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WG结束后，有幸成为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在海外学习生活了三年多时间。
初出国门，见识了国外的真相，认识到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百姓生活诸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多年受到的灌输和观念轰然倒塌，思想冲击若醍醐灌顶。

当时从贴吧拜读过，继续围观

发出的几段都被HeXie了，干脆自己删除，从后端发。

但是鬼神却不会安分守己，就像幽灵一样四处飘荡，惹不起却又躲不开，还要时时作祟，带来种种折磨和苦难。即使远在海外，居然也躲不过去，演绎出一幕幕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故事。
本文仍然遵循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则，尽量回避一些敏感问题，多叙事，少议论，以免惹来麻烦。
这段亲身经历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所披露的场景和感受仍然历历在目。考虑到距今久远，涉及个人的资料早已不是隐私，更无保密价值，文中将大胆曝照。在国外主要从事的学习和科研，专业性太强，估计感兴趣者寥寥，尽量不说。

事有凑巧，我们排（农场按部队编制，分为班、排、连等）居住在农场西北角的一个平房小院内，人称“西北望”，远离场部领导的监管，有可能搞点小动作。幸运的是，排长虽然属于工人阶级，却是个比较正直、尊重知识的人，对知识分子不那么苛刻，也不会打小报告告密。于是，每天晚饭后，我们几个年轻人就聚集在一间宿舍内，把一个两尺见方的小黑板挂在墙上，请外语老师教英语。开始学的是英语音标和ABC等几十个字母，还学了基本发音和简单语法。之后买了英汉词典和一本很厚的英语教科书，劳动之余就像读天书一样啃那本教科书，有问题就问外语老师。虽然有点偷偷摸摸，却也没有惹来什么麻烦。

不断地被HeXIE，这年头没办法，留下哪些算哪些，可能读起来不连贯，凑合着看吧。

到参加出国外语强化培训班前，虽然利用业余时间不间断地自学了几年，但注重点是科技英语，目的是查阅科技资料，还从来没有上过正规的英语课，更没有任何口语会话训练，学的是哑巴英语，基础差，听、说能力更差。
那段考前强化培训是真真切切的魔鬼训练，每日背单词、读课文、听录音、纠正发音、学语法、和老师会话……，除去吃饭睡觉就是英语，直学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人几乎变成了机器，夜晚做梦都是学英语。
两位英语教授中有一位程老师是个混血儿，高鼻子蓝眼睛卷头发，发音是纯正的美国音，常说一些老美的俚语，听得我稀里糊涂不明就里。

因为我是全系唯一的候选人，系领导十分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把系里仅有的一台几十斤重的电子管录音机借给我使用，还派人到王府井购置了若干盘磁带。有了这些设备，如获至宝，一有空闲就听英语录音，或录下自己读课文的声音，再回放寻找发音错误。
经过几个月的恶补，迎来了教育部组织的统一考试。北京市的笔试安排在北京医学院的一间大教室内，考题类型与清华老师的预期差异很大，原来下了很多功夫学习的语法和长句难句分析，基本没考，英译中和中译英也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都考词句习惯用法，还有许多从来没有练习过的选择题和填空题。题量很大，拼命加油也没有做完。考完后不免忐忑不安，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考试，这是我心中最没底的一次考试，偏偏又是一次重要考试，是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统考。

大约一周后，接到通知，笔试居然通过了，要到北京语言学院去面试。面试老师四五十岁，衣着朴素，说话声音不大。他先让我读了一段英文，大概是听我的发音。之后是英语会话，他问我答，类似聊天，估计是测试我的口语听说能力。
又过了一段时间，领导通知说面试也顺利通过，真得谢天谢地。看来，在经历了十多年的运动和“读书无用论”思想蔓延之后，我的英语水平不高，别人的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矬子里面拔将军，本矬子榜上有名了！
于是，开始了匆忙的出国准备。

2. 出国准备
首先是要为办理护照准备照片，要求穿西装打领带。那时人们的服装很单一，大都是中山装或学生装，颜色也仅限于蓝色、灰色、黑色和白色，西装只是听说，没有见过，更不会打领带。为了照这张护照像，找到住在岳母家对门的徐伯伯，他曾在早年留学海外，肯定有西装，而且会打领带。徐伯伯听说我要出国学习，很是热情，翻箱倒柜找出他的西装和领带借给我，还手把手教会我打领带。于是，在妻子的陪同与指挥下，第一次到理发馆理发吹风，之后到一个位于甘家口的小照相馆照了第一张穿西装的照片。

度娘可能到了更年期，删帖毫无章法，胡乱删除。

之后是置装，要让出国人员穿得体面一些，以免给国人丢脸。上级发给每人500元置装费，这是很可观的数目，相对于9个月工资总和。
带着证明信，学校派车将我们拉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三楼，在那里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选购和制作衣服。尽管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但几乎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要量体裁衣制作两套西服，制衣师傅是从上海请来的，这是当时北京唯一能够制作西服的地方。虽然有五六种西服面料供选择，但大家无一例外都选中其中的两种面料，一种米黄色，另一种藏蓝色，其它面料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在那里还遇到著名篮球运动员穆铁柱也在置装，大概是要出国参加比赛。
大衣和西服的样式颜色都一样，导致出国后无法区分，还经常穿错，后来我只好在内层衣兜处做了记号。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在服装色彩缤纷的国外，中国学生走在街上很显眼，因为几个人穿着同样的服装在街上游荡的，只可能是两种人：或为警察，或为中国留学生。

有了这500元置装费，手头宽裕，又置办了一些衬衣、毛衣、皮鞋、便装之类。这样一武装，比当年做新郎时光鲜多了。此外，还置办了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
出国学习，必须要有两位教授的推荐信，前系主任张教授和前著名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教授为我写了推荐信。按照教育部要求，还把一些毕业证书、考试成绩之类的资料到新成立的公证处做了公证。多年来都是领导对真实与否下结论，说你真就是真，说你行你就行，第一次听说“公证”还能鉴别真假，而且国外不认领导（不管大小）写的证明信和公章，只认公证结果，觉得很新鲜。

教育部和外交部已经为我们选定了留管干部老陈，将来到国外管理我们，一方面是出国也必须体现党的领导，同时也为只红不专、只会管人不会做事的部分领导提供了出国机会。那段时间老陈常常打电话联系我，每当收到了对方国家的联系文件，老陈的英语一塌糊涂，看不懂，就抓我的差，为他翻译成中文。
家中也要适当安排。儿子一周岁多一点，刚会走路，咿呀学语。为了夫人上班时有人照看儿子，只好让他们搬到岳母家住。那时物资匮乏，多数日用品凭证或凭票供应，有钱也买不到急需的东西。全北京只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牛奶场——大兴县的红星牛奶场，牛奶只能凭证供给婴儿和特殊需要的人。为了把牛奶证转到岳母家，让儿子有牛奶吃，骑着自行车跑了大半个北京城，总算办下来了。为了买到一辆竹制婴儿车，又骑着自行车跑了大半个北京城，终于在隆福商场买到了。
万事俱备，只等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