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13楼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
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
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
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
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
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
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
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名都篇》，《曹植集校注》，第721页。
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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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
黄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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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都篇》写洛阳城里鲜衣怒马的贵族青年一天的生活。曹植是贵公子兼大才子。丰富的享乐经验、华丽变化的文辞相合作，带来眼花缭乱的乐趣。他的叙事推进得很快，带着读者奔驰在感官世界里。如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早发白帝城》），不需要沉吟品味，种种刺激就已奔袭而来。他以快镜头描述青年在城市里隳突取乐，足迹遍布东南西北。斗鸡未终，即弃之而走马；走马未终，即弃之而驱兔；驱兔未终，即弃之而猎禽。时间、金钱、精神、德性好像都取之不竭，可以尽情挥霍。“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朗读起来能感到音调和速度的激动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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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
黄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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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贵族青年绝不会考虑马蹄是否践踏青苗、惊扰百姓。他们的箭上带有哨子，射出时发出呼啸之声。坐下吃饭也不安分，而是要“鸣俦啸匹侣”，大声呼朋唤友，于是不知来了多少鸡鸣狗盗之徒，摆起了长席“列坐竟长筵”。这本是恶少行径，却带有顽劣而潇洒、意气风发的青春之美，并不使人厌恶，反而令人向往。李白的“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将进酒》）即是从此诗中来。但哪怕是李白，他对曹植的追想也只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财富层面。或许在“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中亦有平乐之宴的影子，但比起曹植笔下奢靡到无聊的生活、一轮一轮的取乐、像享乐的旋涡从城市深处吸引无数的拥趸“以及“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的永恒无尽之感，李白的《将进酒》只能算寒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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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比较善于外在铺陈，曹丕比较善于内心感受，这一区别在写宴饮时也可看出。《名都篇》里是“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意谓鲤鱼刺身和虾羹、爆炒甲鱼和烤熊掌。诸种难得的珍肴用难写的字拼出，炫目的效果已经达成。而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里是“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瓜与李本是最普通的水果，不然不会有“瓜田李下”之说，可是曹丕写来，朱红的颜色、冰冷的触觉、甘甜的味道、盛夏的季节，以及一群贵族青年带着优游的态度，欣赏瓜果在甘泉中浮沉，这都带有高度教养的影子，有内在化、心灵化的特点。相比于曹植欣赏的“鸣俦啸匹侣”，曹丕欣赏的情感乐趣，大概算得上“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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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与曹丕最大的区别是在一天的欢乐结束的时候。曹植约定此刻散会，明早继续狂欢。可是在曹丕的信中，一些更丰富的感受生发了出来，一些更深刻的思考刚刚开始。于是这封信中最美妙的地方开始了：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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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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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说：“当太阳躲藏，月亮替上，我们同坐在一辆车上，想去秉烛夜游、尽情欢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反倒都沉默了。仆从和马也被裹进了这样的气氛里，车轮慢了下来，仆从悄无声息。在这样的沉默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夜晚的凉风吹在身上，听到了远处胡笳悲凉的乐声。快乐过去了，悲伤到来了。‘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的悲哀再一次击中我，于是我回头看看你们，说出了我的预言：这快乐不会长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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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在哪里？一来曹丕描述了一种更安静、深邃的心灵境界。进入这样的境界，感官变得更敏锐了，捕捉到了夏之夜风、远处之笳声。这极微小的刺激却带来强烈的感发。二来曹丕表达了一种更亲密、深刻的情感理想。与共享热闹相比，共享寂静常常意味着更深的关系。而曹丕却不满足于已经共享的寂静和悲哀，还要邀请朋友共享对命运的悲剧预感“斯乐难常”。这样深刻的预感不但超越了还在尽情享乐的曹植，显然也超越了吴质、阮瑀这些青年，所以他们除了附和再也说不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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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果然如曹丕所预测。在《与朝歌令吴质书》写作那年，当日玩伴已经“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元瑜就是建安七子之中的阮瑀。他是阮籍的父亲，在建安十七年（212）去世了。毫无过渡地从南皮之游转到了阮瑀之死，曹丕表达了生命的虚无之感。相比于短暂人生的快乐，死亡显得更像永恒；相比于人间荣华富贵的具象，人死后甚至说不清变成了什么，而只能说“化为异物”。这本是汉魏文人常见的生命感慨，但曹丕在比一般人更年轻时就受此困扰。从作品看，他没有像曹植一样经历过纯粹纵情欢乐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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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瑀的死印证了曹丕年轻时“斯乐难常”的预感。在这封信的最后一节里，曹丕说，你看现在又到了春夏之交。我出游时，奏乐的人在前面开路，文学侍从坐在后面的车子上，一切都像我们年轻时欢乐的日子，但实质上一切都变了。我该如何赶走这物是人非的哀伤？这封信就写完了。《相见亦无事　不来忽忆君》，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名人楹联墨迹》，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这封信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事件和目的。其中情谊正如清代厉鹗赠友人的名联：“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
但吴质的回信令人失望。他只是说往日和世子游玩真是太荣耀了，希望曹丕想办法把他调回京城，对于曹丕“乐往哀来”“斯乐难常”的悲感，并没有什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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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死亡与文学纪念碑
建安二十三年（218）春天，曹丕又给吴质写了一封信《与吴质书》，就是《文选》中曹丕名下的第二篇。此时，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刚刚结束，曹丕也在四个月前被立为世子。这封信依然讲述了对吴质的惦记、对南皮之游的怀念，和对“欢乐不能长久”这一信念的重申。与第一封信相比，这封信中增加的内容有三：一是对瘟疫的记叙，二是对徐、陈、应、刘文学成就的总结，三是自己变老的体验。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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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东山》，李山解读：《诗经（节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06—20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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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豳风·东山》讲周公东征结束，军士换下战袍返回家乡时，一路感慨世界的凋敝，担心旧日的欢乐已彻底逝去，不可复追。
《东山》四章，皆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那条回家的路洒满秋雨，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诗中有一句“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了解《东山》的忐忑，便可理解曹丕所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的感觉：个人生命虽然在战争或瘟疫这样的群体性灾难中幸存了下来，但生命的底色变化了。《东山》中的“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与吴质书》中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是过去的绚烂；《东山》中的“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与吴质书》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却是现在的黯淡。那些不掺杂阴霾的明艳时刻被困在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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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对《东山》无意识的联想，触及战争和瘟疫之可比性的主题。《东山》的忧伤，读者都能感到，但它的主题却没有统一的说法。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如果《东山》的背景真是周公东征的“正义之战”，总会有人想从那忧伤底下翻出点积极乐观来。但瘟疫不同，没有“正义性瘟疫”。所以当人们暴露在瘟疫面前，对命运之无常、人命之短暂的感受甚至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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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丕的叙述中，这场瘟疫并不像曹植说的那样，穷人生病、富人幸免。他说“亲故多离其灾”。“亲”即亲戚，“故”即故人，“离”为“罹”的通假字，指罹患。其中最使他痛心的就是“徐陈应刘”，建安七子中的四位，也即南皮之游的参与者。“痛何可言邪”语气强烈，讲没有语言可以表达这种痛苦。曹丕又把南皮之游回忆了一番。只是与前一封信比，记忆失水了，“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只是泛叙，不再有“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的细节。这种青春记忆的流失，加重了对生命枯萎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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