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突然明白，她已不再是在谈论任何这些事情而是在谈论一个有一天晚上送她回家的男人，他们站在门前台阶上说再见的时候，他突然把手伸到底下，撩起她的裙子。她停了片刻，好像是要让我明白，这就是她打算要谈论的事情。我困惑地看着她。我不能想象，我们是怎么谈到这个问题上的。什么人？他在对她说什么？我让她继续说，心想她也许会回到这一点上的，但是不，她又走到我前头去了，现在似乎是这男人，这一个男人，已经死了；一场自杀，她试图让我明白，这对她是一次可怕的打击。
但是她真正要说的似乎是，她把一个男人逼得自杀，她为此而感到骄傲。我不能想象这个人死的样子；我只能想象他站在她家门前台阶上撩她裙子的样子，一个没有姓名的男人，然而活生生的，永远做着弯腰撩裙子的动作。

我向公路移动，等着听将结束这一切的枪声。我什么也没听到——只有那年轻人沉重的呼吸和跟在警长后面的那一群人迅速急切的脚步声。正当我接近干道的时候，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十分安静地来到我跟前。“你去哪儿，小子？”他说，相当平静，几乎很温柔。我结结巴巴地说去下一个城镇。“最好就呆在这里，小子。”他说。我二话没说。我让他把我带回城里，并把我像喊一样移交给当局。我和其他大约五十个家伙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性爱梦，最后以断头台告终。
　　我继续苦干……回溯同前进一样艰难。我不再有是一个美国公民的感觉。我来自美国的那一部分，在那里我有某些权利，在那里我感到自由，而现在，它在我身后这么遥远的地方，以致它开始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模糊糊。我感觉好像总有个人拿着一把枪在背后顶着我。不要停下来，这似乎是我听到的一切。

在这个时期，我走了一家又一家，干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交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吃了一顿又一顿饭，但是我还是为自己圈出一些空间作为抛锚地；这更像是湍急的水道中的救生圈。进入我周围一哩范围内，就会听到一只巨大的钟在悲鸣。没有人能看见抛锚地——它深深埋在水道底下。人们看见我在水面上上下浮动，有时候轻轻摇摆，要不就前后颤动。安全地牵制着我的是我放在客厅里的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大书桌。这张书桌曾经在老爷子的裁缝铺里放了十五年，靠它赚来了许多钱，也因做活而使它吱嘎作响，抱怨不止。在它的分类格子里，还放着一些古怪的纪念品，我最后是趁老爷子生病，把它从店铺里偷着搬出来的；现在它就立在布鲁克林最受人尊敬地段的正中心一座受人尊敬的褐砂石房子三层楼上我们阴郁的客厅地板当央。我得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放到那儿，但是我坚持它必须放在全部家当的最最中间。就像把一只乳齿象放到一个牙齿诊室的正中央。但是由于老婆没有朋友来作客，而我的朋友则即使它悬挂在吊灯上也无所谓，于是我就把它放在客厅里，把我们拥有的所有多余的椅子全放在它周围，摆成一大圈，然后我舒适地坐下来，把脚翘到书桌上，梦想着如果我能写作的话将写些什么。在书桌旁边我还放了一只痰盂，一只很大的铜痰盂，也是从店铺里拿来的，我不时朝里面吐一口痰，提醒自己它就在那里。所有的分类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抽屉也都是空的；书桌上书桌里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连垫放在S形锅钩底下都嫌太小的白纸。

那天夜里我坐下来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甚至比我的初恋还重要。
　　这是第一次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有意识行为，是深思熟虑的；它改变了世界的整个面貌。在一口气读了许多页以后抬头看钟时，是否钟真的停了，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世界突然停顿了片刻，这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瞥见一个人的灵魂，或者我应该干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将灵魂披露给我的第一个人？也许在这之前，我不知不觉地有点儿古怪，但是自从我沉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去那一刻起，我的古怪便是确定无疑的，不可挽回的，又是心满意足的。普通的、清醒的日常世界对我来说不复存在。我曾有过的任何写作抱负或愿望也被打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就像在壕沟中，在炮火下呆了太长久的那些人一样。普通的人类痛苦，普通的人类妒忌，普通的人类抱负――对我来说，狗屁不如。
直到这种孤寂袭击我以前，我也有一点儿疲劳，但是，正当我站在那里同世界完全隔绝的时候，我突然惊醒了。我像触了电一般，一动也不敢动，害怕我会像一头野牛一样冲锋，或者开始爬一幢大楼的墙，再不就跳舞和尖叫。我忽然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也许我是全美洲唯一懂得他写这些书的意义的人。不仅如此，我还感到，我有一天会亲自写的所有的书正在我心中萌芽：它们正像成熟的昆虫卵袋一样在里面绽开。由于直到此时此刻我什么也没写过，只写过长得可怕的信，谈论一切存在的东西和一切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很难理解，我应该开始。应该写下第一个词，第一个真正的词，这个时刻必须到来。而现在就是这个时刻。这就是我逐渐认识到的东西。

亨利米勒《南回归线》

母亲平静地去世了，甚至在临终之时，她的表情仍是那么的慈祥。我无需形容当家庭中最亲密的纽带被无法挽回的灾难无情撕裂时，我们的感受是怎样的；也无需形容我们心灵上的空虚失落，和流露在我们脸上的绝望神情。我们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相信：母亲——每天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她的存在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深爱着的她那明亮的目光，永远黯淡了下去；我们如此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将永远不在耳边响起。
　　这就是我们最初几天里的感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悲剧变得愈来愈真切，这个时候，我们的悲苦才真正开始。但是，谁没有被死神蛮横地夺走过至亲至爱的人呢？那么我又为什么还要描述这种人人都感受过，也必须要体尝的感受呢？终将有一天，悲哀将不再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情感，而会更像是一种任性的情感；终将有一天，嘴边的微笑会重新回到我们脸上，哪怕这有可能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母亲虽然故去了，但是我们仍有应尽的职责，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一起继续生命的历程，并且要学会这样思考——我们是如此幸运，并未被死神夺走生命。
在我看来，这样匆忙地离开母亲的灵柩，离开亲人，离开这座充满悲伤的房子，投入到喧闹的生活中去，实在是对死者的不敬。
“亲爱的维克多，别这么说。我们虽然已经遭受了深重的灾祸，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余下的那些幸福，让我们把对死者的爱转移到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身上去吧。我们的家庭圈子不大，但是亲情和共同的不幸却将我们彼此联系得更加紧密。时间会渐渐淡化你的绝望，那时，我们我关心爱护的新生命将会降临人世，来代替那些被残忍地从我们身边夺走的亲人。”

他的话对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影响。我同情他，有时甚至想安慰他几句。但是当我的目光一接触到他，看到他脸上那堆横肉在挪动着、说着话，我就直打恶心，怜悯之情马上就变成嫌恶和憎恨。我竭力想抑制住这些想法。我想，虽然我无法同情他，但是我也无权把我能力范围之内能够提供给他的那一小部分幸福捏在自己手里。

这样看来，世界上最真挚的友谊、人间天上的一切美景，都不能从悲哀中把我解脱出来，连爱情的精髓也对我不起作用。我的心灵被一片陰霾层层包皮围，任何美好的言语和情感都无法对我产生影响。我又像一头受伤的鹿，拖着逐渐麻木的四肢，蹒跚着走向人迹罕至的森林，无望地看着扎在自己身上的利箭，然后悲惨地死去。
有的时候，我尚能应付心中的绝望之情，但是有时候，心头会涌起一股摧枯拉朽般的冲动，逼着我去通过身体的锻炼、或者是改变所处的环境，来把心头无法承受的情感宣泄出去。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

而那个母亲没有工作，整天在家里带小宝宝，常常领着小宝宝在河边的空地上学走路。有时我带赛虎散步路过那里，那小婴儿会惊奇地大叫，指着赛虎说：“呀！呀呀！”母亲就说：“这是小狗狗，赶快摸一摸！”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赛虎实在太脏了。刚生了宝宝，好久都没有洗澡了。而且天天都在厨房煤堆里蹭痒痒。加之秋天突然开始掉毛毛，成了一条癞皮狗。然而又很感激。若是别的母亲遇到赛虎，总是会吓唬孩子说：“狗狗咬人，赶快躲开！”其实赛虎是温柔胆怯的，并不咬人。

兔子最爱吃我蒸的馍馍。小狗赛虎爱吃大白菜。鸡实在没啥吃的，只好什么都爱吃。我们给鸡窝也升了一只小炉子，鸡们整天紧紧地偎着炉子挤在一起。因为鸡窝有这么一小团温暖，我们的鸡便能够天天下蛋，一天可以捡八个鸡蛋。在阿克哈拉，只有我们家的鸡到了冬天还在下蛋，其他人家的鸡都深深卧在寒冷深处，脑袋藏在翅膀里，深深地闭关了。

要是我们从不曾在那个黄昏打扰过郭大爷父子的晚餐……想象一下吧，这顿平静孤独的晚餐——没有点灯，炉火晃荡，两个单身男人，终生相依的父子。晚餐内容简陋得令人心酸：仅仅只是煮了一块羊油的白水面条。然而它仍然浓重地翻腾着食物特有的气息，那是足以能安慰人心的、安慰这整整一生的气息。没有花里胡哨的佐料芳香，没有颜色与餐具的可以搭配。那仅仅只是食物，仅仅只是进入身体后再缓慢释放力量。

又想起那次我拎了一只公鸡去乡下看外婆，走过漫长孤独的山路，最后才找到老屋。外婆迎上来对我说：“我很想你，我天天都在想你。”

我不时地回头看看那方黑漆漆的棺木，老外婆好端端地躺在里面。我想了又想，想不出人死了与没死有什么区别。我哼着歌儿，如郊游一般，踩着田埂上成片的野菊花，不时地弯腰采摘一束。乡下视野开阔，空气清新，总是有农人远远地站住，肩上扛着锄头，往这边看过来。

当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们是否也给过她这样的快乐？那年她八十多岁了，已经离开了我们两年，独自回到乡下的旧居，在仅剩的半间老屋里生活。
我一边大声喊外婆，一边从坡上下来，所有人都回头仰望我来的方向。外婆答应着，意犹未尽地继续数落着那个女人，继续大笑，一边向我迎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