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人类学以更新世和全新世古人类的考古实践为基础，有着明确的理论指向性。自本人将匈牙利以演化原理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演化医学”概念引入中国后，未来健康理念的发展蓝图初现，逐步丰富我国营养实践领域。本文在2025年8月26日再次完成修订，指南内容更加丰富，阐释更加清晰，更利于传播和解读。同时，在此呼吁医学界的同志们，早日摒弃旧有观念，切莫依附既有利益团体曲线救国，理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去开展更多基于人类自然条件的，公正合理的学术研究和健康指导。有关原始公社饮食合理性的唯物史观辩证可以点此链接进入观看：《人类演化适应性饮食——生酮饮食》。

概念辨析
私有制制度：历史上以生产资料私有和阶级剥削为核心的阶段性社会结构，本文简称“私有制”。“早期私有制”和“君政时代”分别指从夏至周和秦统一六国至清末，及世界相应同时期的历史时代。
历史惯性：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既涵盖人类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契合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经验传承，也包含本文所聚焦的异化惯性。本文所指的“历史惯性”，特指从私有制历史阶段传承而来的一种异化规范体系。这种体系即便在私有制消解后，仍长期残留，并持续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认知模式与实践选择。它偏离人类自然条件，以宗教、道德、教育、文化、资本、医学等社会机制和相应社会规训为载体，核心在于将“不当行为”规范化地定义为“正常行为”或“美德”的同时，对人类的自然行为模式和生理需求加以约束与污名化，并引导这些约束与污名化内化为公民的自我意志，致使公民无意识地放弃自身利益，去维护既得利益团体。
人类的肉食适应性演化
肉食性是人属成员的核心特征（Noakes 2023）。古人类化石稳定性同位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自人属首个成员能人于距今约240万年前发生后，便演化为食肉动物（Balteretal 2012）。随着时代序列的演进，人类依赖石器工业的发展和少食高效的肉食适应性演化，实现从咀嚼器官到消化系统的退化和特化，完成了体质、认知和大脑的高度发展，成为唯一能够依赖狩猎食腐行为实现物质交换的高等灵长类。当智人于约30万年前发生后（Hublin 2017），严格依赖红肉资源演化的证据愈为清晰（Smith 2014）。在绝大多数时间内，狩猎食腐和采集行为，消费的均是动物尸体，属于食腐行为的范畴；在广谱革命后，采集的含义才有所拓展。人类的肉食适应性演化，可以得到稳定性同位素分析、埋藏学、行为学、现代医学和古病理等领域证据的支撑。

在距今约2.6~1万年前间的古人类遗存中，通常伴随着大量带有人类有意识加工痕迹的、高度人为碎裂的史前陆生哺乳动物化石出土，提示蛋白质倾向性的红肉消费和嗜脂性的敲骨吸髓等行为的普遍性（Qu 2018）。人类优先消费蛋白质及脂肪含量较高的动物组织，肌肉和骨髓富集的部位是人类利用的重点，如带有长骨的前后腿近端（Wang 2022；Zhang 2011b）。其中，象、犀、牛、马、鹿、羊、猪、貘等陆生大型有蹄类红肉资源占据主导地位（Chen 2012；Ben-Dor 2021）。猎物体重通常在100~12000+公斤，平均重达3吨（Ben-Dor 2023）。

虽然可能存在被消费的陆生食肉动物、小型哺乳动物或鸟类遗骸，但通常少见（Zhang 2013）。人类所消费的禽类资源是以安氏鸵鸟为代表的巨型更新世红肉鸟为特征（Bonilauri 2007），它们通常是现生鸵鸟体型的两倍以上，重约300公斤（Buffetaut 2018）。自1.6万年前龋齿凸显以前，没有人类摄入植物资源的明确证据，更可能是史前的工业需求而非饮食需求，如由古人类无意识引入到埋藏环境中的燃料和工具残骸

更新世晚期，在古人类创作的艺术形象中，野生动物、狩猎行为和生殖崇拜等主题占据主导地位，其余为抽象作，不存在与植物采集相关的艺术作品。最早的陶器发生于约3万年前的捷克地区（Morriss-Kay 2010），最早的陶容器发生于约2万年前的中国仙人洞遗址（Wu 2012）。陶器和陶容器均是食肉文化的产物，与农业文明无关。对陶容器残存脂类（Huang 2024）和伴随出土的古生物遗存（Wang 2023）分析表明，早期陶容器是加工动物资源的容器，尤其是提取动物脂肪，这种行为可能一直持续到奴隶社会前夕（Liu 2023）。疑似采集植物的工具最早仅在4万年前出现，在农业革命发生前不久才变得普遍（Ben-Dor 2020）。

人拥有更大的脑，在相同体重下有更高的热量需求，而狩猎采集的热量回报是植物消费的十倍，机会风险也更小。与其他灵长类相比：人拥有更强的脂肪储备和相应的代谢能力，脂肪细胞更接近食肉动物；人的肠道更接近于食肉动物，肠道显著退化，几乎完全依赖于小肠吸收而非结肠发酵。人关闭了高糖代谢基因以适应高脂肪代谢，而黑猩猩保有用于高糖饮食的基因。人与其他食肉动物一样，天生具有胰岛素抵抗。人可以断食很久，允许在与猎物不足时利用体脂肪保证生存。人的能量代谢已经适应了以脂肪和蛋白质为核心的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人的胃酸可以杀灭肉类病原体，其强度甚至高于一般的严格食肉动物，成为在用火前依赖食腐行为生存的物质基础。（Ben-Dor 2020）
与早期依赖植物资源的古猿相比，至少在直立人时期咀嚼系统便已经显著退化，与人类饮食中肉类和脂肪消费量的增长时代相一致。人拥有更强的耐力和散热能力，适合长时间的狩猎。人具有适应投掷的肩部解剖学结构，可对投矛施加444焦耳的动能，足以完成狩猎（Milks 2019）。人的性成熟年龄18~19岁（Huang 1987），使得人拥有更长的寿命（Herculano-Houzel 2018）。人的技能通常在40岁达到顶峰，有助于在公社传播劳动经验。至少在150万年前，人便能狩猎大型猎物。人专注于狩猎体型更大的动物，人是大型动物的捕食者，这种现象只存在于超级食肉动物。（Ben-Dor 2020）
某些生活在更新世中期的群体可能因为气候等原因难以通过狩猎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出现疑似取食植物的行为，但并未得到古病理的支撑，如距今30万年前的中国甘棠箐遗址（Gao 2021）。通常来说：在大型猎物丰富时，人类不会狩猎小型猎物和水产；在肉类资源丰富时，人类不会冒险取食植物（Noakes 2023）；当且仅当生存极度受限时，人类可以短期摄入植物展现杂食潜能牺牲寿命以求生存。
人类的严格食肉特征
基于演化原理的现代医学分支可以被称为“演化医学”。演化医学建议患者几乎只消费陆生大型有蹄类资源，并通过临床证明这种营养结构可以在脱离药物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综合征，甚至癌症的防治，更有助于分娩，以及胚胎和儿童的发育（Tóth 2018）。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率至少为总人口的8%，甚至远超这个数值。这类患者在旧石器营养结构下好转，但病情在单次杂食后继续进展，提示人类具有严格的肉食性特征（Tóth 2016）。变态反应医学研究表明，人对非陆生大型有蹄类资源的过敏和不耐受具有普遍性（NIAID 2011），再次证明人类具有严格的肉食性特征。

人类作为严格的食肉动物，与陆生大型有蹄类资源存在数百万年的演化适应，几乎不存在过敏反应，得到变态反应医学理论的支撑。匈牙利演化医学以4000多名患者作为实例有力地证明（Sophia 2022），人类的严格食肉特征不存在任何种族差异，打破了顽固疾病无法防治的固有观念，为人类肉食适应性演化提供直白阐释。现代人对大型陆生有蹄类的良好耐受性，以及原始公社饮食和演化医学的成功实践表明，对陆生大型有蹄类资源的代谢适应是人类“共同人性”在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内容。“共同人性” 根植于人类百万年原始公社时期的演化实践，是全人类共有的物种特征，与意识形态无关。若抛弃农业革命后形成的不良饮食习惯，转而严格遵循旧石器时代的营养结构，人类社会将有可能宣布消灭顽固疾病。

演化原理证明了人类具有肉食适应性演化路径，变态反应医学及演化医学证明了人类具有严格的食肉特征。交叉学科形成的坚实“互证结构”表明智人生态位和自然条件的特异性：智人是依赖陆生大型哺乳动物资源，尤其是大型陆生有蹄类资源，且几乎不与植物资源发生关系的严格嗜脂型纤细肉食性食腐动物，是现存的唯一肉食性高等灵长类。
广谱革命
地球在距今12万年前进入末次冰期，并在距今约2.2万年前发生末次盛冰期，冰期结束于距今约1.2万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维基百科）。末次冰期推动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巨型有蹄类灭绝，环境胁迫使人类在5~1.2万年前间发生被动生存行为，完成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生存策略过渡，自降生态位的行为造成人口增长，推动原始宗教、人文艺术、阶级分化和私有制的发生，对人类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产生深远影响。末次冰期致使巨型猎物灭绝，引发人地矛盾加剧，使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社会需求这一现象，是几乎所有人类疾病的历史预见。

广谱革命（Binford 1968）指在距今约5~1.2万年，为应对环境胁迫而被迫抛弃人类的自然条件，无奈通过“技术创新”消费新型资源，得以通过“牺牲健康”作为代价以求妥协生存，而展现“短板”适应性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致病性广谱资源包括：小型哺乳动物、飞禽、水产、乳制品、蛋卵、植物、真菌、酒精、糖，及其制品，以及添加剂、化学品和药物等。
演化失配（Riggs 1993）在饮食层面，指人类经过340万年肉食适应性演化形成的完善高营养级阶段性基因无法妥善处理颠覆性的低营养级“广谱饮食”而形成演化压力，从而使基因、饮食和健康三者之间失去了原有协调配合的自然伦理秩序（本文仅讨论饮食，饮食仅是层面之一，其他层面同理）。尽管小部分人可能存在对广谱革命的浅表适应，但这种适应并不完全，这与现代医学的观测相一致。肉类广谱资源容易造成营养不良、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反应。植物资源容易诱发成瘾、依赖、过敏反应、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疾病和癌症。在某些情况下，广谱饮食可以导致急症，甚至危及生命。除此之外，与人类自然条件相偏离的生活方式都可能成为疾病的诱因，如：杂食、禁欲、熬夜、园艺、着衣、穿鞋等。
广谱革命是人类体质退化的开端。在近4万年内，人类骨骼、大脑、身高、健康和遗传的表观退化与古人类学研究呈现的营养级下降阶段具有一致的时代背景。在历史中，人表现出疾病峰值的时期都带有“技术创新”标签和世界性的“革命”二字，如广谱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现代化革命。如：约3万年前的肉食广谱革命导致智齿阻生（Wu 1961），约1.5万年前植物广谱革命导致龋齿（Humphrey 2014）。
3万年前，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在该时空内的墓葬中，各类古病理特征随着时代背景演变而呈现递增序列，突出表现在龋齿、牙周炎、磨牙阻生、错畸形、颞下颌关节病、贫血、关节炎和痛风等。在现代化革命后的今天，我们正面临比工业革命时期更严峻的口腔疾病（Zeng 2015）。人类体质严重退化的现象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相冲突，表明人的身心疾病风险与人偏离五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生存策略（营养结构和劳动形式等）的程度成正比。
几乎所有疾病都是演化失配的不同表现形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物种，同一种饮食。人类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被遗传为食肉动物，当生存策略偏离这一特征时，便倾向于疾病。人类对陆生大型有蹄类资源的代谢适应是一致的，这是人类的生物学特性范畴，是区分人与非人物种的核心标准；人类对广谱资源不具备物种层面的代谢适应，且这种能力因人而异，它是不确定的“短板”适应性。该机制使种群得以通过牺牲部分个体的健康，来降低在极端环境下整个群体走向灭绝的风险，并通过自然选择形成新物种。
“短板”受到遗传的影响，五花八门的“短板”破溃后形成了千奇百怪的疾病。正所谓“彼之蜜糖，我之毒药”，不同个体对广谱资源的耐受性差异很大。广谱耐受性会随着年龄增长和毒害的积累而逐渐降低，直到形成疾病。
我们没有理由耗费数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的漫长时光去适应广谱资源，冰期回旋也不会提供这样的可能性。那个能够完全适应广谱资源的怪物便不再是人类，无法与我们通婚。到那时，人类历经数万年在艰难困境中挣扎求生的历程，都将变得毫无价值；而我们数千年来为反抗私有制的奴役和压迫所进行的，追求自由、公平和正义的人民革命，也会因此黯然失色 。那意味着私有制彻底战胜了人类的理想与追求，意味着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更意味着智人走向了灭绝。

原始宗教与私有制——开启疾病的潘多拉魔盒
在末次冰期的背景下，原始宗教悄然萌芽。12~5万年前，生活在黎凡特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和智人修筑墓葬并放置生产生活用具，这一现象成为了史前原始宗教意识萌芽的标志（Been 2024）。3万年前的中国山顶洞遗址也有类似情况。这些行为蕴含着人类对生命、死亡与未来的复杂情感与祈愿，“灵魂不灭论”成为原始宗教的核心观念，人类从唯物主义者转变成唯心主义者。与此同时，氏族成员赋予死者拥有物品的权利，这一行为则标志着私有制的萌芽。 在埋葬仪式出现以后，距今6~4万年前的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已经开始制作骨笛（Turk 2018）。虽然这些乐器不是陪葬品，但它的存在暗示着当时可能已经有了个人物权和社会分工的萌芽。原始宗教使物权从逝者向生者发生过渡的现象，标志着私有制原始形式的确立。

原始宗教催生了音乐、岩画、雕刻等艺术形式。约在3.7~3.5万年前，黎凡特地区的先民于马诺特洞穴举行宗教仪式，他们在石头上刻下了所崇拜的几何图腾，同时也出现了向自然神献祭陆生大型有蹄类资源的举动（Been 2024）。使自然神具象化标志着原始宗教的确立。宗教仪式催生了自然崇拜，为后世的个人崇拜奠定了意识和社会基础。

在贾湖遗址的某些墓葬中出土了非实用器（即法器）和实用器（如生产工具），这一发现意味着当时已然出现了兼职的巫师阶层（公元前7000~5800年）。这些巫师在参与社会生产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起主持原始宗教的义务，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社会分工已近成熟。随着社会不断演进，物权经历了逐步的转变，从最初与逝者相关，到与祭者形成松散的联系，最终归属于巫师，私有制由此得以巩固并发展。从物品具有特定宗教归属，致使实际控制权转移至特定人群，再到通过物品占有及不平等分配合法化，这一系列变化充分展现了私有制概念在原始宗教的庇护下从萌芽状态迈向初步发展阶段的完整过程。物权的归属是原始宗教催生私有制的线索之一。
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遗址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人祭现象（公元前4700~3600年）。这表明，宗教解释的对象从自然更多地转向了人本身，原始宗教已在私有制的推动下转变为阶级宗教。巫师凭借宗教的名义强迫庶民为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实现了献祭从自然资源到人的转变，确立了人从对自然神的崇拜向对拥有统治地位的人的崇拜的转变，自然对人的胁迫也更多地转变为人对人的胁迫。使崇拜对象从自然到人的转变是原始宗教催生私有制的线索之二。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第一地点，存在着以红山女神庙为核心的新石器建筑群，且设有专门的祭坛（公元前3500~3000年）。在该遗址还出现了中心大墓，其陪葬品主要是以玉雕龙、玉龟、玉璧等玉质礼器为主，几乎不见生产工具的陪葬。这一情况表明，当时围绕母系崇拜的巫师阶层已从劳动阶层中分化出来，脱离了社会生产，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阶层，标志着社会分工的确立，私有制已近成熟，母系氏族迎来了尾声。社会分工从无到有的现象是原始宗教催生私有制的线索之三。

爆发农业革命的良渚遗址，畜牧业已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墓葬中出土了众多精美的玉器以及象征军权的钺（公元前3300~2300年）。与此同时，类似于双槐树遗址妇女的地位急转直下，不仅成为了奴隶和男性的财产，也成为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承受着身心上的巨大折磨（Liu 2024）。这意味着此时的巫师达成了男权、神权、政权和军权的统一，从而标志着长达百万年以上的原始公社走向终结，母系氏族已经瓦解，奴隶制政权和私有制社会正式建立。私有制对原始公社的胜利是原始宗教催生私有制的线索之四。
原始宗教是早期人类应对生存压力的文化现象，与阶级宗教及现代宗教的信仰体系存在本质区别；原始宗教是私有制的起源，私有制的发展推动了原始宗教向阶级宗教的转变，阶级宗教是国家的起源；私有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历史作用需结合具体社会形态分析；传统文化是文明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多元文化复合体，既包含私有制历史阶段的特定印记，更积淀着跨越时代的精神智慧，需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积极扬弃，确保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私有制与人类疾病
在距今260~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依赖高营养级的狩猎食腐型营养结构生存；而在此前至少一百多万年间，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为即原始公社。这一时期的营养结构可视为人类的生物学饮食，该饮食是基于人类自然条件形成的营养学模式，既体现了无阶级差别的原始社会中，对充足有蹄类资源的共同拥有与按需分配，也符合人类自然演化规律与健康需求，更是原始公社母系文化的集中体现。
距今5~1.2万年间，广谱革命逐步展开，人类饮食从“肉食广谱”过渡到“肉食兼植物广谱”；距今1.2万年前，原始农业兴起。至距今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畜牧业在农业推动下取得显著发展（Hu, 2005）。人类通过畜牧业积累了大量奴役动物的社会经验，为奴隶社会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与此同时，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也为奴隶社会提供了人口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