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三联生活周刊 2009年第12期 总第522期&#x00A0

　　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是史迪威将军，他喜欢到战地巡视，所以我们下级军官也有机会见到他。史迪威经常背着冲锋枪深入第一线，甚至和士兵一起作战，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欢他，但听说和中国军方的上层关系不好。我们是下级军官，对上层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只觉得有些事情比较蹊跷：有一次，54军代军长阙汉骞到缅甸前线，我们还组织仪仗队欢迎过他，但没几天阙汉骞就打道回府了。后来听说是史迪威不欢迎他，史迪威愿意直接指挥到团。
　　参加会战的英军36师除了军官是英国人外，士兵全部是印度人，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统治，印度士兵从服装到装备基本上都跟英军一样，这也让他们有优越感，所以我感觉印度士兵对中国军人多少有些看不起。不过也难怪，我们那时的装备、整个国力都那么差，有什么资本让人家瞧得起呢？在这个战场上，有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和中国人，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在我感觉中，美国士兵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美国大兵喜欢抽骆驼牌香烟，有时递给我们，但中国人很少抽。虽然都属于协同作战的友军，平时也难免有点小矛盾。有一次，连里的一个士兵和美军工兵团的一个黑人发生了点争执，他觉得那位美国人看不起他，回来告诉我，我那时正年轻，血气方刚，听说自己的弟兄受了气，就要冲过去找对方论理，结果美国联络官出来把我劝住，又是送烟又是送饼干让我消消气。好在师长潘裕昆得知后也没有处分我，我后来想，也是自己年轻太冲动了——人家是来帮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打架？

1945年1月 中国军车驶上重新开通的滇缅公路

珍贵的历史照片

　　西保之战
　　奇袭密支那的消息传过来，我们这边也按捺不住，心里痒痒，都想自己上前线杀敌。我们连里的战士总在我身边不断嘀咕：“仗都是人家打，难道特务连就得一直站岗放哨，坐在看台上看别人打吗？”
　　一天早上早操完毕，我特别去找师长潘裕昆，向他请战。他微笑地看着我说：“好，部队就要出发，向缅中进军，决定把你连配属到149团进攻西保，你们要打个漂亮仗！”我回答：“一定不辱师长使命，坚决打个胜利仗！”回到连队后，我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全连官兵，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西保（Hsipaw）紧靠伊洛瓦底江右岸，位于密支那与八莫之间，日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准备顽强抵抗，阻止我们向八莫推进。
　　149团正向前方开进时，突然先头枪炮声大作，前方遭遇了敌人。通常遭遇战很难了解敌人的情况，团长罗西畴让我这个连抢占对面山头。等我们爬到半山腰时，枪声却越来越稀落，原来我们碰到的正是从密支那撤下来的小股敌人，他们无心恋战，夺路而逃。我们本来卯足了劲要打一场，但是未经战斗，敌人就已经逃脱，这让我十分失望。
　　3月16日，149团对西保发起正面进攻，我们特务连被配属到第二营，任务是沿公路左侧，担任直接对西保市区进攻。在师炮兵营和团迫击炮连火力掩护下，我们连很快接近敌人，和敌人发生激烈战斗，战况十分紧张，到了中午还未解决战斗。
　　我在连指挥所待不住了，想到第一线查看情况，于是带上了号兵和两个传令兵。正在向火线跃进时，日军发现了我们，步枪子弹从我头顶、身体两侧“嗖嗖”穿过，身边的号兵应声而倒，我转头一看，鲜血已经从他的胸部军衣渗出直淌下来，没来得及反应或细想，密集的子弹继续“嗖嗖”地落在身前或身后的地面上。
　　我不敢怠慢，赶紧滚到旁边的一个凹地里，稍停片刻，又继续跃进。等我摸爬滚打来到第一排所在的位置时，只见阵地上刀光剑影、杀声震天，他们正在跟敌人肉搏拼刺刀。我赶紧让传令兵传命，让后面第三排加入战斗，两个排拼力攻击敌人，一阵厮杀，日军终于败下阵来，落荒而逃；两个排穷追不舍，一直追敌到伊洛瓦底江边。

群众为战士们换药

　　重生之路
　　打完西保之后，在一次训练中，一个士兵不小心踩上了日军埋下的地雷引起爆炸，当场死伤几名士兵，我受了重伤。卫生队立即用担架把我抬进美军野战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刚开始我还能觉察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但很快就被全身麻醉完全没了知觉。
　　第二天清醒后，医生告诉我：弹片由右肋穿进体内，他们从右下腹切开10厘米，取出弹片，消毒、缝合、包扎等一系列手术处理；右下肢膝关节窝也有弹片穿进。好在这些弹片没有击中脏器要害。
　　清晨一早，医院用救护车把我送进密支那后方医院。那时密支那刚被我们攻占，还来不及建一座综合型的完整医院，所以只能根据伤员的伤情，按轻伤、重伤、截肢等不同类型，分散建立不同类型简易医院。我住的临时医院远离市区，只是临时搭建了几间帐篷，医务人员少，伤员也没有几个。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密支那战地医院都是男性美国人——我后来听说是因为史迪威拒绝中美ZENG府派女性工作人员来印缅战场。所以起初我根本分不出谁是医生、谁是护士、谁是业务人员。这些美国人都表情严肃、不爱讲话。专职给我换药、送内服药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态度非常和蔼，我猜想他应该是位护士，我就用一些简单英语与他交流。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有一次他还拿出妻子的照片给我看，还劝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
　　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很快痊愈。一天早上，我乘坐专供医院运送伤员的飞机，从密支那起飞，飞回50师师部在腊戍的驻地。师长潘裕昆还特地指示副官处处长发给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复。

　　我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其间，妻子再次提出了离婚，此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运。我也不怨她，谁愿意和一个“反革命”生活呢？在农场搞劳动，就是种地开渠筑坝，清河农场那些堤坝都是我们筑起来的；灌溉，在农田种水稻，我会插秧，每天弯着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跃进的时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点。
　　1965年，劳改结束，我被遣回原籍，开始接受监督改造。这也是我1938年离家逃难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第一次与母亲见面。没想到时隔20多年后，我竟然以这样一种身份与母亲相见，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我觉得此生最对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亲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时，我还是一个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不久，街道上动员下放，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我报了名，一个人插队落户，每天掏大粪、养猪、种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职，倒也养活了自己。凭借着当年参加远征军时候从美军那里学的英语和自己多年的积累，60多岁时，我在村里当上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我一直住在村里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年1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终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儿才第一次见上面。
　　即便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直坚信，我没有做错什么，作为远征军的一员参加对日作战，是我这一生中最光荣的事。2008年11月，我和另外两位参加过远征军的抗战老兵，来到云南重新回顾滇西战场时，我几次忍不住老泪纵横。庆幸的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相信，它不仅仅是我内心深处永不褪色的记忆，也将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总算完了。。。真长

感觉又重新看了一遍团团，团团所承载的总是那样令人回味。

看了这位老兵的回忆，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他们是英雄！

今天出去时买了这期
还没看

原来乔sir又贴了新内容啊
三联真不错诶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登台 与康洪雷导演深度交流
　　舒可文：首先当然非常欢迎我们的读者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么一个关于一个问题的讨论。当初我们在策划这期封面的时候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些疑问，因为我们通过在网上的一些，就是这部电视剧观众的留言、评论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部电视剧还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的一个电视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支持它的和反对它的都显得如此的立场鲜明和观点激烈。
　　所以我们就想这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那么喜欢它？有这么多人又那么不喜欢它？它的问题纠结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我们是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察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写作团队来说，我们其实也有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有的人觉得很喜欢，有的人就说看了两眼就没看下去。问题到底在哪儿？实际上我们的追问起点也挺极端的。后来我们想这部电视剧它之所以能够引起这样的泾渭分明的不同判断和各种各样的热议，它一定不是一个关于电视剧本身，就是从戏剧的艺术性不会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通常人们对一部艺术作品，如果从作品本身去讨论的话，那就是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很容易放下。但是这部电视剧是那么的不容易放下，原因到底在哪儿？后来我们这个集体非常认真的，回去大家都仔细地看这个戏，并且是进行过两、三轮的讨论。后来我们发现这里边确实有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把它这个标题定为是“极端主义”，它极端在哪儿？其实恰恰因为是这种极端让有些人一下触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大家愿意跟着剧情、跟着这个创作团队一起去思考这些问题，它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它无论从制作的界面还是他提出的问题，是过于裸露，这个问题像没有包着皮的鲜鲜的流着血的肉，人们不愿意这样去观看一部电视剧。恰恰就是因为它这种把所有的事情和问题都推到了一个无可选择的境地，所以我们在导读里面就说到，像哈姆雷特说的生或者死是一个很高贵的问题，因为你至少可以选择生，你不愿意生的话你可以选择死。但是对于那些炮灰团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他们走在一条必死的路上，可能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心已经死了无数次了，因为一次次的败仗，背井离乡，他们心可能已经死过很多次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在“禅达”这么一个虚构的地方，前面的路还是死，无论是什么战斗他们是第一批上去作为炮灰的，他们要经历的还是一次继续的失败。那这个时候他所有的问题我们就想，很多讨论实际上是在人生的情况下才值得讨论，但是在面临死的时候还剩下什么值得讨论？
　　比如我们说的个人主义啊、集体主义啊，或者种种的主义都是关于生活场面的一个规划，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对它有所规划，但是在你将要死、不活的情况下，那这些规划都没有意义，那剩下什么问题还是我们值得在内心珍重的？就是他把问题推到这么一个极端的境地，所以就显得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了。我们的整个采访和追问实际上是从这个立场去开始的，尤其是对比前几年的许三多，因为许三多是赢得了观众的热情、支持，是远远超出这部戏的，就是基本上大面积的喜欢他，这里头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许三多他其实是关于生活的规划，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活人，我们没有面临死亡，我们还要规划自己的生活，所以他的问题显得对更多的人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那这个时候《我的团长我的团》就表现的是完全另外一种质地和面貌，我们的问题从这儿开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对话的讨论，一方面由我们《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参与对康导的追问，对这部戏的追问，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同时当然这部戏的观众和我们杂志的读者朋友，希望也能参与我们的追问，让大家对这部戏有更直接、更透彻的了解和体会。
　　这两部戏，许三多早就播完，《我的团长我的团》也已经第一轮播完了，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大概也都看过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刚才我们说了不仅仅是局限在这部电视剧，其实它会深入到关于我们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我们对父辈的成功失败的体会和反思，种种问题实际上都会从这部戏引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深入的课题会很多，简单、极端、生命、死亡、家国、种种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追问当中呈现出来。我就做这么一个解释和开场白。
　　主持人阎琦：下面咱们就赶紧发炮弹向康导（笑）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中国全明星足球队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搞一场义演，跟呼和浩特所有企业家进行足球友谊比赛，由某一个市长发球，这市长在众目睽睽下走到球场中间，然后一脚就把球踢到了对面了，然后说不对，重发一次，又把球放那儿了，一脚，球没动，他倒下了。我在那儿看着，我就觉得我脸上真是有一种巨大的羞辱感。后来我下来就问他们的某个我认识的人，我说就没人告诉他吗？球先发回自己的队来然后再传，谁敢告诉啊？我觉得这种现象真是，从历史我们有很多很多这种教训。所以我特别想拿这个戏说，我们很多的领导、很多的我们的引领者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看自己，我们在努力前行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和观念，包括我们的治军方略，甚至这个事业的方略是不是已经陈旧的不能再陈旧了？警示我们往前走需要很多要变的东西。我有这个现实意义来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