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夏天之前的十四年里，我对于生活的感觉只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潮湿。你可以发现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视觉而非听觉的，那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所留存的那种潮湿腐败的气息足以消解掉一切能够被听到的声音。
其实我家也曾住过好房子，只是没有轮到我而已
安置房位于长宁区的一条胡同内，整条胡同的两侧挤满了这种面目相似的肮脏建筑，中间是一条一夫当关的窄路。路面上常年积蓄着两旁住户泼出的各类污水，夏天的时候被阳光蒸发，升腾成白烟弥漫的水雾，穿行其中就如漫游仙境。再加上头顶上密布的晾衣杆挑出的湿淋淋的万国国旗，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水帘洞。
     这种房子后来被称为危棚简屋，但我觉得称之为“容器”更恰当。香港有“笼民”的说法，我觉得鸟笼还是不错的，虽然挤一点，但毕竟到处是洞，四面透风透光。而凉风和阳光对于住在我家这种房子里的人来说，是让人激动的真诚梦想。房子里终年潮湿阴暗，台风过后连火柴都擦不着，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奇怪的是当时怎么竟没有人想到栽培蘑菇致富。
     这些房子都没有厕所，也没有现在的煤气，所以每天早晨我上学都是一段堪称惊险的经历，要在水汽和生炉子的浓烟中探路，还要随时避开身边泼出的污水和穿着睡衣晃晃悠悠去倒马桶的大妈。后来我和别人打架斗殴常常都是靠反应迅速、动做灵活取胜，想必应该归功于当时每天如此锻炼的结果。
     搬到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后，新家在一楼，虽然不是新房，但是有一个朝南的小院子，可以晒到稀罕的太阳——说了这么多，如果你还是对我用“稀罕”这个词来形容阳光感到奇怪的话，我只好大声地告诉你，没错，14岁的我就是那么没追求，对所谓幸福生活的理解极其低下，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项享受指标就是——能够晒到太阳。


搬家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普照，四下里都是藤杖拍打被褥的声音，空气中掺杂着干燥灰尘的气息，所有这些都让我由衷地感到生活幸福。父母都不在家，糊弄完简单的中饭后，我就把父亲专坐的老躺椅拖到院子里，煞有介事地仔细研究好摆放角度，又搬出一个小板凳用以垫脚，然后开始晒太阳打盹。
     很快我就进入了半寐不醒的混沌状态。
  
  
  
     朦朦胧胧中，我忽然隐约听到脑袋上方有声响，以为是自己将要进入梦境的错觉，便没有搭理。谁知道动静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还杂有说话的声音，我这才猛地睁开眼睛，一仰头看到一个女孩正笨手笨脚地翻过楼上的阳台踩到我家院子的围墙上。我有些不知所措，揉揉眼睛，看到的依然是原样，于是手忙脚乱地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回头向上看个究竟。
     二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他迅速地扫了我一眼，继续催促站在围墙上的女孩：“快点，赶快跳下去！”
     女孩扶着阳台的水泥底座，急得都要哭了，压低声音回答：“太高了，我不敢跳啊！”
     女孩的模样长得挺好看，但头发和衣衫都有些凌乱。胸前的扣子也没有扣好，隐约露出了里面白色的内衣。我正打算揣测一下他们究竟在玩什么把戏的时候，男孩似乎听到了什么，紧张地扭头朝屋里看了一眼，突然一转身走回了房间。
     我隐约觉得事态紧迫，似乎不应该再袖手旁观下去，于是走到围墙下跟女孩打招呼：“喂，需要我帮忙吗？”女孩瞄了我一眼，又扭头看看阳台上，终于下定决心似的咬了咬嘴唇：“我要跳下去，你可不可以接我一下？”
     我表示可以。然后找准位置，摆开架势，习惯性地准备开始数“一二三”。谁知道我刚要开口，女孩已经一闭眼纵身跳下。
     其实院子的围墙并不是太高，以我当时的身材要接稳她也并非难事，但她这种突然袭击却让我全无防备，所以我连胳膊都没有来得及抬起就已经张嘴结舌地被她重重地砸倒在地。倒下的瞬间，我本能地伸出手想推起她，谁知道她的上身一歪，我的左手正好按在她的胸前。这又是一个对我而言完全没有经验的突发事件，所以脑子里一片空白，时间凝固，手留在原处，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隐约觉得或许该做好被她抽耳光的准备，但她却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把身下的我当作垫子一般用胳膊肘拄着很快地爬起，迅速地冲出院门逃窜而去。
     我呆呆地躺在地上，脑袋里面嗡嗡做响，两只手仍然保持着向上托起的姿势。然后我看到二楼的阳台上探出两个脑袋，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一脸严肃地四下扫视，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冷冷地皱了下眉头。随后那个男孩出现在她旁边，一眼看到我，表情略有诧异，然后对着我笑了。这家伙的笑是从嘴角开始，嘴唇抿住，朝一边撇上去，那一边的眼睛会眯起来，而另一边脸颊却几乎保持原样。这种古怪的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我插

我是用一只手从地上爬起来的。我的意思是，我无法使用我的左手，因为有什么东西相当真实地留在了我左手的手心里，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用力握紧，也不敢完全松开。
     吃晚饭的时候，因为我只用右手拿筷子而没有用左手托起碗底，被母亲飞来的筷子砸中了眼睛。
  
  
  
     虽然我家的显赫往事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但诸如“吃饭一定要端起碗”、“吃东西一定不能发出咂嘴的声音”等等可笑的陈规依然如鬼魅般地在家中留存了下来。我想，我可以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对母亲扔筷子的手的影响，但母亲却不能理解另一些同样看不见的东西对我的手的影响。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当即不声不响地放下碗筷，回到自己的房间，反锁上门，躺到床上。
     我在脑子里回想着那个女孩。或许由于当时的距离太过逼近，所以面目的印象反而有些模糊，但感觉年纪应该也和我差不多。根据我对同龄女生的观察，她的发育算是比较良好的。虽然乳房仍不大，但尖挺，有些硬硬的弹性，所以在我手掌的每一个毛孔里都留下了压迫的感觉。
     我在黑暗里发了一会呆，把左手举起到眼前，慢慢地张开，放在自己的脸颊上，于是被筷子砸中的眼睛不再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搬到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之前，我们一直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起先我和父母住二楼，舅舅和外公外婆住一楼。我小学毕业时，因为舅舅结婚，所以不得不做调整，父母搬到一楼和外公外婆挤，而舅舅和舅妈则搬上二楼跟我一起住。
     我们的危棚简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结构松动导振性强，并且毫无隔音效果可言。所以重新分配个人空间后不久，我就开始在夜间受到来自舅舅和舅妈的骚扰。当然，那不是他  
  
  
们的责任，但那种剧烈的震动和吱吱呀呀的声音以及含糊不清的喘息却不仅仅是传递到我的骨骼和耳朵，而是更深地进入了我体内，然后以成倍还原的方式重新开始。我不知道那是在我身体里的什么地方发生，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抵御，只能一动不动，任由其自己无限度地发展。而当舅舅最后发出一声类似于呜咽的含糊声音时，我通常已经浑身汗湿，象从山上摔下来一样瘫软如泥，一刹那之间连心跳都会消失。
     我开始怀疑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并不归大脑管辖。或者说，它们另有我所不了解的功能。所以当我第一次梦遗后，竟被自己吓得半死——首先，我发现自己尿床了；其次，根据对现场证据的勘查我怀疑我用来尿尿的玩艺患了我所不知的严重病症。
     所幸的是，自然规律是值得信任的。怀着绝望的心情，抱着探索的精神，很快我就无师自通地知道了如何不再弄脏被子和床单。我的意思是，在舅舅和舅妈制造动静的时候，我也不会闲着自己的双手。
     所以现在的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左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想到那个女孩凌乱的衣衫时，我的心里竟会有些莫名的难受。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母亲和陌生人说话的声音，母亲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严厉。我爬下床，走到院子里，看到楼上的那个男孩站在母亲面前，正在向母亲解释说自己被父母不小心反锁在家里了，于是我明白他也是从阳台上下来的。
     说实话，他的形象和他怪异的出门方式很难让人放到一起想象。他穿着干净整齐的短袖白衬衣，熨得裤缝笔直的黑色直筒裤，脚上一双白球鞋，长得眉目清秀，皮肤白净，和母  
  
  
亲说话时语调平和，手插在裤袋里，一点也看不出紧张。
     “你好啊。”他瞥见站在母亲身后的我，笑着打招呼。母亲转身瞪着我，一副将信将疑的神情，“你们真的认识？”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为了防止母亲再多问什么，说了声“我们走吧”便径直走出院子。他紧跟出来，走在我身边。我们一起沉默地走了一会，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看到他，我满脑子里又都是那天的混乱画面，还有那个女孩，走着走着竟有些烦躁不已。而他却很轻松的样子，吹起了口哨。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曲子，但听起来确实不错。
     “口哨吹得不错。”我告诉他。
     “是吗？”
     “嗯。”
     “你会不会？”
     我摇头。竟为自己不会吹口哨而感到惭愧起来。
     “很容易的，下次我教你。”
     “上次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究竟在做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的。”我终于忍不住问。我想我更关心的是后一个问题。
     他站住，侧过脸看着我：“你真的不知道，还是真的想知道？”
     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那种古怪的笑，一种莫名的羞愤涌上心头，很想一拳砸在他的脸上，但他突然转身就走。
     “跟我来。”他说。
     “去哪？”
     “去找那个丫头。”
     我明白他指的是谁。我跟随他走回大院，转了几个弯后在一栋楼前停下。我惊讶地发现这里距离我家只隔着两栋楼。
     他把手指含到嘴里，吹了很响亮的一声口哨。不一会，三楼的一扇窗户被推开了，一个熟悉的脑袋伸出来，朝他招招手，又竖起食指贴到唇间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于是我和他走到窗下，我朝女孩点点头，她似乎也想起了我，脸红了一下。
     他伸开双臂做了一个很优雅的捧接姿势：“跳下来。”
     女孩使劲摇头，小声回答：“今天不行，我爸妈都在家。”
     “那就算了。”他转身要走。
     “等一下。”我和女孩异口同声地说。大家都愣了一下，回过神来之后我感到面孔发烫。还好女孩的头立即缩了回去，片刻之后又露出来，“还有东西没给你呢，我从老爸那里偷的，一次只能拿一包，多了会被发现的。”女孩笑眯眯地说，把一包东西丢到他的脚前。他弯腰捡起来，是一包烟。
     “再见！”女孩摆摆手，关上了窗户。
     “她是你女朋友？”我问。
     “算是吧。”他回答得心不在焉，注意力放在撕香烟包装纸的手上。
     “叫什么名字？”
     “张昕。”
     他递烟给我，我摇头拒绝了，看着他自己叼上一根，掏出火柴动作潇洒地点上火，很满意地对我吐出一口烟，“有那么半秒钟吧，我还以为你是在问我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严浩。你呢？”
     “沈昱。”我说，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你可以叫我‘小雨’，张昕也可以。”
     “小雨？”他笑了，我知道他在笑什么。


关于我的名字由来的真相，是在高中时才偶然得知的。在那之前，外公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神秘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苦候多年仍未得志的原因吧。他沉默寡言，表情终年阴郁，绝少出门。很多时候，他都是独自在天台上耗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绝不是在看风景，因为站在天台上除了四周斑驳肮脏的泥墙和颜色如同腐烂的瓦片什么也看不到
家中其他大人都出门的时候，他会将他的老式电唱机搬到天台上去，坐在藤椅里听黑胶唱片，反反复复地听同一张。那种音乐在我的印象里只是一种极其干涩喑哑的摩擦声，单调而反复，经常会让我指甲发凉，不由自主地跟着磨牙。而外公则在音乐中闭起眼睛，慢慢蜷起身。最初的时候，他用手按住心脏部位，仿佛体内有剧痛似的，渐渐地又松弛下去，举起双手磨娑面颊，让我以为他是在哭。但实际上他的表情只是很疲倦，疲倦而又安宁。这是一种始终让我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仿佛进入了让我感到敬畏而完全与我不同的另外一个时空。


记得有一次，我试探性地走到他身后约两米远的地方，当时他侧对着我，阳台外是带着隐隐血色的黄昏，没有一丝风，落日的一撇余晖涂抹在他沉默瘦削的脸颊上，象蜡黄的油彩。而这样一幅画面在我幼小的眼睛里竟映射出了相当诡异的印象，刹那间突然强烈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阻隔在我和他之间，仿佛是一面透明的玻璃幕墙，咫尺之外我竟下意识地不能再向前走近半步。
     最后他会开始说话。或许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所说的话对我而言根本是不能理解，他对我也仿佛视而不见。此时，我再喊他几声，确认他根本没有反应之后，便会开始自己的探索活动。
     我的所谓探索活动其实就是在这栋破楼里面四处乱翻，检查大人们的东西。其诱因是某次在舅舅床下无意中拣到的一本带简单插图的《新婚夫妇指南》。这个不良癖好现在回想起来颇让人脸红，法学家会断然指出这是“侵犯他人隐私”，心理学家会由此分析出“渴望与人交流的心理暗示”，而对于不懂得法律和心理学的未成年的我而言，此项活动确实是那段灰色的生活记忆里唯一一点让人愉悦的色彩。
     但遗憾的是直到随父母搬离胡同，都再没有什么可喜的收获。在舅舅那里只找到了一些八十年代初的旧电影杂志，印刷粗劣，内容乏味，上面那些影片和女人的脸蛋都如同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只有一本封面是阮玲玉的大幅剧照，让我惊艳不已，藏在被褥下面欣赏把玩了好一些日子。


其他人那里就更不用提。
     倒也有意外的刺激，是翻到了外公和外婆年轻时的一些物品，其中不少我都从未见过。譬如外婆的那些旗袍，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一箱子颜色比外面满大街新时代群众身上的还多。还有外公的旧式西服和衬衣，衬衣的领口或袖口上绣有字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衣服都是在当年的老上海或国外的洋装店订做的，而那些字母则是外公的姓名缩写。这些衣服质料非常好，完全不同于父母和我所穿的的确良和劳动布，用手抚摸会有细腻的快感，像肌肤一样让手心发烫。
     还有一些老照片，照片上的青年外公英俊潇洒，气宇轩昂。凝视得久了，我竟会产生错觉，强烈地感觉到画面上的他只要稍一转身，整个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流光溢彩就会从他身后汹涌而出。但是他没有转身。他的目光直视着我，我看到他深邃的眼睛里只有一片寂寥夜色。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外公听的那张黑胶唱片是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无伴奏大提琴。而外公听唱片时的那些自言自语，现在我也只还记得一句——
     反反复复的大提琴，反反复复的人生。
     外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的上海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贵族。


这句话很有可能会被你嗤之以鼻，但是倘若你愿意耐下性子仔细思索一下
三代人成就一个贵族
但是反过来说，毁掉三代人的一切只需要一代就够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能毁的都已经被毁掉了，也就没我什么事了。这应该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否则，我这一生或许也不会有机会遇到严浩


虽然我告诫过严浩最好从正门进我家，但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依然是走老路从阳台上下来。我猜想他是喜欢找点刺激，但他脸上却又看不出有得意或激动的神色，就像他是从正门进来的一样自然。反而是我自己早就紧张地预感到他会如此出现，每个下午都到院子里探视几次。
     “上次的事情还没报答你，请你看录像去吧。”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我犹豫了一下。因为父母一向不准许我进录像厅这种所谓不学好的地方，但我又非常不希望因此而被他看不起。这时我听到他说：“张昕也去。”
     “走吧。”我说。
     在大院门口，我们遇到已经等在那里的张昕，然后一起上路。
     严浩的步子很快，手插在裤带里一个人在前面走，头都不回，好像与我们全无关系似的。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他的习惯，不管和谁一起走路，他都总是那副独来独往的轻松样子。
     张昕穿了一条白裙子，上面有苹果图案，长发披在肩上，前面用发卡别着。我记得上次见到她时她的头发是扎成马尾的，而现在这副样子我认为可爱了许多。此人走路磨磨蹭蹭，还喜欢东张西望，望到我的时候就对我抿嘴笑笑，让我心思恍惚。
     路上我偷偷瞄了一眼她的胸部，左手手心里立刻又有了奇怪的充实感，于是臊眉搭眼，埋头走路。
     我没有告诉他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录像。但撩开破布帘走进录像厅后，我竟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根据父母的描述我早已把这种地方想象得跟虎穴龙潭一样，现在亲眼所见，只不过就是一间普通民房，横七竖八地摆着几条破长凳，坐着一些面目衣着都再正常不过的家伙。甚至还有两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姑娘穿着睡衣，正叽叽喳喳地议论刘德华和张国荣谁更帅，嗑了一地瓜子壳。
     唯一的工作人员——或许也是老板——是一个絮絮叨叨的大妈，的确良衬衫绷着胖墩墩的身段，看见严浩就热情地过来打招呼，似乎严浩是这里的常客。然后笑眯眯地招呼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跟着小浩可要小心点，别学坏呦！”我脸上一热，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已经不记得那天看的是什么片子了。因为我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眼角的余光上，望着坐在我旁边的张昕放在膝上的手。那只手一直在动来动去，最后终于离开她的腿去了严浩的身上。而我的目光依旧驻留在她裙子上那块微微凹陷下去的地方，怅然若失，直到散场。
     张昕的手很小，手掌和手指关节都很小，像可爱的工艺品。不知道是所有的女孩都一样，还是只有她是这样，但我确实是第一次留意到这种事情。
     我还发现她和严浩的皮肤都比我白很多。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夏天穿过短裤。


严浩兑现了诺言，教我吹口哨。我很快就学会了。可是当我一开始吹的时候，张昕就忍不住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
     “你的舌头好像太硬了。”严浩平静地指出我的问题所在。我有些沮丧，独自走到一旁继续练习。这时天色已是傍晚，黄浦江边的风很大，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吹得我们个个脚步不稳，头发凌乱。我看到严浩在地上寻找一些碎石片之类的东西用来打水漂，每成功一次  
  
  
，张昕就开心得又蹦又跳，又是鼓掌又是尖叫。最后她似乎累了，走到严浩身后把脸贴在他背上，环抱住他的腰。过了一会，严浩转身，用手托起她的下颌，在他们俩的脸庞将要贴到一起之前的刹那，我扭头望向远处的江面。
     我一直在吹口哨。吹的是严浩教我的唯一一首曲子，《草帽歌》。我一遍又一遍地吹着，吹得嘴唇失去了感觉，但丝毫不觉得疲倦，反而越来越能感受到这首曲子深藏在每一个音符里的忧伤。海风吹得我脸颊刺痛，乱飞的发梢戳到眼睛里，又疼又痒，于是我干脆迎风仰起头，闭起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身边拉我的袖子，我睁开眼睛，看见张昕。“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她眯着眼睛问。严浩走到我的另一边，我对他笑笑，他没有说话，递了一支烟给我，自己也叼上一支。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他的打火机点着了香烟。这是我第一次吸烟，吸第一口时就被呛到了，咳嗽了好一会才适应。然后我们三个人并排站在黄浦江的堤岸边，一起默默地看着波涛汹涌的江水，看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黑夜的幕布呼呼地在天边抖开，垂落在遥远的对岸，溅起一片灯光闪烁。
     最后第一个开口说话的是张昕。她小声说，“晚上的黄浦江比白天好看多了。”我侧头看她，发现她和我一样表情迷茫，手指间也夹着一支烟，但是烟头已经被风吹灭了。


在遇到严浩和张昕之前，我还是一个堪称老实的孩子，虽然在小学六年里坚持不懈地写下了大量可笑的检查和保证书，虽然花在在教室门口罚站与被老师赶回家把父亲领到学校来丢人现眼的时间加起来几乎和我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间一样多，但那些其实都只能算做年幼无知的自得其乐，包括对自身情欲的简单探索。对世界对生活的好奇心和无数潜在的欲望都还在我的身体里沉睡着。说我曾是一张白纸并不恰当，更符合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一直有一张白纸蒙住了我的眼睛。而这张白纸现在被揭开了，就如久盲复明，我茫然于能够看到任  
  
  
何新鲜的事物。只是刚开始的时候，看得久了，眼睛会有些刺痛。特别是看着张昕的时候。
     整个暑假我们三个都混在一起。一起凑钱看录像，打桌球，吃棒冰，一起在大街小巷里无所事事地瞎晃悠，或者去黄浦江边打水漂。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发呆。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发呆。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是走路，就会是严浩独自走在前面，我和张昕慢慢地跟在后面；如果是坐着或站着，则变成我和严浩在两边，张昕被夹在中间。我们总是这个样子，好像彼此之间的默契，又好像在玩着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游戏。仅仅是这个样子本身，就让我感到快乐。
     有时我们会在晚上陪张昕去数路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非常幼稚无聊的活动，但是张昕热衷于此，我也乐于奉陪。只有严浩不愿参加，他总是独自懒洋洋地靠在街边的墙上抽烟，看着我和张昕一起沿着一个方向走远，又沿着另一个方向回到他的视野。
     有一次张昕没完没了地逼他说出不参加的原因，他被缠得烦了，回答说他没有兴趣数路灯，如果有一把弹弓的话，他倒有想法把路灯全部打碎。为什么？我和张昕异口同声地问。他指着空旷的路面上我们被路灯的灯光拖得长长的影子，说：自己低头看看，我们被路灯照得象不象小野鬼？
     我们发现他说的是事实。张昕被这个事实弄得很沮丧，所以后来把数路灯改成了数星星。毕竟星星也不能用弹弓打碎。于是我们一起偷偷摸摸地爬到我家院子的围墙上，在夏夜的沁凉晚风里并排坐着，面向夜空。我和严浩安静地发呆，张昕坐在我们俩中间，摇晃着两条腿，细细的胳膊拄在膝盖上，用两手托着腮，一个人认真地小声数着：一，二，三……我看到她的眼睛在月光下显得特别美丽，脸庞的轮廓也异常柔和，让人心动。
     我们坐了很久很久。后来我感到脖子酸痛，并且有些困了。这时我隐约听到严浩说了一句什么，我侧过头去，看见他仍然睁大眼睛望着夜空，一点也看不出疲倦，反而目光执著锐利，仿佛正在用眼神刺穿着什么。他并没有发现我在看他，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在自言自语。而张昕抱着他的胳膊靠在他的肩膀上，好像已经睡着了。
     严浩说的那句话是：总有一天，上海的夜空上会一颗星星都看不到了。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说一个童话般的预言。


我们三个之中话最多的是张昕。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她先开始说话，说的内容杂七杂八，跳跃性极强，只要她一进入状态，我们三个看起来就显得特别快乐。但有时我也会有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她似乎是在害怕自己不说话就会失去什么。或许是因为严浩太沉默。因为只有严浩在的时候她才会絮絮叨叨，而只要严浩离开，哪怕是在她正说话的时候去街对面买一包烟，她也会立即停口。我和她沉默地站在一起，等待严浩回到我们中间，那种时候感觉对我和她都挺象是一种折磨。
  
  
  
     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否告诉了严浩那天她从围墙上跳下来之后发生的事情。但后来又猜测她自己可能当时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或者早已忘了。因为我发现她比我想象的要单纯得多。
     她其实只是一个小女孩，纯真美丽的小女孩。她爱笑，她的笑容天真灿烂，让我看得恍惚。她也爱哭，常常跟在严浩身后边走边吸鼻子。她有各种颜色的发卡，还有各种花样的连衣裙，蓝的，白的，格子的，水果图案的，大象图案的。她身材瘦高，但骨肉亭匀，穿连衣裙的时候看起来特别楚楚可爱。
     她爱唱歌。她的声音很好听，虽然当时她会唱的仅限于苏芮和邓丽君的那些通俗小调。她还爱看三毛，捧着《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哭泣的骆驼》，看一个故事哭一个小时。这是她自己说的，换回的是我和严浩的打击嘲笑。
     她唯一不纯真的地方，是她会吸烟。但她很少吸，也很少真的把烟吸下去。有的时候纯粹是心血来潮觉得好玩，还有些时候则是这样的——
     首先，严浩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吸烟，然后，她叫严浩不要再吸了，严浩不理她，她生闷气，严浩继续不理她，她问严浩想不想和她一起活到六十岁抱孙子，严浩还是不理她，于是她冲上去把严浩手里的烟抢走，严浩又点上一支，这时她就会拿起严浩的烟盒，摸出一支烟，自己点火，开始吸，每一口烟都用力地吸到肺里。
     我很想劝她，但我从未开过口。因为严浩没有动。严浩只是依旧无动于衷地看着她，有时脸上还会出现他那种带点轻蔑的笑。
     我摸不透严浩。我从来就不知道这种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