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几场战争中可看出山西在北方统一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几起战争都是以关中的势力在山西的角逐中战胜河北的势力，进而兼并河北，统一北方。
     这几场战争，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步骤：河北地区的政权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经太行山下河北的几座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据，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行山，至此，河北西部屏障尽失，可谓大势已去。
     当关中的势力与河北势力在山西对峙之时，以关中图河北易，而以河北图关中则较难。关中和河北都须藉山西以屏护侧翼。但河北藉以屏护右侧翼的太行山河流穿切的谷道较多，由此造成穿越太行山的通行孔道较多。可以由上党下滏口而出河北南部，可以由太原下井陉而出河北中部，还可以由大同出飞狐口、经桑干河谷趋居庸关而临幽燕。而关中的东面，南有崤函之险，北有吕梁山和黄河双重蔽护，通行不易，不利于大规模进兵，只有蒲坂至龙门一段利于进兵。
     这样，关中、河北虽是每每分享山西地利，但关中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一，其势较专，对来犯者的战略意图容易判断；而河北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多，其势较分，不易判断来犯者的战略意图。
     前、后赵在北方对峙时，后赵大将石虎自轵关入攻前赵在山西的重镇蒲坂，前赵主刘曜当即亲率大军，倾国出动，驰援蒲坂，击败石虎。此战在当时实已造成乘胜追击并直捣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态势。只是刘曜在此战之后决策失误，未能利用此战对后赵所造成的震荡性效果，直捣襄国，而转锋南攻洛阳，致使贻误战机，才铸就了自己的失败。前秦与前燕对峙时，前秦宗室苻柳等据蒲坂、陕城反苻坚，并向前燕请兵，前燕朝臣中有援苻柳并乘势攻前秦的建议，前燕主未能抓住此时机加以利用，符坚却迅速部署平定叛乱，稳定了东部局势。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三次亲统大军入攻关中，都是受挫而还；后来，又攻西魏在晋西南的军事据点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顿兵坚城之下，苦战五十余日，不能破城，最后高欢智、力皆困，以致发病，不久死去。此后西魏即转入战略攻势。
     另外，山西对于河北的屏障作用与对关中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换言之，河北与关中对山西屏障作用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
     太行山对于河北的屏障意义可谓存亡攸关。以河北地势之低，要仰争太行，殊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稳固，必须保障对太行山特别是穿越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而要保障对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却又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尤其是上党、太原；上党、太原地势较高，均居高临下，俯临河北中、南部。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所以，对于河北来说，若失去在山西的军事据点，则太行山的形势便迅速转入西方：自上党东下滏口足以夺其门户，自太原东出井陉足以执其中枢，自大同出居庸、飞狐足以倾幽蓟根本。
     而对关中来说，山西只是其外围屏障，即使丢失了在山西的据点，犹有大河可以凭恃，还可作第二阶段的守御。山西对于关中的屏障作用固然重要，但关中对它的依赖程度远不及河北。
     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河北的势力欲图关中，比较困难，而关中的势力欲图河北则比较容易。因此，历史上关中与河北的政权在山西的对峙，以关中兼并河北的居多，而以河北兼并关中的居少。
     以上所谈主要是山西在起自关中或河北的政权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的地位。至于本身就是建立于山西的政权，则更能利用山西内线作战的地理条件，纵横四出，威制北方。如起自代北的北魏，东灭后燕、北燕，西灭赫连夏、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北魏末年尔朱荣也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五代时，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是起自山西，大体统一北方，它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飘过

(三)汉初政局中的齐地
     项羽败亡后，刘邦马上夺了齐王韩信手中的兵权，并将韩信徒为楚王；次年十月，又用陈平之计擒执韩信。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王齐者。”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时天下初定，刘邦惩秦孤立而亡的教训，遂大封同姓诸侯王以镇抚天下，同时设法铲除战争期间所封异姓诸侯王。关中和山东均为形胜之地，项羽分封时曾将此二地分割，都一分为三。现在关中已成汉室政治重心，对于“十二之地”的山东自然也不能授之于人。所以，刘邦击灭项羽之后，马上夺韩信之兵，将其徙为楚王，将齐地七十二县封于其子刘肥为齐王，并规定：“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与齐。”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擒韩信之后，刘邦又降韩信为淮阴侯，将其封地分为两国，以淮东五十三县封从兄刘贾为荆王，以淮北三十六县封弟刘交为楚王。
     在当时的诸侯国中，以齐为最大。齐在西汉初期的政局中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齐王刘肥入朝，与惠帝亲密无间。吕后不满，有杀齐王之意。齐王割让城阳郡，才脱身归国。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违背刘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三 汉纪五 ] 的规定，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诸吕用事，权倾一时。
     齐王刘肥死后，其子刘襄继立，襄弟朱虚侯刘章宿卫京师。吕后死后，吕产、吕禄专兵秉政，阴谋作乱。刘章获知后，暗中派人告其兄齐王刘襄，约齐起兵西向长安，自己作内应，诛灭诸吕，事成之后立齐王为帝，刘襄遂尽起齐国之兵攻吕国济南，同时遣使致书其它诸侯王，宣讨诸吕之罪。诸吕闻齐起兵，遣灌婴将兵击之。灌婴率兵至荥阳，反与齐王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诛之。此时，长安城中，周勃、陈平设计捕杀诸吕，吕氏之乱遂定，齐亦罢兵。刘汉政权转危为安。
     西汉前期，大国诸侯已构成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文帝、景帝之世，刘邦当年所封同姓诸侯王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削藩之议由此而起。贾谊上《治安策》，将诸侯王强悍难制置为内忧之首；晁错亦上书请求削藩。
     齐国在诸侯国中是最大的，而且，在讨诸吕时，刘章曾有立齐王刘襄之议，这也很使文帝心存忌惮。文帝遂采削藩之议，将齐地分为六国：齐、济北、甾川、胶东、胶西和济南。文帝还按贾谊的建议，增强自己两个儿子的封地，将淮南之地尽封淮阳王刘参、将淮北至于泰山之地尽封梁王刘武，以制东方诸侯。根据贾谊的设想，这样可使“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文帝的这些举措只是权宜之计。齐被分割以后，吴成了东方大诸侯国。吴王刘濞“铸山煮海，国用富饶。”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招致天下亡命之徒；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汉廷谋削吴，吴王刘濞遂发兵反汉。齐地的六国马上响应吴王刘濞。后来齐王悔约，济北王被部下劫持，不得发兵，齐地实际发兵的有胶东、胶西、甾川、济南四国，并吴、赵、楚而为七国，史称“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为这次起兵首领，他未采田禄伯出奇兵入武关之策，也未用青年将领桓将军建议的“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 [ 注：《汉书》卷三十五 荆燕吴列传 ] 之计，自统大军攻城略地而进。汉廷令大将军窦婴率重兵屯于荥阳，另遣周亚夫率军击吴、楚。周亚夫临行时请示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纪八 ] 景帝同意，这一点遂成周亚夫攻叛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周亚夫率兵出武关，而后北走昌邑（今山东金乡），坚壁不出。吴军西进，攻梁都雎阳（今河南商丘）不下，遂留军围攻之，大军滞留不进。梁王一再告急，周亚夫仍坚壁不出，只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断其粮道。吴楚军粮绝退兵，周亚夫这才遣精兵追击，大破叛军。

齐地叛乱的四国，合兵围攻悔约的齐王，顿兵临淄坚城之下达数月之久，汉军击破吴、楚军后，进击齐地，四王兵败。汉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叛乱。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继续推行削藩，武帝时，又实行“推恩令”。同姓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才告解除。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后，仍都关中。隋唐两代的农民大起义都是首先爆发于山东地区，而且都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这也与山东在整个东部地区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刘裕灭后秦后，急回南方，代晋建宋。刘裕南归后不久，关中便被赫连勃勃夺占。这样，刘宋与北魏在东部大致以黄河为界形成对峙之局。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并频频扰掠刘宋在山东的青、兖二州。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有恢复河南之志。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大举北伐，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经过洋见前面有关章节)元嘉北伐，声势浩大，却以惨败告终，每令后人扼腕长叹。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特别是他的北伐目标很成问题。
     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却不知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元嘉七年，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代北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实际上，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三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刺身亡，刘义隆又谋北伐。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言进兵之策：“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固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只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当时北魏太武帝刚死，国内不安定，宋军进兵时机也有利。此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这次北伐又告失败。
     随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刘义隆的相继去世，宋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刘宋孝武帝时期对山东的防御作了一定的调整。孝建三年(456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由东阳(今青州)移往历城。开始大家不同意，垣护之为此解释说；“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敌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东阳和历城地形都很险要，但在宋魏对峙的形势下，东阳位置相对较偏，并非双方对峙的正面；移镇历城，可直接抵御魏军来犯；北魏攻山东，每次必由碻磝一带渡河；渡河而攻山东，必趋历城；且历城靠近河北，便于招附河北士民。移二州镇历城，是取能攻能守、可进可退的态势。
     孝武帝以后，刘宋内乱频频。泰始二年(466年)，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起兵，由此引发以宋明帝为首的孝武系诸王和以刘子勋为首的文帝系诸王之间的一次大火并。宋明帝虽平定了这次内乱，但善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乘机大举南进。北魏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连破历城、东阳等重镇。刘宋在山东的青、冀二州遂连同徐州、充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尽失于北魏。
     泰始年间的这次内乱及其引发的北魏南进之战，在刘宋乃至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均势。山东及淮北之地的丢失，不仅使南朝国力锐减，而且使淮河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北方的冲击之下。从此，北魏南下，与南方直接战于淮河一线。是后，南朝境况愈下，到陈代时，仅能守长江一线。随着北方的再次统一，长江天堑以限南北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隋灭陈，南北对峙的局面遂告结束。


(二)朱元璋北伐与“靖难之役”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暴虐，爆发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大起义。元的统治在起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朱元璋从起义军中脱颖而出。他以集庆(今南京)为中心，崛起于东南，东平张士诚，西灭陈友谅，在扫平南方群雄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河南、山东经过刘福通起义军的打击，社会秩序混乱，武备不振。元朝的地方将领们却各谋保境割据，不服元室调遣。扩廓帖木尔盘据山西，李思济、张良弼诸将拥兵关中，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乘虚直捣大都的机会。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广大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面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河北的南面屏障，屏护大都。对于元朝而言，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自金陵北攻大都，战线很长，直趋大都，有孤军深入的危险，故宜先取山东、河南，以“撒其屏蔽”。
     明军北伐的序幕遂自山东拉开。元至正二十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部署好淮河及荆襄方面的防御之后，即令徐达、常遇春率军由运河北进，进攻山东。
     进军途中，朱元璋曾写信给徐达，讨论具体进军路线问题。徐达占领沂州后，朱元璋遣使谕徐达曰：“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其要冲，断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近，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郡既下，则益都以东势穷力竭，如探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克矣。”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益都(今青州)是徐达攻山东之战的重心，元朝在那里设有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掌理山东各路军政。从南面攻益都，进军路线不外两途：一是取道沂山与琅琊山之间的河谷低地，越沂山而北进，是为刘裕攻广固(今青州)之战的故辙；一是沿泗水经鲁西南北上，绕道泰山北麓再东进，是为朱元璋所说的进军路线。因元朝沂州守将王宣先已对明军输诚，故徐达采取了第一条进军路线。
     徐达虽未取朱元璋以主力取济宁、济南之策，但对自己左侧翼的攻防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在率军抵达下邳(今邳县)后，即命部将张兴祖率兵一部由徐州北上攻取济宁、东平；占领沂州后，又派部将韩政分兵扼黄河(元末黄河决口，在开封以东向南流经苏北注入东海)，韩政又分兵北略攻占滕县(今滕州)。这样，徐达以两路偏师切断了元朝鲁西及河南方向的援军，掩护明军的左侧翼，确保了大军后路及粮草补给上的安全，同时消灭鲁西之敌，为日后进军河南作准备。徐达主力遂得以向益都顺利直进。
     十一月底，明军攻占益都，又乘胜连下寿光、临淄、昌乐等地。十二月初，徐达遣使招降乐安(今惠民)守将俞胜，以保大军北侧翼的安全，自率主力西进。沿途各县皆望风款附。与此同时，张兴祖在鲁西连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十二月八日，徐达引兵至济南，元守将以城降，附近各县亦纷纷降附。是后，徐达遣军略定胶东半岛。山东各地遂为明军所有。其间，元廷诏陕西张良弼、李思济等东援，但张、李等都拒不奉命。
     以后的进军大都之战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方略展开。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自山东临清起程，循运河北进，顺流长驱，元朝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十几天的时间内，明军便攻陷了大都。其后，明军又平定了山西、甘陕、四川，北征塞外。明朝统一天下。


明初定都金陵，但强敌在北，朱元璋遂在北方屯戍重兵，命诸子以亲王典兵，镇守太原、大同、北平、大宁(今内蒙古宁城)等战略要地。其中燕王朱棣统兵驻北平(今北京)。诸王权重势大，朱元璋在世时尚能控制，但出于朱元璋算度之外的是太子朱标早死，引发一系列问题，致使明初政治重蹈乐历史上藩王称兵的覆辙。
     朱标死后，朱元璋以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引起诸王暗中不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主少国疑之时。诸王相互煽动，一时流言四起。在兵部尚书齐泰、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建议下，建文帝遂谋削藩。建文帝元年(1399年)，朝廷即削黜了一批诸王。建文帝以燕王朱棣“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擅长用兵，又居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恐难猝图，而未急于削燕，但在北平外围的开平、山海关、临清、彰德(今安阳)、顺德(今邢台)等地部署兵力，以备燕王。朱棣见削藩已起，且朝廷对自己多方戒备，遂谋起兵。他招罗人才，秘密训练士卒。这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帜，称这次起兵为“靖难”。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为“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初起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拟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击降北平外围的通州、密云、蓟州、怀来、永平(今卢龙)等地。在真定之战中，朱棣大败南军统帅老将耿炳文。建文帝又任命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统兵攻燕。在北平城下及白沟河两战中，朱棣又大败李景隆，并乘胜南追，攻陷德州，围攻济南。济南城中军民在都指挥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等督率下坚持固守，燕军围攻三月，未能破城。朱棣恐粮道被断，解围北去，盛庸收复德州。
     南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连连败绩，损兵数十万。建文帝遂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此后，双方在山东一带陷入相持。彼此攻伐，相互扰掠，互有得失。
     到建文帝三年(1401年)底，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克城邑旋得旋失，能始终据守者，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军基本上被挡在山东以北。
     战争照这样打下去，燕军只会愈耗愈弱。燕王朱棣遂谋另辟途径，以求打开局面。这时，金陵有—被贬中官投奔朱棣，极言金陵空虚，可袭而取。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金陵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金陵。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督师南下，连破东河、汶上、兖州、沛县，绕过徐州，向南直进。燕军已过徐州，山东之军才南下追截。燕军经宿州、灵壁、泗州几战，突破淮河防线，然后疾趋扬州，扬州城降。这时，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骑赶到，燕军军势大振。六月初，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以城降。朱棣率军直趋金陵。十三日，朱棣进入金陵。建文帝自杀。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
     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以北魏的国力和太武帝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也未敢渡江以争江南。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
     “靖难之役”虽以朱棣成功、建文帝失败而收场，但从战争的进程看，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却显示出来。 

插一楼

LZ，你有多水呀？有俺多吗？

讲湖北的地理形势，不能不讲湖南。从地形上讲，湖北与湖南天然地连为一体。湖北的东、北、西三面是山地，南面敞开，湖南的东、南、西三面是山地，北面敞开，两省地形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盆地。两省境内的大小河流，均成向心状汇入长江。但在历史上，湖南的地位只能是对湖北地位的一种补充。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湖南的开发相对较晚；二是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
     战国、秦汉时期，湖南为贬黜放逐之地。西汉初年，刘邦所封异姓诸侯王除长沙王外，其他的都被削除。长沙王得以保存的原因主要是“地小力弱”，不足以对汉王朝构成威胁。英布起兵反汉时，故楚令尹薛公在回答刘邦问策时将英布“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 [ 注：《史记》卷九十一 鲸布列传 ] 归入下策。后来英布果因取下策而败。
     就其与其它战略要地的关系而言，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其周围的山川形势亦妨碍其纵横四出，左右伸缩。南朝刘宋初年，朝廷为解除荆州上游强藩巨镇对建康的威胁，曾分割荆州置立湘州，治长沙，欲以制衡荆州。但首任湘州刺史张邵上任之初即对湘州能否发挥这样的作用表示过怀疑，他认为“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 [ 注：《宋书》卷四十六 张邵传 ] 东晋南朝置立湘州的另一个目的是加强对岭南的控制。这一目的也未见得能达到。东晋末年，卢循、徐道覆自广东进攻建康，分遣一军攻长沙，主力则取道江西，沿赣江、入长江，顺流而下，前锋直抵建康附近的淮口。由岭南进军建康，取道江西更为便捷，那么藉湘州控制岭南的作用便要大打折扣了。
     直到五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湖南才逐渐发展起来。但以湖南的位置，在南北关系中，地位仍不如湖北。南宋吕祉曾说过：“守长沙不足以固江陵，守江陵则足以蔽长沙。”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欲以湖南介入全局，无论是北出，还是东下，其便捷的通道都须经山湖北，其出入咽喉如岳阳等处都易被阻扼。蒙古攻南宋时，曾试图自四川、云贵迂回湖南，欲以出南宋荆襄防线之后。但蒙古兵经此迂回，兵势已成强弩之末，未能产生决定性效果，最后撤兵北返还是忽必烈从湖北遣兵至岳州接应。清初，吴三桂起兵反清，自云贵进兵湖南，但自始至终吴军未能北出湖南一步，未能对清朝的统治造成致命的威胁。
     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湖南的地位就无足轻重。湖南对湖北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有了湖南，湖北的形势才是完整的。湘东、湘西山地将江西、四川与两湖隔开，湖北在长江上游与下游之间的枢纽地位才突显出来。另外，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湖南对于控制两广、云贵等地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湘江、资水上游穿越五岭，沅江等河流上溯云贵高原，是两广和云贵地区与内地之间的重要交通线路。近代以后，中国国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南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湖北的三个重心
     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 指出了湖北地区的三个重心和各自的战略意义。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缘于历代的经营，而历代的经营是以地理形势为基础的。湖北主要是通过东、北、西三个方向与其它战略要地发生关系的。这三个方向均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将湖北相对完整地围起来，长江和汉水向这三个方向延伸至境外，成为它与外部的往来孔道，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这三个重心分别面向三个主要的方向。对于进取来说，存在一个前进基地的问题；对于退守来说，存在一个门户的问题，以进以退，都应经营好这几大要地。
     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无论是对于南方还是对于北方，襄阳的归属与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南方如欲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襄阳战区可在东、西战区之间左右伸缩，配合呼应，协同作战。桓温、刘裕、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对于北方来说、控制襄阳则可获得两个决定性的效果：一举截断南方漫长的防线；控制长江上游之势。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南宋都是大大地得益于对襄阳的控制和经营；曹操、苻坚、拓跋宏也都曾试图争襄阳而图江南。
     就湖北与东南的关系而言，则武昌是一大关键。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是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大多在这一带注入长江，武昌遂成为长江中游的一个水运交通中心。
     由于长江两侧地形地势的缘故，长江上下游之间，除长江一水可通外，并无其它畅通大道；长江出湖北以后，江面渐宽，无险可扼。这种客观的自然情况遂使上下游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东南地区必须倚荆襄上游为屏障，荆襄地区对东南却具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在对抗北方时，荆襄地区常常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战区，具有相对独立性，形成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而一旦形势变化，这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便往往容易构成对下游地区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萧衍甚至自襄阳举兵东下，取南齐而代之。荆襄地区地位的这种双重的特性遂决定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力图在对荆襄地区的政策上体现出双重的意图：既要使其发挥可靠的屏障作用，又要将其威胁下游的消极意义降至最低。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是其最终宗旨。
     在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以实现这一双重意图上，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作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无疑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东南的势力能否延伸到湖北，或者延伸到湖北后能否保持持久的控制，取决于它对武昌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孙策击败黄祖于沙羡(今武汉市西南)，势力才延伸到湖北东南部，才有了日后的赤壁之战和袭关羽、据荆州。孙吴为巩固上游，两度迁都武昌(今鄂州)。刘宋元嘉年间，荆、湘二州时分时合，便是试图在这二个意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刘宋孝建年间，干脆分割上游的荆、湘、江、豫诸州，另置郢州，治夏口(今武汉市汉口)，确保对上游的监控。
     若就两湖盆地的内部形势而论，其重心则在江陵。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交通便利，经由长江可以连通东西万里。以江陵为中心，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守西陵，足以撑开两湖形势，足以应接四方。
     东汉初，公孙述据益州，部下荆邯建议公孙述发国中精兵，遣将东出，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刘表初到荆州，荆州名士蒯越也建议他“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 注：《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 ]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对刘备分析荆州的地位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四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这种分析在一千年后的南宋仍得到回应。吕祉在上宋廷《东南防守利便》书中说：“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历代兵家看重江陵，正是看重江陵在两湖地区的中心地位。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跟湖北自身的地理形势也有关。湖北地域形状呈三角形，大洪山屹立于湖北腹地，将湖北分隔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襄阳、武昌、江陵分处这三个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之间的往来通道上分布着几处军事要点。从襄阳向南，沿汉水河谷穿越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空隙，可趋江陵；钟祥、荆门扼其咽喉。从襄阳向东，穿越大洪山与桐柏山余脉之间的空隙可通武昌，随州处其襟要。武昌与江陵之间则以长江为往来通道，巴陵(今湖南岳阳)是其咽喉，另可沿汉水一线往来，则天门、沔阳(今湖北仙桃)处于俯瞰这条线路的位置。


西晋羊祜经营襄阳，智取石城(今钟祥)，控制汉水河谷两侧的山地险要，也就控制了襄阳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孙吴屡屡北攻以争襄阳，却未能获利。“侯景之乱”时，侯景军占领郢州后，逆江西上，欲攻荆州，萧绎急派王僧辨率军戍守巴陵，扼守武昌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侯景攻巴陵不下，只得引军东还，梁军则乘势东下以平侯景。显示出这三条通道上诸军事要点的地位。
     在经营湖北时，对这三个区域及控扼其往来通道的军事要点予以全盘考虑的典刑例证是刘宋孝建年间郢州的设立。刘宋孝武帝为控制荆湘上游，分割上游诸州，置立郢州，治夏门(今汉口)。孝建初年的郢州八郡包括原荆州的江夏、竟陵(即钟祥)、随(即随州)、武陵、天门，原湘州的巴陵(即岳阳)，原州的武昌，原豫州的西阳。其中，竟陵、随、天门、巴陵即处于监控这几条通道的位置。襄阳、武昌、江陵在湖北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所以顾祖禹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南宋吕祉在《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中说：“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故诸葛亮以谓荆南‘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沔之上，则襄阳为之都会。故庾翼以谓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险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转输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萆嫌握咭病ｃ洹⑾嬷谒隙赐ブǘ渲诮蛭洳蓟帷９饰獯蟮鄢６加诖耍⑺巍⑵搿⒘骸⒊轮屎懦剖⒏叽艘病Ｔフ挛鹘脎堆糁浩瀚吞纳，而汇于溢口，则九江为之都会。晋之所谓寻阳北抚群蛮，西连荆、郢，亦藩任之要者也<BR>
     今守江陵则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则可以援川、陕，守武昌、九江则可以蔽全吴，夫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南之守亦固矣。”
     吕祉所言，是着眼于南宋与金对峙的形势。他建议宋廷经营江陵、襄阳、武昌和江西九江，以固长江上游之势，而后，“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资于蜀，调兵于陕，以天下之半而与敌争，庶乎可以得志矣。”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其经营规划可谓充分认识到了湖北的这几大重心在上游的战略地位。
     不同历史时期，天下大势不同，控制湖北的势力在湖北经营的重点也不一样，致使这三个重心的轻重关系亦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 

三 历代在湖北的经营
     最早藉湖北而有所作为的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楚立足鄢郢，北恃汉水、方城山等山川险要，抗衡北方诸侯，参与中原争霸战争。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盟上，楚大夫屈完在答齐桓公的武力威胁时说：“君若以德绥堵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 注：《左传》僖公四年 ] 显示出楚国对自己国力和所凭地利的自信。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楚军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楚的霸业达到顶峰，楚庄王因此得列“春秋五霸”之一。
     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楚又得列“战国七雄”之一。苏秦策划合纵时对楚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此霸业之资也。”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楚拥有的实力和地利的确可为“霸业之资”，无论是在“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中，楚国一直是面积最辽阔的国家。但战国后期的楚国政治却再也没有显示出早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的势头，致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一再受挫。自张仪以连横破合纵之策、秦两诳楚怀王并乘势取楚汉水上游及黔中、巫郡之地后，楚国赖以立国的国防险要丧失，最终为秦所灭。


这时，曹操已初步扫平北方群雄，也把眼光投向了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邺城凿玄武池训练水军，为进军江南作准备。
     这年五月，孙权率军西上，击斩刘表所置江夏太守黄祖，占据沔口(今武汉市汉口)。曹操闻讯，即率大军南伐，直取荆州。这时，刘表病死，次子刘琮继位。刘琮幼弱，僚属们慑于曹军声势，皆言降曹。于是刘琮举襄阳迎降曹操。曹操在当阳击败刘备，乘胜占领江陵，打算顺江而下，席卷江东。在鲁肃、诸葛亮等人的谋划下，孙权与刘备结成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用火攻大破曹军。曹操留兵一部戍守襄阳、樊城，自己退回北方。

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原荆州八郡为三家所分据：曹操据有襄阳、南阳，孙权占有南郡、江夏，刘备则据有江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孙、刘两家在有关荆州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差点兵戎相见。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孙权把南郡（治江陵）交给了刘备，刘备则将湘水以东的长沙、桂阳二郡交给孙权。
     这样，在天下三分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地区形成了一个小三足鼎立的局面：曹操占据荆州北部，孙权占据荆州东南部，刘备占据荆州西南部。曹操籍襄阳、南阳以屏护中原许、洛之地；孙权欲以荆州翼蔽东南；刘备则按隆中对策时的既定方针，打算把荆州作为日后北伐中原的一个策源地。


三家中以孙权方面对这种现状最不满意。周瑜、吕蒙等人认为镇守荆州的关羽“居国上游，其势难久。”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主张攻取荆州，全据长江上游。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利用孙、曹两家在淮南发生冲突、曹操诸州兵马东调之机，留部分兵马守江陵、公安，自率主力北攻襄阳、樊城。关羽擒于禁、斩庞德，水淹曹军，乘胜围攻樊城、襄阳。声势浩大，威震华夏。曹操感其威逼，打算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谏阻道：“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孙、曹开始暗中勾通，荆州局势亦由此出现转折。(见图3—3—2)
     关羽主力北进，吕蒙即认为这是袭取荆州的有利时机。他推荐当时并不知名的陆逊代他镇守上游，以麻痹关羽，自己却在暗中做好了袭取江陵的准备。这年十月，吕蒙率军西上，袭占公安、江陵。关羽闻江陵失陷，即撤军南走。十二月，关羽在西归益州的途中被吴军擒杀。
     这样，原来刘备占据的荆州各郡遂为孙权所有，荆州由原来三家分据的局面遂改为孙、曹两家所分据。刘备试图武力夺回荆州，发大军东进，被陆逊击败于夷陵。其后，陆逊、陆抗父子先后镇守荆州，与曹魏对峙，直至三国末期。
     对孙权袭荆州之战，历来评说很多。我认为孙权袭据荆州的做法是符合孙吴的实际情况的。孙刘两家虽曰联盟，但联盟通常都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时势变易，各方的利害关系和战略意图都会随之而变。从双方的战略意图看，刘备至少是声称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孙吴的意图则是保据江东，因此，要想孙、刘双方长期共享荆州相安无事是很困难的。关羽北攻襄、樊时的形势也不同于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时的形势。关羽若攻取襄阳、樊城，蜀汉大举击吴的可能性固然很小，但日后蜀汉打一场有限战争、据有荆州全境的可能性却不能说没有。若蜀汉据有荆州全境，则孙吴在江东立国的基础便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孙吴将处于东面受制于曹魏，西面受制于蜀汉的被动境地。荆州对于孙、刘双方的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荆州对于蜀汉今后的发展固然很重要，但还不是存亡攸关，对于孙吴则可以说是存亡攸关了。无荆州，孙吴几不可以立国。袭关羽、据荆州，这样可以“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这对于孙吴保据江东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孙吴此后屡争襄阳而未得，致使荆州上游形势仍不完整，留下了日后羊祜、杜预经营襄阳图吴下游的机会。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失荆州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究其根源，则不得不归咎于关羽擅启兵衅。刘备初入川时，诸葛壳及关、张、赵诸将都留守荆州，对荆州的守备不可谓不重视。后来，形势变化，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也统兵入川，只留关羽镇守荆州。以当时形势，在三足鼎立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维持一种小三足鼎立的静态对峙的局面，谁先打破这种静态的对峙，谁就会陷于不利境地。曹操南进只会加固孙刘联盟，曹操本人深谙“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 的谋略，不会再轻易南进；孙权所据荆州部分在地势上相对不利，不足特别有利的时机也不敢轻易打破僵局；刘备势力最弱且最不稳定，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势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这可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安定益州和汉中，待益州和汉中安定好了之后，再才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在荆州作其它打算。关羽本当慎之又慎，并处理好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守住荆州，为蜀汉以后的北伐保留一个重要的基地。而他处理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如同敌国关系，让孙吴感到了下游的威胁，从而汲汲以袭荆州全据长江为念；他擅启兵衅，也不符合诸葛亮隆中对时所说的条件。关羽北攻，既不是“天下有变”，也不是西线战场的需要，完全只是见利而动。这一动轻率地大破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面，从而置刘备集团于不利境地，致使刘备集团丢失了荆州。丢失荆州，使蜀汉政治打上了偏处一隅的底色，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时的既定规划，使蜀汉后来的北伐变得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