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干部就要行使职权，以体现领导的作用和权威。每周都要组织我们进行政治学习，读报纸，发言讨论，最后是领导讲话。还要发展入党积极分子，让他们探听各位留学人员的动向，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汇报。这些政治干部也没有什么新招数，只能把国内那一套搬到国外。至于有效无效，天知道，鬼知道。
在那时的荷兰，保险业已经非常成熟，生老病死、车辆房屋等重大财产的安全，都有相应的保险项目做保障。代尔夫特大学负责留学生事物的诺伦先生多次与陈三联系，要求为我们上保险。但按照陈三的观点，保险都是骗钱的，拒不缴纳保险费，为的是夫妻店能有更多的灵活资金。于是，中国留学人员就成了那里唯一没有上保险的人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那里不能生病，不能受伤，更不能死亡，否则后果很严重。至于能不能练就这样的金刚不坏之身，就看诸位的造化了。

代尔夫特大学的各系还有一些台湾人在求学，同为炎黄子孙，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都说中国话，互相交流更为便捷，自然与我们有交往。
在陈三眼里，那些台湾人都是特务，都要对我们搞策反，于是严加防范。在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但凡有台湾人参加，陈三就警告我们不要参加。一旦参加了，就要求对他汇报与台湾人接触的情况，说过什么话，做过哪些事。在他的眼里，我们个个都是疑似叛逃犯。
中国几十年讲究阶级斗争为纲，崇尚斗争哲学，无论有什么问题，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那些政治干部眼里，到处都有阶级敌人。有敌人要斗，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斗，近来有人将此归纳为“敌人依赖症”。这是他们职责所在，是他们的职业习惯，也是他们谋生和向上爬的手段，属于看家本领。

有一位来自台北的学者郑XX，和我年龄差不多，同在代尔夫特大学学习。他喜欢动手实验，还自己动手修理自行车。他早已明确表示不回台湾，他的姐姐就在比利时。他与我比较投缘，多有交往。
在他离开荷兰前往比利时前，为了减轻行装，就把一个小风扇和两个小饭锅送给了我。陈三探听到后，对我严厉警告，说这是腐蚀拉拢，要我警惕。对这种无稽之谈，只能苦笑：一个小风扇和两个小饭锅就能被腐蚀拉拢，我就那么不值钱？

电子系有一位英文顾问莫韶缇太太，来自美国，嫁给了荷兰人。她专司英文语言文字，荷兰老师们写了英文文章或发言稿都找她做语言校核，我也把所撰写的英文文章或信件请她修改。
陈三探听到，此人曾在二战结束后到过以色列，作为志愿者帮助以色列重建家园。那时的官方观点，以色列是敌人，帮助过敌人的人也是敌人。之后陈三警告我：找她帮忙就是丧失立场。
后来，我特别询问莫韶缇太太，志愿者经历是怎么回事。她简单地告诉我： 二战结束后，从德国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几十万犹太囚徒，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唯一欢迎他们的地方，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一批美国青年出于对受迫害犹太人的同情，志愿前去帮他们重建家园。生活非常艰苦，劳动量极大，没有任何报酬，只提供最低生活条件。听到这些前因后果，我对这些志愿者的雷锋精神十分钦佩。我不懂政治，不明白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就成了中国的敌人？

对于陈三的这些行径，我和同室居住的张XX愤愤不平，在宿舍内难免议论和表示不满。谁知第二天，陈三就对我们说：“你们议论我什么，我都知道。”
我心中大惊：人称隔墙有耳，我们的隔墙住的是荷兰人，即使打小报告陈三也听不懂看不懂，有耳也不会隔墙，只能是在墙内。难道我们被窃听了？查看墙面，却又看不出任何破绽。没有证据不能下结论，这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在住处随便议论了。

来自中科院的科学家赵某在莱顿大学学习，他对陈三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指责陈三：你就相当于满清时的学监。过了一段时间，赵某无缘无故精神失常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他很快被遣送回国，发病原因，也许是又一个不解之谜。
华东水利学院的一位老师，在这里进修了半年多，回国前说了一句：“等我回国后再告他。” 有人向陈三做了汇报，陈三放出话来：“某某回国后要告我，我等着！他的国外留学鉴定还得由我来写，他怎么告，我就怎么写。”

来自华南工学院的老师黄X，有些书生气，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向中纪委写了一封信反映陈三的所作所为。他对我国处理此类事情的程序想得太天真，更不知官官相护的道理。这封信转来转去，最后转到了陈三手里。过了一段时间，陈三找到黄X，手里抖着他写的信，阴阳怪气地说：“黄X，这就是你告我状的信，这件事由我来处理！”
之后，陈三通知在代尔夫特的所有留学人员，开会批判黄X，并通过积极分子预先转告大家：每个人都必须发言。黄X一介书生，不曾经历过这种阵势，难免慌乱，语无伦次，更加增长了陈三的气焰。又过了一段时间，黄X就被送回国了。

事后我和同室居住的张XX议论说，黄X既然敢告状，就应该硬到底，看他陈三怎么办。但是话又说回来，在上层领导眼里，肯定是下层领导比一般群众更可靠更可信。
我们身在海外，天高皇帝远，无依无靠，万一留管干部捏造一点什么事情，则无法外调无法核实，必然是留管干部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即使是在国外，不服从领导，具体来说就是不听从留管干部的领导，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9.叛逃事件
那个年月，留学人员或出访人员如果脱离领导的监管，跑到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去，就算投敌叛国，就变成敌人了。
刚到荷兰时，留管干部陈三就给我们讲了前不久发生在驻荷兰使馆的一个叛逃事件。

有华侨到使馆办事，得知了此情况，就向媒体做了披露。荷兰人认为这是侵犯Ren Quan，大批群众到使馆前YouXing ShiWei，把使馆围了个水泄不通，致使使馆内的垃圾运不出，所需生活用品也难于采购。使馆人员有气，就撒在那个倒霉蛋身上，拷打折磨，致使他一命呜呼。之后就把他埋在使馆草坪上的一棵银杏树下。

忽然有一天，听说和我同机到达荷兰的李XX失踪了。
李XX原来是同济大学的讲师，在代尔夫特大学学习高层建筑。他是印尼归国华侨，在解放初，告别父母双亲和兄弟姐妹，迎着新中国的朝阳回到大陆，肯定是爱国的。

李XX照片

李XX与的弟弟爱迪本来就定居在荷兰，此后他的母亲也来到荷兰，在荷兰社会中有根基，为他的叛逃提供了条件。
李XX失踪后，使馆马上派人检查了他的行李物品，发现值钱的东西都早已转移走，行李箱中只剩几件淘汰的衣物和若干信件。从这些信件内容分析判断，他和老婆关系不好。由这些迹象，使馆得出结论：李XX叛逃了。

使馆通过陈三通知我们应急措施：
1. 如果在任何地方遇到李XX，想方设法扭送使馆。我当时心里想：这些领导可能是把这里当成了国内，在这个讲究人权的国度，即使遇到，你让我们如何扭送？想不出方设不出法。
2. 排班轮流在李XX的房间居住，万一李XX回来拿东西，立即扣留，押送使馆。这一条能够做到，但希望渺茫，他的剩余物品不值得他回来冒险。
应急措施实施多日，一无所获。偌大的荷兰社会，藏起个把人来，比沙家浜的芦苇荡安全多了，休想大海里捞出针来。
几个月后，我在街上遇到李XX的弟弟爱迪，问他哥哥哪里去了？他说：他的哥哥很安全，使馆肯定找不到他。不能告诉你们他在哪里，如果他被抓回使馆，就会被打死。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那位代表团副团长的前车之鉴。

10.本段无题
这一段最不好写，连标题名字都不好起。但是憋在心里几十年了，当时情景不时萦绕心头，不能不记录下来。
到荷兰两年后，搬到了新住处Fred.Hantrikstraat31号，这是一栋两层楼的联排单元房，顶上还有一层阁楼，有一个面积较大的后院。
我从使馆搞到一些韭菜栽种在院子里，长得很茂盛，有人包饺子时就割一些韭菜做馅。荷兰人不吃韭菜，市场上也没有韭菜，这是能够勾起回忆的中国味道。这里距离代尔夫特大学更近，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能到达电子系大楼，生活也很方便。

一天的下午，正在住处写文章，忽然接到电话，是中国人。原来有两位来自中国的留学人员，要从鹿特丹转到代尔夫特大学，是两位年长女士，到这里后也要住到我们这个单元。到代尔夫特下火车后，因为不熟悉交通，她们迷路了，只好给我处打电话。
我问清楚她们目前在何处，距离我们这里已经不远，让她们不要动，我马上骑了自行车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