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1980年间，我妈与奶奶常吵架，叔叔常追着妈妈打。我、哥哥和弟弟都是旁观者，一声不吭，有时姐姐骂叔叔，叔叔追着姐姐打，姐姐跑的快，没吃亏。当时，我、弟弟和姐姐都在上小学，哥哥上初中。哥哥应该在12岁~16岁之间，我应该在7岁~12之间。对比张扣扣，我们弟兄三个就是垃圾。

我爷爷生于1900年，奶奶生于1912年。爷爷当过兵，1938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就是我爸爸，二年后，有了姑姑，又二年，有了叔叔。为啥爷爷要孩子那么晚？我没问过他，可以推测，一定是因为穷，结婚晚呗。1958年，我爸高小毕业，去开封化肥厂当了青工。我问过爸爸，什么是高小？他说：“比不上初中毕业，比小学毕业要高”，当时他算文化人了。在化肥厂干了二年，便下放回家了，接着当农民。爸爸常常叹息：“如果能留在化肥厂当工人，该多好啊！”可见，爸爸是不愿意当农民的。

妈妈也来自农村，也在城里当过青工，个子不高，1.50米。经人介绍，认识了爸爸，并嫁给了他。我一直认为，他俩结合是一场悲局。1960年，爸爸从化肥厂下放回农村老家了，妈妈也跟着回来了，反正都是临时工，转正无望。我大舅也是青工，由于表现突出，留在厂里成了正式工人了，运气不错。爸爸老是后悔没能留在化肥厂当正式工人，其实，我早看透了，爸爸根本就不可能转正留在厂里，因为那时的青工很多，能够转正的不足5%，转正不是靠老实能干，而是靠人情世故，这是国情，几千年了，一直没改，这是民族性格，由基因决定的，改不了了。讨好领导，让领导喜欢，才有转正机会的。我大舅能说会道，左右逢源，上下都跟他很熟，自然就留在厂里了。再后来，大舅还分到了房子，把我姥姥姥爷也接进城里享福了。而我爸，只会出苦力，不善言谈，性格内向，说话生硬，很倔犟，又臭又硬，只能伸不能屈，领导不会喜欢他的，我也不喜欢他。

大舅进入5%的行列，太幸运了，成了正式工人。他善于结交朋友，很快便当上了销售科科长。各种应酬就难免了，天天喝酒吃肉，花天酒地。1977年，大舅参加一同事婚宴，由于饮酒过量，当场晕倒，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便去世了。这正是，兴也萧何，败也萧何。爸妈回到农村老家，建起了两间草屋，跟爷爷奶奶分开过了。那时还是生产队，集休劳动，集体下工。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庄稼长势不好，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当时墙上到处写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标语，赞美农业突飞猛进。妈妈跟奶奶婆媳关系不好，经常吵架，有时还对骂。叔叔就打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当时还小，只好在旁边看着。这种事情主要发生在1975年~1980年，叔叔当时20多岁，正是身强体壮的年龄，1.90米的个子，体重90公斤。我爸也曾跟叔叔打过一架，被叔叔揍的鼻青脸肿，自此再也不敢跟叔叔较量了，成了斗败的鸡了。我爸1.70米的个子，体重65公斤，根本就不是叔叔的对手。不知咋遗传的，爸爸和叔叔咋差别恁大呢？

叔叔扑过来打妈妈的时候，是很少成功的，当时看热闹的人很多，有劝架的。爸爸和爷爷躲的远远的，不愿意管。这就加深了父母的矛盾，妈妈常骂爸爸窝囊废，爸爸也不示弱，常跟妈妈吵架。现在想想，爸爸也有难处，他娘跟他媳妇吵架，他处在中间实在是一碗水难端平，左右为难啊！那几年，家里充满了战争的硝烟，令我烦恼。我恨奶奶，恨叔叔，恨爸爸，有时也恨妈妈。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什么呢？家庭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往往感情和利益更重要一些。我明白，这个家离不开妈妈，否则，我们兄妹四个就惨了。所以，我一直支持妈妈。我常常暗中诅咒奶奶和叔叔，希望他们尽快死去。管理这个家的完全由妈妈一人，照顾我们兄妹四人生活的也是妈妈一人，爸爸除了出苦力，干农活，啥也不会。奶奶和叔叔就是魔鬼，没有任何同情心，根本就不是人。他们看到妈妈领着四个幼小的孩子不容易，不去帮一把，反而变着法子欺负妈妈。欺负妈妈，就是欺负我们家。如果你以“对与错”简单地评判这场官司，就是不折不扣的糊涂官了。

爸爸跟妈妈也常常吵架。我最怕下雨天了，一家人无处可去，都挤在两间破茅草屋里，一句话不合，爸妈便吵起来了，有时候还对骂。然后，爸爸就蒙头大睡。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妈妈就让我和弟弟去请爸爸吃饭，有时请几次爸爸才懒洋洋地起床。有一次，爸妈又吵架了，特别激烈，爸爸又蒙头大睡了，到了吃饭时间，妈妈没让我们去请爸爸，我们也不想去请。于是，妈妈就带着四个孩子吃饭了，让爸爸一个人睡去吧。当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爸爸起床了，怒目而视，几步走到饭桌旁，把桌子掀翻了，饭菜撒了一地。我们兄妹四个都愿意接近妈妈，远离爸爸。爸妈曾几次闹离婚，都没成功，不知为什么，难道他们之间还有感情？我很清楚，这个家离开爸爸可以，离开妈妈绝对撑不下去的。

妈妈虽然吃亏了，可没怕过他们。我家住在村东头，房前屋后种很多刺槐，夏天树荫不错，路人常在此乘凉。我妈就在此控诉奶奶叔叔的罪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征得路人同情。我知道，妈妈还有另一个目的，想让叔叔找不到媳妇，借此报复叔叔。叔叔已经是大龄青年了，26岁以上了，如果别人知道叔叔有暴力倾向，谁愿意嫁给他呢？哪个愿意为他说媒呢？我家与奶奶家仅隔一条土墙，1.7米高，一次妈妈想起以前的委屈，主动开骂，我紧张的手芯出汗，幸亏奶奶家没人。这样天天骂着过的日子持续到1980年，自此便不再吵架了。原因如下：1、土地分开了，生产队散伙了，大家都忙着耕耘自家的土地了，并且积极性很高。2、奶奶年龄大了，脾气也就不暴躁了。3、叔叔结婚了，忙着经营自家的小日子了。

1976年，“六一”节放假，生产队开始收麦了。我着蓝子去大队林场割草，摘了林场几个苹果，被林场管理员贾三揍的鼻青脸肿。回家后，爸爸又让我罚跪一个小时，我不服，至今不服。当时我才8岁，上小学一年级。爸爸70多岁的时候，我还向他提起此事，爸爸说：“偷人家东西，你还有理了？”我说：“那不叫偷，当时我还小，不懂事儿。”贾三明显欺负我，欺负我父母。我质问爸爸：“如果村支书8岁的孙子偷咱菜园里的番茄，你敢猛揍人家一顿吗？”如果贾三把我当人看，把我父母当人看，他不应该打我，而应该找我父母交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我爸如果明智，不应该惩罚我，而应该找贾三拼命。几年前，听说贾三得了食管癌，无法吃饭喝水，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可能早死过了，我只能送他两个字，报应！

1978年，我得了一场重病，让我看清了社会。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连续发高烧，吃啥都吐，喷射性呕吐，妈妈说“出疹子”了。我请假住院了，公社医院距我家12里地，爸爸用架子车把我送过去的。除了架子车，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全靠步行。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从家到医院需要走2个小时。妈妈在医院陪着我，爸爸照顾着家里事务。为了看病，爸爸把家里唯一的猪卖掉了，180斤。如果不急着用钱，一头猪往往长到250斤才卖掉的。妈妈买些坏苹果让我吃，坏斑用刀子削掉了，我不怪妈妈，家里穷，没办法啊！同病房的病人给我一颗蜜枣，很甜，我终生难忘。长大后，我发现那不是蜜枣，而是椰枣，便在网上买了半斤，花了25元钱。一星期后，钱花光了，被迫出院了，只好在家里等死了。哥哥、姐姐和弟弟怕被传染，都远离我，让我感到凄凉。妈妈并没放弃，买些药片让我吃，算我命大，最后挺过来了。康复后，我又回到了学校，没人问起我得病的情况，我象空气一样被人忽视了。老师仍在讲我们的社会充满爱，外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呢。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心中多了几个问号。没钱了，医院为啥不为我治病了？人们为啥要说谎呢？说谎到底对谁有好处呢？反正对我没有一丝好处。

1960年，爸妈当青工下放回农村老家，第二年便与爷爷奶奶分家了。除了二间草房，什么也没分到，妈妈很不满意。二间草房，墙的下半部是用碎砖头砌的，上半部是用土坯砌的，房顶是用麦秸做的。我家最怕刮风下雨了，爸爸准备了一大块塑料布，下大雨之前把塑料布盖在房顶上，再压上几块砖头。后来养了几只羊，又建了一间羊屋，也是草房。当时村子里有几个光棍汉，都是男的。打光棍是由于家里穷，或者太没本事。夫妻结婚后都生几个孩子，这是习惯，最多的生了8个孩子，都是女孩。两口子原打算有一个男孩就不再生了，结果生了8个女儿，始终没生出男孩来，只好作罢。有人问了，当时那么穷，咋养活几个小孩呢？那时候搞平均主义，家家情况差不多，没有攀比，大家心平气和地活着，比现在还幸福呢？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就吃野菜、树叶、红薯叶和红薯秧，多一个孩子，多配些野菜就行了，谁也不笑话谁。

最花钱的地方是孩子上学了，那时是真正的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一律一元钱管一年，没有别的费用了。那时的一元钱相当于现在的50元，你认为贵吗？当时村里，男孩子一般初中毕业就下学了，女孩子一般小学毕业就下学了，根本不兴考大学。当时的治安也不错，可以夜不闭户了，犯小错，抓住批评教育一顿就放了，犯大错，关几天禁闭就放了，没有罚款这一项。改革开放以后，罚款才流行起来，愈演愈烈，不是教人改好嘞，而是为了创收谋福利嘞。目的不端正了，哪还会有公平呢？当时案件很少，执法闲的无聊，总想找点事干，积极性都很高，学校有人丢了钢笔，报案了，执法马上赶到，认真破案。现在不行了，有人被骗3万元钱，恐怕也难引起执法的重视，对自己的职业厌烦了，都躺平了。

我家与奶奶家只隔一道土墙，却老死不相往来。奶奶嗓门大，说话响亮，她的每一句话我都听的清清楚楚的。一天，她讲以前的历史，内容是：解放初期土改，镇压恶霸地主，我村大户财产被瓜分，地主婆被枪毙了。开批斗大会那天，农会主席请她上台控诉地主婆的罪行，奶奶不去。奶奶说：地主婆是冤枉的。奶奶和爷爷都是地主婆家的长工，很多年了，地主婆很仁道，对手下的工人很体贴，逢年过节都要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们，还把家人的旧衣裳送给他们。工人有困难找她借钱，她也挺慷慨的。最后，地主婆还是被枪毙了，理由是：她用猎枪打死了三儿子。亲母亲为啥要打死亲儿子呢？地主婆也很无奈，三儿子不争气，吃喝嫖赌，还染上了毒瘾，再不清理门户，这个家就败在三儿子手里了。地主婆忍痛割爱，狠下心来干掉了三儿子，村里人都说地主婆做的对。当时农会的政策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一政策确实牵强，地主婆是冤枉的。我听了奶奶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对地主婆抱以同情。

1960年~1980年，社会的主基调是稳定，稳定的基础是消除贫富差距。当时物价很稳定，由中央定价，全国统一。例如一斤食盐0.15元，北京是这个价，上海也是这个价，老实人就不会被坑被骗了。为了限制富人过度消费，发放粮票布票，有钱也不让买太多粮食和布匹。群众有意见提出来，领导马上解决，还会时不时上门回访。当时限制个人经商，防止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坑害百姓。但是也有明显的负作用，就是国营服务员态度太差，对顾客冷淡，有时还恶语相加。原因是，店铺经营好坏跟工资无关，工资是由集体发放的，人的自私心真的难以消除啊！当时信息不通畅，交通不便。记得有一次，我跟爸爸拉着架子车到火车站煤厂买煤，跑了30里地，到了煤厂才知道，两天前煤就卖完了，我俩整整跑了一天的路程，也没买到煤，挺泄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