幽州正面，作战的重点却在于自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诸战略据点的攻取，以便控制太行 山、燕山险要。执行此方略的要点是曹彬等幽州正面之军持重缓行，成功地牵制住辽军主力。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曹彬违背了这一点。他 贪功冒进，连太宗都“颇讶其进军之速”。辽援军到达后，在岐沟关（今啄州西南拒马河北）大败曹彬军。正面之师惨败，宋军全线溃退。

北宋经此惨败，从此不敢再言北征，不敢再奢望收复幽云之地，对辽转取守势。北宋在河北中部一带自镇州（今正定）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大 沽口）的漫长战线上沿滹沱河一线建立河防体系，以缓冲辽人铁骑的冲力；山西方向则阻雁门诸险，以御辽军。而辽人自此以后，先后六次大 举南侵，有时，前锋直达邢州（今邢台）、德州、大名，逼近东京。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战事才暂告停 息。
     在宋、辽之战中，宋一直处于被动境地，是有其军事体制及将帅自身的问题，地理形势无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辽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已 控制燕山及太行险要；幽州以南，为平原旷野。这样，辽人在形势不利时，扼险坚守，以待援军；形势有利时，铁骑南侵，驰骋于旷野，宋人 难于争锋。
     后来，金人联宋灭辽。灭辽后，金将燕京及所属六州（顺、涿、易、蓟、景、檀）洗劫一空，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而河北的平、营、滦诸州 及山西的云、应、朔、蔚等州则不交还。实际上，只有这些州才是控扼燕山及太行险要的关键。这样，北宋虽然得到了它多年来一直梦想收复 的燕蓟之地，但燕蓟所凭恃的地理险要却并未得到。所以，宋人在继长期受制于辽之后，再次受制于金。


明朝定都北京，却单靠长城一线扼守燕山险要，这种防御体系实在是过于单薄。清军一再地突破长城防线，大掠河北，即证明了这种国防体系 的弱点。明亡后，一批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顾祖禹等对明朝的这种国防体系作了深刻的反思，对明廷放弃大宁、开平等燕山外围藩 篱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 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当法汉唐之成算，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 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讥，无乃与都燕之初意相刺谬乎！” [ 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 这种批评相当中肯。燕山虽险，但实在过于单薄，一旦被突破，明统治重心即 受到最直接的威胁。以顾祖禹之见，明朝定都北京，对于北京外围的防御，应当象汉、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为关中外围藩篱一样，以开平、 大宁、东胜、辽阳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御体系。
     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河北和关中，犹如中原政权面向北方的两臂。对于关中而言，早在秦汉时期，便已认识到了经营关中外 围对于关中安全的意义。秦汉、隋唐均曾致力于经营河套、陇西、河西乃至西域，以巩固关中外围藩篱，确保关中的安全。而河北则主要凭恃 燕山山脉，扼险拒守，这种防御格局却显得有些单薄。历史上，凭武力强行透入河北并建立起政权的少数民族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是先已入据 河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又受到塞外新兴游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灭后赵、北魏之逐后燕、金之灭辽、蒙古之灭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 ，契丹据幽燕之地，更是影响了五代、北宋几代政权的兴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权强盛的时期，由这里发起的扰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频繁。所有这 些，都与河北外围屏障燕山防御体系的单薄有关。 

第三节 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
一 南北对峙与东南根本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这一局面的形成实有其地理上的基础。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上述的那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