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鸟》的畅销不衰证明了他的确是一部富有魅力的小说。这魅力首先来自他的主题：爱和命运。它讲述的是克利里家族传奇式的家族史。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叶，结束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帕蒂·克利里应无儿无女的老姐姐贵妇人玛丽·卡森之召，携妻子菲奥娜和七个子女从新西兰迁居澳大利亚的德罗海达牧羊场，到帕迪唯一幸存的孙辈、才华横溢的演员朱斯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爱情归宿，整整讲述了克利里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梅吉与拉尔夫神父之间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有人认为考琳·麦卡洛将人生的全部方方面面都浓缩进了这本杰出的书里，她试图通过克利里家的沧桑和感情历程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正如小说的结尾所写的那样：“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当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

总之，《荆棘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畅销小说，结构严谨，语言流畅生动，饱含激情，富有诗意，不时有警言妙语散布其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3]。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长篇小说《荆棘鸟》自1977年问世以后，不仅走红美国，与《教父》同为美国十大畅销书；而且迅速成为风靡全球的“国际畅销小说”，先后改编成电影，拍成电视连续剧，灌制成盒带，是整个80年代最佳畅销书之一，一直有读者请求作者为之作续。时至今日，《荆棘鸟》的魅力依然不衰，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小说原作，仍打动着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心。加拿大魁北克的一位读者写道：“我有几本时常重温的书，《荆棘鸟》就是其中之一。窃以为，它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堪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比肩。我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发现。”美国加州一位读者写道：“我无法放下这本书。我零零星星看过电视连续剧，但一直未看过小说。后来在一次野营途中渴望弄点什么看看，便在营地的一个书摊买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啊。考琳·麦卡洛神奇的手笔……我已经读过三次了，它仍然是我最喜爱的。”另一位读者说：“书是你不能释手的书，电视剧是你不忍不看的电视剧。”黎巴嫩一位观众认为：《荆棘鸟》是“迄今写出的、拍成电影的关于失去的爱的最美丽的故事。”英特网上《烧心问题》栏目主持人则说：“考琳·麦卡洛写了一部空前伟大的禁爱小说《荆棘鸟》，我们将永远热爱她。”

考琳·麦卡洛是澳大利亚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她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西部惠林顿一个牧业工人家庭，十二岁移居悉尼。此前，一家人过着游牧生活。然而，真正使考琳·麦卡洛享誉世界的是她儿时即已显露的文学才华。一九七二年，她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提姆》（Tim）。这部书一九七四年在美国出版之后，很快被拍成电影，不但为考琳·麦卡洛带来不菲的经济收益，而且使她一夜之间成为西方文坛耀眼的明星。对于考琳·麦卡洛，这仅仅是她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一九七七年，她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积累，创作出版了呕心沥血之作《荆棘鸟》（The Thorn Birds）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不但拍成电影广为流传，而且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当代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之一，仅平装本版税所得就高达一百九十万美元，创当时美国出版界版税收入之最。

《荆棘鸟》让考琳·麦卡洛名利双收的同时，也打破了她从小就喜欢的平静与安宁。几经周折，她最终只身一人离开“骚动与喧哗的美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澳大利亚，并且于一九八零年一月定居诺福克岛。诺福克岛是太平洋深处一座长五英里、宽三英里的小岛，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尚有一千英里之遥，是一块独立的领地。考琳·麦卡洛在这座小岛举目无亲，甚至连一个熟人也没有。经历了最初六个月的孤寂与烦躁之后，她发现这里正是她理想的天堂。她的创作热情在这座恬静美丽的小岛一发而不可收。二十多年来，又创作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其中《罗马主人》（Roman Master）系列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她因此被看作历史学家。一九九四年，考琳·麦卡洛被授予澳大利亚麦夸里大学荣誉博士，一九九七年成为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政治科学系国际项目中心监事会成员。她曾从事过多种工作——旅游业、图书馆、教书；后来终于成了一名神经病理学家，曾就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她的第一部小说是《蒂姆》，而《荆棘鸟》(The Thorn Birds）则构思了四年，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方始动笔。此书一发表，作者便一举成名。作者是位多才多艺的人，喜欢摄影、音乐、绘画、服装裁剪等。她现定居于美国。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穴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棘刺上，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默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歇。

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鸟儿胸前带着棘刺，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扎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亡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当我们把棘刺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澳」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

第一节：悲剧抑或喜剧在这个传说中，我们被命运之手牵引到了这里，扮演着这一非人的角色——“当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荆棘扎进胸膛。”拉辛在《贝蕾妮丝》前言中论及到，“在悲剧中，血腥和死亡并不是必需的”。i.a.瑞恰兹则进一步拓广了悲剧的疆域，“只要一种适宜的形式和仅有的一种适宜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那么没有任何东西不能表现为一种悲剧的态度。”然而我们从这种凄美的血腥与死亡的传说嗅出了隐隐其中悲剧因素。应着这种血腥味，我们“对于死亡有莫大欢喜”我们坦然，欣然我们将大笑，我们将歌唱。莎士比亚在《凤凰与斑鸠》中称之为理性唱出的一首哀歌，“敬献给凤凰与斑鸠，这爱的明星和旗手，吊唁它们的悲惨结果。”

关于悲剧和喜剧的界定，有一些简练的说法，如《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卷》引述加尔兰特的话，悲剧就是“以欢乐始，以悲伤终”。拜伦在《唐璜》中写道“所有的悲剧都由一场死亡来结束，所有的喜剧都由一场婚礼来终了。”山姆尔·约翰生更为直当的表达如下——“那些今天是悲剧明天是喜剧的戏剧是靠改变结局写成的”。这种理念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另一个场景——仿佛在悲剧性展露出来的时刻，舞台上闯进了笑声——克里利家族第五代唯一的幸存者朱丝婷的婚礼。在这一喜剧时刻“这地方到处是教皇的祝福”。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种极具反讽意味的喜剧性因素？如果根据那个“由作品结局决定作品性质的时代”我们会否作出某些误判，但如果我们一旦作出这个结论，会矛盾的发现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一种抹不开的悲情——爱在命运前的脆弱和徒然的韧性，梅吉和拉尔夫神父爱的失去，以及在一系列死亡中显得突兀的戴恩的死——与此同时，正如菲力普·西德尼在《诗辩》中所阐述的“然而，笑声只不过是蔑视引发的愉悦”，只存留了片刻。在那凄美的音符响起的一刹那，我们听到从舞台上传来两种笑声：一种是在朱丝婷婚礼上由教皇带来的〈祝福的笑〉；一种是嘲弄式的由反抗禁爱之教会获致的。

于前一种笑中我们尝试着祝福，却找不到足以拒绝悲情的宽慰；在后一种，却不可思议的发现，我们的心接受了抚慰，变得明净，以致让我认为，考琳·麦卡洛用一种近乎完美的形式融合了悲喜剧。然而我们还必得判断，《荆棘鸟》唱彻了一曲失去爱的悲歌，因为按照山姆尔。约翰生的结局论——一部喜剧是“一个主要人物有幸福结局的剧本”——朱丝婷的幸福在全剧便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梅洁和拉尔夫神甫失去了爱，这是上帝的旨意。

第二节：上帝抑或教会西德尼在《诗辩》中说，高级和优秀的悲剧，揭开那最大的创伤，显示那为肌肉所掩盖的脓疮。在这里，西德尼式的蔑视是什么，麦卡洛显示的“那为肌肉所掩盖的脓疮”在什么部位？——这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戒律——禁爱之戒律——这一康德思之心中便“充满永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的道德律，从何而来，教会抑或上帝？歌德曾明明白白的说，上帝是“纯自然的和纯理性的”它启示的光辉是纯洁的；而教会是“作为行善的中间人插足进来的”是对上帝的污染。歌德并对二者作了如下比较“基督是那样的穷困，他和他的门徒都是步行，谦虚而有礼貌；而那些王侯般的大主教却乘着豪华的马车呼啸而来，飞扬跋扈”。

正如梅吉不经意提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新教徒可以结婚，而天主教却不可以”一样，歌德肯定了新教的意义，并认为它更接近上帝“路德和一般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好处”使“我们已经能够探求本原，从基督教原来的纯洁形式去理解基督教了，我们又有勇气把脚跟站在上帝的大地上，感到上帝赋予我们的人性了”如果我们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上帝纯粹是人造的神，是人类苦难者潜意识中精神胜利法的最光辉也是最黑暗的闪现。那么教会无疑充当了它最圣洁的光芒也无法掩盖的脓疮，并以其光怪陆离的谬论向诸多对它卑躬屈膝的人炫耀和说教。马尔罗在《西方的》中有一段中国青年对西方的说话，“对于你们，第一个上帝是绝对的实在，然后才是人，但人随着上帝一起死了，你们正痛苦的寻找能够寄托他外来遗产的东西”他们找到了什么——教会，一种打着超脱人类苦痛的幌子以寻求世俗权力和富丽生活奇特的混合体，是一个奇异的果实；这样我们生而自由的心灵被套上了无形的巨枷，这里充满了卑微和屈辱，我们却不自知。

帕斯卡说，“人只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思考形成人的伟大”。事实上，人类除了了一颗自由的心灵，还有什么呢而在考琳的笔下，拉夫尔以神甫的语调说，“除了时间，我一无所有，只有时间，尘土和苍蝇”——那是因为被他伟大的上帝禁锢了。考琳·麦卡洛选择一个神甫作为她爱情小说的主人公，这就使《荆棘鸟》染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和色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即穿着教会的法衣，作着教会的仪式，却穿透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力量，我们从中挣扎出一点希望——这是我们的潘多拉——我们这样说，然后上帝从容驳回了我们，如古施塔夫所说的“趁着希望还没有来到盒口的时候，连忙把盖子重新关上”。然而，此前此后，叛逆总是应运而生，拉尔夫——如果可以这样说——几乎是一个天生的教士。“从小接受的就是培养成教士的教育”的他宣称自己“是一个中空的躯体——常常是由上帝来填充它的”并甚至断言“我不是男人，玛丽，我是教士”。

当拉尔夫以“我是个教士”为由拒绝了玛丽的求吻，她直接的反应是“拉尔夫，你多么虚伪啊！虚伪的男人，虚伪的教士！”此时，她刻薄的天性中直觉的闪出一个亮点，她是对的——正如书中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对拉尔夫指出的“你首先是一个男人，并非象你想象的那样孤高”“这种东西（指‘人性中内在的弱点’）肯定在你身上苏醒过，因为我们大家同样有过这样的事，甚至教皇本人亦是如此，他是我们之中最谦恭最富于人性的”；叛逆的尼采则辛辣的说“这些拯救者的精神充满漏洞，可是他们在每个漏洞里塞进自己的妄图，他们把这种填塞物称为上帝”。事实上，在此前，拉尔夫和梅吉欢好时，已经在对自我剖析“我们断然弃绝了一种无可辩驳的证明我们是男人的行为”“然而一个男人永远是一个男人”

“一个象我这样的教士的骄傲是多么虚伪，多么自以为是”——其实，从他遇到梅吉的那一刻起，直至他生命的终结，他经历了一段心路历程，由追慕上帝到嘲弄自我的深刻反省，最后在内省中平静的死去。文人是语言的伟大集成者，考琳。麦卡洛，这个澳大利亚的精灵以其《荆棘鸟》无疑是其中杰出之尤者，我们本完全有理由说，她是文坛中的拉菲尔，是澳大利亚的薄加丘，当然如果她早诞生三百年，两百年，甚至一百年的话。歌德说过，“要在世界上划出一个时代，要有两个众所周知的条件：第一要有一副好头脑，其次要继承一大笔遗产，拿破仑承袭了法国革命，弗里德里希承袭了西里希亚战争，路德承袭了教士们的黑暗——”从这意义上说，考琳·麦卡洛无疑当得起杰出，但够不上伟大，因为她错过了一个时代，一个批判的时代！

第三节：爱情？命运让·阿劳在《安提戈涅》中写道，“在一部悲剧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有疑问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已知道”“发条被拧紧了，它会自动展开”我们颇是怀疑由是作出的结论“悲剧是平静的”但他却实在的阐述了命运悲剧的真实情形，—确如他所说“希望，肮脏，欺骗在这里没有位置，没有任何希望，你掉进了陷阱”对于这点，只要你对希腊神话中塔坦罗斯——阿伽门农家族或俄狄浦斯的命运有所了解，你就会明白。在命运剧中，悲剧人物仿佛（事实上正是）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而且无法逃避，如汤姆·斯托帕特所说的“我们的自主性只是它们秩序中的一部分，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