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猜想杨志小时候受排挤的情况。
　　由于家里无级无品，又是叛徒的后代，连食堂大厨的儿子都不理他。
　　对于杨志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自己血统而自豪的人来说，这种打击是很致命的。
　　时间一长，他整个人变态了。

杨志的变态表现在大宋朝廷越是整他们，他越拥护朝廷。
　　别人越说杨业是个叛徒，他对祖先的崇拜更加登峰造极，还一直叫嚣要给老祖宗翻案。
　　就好象文革里越是出身不好的子女越热衷于证明自己更革命一样。
　　这些被称为“狗崽子”的年青人挨了批斗就回家写大字报大骂自己爹娘，跟他们划清界限。
　　杨志的做法虽然相反，但动机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自己能被革命队伍接纳，然后，跟着一起去革别人的命。

这种想法和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刻在DNA里的贱，很少有人能够对其免疫。
　　坦率地说，别看我整天一副刺头作风，但是如果那天领导把我请到某某大会堂吃个饭，给我夹夹菜什么的，我恐怕也会控制不住地感激涕零。
　　如果有需要，我估计还会在网上给他们辟谣：领导也是人啊。

19
　　杨志离开陈桥驿到达东京时，初冬的第一场雪刚把整个城市覆盖。
　　从空中俯瞰，视野所及全是白茫茫的屋顶积雪。
　　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看到灰暗的街景和满街的黑色泥泞。
　　杨志带着好奇和忐忑，走进了这样一个黑白两色的世界。

杨志已经很多年没到过东京，对这里的一切都觉得陌生和新奇。
　　他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街上还远没有这么拥挤。
　　如今到处是摩肩接踵，车马喧哗。
　　无数马车在大街上飞驰，稍微有点空隙就会有人超车，溅起的泥巴弄得路人一脸一身都是。
　　被超的人从车窗里探出头，很有风度地骂一句“傻x”，然后自己也加速，试图再超回去。
　　据杨志观察，大部分驾车的人还保持着走路的习惯，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因此几乎每逢路口就会引起追尾。
　　这种情况下，车主就会气势汹汹地跳下车，开始对峙。

东京人按理说也是中国人，长相上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互相打量一眼就能认出对方的籍贯来。
　　一旦确定是首都市民，他们之间非常客气，也不动手，而是进行冗长的自我介绍：
　　——我舅舅在刑部！
　　——我叔叔在中书！
　　——我爷爷是蔡京！
　　——我爸爸是童贯！
　　——放屁！童贯是太监！

只有这种比大小的游戏分不出胜负，两人才会回车里拿出鸟笼子发个短信，不一会儿就会各有几十人蜂拥而至，一直打到禁军赶来。
　　当然了，对于以杨志为代表的非本地人，他们的处理方式很直接，张嘴就是“外地的鳖孙走路不长眼啊？！”
　　这种情形让杨志开始庆幸自己在显烈观拜了太祖——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告状，的确需要神明的保佑。

20
　　北宋末年，东京的街头有条标语随处可见：携手共建丰亨豫大的大宋王朝！
　　“丰亨豫大”这个词现在不常见了，但在那时候却无人不知。
　　这是徽宗的施政口号，拆开来看，四个字都是大的意思。
　　因此有人传说这是徽宗在李师师床上念叨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东京的变成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城市，规模在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
　　具体来说，这里什么都比别的地方大一号。
　　贯穿宣德楼和朱雀门的御街，足有二百步宽。
　　街两旁耸立着富丽堂换样式统一的高楼，光门头就有五六米高。
　　当然了，一座城市的面积毕竟是有限的，东京不可能处处都大——比如说，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就很小，这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杨志在东京找住处的时候，也碰到了这个麻烦。
　　他从前辈口中得知东京西郊有个“京控村”，房租便宜，结果到了那里一看，全村连个空床位都没有了。
　　最后他好说歹说，才租到了半个铺位。
　　这间破屋压根没有窗户，里面横七竖八摆了三十多个硬板床。
　　价格是一个铺位每晚10文。
　　杨志由于是硬塞进来的，睡半张床也是10文。
　　杨志蜷缩在硬邦邦的床板上，跟一个陌生汉子抵背而眠了一宿才有人跟他说，其实去村口搭个帐篷，穿着衣服睡也冻不死。
关于京控村，还有值得补充说明的地方。
　　大宋的大城市都有个特点，那就是市中心繁华无比，但是往外走十分钟就到了石器时代。
　　杨志那天沿着御街往西走了不远，就怀疑自己穿越到了公元前。
　　眼前这个城中村完全没有十二世纪的丝毫痕迹，房子是土胚加稻草筑成，门全是破木片组成。
　　泥泞的小路上，游荡着各种牲畜。
　　街边呆坐着一个个奇形怪状面无表情的生物，守着一口大锅，里面翻腾着各种菜叶、动物下水、以及其他一些来源可疑的东西，气味令人作呕。
　　杨志狐疑地踩着没膝的烂泥走进村里，心想：我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吧。
大约一年以后，东京出现了一个新的物种。
　　该生物头发胡子都有二尺多长，浑身衣裤黑不溜秋，油亮油亮的，攀爬如飞。
　　每天傍晚准时来到菜市场蹲在墙头，看见菜贩子扔剩菜就一个猫跳，从墙头下来，捡两片好的往嘴里塞。
　　“今儿这菜比昨天新鲜！”
　　他身后，十几个同行都很愤怒地看着他。
　　他们心疼地说：这些叶子拿回去跟观音土一煮，至少够五个人吃！这个吃货真糟蹋东西！
　　这个美滋滋地吃剩菜的人就是杨志。

22
　　第二天，谁的话正确一目了然——鼓院门外微服捕快比告状的都多。
　　这些便衣从外表上很好认，个个都是大肚子，黄牙，腋下夹着个小包。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态度和蔼地拉着排队的人聊天：
　　“老爹啥子地方人哈？”
　　“有没有河东路的？嫩是不是河东路的？”
生瓜蛋子就在这个环节被淘汰了大半：
　　他们不知深浅地开口答话，一旦听到乡音，捕快们就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满脸堆笑地说，这边走，咱们老乡都来这边反映问题。
　　凡是跟着走的人都被一棍子打晕扔进马车拉走。
　　杨志后来在梁山上听说雷横说，每抓到一个本地京控户赏钱五百文，漏一个罚一千文，难怪他们这么卖力。
杨志由于前一天晚上有人提醒，就没有回答，挨了几耳光之后被放进鼓院大堂。
　　这里没有桌案，进了门就看见一排柜台，足有两米高，上面有若干铁栅栏隔成的窗口，好像个大型当铺。
　　管事头头们不过是个八品官，此时却坐得比皇帝还高，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脸——顺便说一句，苏轼当年也在这个岗位上干过。
　　“赶紧的赶紧的，状纸呢？”
杨志把状纸递上去，然后眼巴巴地等着。
　　在他的身边，所有告状的人都在这样用充满渴望的目仰望着，好像狗舍开饭前的情景。
　　“不予受理！找检院去！”
　　状纸被撕成碎片从各个窗口里扔了回来，鼓院里好像下起了雪。
这时候新手的愚蠢再次表现出来：大部分人不哭不闹，捡起状纸一边做拼图游戏一边打听去检院怎么走。
　　杨志可没有心理准备，他此刻的心情就好像花了几千块钱买彩票，结果中了个“再来一张”，因此感觉好像挨了当头一棒。
　　他站起来想问问为什么不予受理，然后就真的挨了当头一棒。
这里的衙役们的水火棍法别具一格，从来不抽人，而是拿棍子捅人，速度之快，就连杨志这样的武林高手都闪不开。
　　于是杨志回到京控村还要受别人的嘲笑：朝廷不是圣明吗？你怎么脸上多了个圈啊？
　　他只好尴尬的回答：我国基层官员素质有待提高。
23
　　杨志后来曾系统地总结过自己京控的见闻。
　　据他回忆，检院门口的人群明显成熟很多，斗争经验丰富。
　　这些人已经不屑于背诵状词，因为他们都身穿白大褂，状词就写在上面。
　　截状的捕快来问话，也不再有人上当，而是闭口不言，直接把脸凑上去让他们打。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被抓走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挨打，挨饿，遣返，坐牢，充军……
杨志不想被抓，但是大庭广众之下白挨两耳光又有损他的高干自尊（吃霸王餐时无所谓，没人认识）;
　　好在他自幼在军队大院长大，各地乡谈都会一点，于是遇到陕西公差他就说福建话，遇到安徽公差他就说关西话，遇到口音不定的他干脆说党项话。
　　“我x外国人也来京控啊？”
　　“咱不是崛起了吗......”

大家都进来踩一个啊！！~~

得到以上这些待遇，杨志倒也不是全凭运气，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那天他得知眼前的人是大名府的一把手，立刻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的家世介绍了一番，只是略去了京控的内容。
　　等他介绍完了，梁中书果然对他刮目相看，说了句：将门之后啊，不知武功怎么样？
　　杨志顺杆往上爬：小人愿意下场比武，求恩相准许。
　　这里要澄清的是，杨志本没有精神病，因此坊乐治病也是无稽之谈。
　　但是不可否认，杨志的头脑在歌声中得到了升华。
从那一刻起，世界在他眼里变得无比清晰。
　　他从此知道了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同时也明白了什么事值得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干。
　　他再不是以前那个浑浑噩噩异想天开的官迷了。
　　同理，杨志要求下场比武也不是心血来潮。
　　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一直用余光观察着比武的过程。
　　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参赛者的武艺不堪入目，抱成一团满地打滚，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当众搞同性恋；
　　第二印象是，这些选手一开始一个也不眼熟，但越到后来越眼熟。
关于那天的比武，还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
　　大宋的兵制一般以50人为一队，2队为一都，5都为一营，5营为一军。
　　但实际情况是一个军（2500人）能有三百人就不错了——剩下的人要么跑了，要么老死了。
　　对于第一组数字，军官们在伸手找朝廷要军饷的时候记得一清二楚。
　　然而发饷的的时候，他们又只记得第二组数字。
　　这种发财的方式就叫做吃空饷
　　当然，碰到演习、阅兵之类活动，军官们还要掏点钱，从当地雇一些农民来充充人数。
　　这回比武也不例外。
梁中书为了显示自己求贤若渴，规定每个队都要选出自己的代表参赛，这样一来当地村民都成了抢手货。
　　当时大名府农业人口不多，而驻军名义上却有十个军，因此这一天有些农民打的比赛比泰森一辈子打得都多。
　　杨志在军队里呆过，这点猫腻还是看得出来的，因此他断定凭借自己的武艺，获胜毫无悬念。
事实证明他的猜想是正确的。
　　他获得批准最后一个出场的时候（因为他最后一个报名），对手大多已经口吐白沫，一拳就倒。
　　杨志就这样一路顺利杀入决赛。
　　梁中书在台上目瞪口呆。
　　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来，朝左右使了个眼色，立刻就有人手持铜皮喇叭朝场下狂喊：
　　“建炎礼乐，又创奇迹！病夫一唱，武功盖世！ ”
45
　　杨志决赛中碰到的对手叫周瑾。
　　这人不是滥竽充数的农民，而是正式军官。
　　杨志的武功虽高，但是长期营养不良，真打起来恐怕把握不大。
　　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懂得扬长避短，当场提出采取更刺激的比赛方式：
　　“比枪要换真枪，生死勿论！”
周瑾听到这样的要求，当场觉得腿肚子要抽筋：“NMB谁说这孙子痊愈了？这不还疯着呢吗？！”
　　梁中书也觉得不妥，发话说，你们用没头的枪裹上毡片，蘸点石灰就行了。
　　其实周瑾武功算是不错，上来就一枪刺中杨志肋下。
　　按理说这里杨志就该算输了，但是梁中书此时有了别的思量，板着脸装没看见，周瑾只好硬着头皮跟杨志比划下去。
周瑾面对一个疯子，心里本来就害怕，临场发挥就打了折扣。
　　杨志虽说此时骨瘦如柴，但京控路上一路挨揍，在东京又几乎天天被三院的衙役用水火棍往脸上身上乱戳，抗击打能力是惊人的，被枪杆捅几下跟挠痒痒一样。
　　因此他也不管什么套路，疯狂地跟周瑾互捅。
　　看台上的大喇叭更激动了：
　　“建炎礼乐，法力无边，水火不侵，刀枪不入！”
大约打了五十多个回合，梁中书叫停了。
　　他派了一个虞候检验了两人的战袍，然后宣布，周瑾身上白点累累，“像打翻了豆腐的，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杨志身上看不清楚，可能只有一处。
　　因此杨志获胜。
　　梁中书不住点头微笑，周瑾在台下暗骂：你大爷！老子穿的是黑战袍，那孙子穿的是精神病院白大褂！

梁中书这种明显偏袒的态度激怒了军方的人。
　　都监李成站出来说，现在是新时代了，骑马挎枪的作战方式已经遭到了淘汰，远程武器才是决胜的关键，因此，应该比射箭。
　　梁中书面色不悦，但是也没有说什么，点了点头。
　　杨志当场提出比箭要用爷们儿的方式：“你先射我三箭，然后我射你三箭！谁都不准躲！”
周瑾算是看清今天自己的处境了：这哪是比武艺，这是让我跟疯子比谁不怕死啊！
　　结果射起来心理负担过重，三箭全偏了。
　　杨志拿过箭正要射，周瑾不干了：我认输！我认输！
　　杨志的胜利使场内的人群一片喧哗。
　　“建炎礼乐，太祖余烈；千秋万载，永葆霸业！”
　　随着大喇叭里高亢的口号，已经有不少人相信了坊乐的神力，开始跪下朝梁中书磕头了。
梁世杰很高兴，觉得今天碰到杨志算是捡到了宝贝，于是当场任命他为副牌军。
　　按理说杨志从配军成为军官，应该感恩戴德才对，起码也要说句”功夫全是靠研究太祖太宗思想的时候悟出来的“。
　　但他一言不发，只顾看着任命书出神，使梁中书很郁闷。
　　然而这时旁边忽然跳出一人，大声说道：我不服！一个配军，敢跟我较量吗？！
　　梁中书一看，是索超。
　　他对杨志的印象一下子又好了起来。
　　道理很简单：自打凤姐出道以后，你还听谁说过芙蓉姐姐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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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超是大名鼎鼎的军中猛将。
　　想当年他在东京军校时就是高材生，然而毕业后不幸被分到大名府，从此再无建树。
　　从他的绰号可以看出，这是个急性子的人，藏不住话，因此得罪了多任领导。
　　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作为科班出身的军官，索超满脑子新思想，不断越级上书要求更新军队装备，取消文官监军制度，建立新式军队，武力收复幽云十六州。
　　这些书信寄到东京，没到皇帝手上，却到了蔡京手中，然后又寄回大名府。
　　索超这种行为持续了十年，直到有一天他在留守司的垃圾里看见自己的奏章为止。
　　至于文官监军制度，后来确实取消了——皇帝派来了太监。
梁中书就任后，索超对文官的不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他经常公然叫嚣：扯淡！从来就没听说那个国家能靠唱歌能把仗打赢的！
　　从这种说话风格可以看出，这人为什么混了十几年依然只是个正牌军（连长）。
　　同样也不难想象，索超当时过得很郁闷，胡子不刮，头发不理，整天拿眼睛瞪人，一幅愤青的模样。
　　当他看到梁中书耍手段黑了自己的的徒弟周瑾，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决心要亲手把杨志劈死。
　　梁中书沉吟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
　　他倒不是舍不得杨志这个人才，而是怕他被索超劈死，长了这个匹夫的气焰。
　　杨志当场跪下，说道：在下愿与索大人比武，生死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