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浩的性格就像他的笑容一样古怪，不管是开心，还是愤怒，还是悲伤或者难过，他的脸上都只会露出一模一样的那种笑。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表情其实就像酒店客房的门，或者什么都不挂，或者挂出的只是一个“请勿打扰”的牌子，而这扇门本身几乎永远都不会主动敞开。
     他的神秘之处还在于他的家庭。他从来不允许我去他家，也从来不提起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其实我都见过，在大院里闲逛和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撞见。遇到他母亲的次数较多，他母亲就是和他一起在阳台上出现的那个女人，相貌不错，挺有气质，但是给我的感觉很阴冷，总是眉头紧锁，不苟言笑。他的父亲也很英俊，身材修长，皮肤白净，有一双很有魅力的眼睛——后来我才知道人们管那样的男人眼睛叫“桃花眼”，但性格和自己的妻子似乎截然相反，他对所有人都很和蔼可亲，有时遇见我还会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所以我对他一直颇有好感。
     因为严浩就住在我家楼上，所以他家的吵闹喧哗很容易被我听到。但我听到的通常都只有他母亲的声音，或者是对严浩的咆哮追打，或者是对丈夫的嘶声怒骂，或者是长久地独自恸哭，很神经质，闹得四邻不安。严浩和他父亲在那些时候则总是无声无息，而当我再见到严浩时，常会发现他脸上、身上有伤痕。我问他原因，他从来不说。
     有时他或许会说出自己的开心——虽然那样的时候很少，但他从不会对别人说出自己的难过。
     难过这种东西，就象插在自己胸口的刀，拔给别人看，也只不过是溅别人一身血，所以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后来他这么对我说，想想似乎也挺有道理。
     那个夏天过得很漫长。好像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它就不会结束。
     我曾经真的以为它永远都不会结束。


     我决定不再和他们混在一起了。我想躲开他们。不要问我为什么。
     当初随父母搬离弄堂时，外公把他从文革中当宝贝一样保存下来的老破书送了一些给我，装了满满两大樟木箱。这些书早就被我在探索活动中检查过，全是陈年垃圾，其中不少还是繁体字印刷、竖排制版的，除了夹杂着一些蟑螂蛹外没有任何能带来视觉刺激的东西，所以我根本懒得打开，原封不动地丢在了床边的墙角。现在为了找点事做，我把它们打开了  
  
  
，开始翻里面的书出来看。
     两天之后，我打了此生第一次架。起因是下午的自习课上，我没有做语文老师发的毕业考试模拟试卷，而是在抽屉里翻看《静静的顿河》。语文老师回到教室的时候，坐在我后排的班长赵元举手报告，站起来向老师揭发我上课看书。于是我的书被没收了，并被告知放学后到语文教研室报到。而下课铃响过后，语文老师刚走出教室，我就站起来转身一拳砸在赵元的脸上。
     放学后我没有去语文教研室，而是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被罚站。我们的班主任，那个长得像一个老奶奶的白胖老头，出去溜达了近一个小时才回来，慢条斯理地泡了杯茶，在办公桌后坐下，把屁股挪舒服了，才问我为什么要动手打人。
     “因为顿河。”我回答。
     “你说什么？”胖老头一愣，差点没拿稳茶杯。我想他不是真的没有听清我的回答，因为他的表情已经渐渐地由难以置信转变为恼羞成怒。他一定满心以为我会说打赵元是因为这个马屁精检举揭发我上课看书，因而早就盘算好了如何就此对我展开关于遵纪守法和理想前途的谆谆教导，可惜他失算了。
     “因为顿河。”我看着他涨红的脸，大声地又说了一遍，“因为顿河的冬天弄得我心情十分糟糕！”


我心情难得舒畅，吹着口哨回家，在大院门口遇见了也背着书包的严浩，他打量着我凌乱的衣衫和浑身的尘土，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绘声绘色地说了，颇有些炫耀。他什么评论都没做，只是随口问了一下那猪头三长什么样，家住哪里。星期一白天猪头三没来上学，晚上猪头三的老爸找到了我家，原来严浩早晨在猪头三家附近堵住猪头三又打了一顿，将其打得鼻青脸肿进了医院。
  
  
  
     猪头三的老爸跨进我家门时很没有高官的风度，气势汹汹，骂骂咧咧，一副来拆房子的样子。但是当他看见我母亲的时候，两人的面上都出现一怔的神情，然后他的火气一下子弱下去很多，站在原地搓手搓脚，看起来很不自然。而母亲也表情阴沉地坐回藤椅，放下手中正在打的毛衣，冷冷地看着他。
     “你有什么事？”母亲问。
     “你儿子不好好值日，我家鲲鹏批评了他两句，他居然就找小流氓来报复……”
     我被这种颠倒是非的胡扯气得怒火万丈，想冲上去却被父亲从身后拉住。
     “你想怎么样？”母亲继续问。
     “你儿子寻衅打人，总该道个歉吧……”
     “你向别人道过歉吗？”母亲的声音很平静。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嗓门又大起来，象是被母亲的话刺到了什么地方，又或是想起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父亲用一只手按着我，另一只手去拉母亲的胳膊，但母亲把他的手甩开了，神色从容，继续说：“沈昱是我的儿子，有我们朱家的血统，我们朱家的人从来不会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至少不会说谎。这件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对我说的话。”
     猪头三的高官老爸脸上肌肉扭曲，憋了半天，最后丢下一句，“和你们这些没素质的阿乡真是没道理可讲！”然后气冲冲地夺门而出，房门被他摔得巨响。
     母亲扭头看着我：“小雨，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你而不相信他吗？”
     我摇头。心里隐约有不舒服的预感。
     “这个人当年是你外公的下属，是你外公一手把他提拔上去的，但文革时就是因为他写的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你外公才落到如今这个下场。”
     父亲叹着气走回自己的房间。
     客厅里沉寂下来，白炽灯在头顶上漫射着刺目的光，烤得我头顶发热。我站在母亲面前，看着她依旧平静的面容，慢慢地捏紧双拳，我想用这双拳头砸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猪头三。
     22
     为了帮我打猪头三的事，我找到严浩向他道谢。他淡淡地说没什么好谢的，说他喜欢打胖子，胖子肉厚油多像沙袋，打着舒服。
     想到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刻意避开他，我有些内疚。“晚上一起看录像去吧，我请客。”
     “我不想看。你自己去吧。”
     我感觉他有些不太对劲，问他出什么事了，是张昕，还是他妈，他说没事。
     “快中考了，回去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吧。”说完他自顾在大街上“之”字形地向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又站住，扭头朝还站在原地的我摆摆手算是说再见，然后转身继续离去。我听到他开始吹口哨，是我熟悉的那个旋律，《草帽歌》——
     妈妈你可曾记得
     你送给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
     它飘向浓雾的山岙
     哎，妈妈那顶草帽
     它在何方你可知道
     ……


正式开课后，我经常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找到严浩，一起到一楼废弃的一间教室，从窗户翻进去，坐在靠近后门的角落里抽烟。有时则是他来找我。
     那间教室好像从来没人打扫，就像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我们丢在那里的烟头越积越多，最后形成夸张的一大摊，让我自己每次第一眼看见时都感到触目惊心。“喂，你说，我们俩的肺现在都是什么颜色了？”我问严浩。他思索了片刻，回答：“干牛粪。”
  
  
  
     放学后，我们俩都是等其他人走光了才并肩走出空空荡荡的校门。我们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象过去常干的一样，在外面无所事事地东游西荡，在黄昏的大街上迎着晚风吹口哨，或者一起骑坐到慢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栏杆上，叼着烟打量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路人。有时，一些心理素质不太好的家伙会被我们看得疑神疑鬼，以至车开始骑得歪歪扭扭，甚至终于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车祸，于是我们一边吸烟一边看他们吵架。
     看很多上海人吵架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惯于相互指责，彼此推卸责任，表情和语言都极富戏剧性，能够将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演绎出如歌剧般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通过运用各种听起来残忍至极的恐吓和威胁，以及一些领袖般的经典手势。但其实他们都是面恶心软的人，动武的邪念早已被妥善收藏在裤裆里，不会也不敢轻易掏出来。
     所以有时我会怀疑自己并不是上海人。这是我和严浩用以没话找话的讨论话题之一。我煞费心机地搜集了不少这样的无聊话题用以避免我们之间无话可说，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无话可说。
     过去我们也经常沉默着发呆，那时的发呆虽然谈不上满足却很自然，但现在我无话可说时会感到很焦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似乎是不太适应，似乎是因为我和严浩之间少了什么。我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我闭着眼睛在脑子里通过复杂的推理搜寻各种抽象的依据，但毫无所获。直到有一次，在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竟幡然醒悟——过去在我和严浩之间，总是坐着张昕。


有一天傍晚，我们走过一片旧房翻造的脚手架时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打闹声，于是后退几步，站在隔离带上抬头观望，看到几个民工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打成一团，粗口乱爆，人影纠缠。
     突然，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惊呼，一个人从人堆中翻落下来。他的身体在下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一根又一根的木桩阻挡，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弹跳起来，变换一下姿势和角度再  
  
  
继续坠落，最后象没有骨头的一袋碎肉一样砸在脚手架下的阴影里。一大蓬灰尘扬起，一颗碎石飞溅到我脸上，火辣辣地痛。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远远地望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他脸朝下趴着，两条胳膊以奇怪的角度被折叠在身体下面，象是被塞进体内去了一样，没有声息，一动不动，似乎也没有看到血。
     “他死了吗？”我有些恍惚地问严浩。
     “早就死了。还没有落到地上就已经死了。”严浩冷冷地回答，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象是在说出一个无庸置疑的真理。我扭头看他，看到我们身后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在他们的惊叹表情的反衬下，严浩的一脸平静显得异样离奇和不可思议。
     挤出人群，走了几步之后，突然猝不及防地感到一阵恶心涌上喉咙。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第一次亲眼见一个活人如何在眨眼间死去。


   在严浩身边常见到的小弟有两个，年纪都和我差不多。
     一个就是在学校门口喊我“沈哥”的那个家伙，大名叫“杨伟”，长得黑瘦矮小，面目猥琐，整日嬉皮笑脸，爱说下流话，看见漂亮小妞就会紧贴上去顽强地纠缠几条街，倘若被斥责或被扇了耳光则会再跟上几条街直到把人家的所有亲人全问候一遍。此人绰号“小伟哥”，因为他喊“哥哥”有瘾，整天“浩哥”、“沈哥”地喊个不停，尾音还拖得特别长  
  
  
，听起来腻味得很，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
     另一个叫赵志鹏，脸上有很多青春痘，看起来脏乎乎的，不太爱说话，说起话来也没腔没调，非常乏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头发间密布的头皮屑，壮丽景象不亚于西岭千秋雪，常常觉得这家伙如果哪天好好洗个头，我或许就不认识他了。我和严浩一起去过一次他家，在普陀区，藏在光复路附近的一片危房简屋里，北面不远处就是苏州河。虽然苏州河已经开始改造，但是依然会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不愉快回忆，所以当即决定再也不去第二次。听说他父亲是长途货车司机，几年前因为连续开了几天车不肯休息而终于睡眼朦胧地连人带车开进了苏州河。他母亲是个环卫工人，看起来十分老相，守寡至今，与儿子相依为命。
     此人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他的书包里从来不放课本而总是装着块砖。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砖头比课本实在。这话听起来搞笑，后来仔细想想，竟觉得颇有哲理。
     总之这两人都让我看不顺眼，不想搭理。


因为我很不喜欢严浩身边的那些人，所以就很少再和他一起出去混。还有一个原因是高二已经开始为高考做准备，学习变得更加紧张。虽然我对高考缺乏兴趣，但是对上大学却抱有向往，因为听人说大学生活十分自由自在，是所谓最后的纯真年代。所以我老老实实地每天上学放学完成家庭作业，业余时间则用看书来打发。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物是《双城记》里的西德尼·卡尔登，这个家伙看似玩世  
  
  
不恭，说话轻描淡写，脸上总是挂着满不在乎的微笑，但在最后一章里他对老罗瑞说的话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人活着总得做点有意思的事不是吗？是的，我还年轻，可是年轻的日子不会长久，我活够了。”
当时拿在我手里的这部小说是四十年代版的，纸页已经泛黄，封面却平整如新。我在被窝里第一次翻开它的时候居然从书页中掉出一张相片，相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两边剪齐的短发，大襟圆摆中袖齐肘的白衫和黑色绸裙，微侧着脸，笑得很甜美。
     相片是黑白的，看得出有不少年头了。我将它翻过来，看见背面写着一行娟秀的蝇头小楷：
     再见了，文清。爱你的紫兰。上海，一九四六。
     “文清”是外公的名字，但照片上的姑娘却不是外婆。小时候我在胡同房子里搞探索活动的时候看到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外婆出生在江南的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体态小巧，面容清秀，五官轮廓柔和，而照片上的女子却是狐狸脸，鼻梁削挺，唇角如线，有极妖娆妩媚的味道。
     据我故作无意地向母亲打听所知，一九四六年外婆还在苏州，还没有见过外公的面，后来俩人仓促成婚也是双方家庭的意思。那么，这个“紫兰”究竟是谁？她和外公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疑问勾起了我浓烈的兴趣，并且从相片上看，此人年轻时实在是美丽得惊人，颦笑间动人心魄，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张照片一直被我夹在语文课本里，随身带着，经常拿出来研究着迷一番，直到那个学期结束和课本一起不知道被我塞到了哪里。
     我有个奇怪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够真正亲眼见到这个女人。因为她在照片背面写的是“再见了，文清”，而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偏执地认为“再见”不同于“永别”。按照我的理解，“永别”就是永不相见，而“再见”则是日后一定要再次相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约定。


高三下学期，我把两个樟木箱里的书全看完了，连《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玩艺都没有放过。
     这一年多以来，我和严浩一直保持着有限的联络，基本上每个月见一次面，一起出去打打桌球、喝喝酒什么的。一般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传统活动，类似怀旧。几个月前他配了一个传呼机，号码如今我还可以背出来。
  
  
  
     一个周末，我独自去探望外婆和外公，在舅舅那里看到了一套王朔文集，随手拿过来乱翻，舅妈在旁边看见，说了一句“这种流氓小说你也要看”，此话当即激发了我的阅读热情，把这套书借回了家。晚饭后，我躺在床上，拿起一本“纯情卷”，翻开，映入眼帘的第一篇小说标题是《空中小姐》，这个标题立即让我想到了张昕。
     前一个寒假我没有见到张昕。因为我对她和严浩的关系已经确认无疑，所以早就做了很大努力逼迫自己放弃一切无聊幻想，用“好朋友的女朋友”取代“张昕”这个名字，所以我没有询问严浩原因，我认为自己无所谓。所以我现在没有任何防备地一个踉跄跌入往事，想起了一个女孩对我说她想做空中小姐的梦想，想起了我从未对这个女孩说出口的某句傻话。
     王朔自己在前言里说《空中小姐》写得很矫情，看完之后我表示认同，这篇小说确实写得矫情，我哭得也很矫情。如果严浩现在在我旁边，他一定又会说——“你怎么又哭了，跟个丫头似的”。
     只是一篇小说而已，我想。我没有想到半个月后会接到那个电话，会在后来哭成那个可笑样子。


“请问，沈昱在家吗？”
     “我就是。你是哪位？”
     “我是张昕。”
  
  
  
     “张昕？怎么会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号码的？”
     “严浩告诉我的。”
     “有什么事？”
     “我想见你。”
     “别开玩笑了，我哪有钱买机票去广州，况且还要把严浩塞到行李箱里。”
     “我在上海。”
     “什么？你说什么？”
     “我现在就在大院门口。你走出来就可以见到我。你现在能出来吗？”
     “可以……”
     “那我等你，先挂了。”
     “好。”
     “不要告诉严浩，好吗？我只想见你。”
     “好——”
     耳朵里剩下断线的声音。我拿着话筒呆呆地站了半天，猛然回过神来，急忙冲回房间套上大短裤和老头衫，拖鞋都没有换地冲出门去。“这么晚了你要去哪？”母亲在身后喊。我不搭理，一路飞奔。一只脚的拖鞋甩出去了，回头找到，穿上，继续跑。最后，在大院门口的杂货铺和夜宵摊的杂乱灯光里，我看到了几乎让我认不出来的张昕。
     她的头发剪短了，是我在杂志上才看得到的那种两边一刀齐然后削得很薄的时髦发型，穿着黑色高跟凉鞋和同色的连衣裙，裙子的质料和样式看起来都不象她这个年纪的女孩穿的。
     “看你一头汗的样子，那么玩命跑干什么？我又不会被强盗抢走。”她笑吟吟地打量着我，把手里拿着的一罐雪碧打开，递给我。我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接过易拉罐来直起脖子猛灌一口，是冰的，浑身的热汗仿佛“哧”的一声就全部挥发掉了。我有些发怔地看着她，眼前一片被灯光折射得迷乱的汽雾，张开口，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很奇怪我为什么不在广州而在上海？”她问。
     “嗯。”
     “边走边说吧。”她说，向旁边扫了一眼。我环顾四周，这才注意到大院里出来纳凉的住户中有人在交头接耳，对她指指戳戳。
     我和她一起沿着街边向前走。走到尽头的路口，转一个弯，拐上一条宽敞许多的马路。路两旁都是绿化带，没有住宅区，只有机动车偶尔从身边飞速驶过。走在路灯光下明暗交替的路面上，踩着被拉得很长很长的影子，我突然回想起多年前的某个夏天的某些夜晚，我们曾经一起在这条路上数过路灯。
     “为什么突然回来了？不用上课吗？”
     她笑笑，没有回答，眼睛望着远处没有尽头的夜色，目光里渐渐有些迷茫。
     “严浩知道吗？”我又问。
     “不要告诉他！”她突然停住脚步，对我大声喊道，语气十分决绝，“我在上海，我打电话给你，我对你所说的任何事，都不要告诉严浩，你一定要答应我！”
     她的激烈反应让我感到吃惊，同时也几乎不假思索地点了头。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小雨，我是因为信任你，所以才会找你。”
     她说她信任我，这句不明所以的话竟让我在猝不及防中深受感动，那么天真可笑地，一涡温暖的水漩在胸中激荡开来。而她接下来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所有的流动凝止。她告诉我，她和严浩分手了。
     我呆住了，我无法理清脑子里迅速纠结起来的千头万绪，甚至无法再继续产生关于自己和她之间关系的任何胡思乱想，因为近乎本能的不祥预感突然强烈而突兀地越众而出，所以我没有顺乎逻辑地问她为什么和严浩分手，而是，“你究竟要我帮什么忙？”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幸运的。因为很快我的不祥预感就被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撕碎，击中我的鼓膜，而当最后一个字从她口中吐出之后，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总算没有傻到因此怀疑自己的耳朵。
     她表情艰难地犹豫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似地咬了一下嘴唇，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那种坚决的目光逼得我一阵眩晕。
     “我怀孕了。我希望你能陪我去做人工流产。”她说。
     在丧失听觉的一刹那我感到了愤怒。愤怒充斥全身，在每一根血管里燃烧膨胀。但是与此同时更加强大的悲伤攫取了我，它们无声地肆掠过所有的血管，吞噬掉那些嘶嘶作响的热量，最后汇集到某个隐秘而空洞的角落，在某个锐利的边缘凝结成一滴冰凉的液体，滴落下去，消失在没有回声的深渊里。
     “孩子，是严浩的吗？”我觉得有一双冰冷的手扼住了自己的咽喉，而自己的声音则是被这双手像骟猪一样连血带水挤出来的碎块。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脸庞望向吞噬掉路灯的夜色深处，而在无法抽离的余光里，我看到她摇了摇头。


过去我总深信自己了解张昕，不了解严浩，因为张昕单纯，而严浩复杂。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我所怀疑的与其说是关于他们的回忆，不如说是某些自己曾深信不疑的逻辑。我呆呆地坐在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一直在试图从混乱不堪的胡思乱想中挣脱，试图理清楚那些逻辑，但最后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大脑有些缺氧。深深的迷茫和悲伤在回忆里若隐若现，让我无法突破出刺痛眼睛的  
  
  
光源。于是我掐灭烟头，对一个在我周围绕来绕去不知疲倦的小毛孩大吼了一声“滚开”。小毛孩哭了。他老妈堵在我眼前叫骂了足有一刻钟。我始终保持沉默。在那个挡住我全部视野的壮年少妇发泄完毕，心满意足地拉着儿子转身离去之后，我看到了站在面前的张昕。
     眼前的她竟然再次判若两人，穿了一身很正式的职业套装，很精细地化了妆，加上原本就高挑的身材，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外企工作多年的白领。而如果把她身上的衣服换成空姐的制服，一定会被别人误认为一个真正的空中小姐。
     “你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我皱着眉头问。
     “我希望让医院里的人以为我的年纪更大一些。”她低下头，小声回答。
     我沉默。我终于明白她已经永远不再是那个多年前坐在我和严浩之间的小女孩。
     我带她转了几次车后步行到了地理位置甚是偏僻的一家郊县医院。我的同班同学叶克的母亲是这里的妇科主任。叶克曾与我和严浩一起打过两次桌球，关系还算可以。但我并没有告诉他实情，甚至把张昕的身份也篡改成了我的表姐。
     我拿着叶克母亲给的小字条挂了号，没有排队，直接把张昕送进了诊疗室。“我在大门口等你。”我告诉她。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动作有些僵硬地点点头，看起来似乎很紧张。我猜想这也是她第一次来这种地方，虽然这一点并不值得宽慰。
     我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腿站酸了之后干脆就像丘八一样蹲着。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只手从后面轻轻地搭到我的肩膀上。我扭头，看见张昕。“结束了？”我小声问，她点头，脸色苍白，鼻翼翕动，看起来疲惫而且虚弱。
     气温很高，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巴士上格外闷热，人与人之间的稀薄空气仿佛都成了固体。转第二次车的时候，张昕突然把头靠到了我的肩上。我下意识地想挪动身体，但一抬眼看见她的脸色，终究不忍作罢。她的额上渗着一层细密的小汗珠，头发有些乱了，目光朦胧地呆呆望着窗外。下车时她又挽住了我的胳膊，我也伸出手搂住她的腰，并稍稍用力，因为我感觉她的身躯随时都会滑倒在地。我们保持着这个姿势，一直到最后一次下车时才分开。许多年后的今天，这段回家的路程在我的记忆里都仍是那么漫长，谁都没有说话，而我的胸腔内随着心跳一下一下地刺痛，就像有人拿着一把凿子在一点一点地凿碎掉什么。
     “一定不要把我的事告诉严浩，好吗？”她又重复了一遍。
     “嗯。”我点头。
     “我知道你一直把严浩当作最好的朋友，他也一样，虽然可能没有对你说出口过。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已经给了他太多伤害，我不想让他伤得更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忍不住扭头看她，但她眼睛里闪烁的泪光阻止了我开口的冲动。我又默默地点了下头。
     “谢谢你。”她笑了笑。沉默一会，突然说，“小雨，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瞒着没有告诉你。”
     “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记得。”
     “当时我从你家院子的围墙上跳下来，把你砸趴下了。”
     “嗯。没错。”
     “当时你手忙脚乱，你的手……”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一刹那间，那种坚挺的弹性的压迫又回到了我的左手的每一个毛孔。一想到这种感觉已经刻骨铭心，必定终生如影随形，眼眶就无法克制地燥热起来。
     “你隐瞒我什么了？”
     “我知道你是无意的，但是——”她小心地顿了一下，看着我，仿佛要确认我的反应，平添了戏剧性的效果，“这件事情，第二天，我就告诉严浩了。”
     阳光骤然白炽，让我感到一阵眩晕，近乎窒息。
     “对不起。我那么做，我觉得，你是可以理解的，对吗？”她小声说。
     我把头扭向一边，不动声色地屏住涌到喉咙里的湿热。
     “你生气了吗？”她问。
     “没有。”我笑笑。听到自己的声音里掺杂着哽咽，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错觉。
     在大院门口分手的时候，我刚转身，她又喊了一声，把我叫住。
     “还有什么事？”
     她的脸上又浮现出那种艰难的犹豫的神情，她又下定决心似的咬了一下嘴唇，她又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
     “有一个问题我在心里藏了很久，一直都想问你，你——你是不是曾经喜欢过我？”
     我平静地望着她依然那么美丽的眼睛，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缓缓摇头，我用清晰得仿佛来自别人的声音回答她——
     “没有。”


高三时已经没课可上。老师们忙着猜题，我们忙着校里校外地糟蹋大量比卫生纸还贵的称作高考模拟试卷的废纸。虽然身边多数同学都已经把自己折腾得肌肉抽搐神经衰弱，我却抱着爱谁谁的态度从容面对让我已经毫无兴趣的狗屁学习生活。
     本来我看书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但看完那套王朔文集后，我的情绪变得更加糟糕，更多原本属于正常生活的时间也被我划归到了无聊时间的范畴。我因为无聊而愤怒，因  
  
  
为愤怒而绝望，因为绝望而无所适从，因为无所适从而玩世不恭，因为玩世不恭而在悄然孳生了某种不曾有过的恶毒。我不再避讳张昕。我开始乐于去揭示一切被自己小心避讳的伤疤。这种属于暴露狂的卑劣行径倘若能够玩得伤感一些，浪漫一些，或许我也会写出一篇象《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样的玩艺，让读者为之扼腕，让观众为之哭泣，让那些早早为了维特和绿蒂自杀的后悔自己下手草率，错过了更精彩的刺激。但是我异常恶毒，我的恶毒就在于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是自我沉浸的，甚至在看到自己亲手把伤口撩拨得鲜血淋漓的一刹那，竟会感到心花怒放。
     张昕，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张昕：舌尖向上，分两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张。昕。


   上面这段让人瞠目结舌的疯话记在我当时的日记本上，大模大样地改写自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的第一小节，堪称荒谬且肉麻至极。但18岁的自己读着这些句子的时候，确实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走过悲伤的顶点坠入失重的快感。
     我白天坐在教室里神情恍惚地幻想张昕的容颜，在草稿纸上描画她的侧影，为她设计签名；夜晚在床上辗转悲鸣，回忆关于她的所有往事细节，她的连衣裙，她可爱的小手，甚至默念着她的名字用左手自慰，在一泄而出的时候泪流满面。
     我冷笑，彷徨，像一只绝望的苍蝇，在玻璃窗上撞得自己体液横流。
     我在自己的舞台上演着自己的独角戏。台下没有观众，也没有严浩。


如果当时父母发现了我这些疯狂举动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疯了，会带我去看心理门诊甚至送进精神病院。所幸的是，在他们有所察觉和自己真的疯掉之前，我就已经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遍体鳞伤。我在高考前夕大病了一场，持续高烧40多度，在床上半昏迷地躺了若干天，终于被诊断出了神经性皮炎，不得不受激光治疗仪的持续摧残。
     几个星期后，我的身体痊愈了。有趣的是，我的神经居然也离奇地恢复了正常。
     医生告诉父母，我的病很有可能是高考的压力导致神经过于紧张以及用脑过度造成的，每年高考前夕都有不少我这样的病例。父母对此深信不疑，在我出院后一直对我小心翼翼，呵护周到。
     医生还说不会有后遗症。我不知道是否可信，但我愿意相信。


我不想告诉任何人关于这场病的真相。我只想尽快考上大学，住进宿舍，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里忘掉关于张昕的一切，关于那个夏天的一切。我梦想着大学生活的自由自在，即使不能让我痊愈，至少苦痛时可以有更大一些就地翻滚的空间，否则我终究会窒息而死。

高考结束后不久，我正独自一人在家中百无聊赖地翻看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听到敲门声，跑出去打开门，看到严浩。他微笑着倚在门框边的墙壁上，让我怀疑他已在外面站了很久。
     “考得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吧。你呢？”
     他笑着，没有回答。在墙壁上摁灭手里的烟头，问：“打桌球去吗？”
     “好吧，反正没事可做。”
     我们找到一家桌球室，打了一个下午。严浩一直不停地吸烟，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经常犯一些惨不忍睹的低级错误。自他教会我打桌球之后我就从未赢过他，而这次我竟连赢了四局。“你今天是怎么回事？特别想可怜我？”我忍不住问。“这都给你看出来了，太没面子了。”他笑，“好，最后一局，认真收拾你，让你好好记住。”说着随手丢掉吸了一半的烟，换上一副认真表情。说实话，他此刻的严肃神态在我看来近乎凶狠，感觉这种变化实在有些不可理喻。
     只见他目光锐利，绕着球桌走来走去，用球杆仔细地测量角度，不紧不慢地将球一个一个地打进洞去，而我完全只能拄着球杆在一旁傻看着。他果然赢了最后一局。退掉桌子和球杆，我们到隔壁一家脏乎乎的小饭馆吃晚饭。饭桌上他又恢复到之前那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一次性塑料酒杯在他手里被捏得奇形怪状，想起来才喝一口，菜也没怎么吃，和我说话时经常在走神。
     七点多的时候他放在桌上的传呼机响了，他拿起来瞄了一眼，告诉我：“我有急事要先走了，你自己慢慢吃吧。”说完他迅速起身去柜台结了帐，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已经身在门外。我一个人傻坐在桌前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习惯，最后一局我输了，这一顿饭应该由我请客。
     这一次见面之后，整个暑假我们都失去了联系。打他的传呼也总是没回音。
     大学录取通知单寄到了我家，我将要去的地方在半个上海之外。报到前一天的晚上，我在房间里刚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母亲不声不响地进屋走到我旁边，表情奇特地旁观了一会，在床上坐下，告诉我——严浩出事了，打架斗殴，将人致残。根据母亲所说的线索，我推测事情就发生在那天他离开小饭馆之后。
     “今天上午是最后一次开庭。我和你爸都觉得你还是不要去为好，所以我们没有告诉你。刚才你爸去同事那里问了一下，据说，是判了四年。”
     母亲说完便起身离开，出去时带上了房门。我坐在地板上，面对着摊得到处到是的书和塞得乱七八糟的行李箱发了很长时间的呆，最后站起来，抓过电话机，给严浩打了个人工台的传呼。传呼台小姐告知我所呼叫的号码已经被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