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以马克思的两段话总括对于这位谬论的批判：
「《改革报》刚才承认了阶级对立的存在。但是，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而《改革报》认为改变和消灭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手段，莫过于使自己的视线离开阶级对立的现实基础，就是说离开这些物质关系，而回头奔向共和国思想的虚幻高空。」（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这家报纸说，普选权应该向我们揭示出，所谓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意志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从多数人的利益、生活状况和生存条件中产生的一种意志。可见，要有同样的意志，这些多数人就要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说得明白一点，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而是唯一的一个阶级和在社会关系即在工业和商业关系方面都从属于这个唯一的统治阶级的其他阶级以及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意志。」（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这位在正文之后的部分中，反复以诵经的形式掩饰折衷主义的谬论，在教条后面隐藏着修正的言谈，也算是形左实右的一大表征，有极好的典范作用

9.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二者之间的联系，在31楼和37楼已有叙述，此处再作批驳，原因便是在于这位又发出和上文迥异的怪论——先讲左、右“只是上层建筑”，旋即又运用高绝的辩证法造诣，进行了自我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是自豪地显明自己对马列主义的蔑视，后是以片面的、忽视反作用的方法展示了机械唯物论的思想，问题也就以冲突的方式暴露出来：左、右二派的上层建筑，究竟何者更为合理？通过赋予经济基础以神圣性的教条主义，这位遗忘了历史的辩证法的原则：“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领袖《矛盾论》）到底是在资产阶级法权所辖制的私有制上构筑众议院、国家杜马、国会，借以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老爷，还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上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并有着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能力的国家机关？历史是由人历史性地创造着的，是与人的感性实践密不可分的，服从于已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忽略了在它之中由大工业孕育的公有制的要求，否认它日益腐朽的现实性，哪里能称得上是辩证法呢？

总而言之，静态地考察经济基础是行不通的，辩证法要求我们“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我们必须认识它的变化，认识到它在一定阶段上朽坏程度的与日俱增与迈进下一个阶段的必然性，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与其适应的上层建筑如同一种论理层面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却是诸多革命家在经过复杂的实践和理论总结后，对历史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而规律本身又必然展示为现实性（依此而言，上文所说的左、右二派所主张建构的上层建筑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非简单地指向现有的经济基础，而是将其变化之实现的必然性、其实现的过程和曲折等方面也纳入考虑之中，对于经济基础的考察，需要动态地、历史性地进行），这位的错误之所在，就是在个别和一般的联系上陷入了混沌的状态，将普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和具体状况下处于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基础混淆起来了，这就导致改良主义式的政治理念潜藏其中——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仿佛是“脱离经济基础”的

10.理论素养
的确有许多抱着小资产阶级市侩心态的人，深感自身思想的极度的匮乏性，在背诵了若干导师的语录之后，将其中的马列主义内核庸俗化，抛弃真正的理论，进而将自己打扮成左派，借此提供一种自我认同的身份，也就是“网左”一词的本来意义，但这一词汇含义的范畴被严重地夸大了，甚至到了将真正的左派也包含进去的地步，仿佛一切主张革命、反对左右调和的思想都是“缺乏理论素养”和头脑发昏的表现，“cosplay”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它恰好就是那些在路线上摇摆不定、推崇调和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活动，如果一个人具有真正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素养，就必然要承认左、右路线之间必然的斗争

11.左、右含义
这位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将自己语境下的左、右暴露出来了，先以左倾代替左派的方法将左、右放到了天平的两端，之后将个别意见和马列主义的左、右含义相混同，就能名正言顺地批判一切左派和右派了，实际上，这是对于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论的讥刺，从现有的实践中所归纳出的理论，如果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能“超过实践”，就只是对现实无谓的简单重复，左倾和左派的“超过实践”，其区别即在于理论思想是否真正具有与实践相衔接的意义，例如：同样主张国家机关的最后消亡，无政府主义仅是在荒诞地进行谴责，对于原则性的问题没有丝毫正确的建树可言，而马列主义则是从资产阶级法权的彻底销毁、生产活动的调节任务等方面，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形态下国家的“自我消灭”，也就是说，不从实践上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则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来临是无从谈起的。为实践指明目标，一并指出其道路，这才是真正的左派的“理论素养”之所在

在此有必要探讨认识论的问题，人的一切借由自然理性获得的认知，无不发轫于感性的实践，但是，这一类论理层面的知识，却是感性经验的“过滤”与深化，“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就此意义而论，科学的理论的确向我们表现出某种“超过实践”的征象，因为它要求把握——甚至是“产生”——在当前已有的感性实践中由现象触及物之本质的范畴，从个别之中领会一般，宛如从母胎之中诞生的生命，而非简单地机械复述，通过这类扬弃的活动，它具有由“相对”上升至“绝对”的反映，即对普遍性的认识，它不仅适用于现在之现在，更适用于过去之现在、未来之现在，例如：马列主义由早期的工人运动中汲取了丰富的经验，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亦从其感性深入为理性，进而实现了“超越”，亦为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准备了理论的指导，而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管用，亦适用于过去的封建制、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实践—理论—实践的辩证运动并未终结于此，这一阶段的理论尚缺乏其现实性，其与真理是否契合亦有待于实践之检验，它的善性仅是潜在于理性而非现实地存在着，并且，这种“普遍性”实际上是有限中的无限，二者之间的统一尚不完满，是对绝对真理透过镜面的摹写，仿佛猜谜，“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第三阶段中，理论切实地指导着人的实践，而这一实践又转化为下一运动中的起始点，无限的认识论之链条，构成认识与实践的历史性的辩证运动，人的“至上”的思维之本性，如是在历史的局限中实现着自己的现实任务，并愈发趋近于绝对真理（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这就是马列主义的认识论中活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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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意识上的冒险和落后”在此语境下变成了折衷主义的托词，人类的全部历史在于它在曲折螺旋之中实现着前进，而由于现象的无限复杂性，人的认知决不能穷尽未来的一切可能性，也就不可避免地附有冒险与落后，我们应当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当然，完全、绝对实现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位所指摘的左派的“冒险”，实际上是顺应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相对之中把握其绝对者，它毫无疑义地“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程序的叛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因而也就受到了来自固有的神圣秩序与理念的殊死抵抗，在这一过程中，丝毫没有“冒险”是不可能的，就认识上来说是不辩证的，社会形态的更迭向来伴随着流血和死亡，冀求平稳的小市民心态在其中发挥的也仅是空想性的——或是仁善的君主皇公，或是阶级合作的共和国——反动作用，它沉醉在由人类理智构筑的道德高塔中，不是在理想中反映现实，而是盼望现实合乎自己的理想，将历史的根基完全颠倒过来，进而依照正义与和平的不朽原则批判左派的妄想——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不必需的！你们是透顶的战争狂、冒险者！在这些瑰丽又贫瘠的辞藻后面，所隐藏的正是小资产者的恐慌，他们畏手畏脚地站立在资产阶级的黑旗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之间，既惊惶于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永无止境的兼并，又担忧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例如对富农问题的解决），然而历史的宣判决不因他们的心理活动而垂青，所谓的左派冒险论，其阶级根源即在于此，要冒险吗？如果是“左”倾冒进主义的冒险，一切革命者都应当以最坚决的态度加以摒弃，因为它的理论和实践是脱节的，不是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方法，从人民群众和历史经验中汲取力量，而是从自己的头脑中，凭借着古旧的热心虚构出来的，左派的“冒险”恰与之相反，它要求人充分地掌握事物的诸方面，尤其是其发展的趋势，并在已有的条件上运用规律、改造世界，冒有粉身碎骨之险，抱以刺破青天之志，同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斗争到底，人无时不在历史性地创造着历史，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将历史转变为纯粹抽象化的自有之物，所获得的也仅能是空洞的挽歌，和一缕史册上的青烟

“跟随客观实际和规律同步变化”在此处的实质指向了主观主义的道路，也即轻视物的全面，仅关注表面现象的运动，而忽略了现象之后的规律性（此处需要指明，尽管这位提及了“客观规律”，但他又否认了左派，将其指摘为激进冒险，几乎是和左倾画了等号，实则不然，规律之实现与历史之推进并非绝对同步地进行，正是正确地把握其规律者，才展示出对已有之事的“叛逆”，换言之，这位是借助规律的词汇批判规律的现实，将规律看作了静止滞化之物，将活的历史割裂为无限个时间节点上的画卷，根本否决了其中的统一性），虽则辛苦——现象的变化是无穷丰富的，亦只是做无用功，我们所收集的感性材料，必然仅能对于历史的部分片断作出认识，关键在于理性的运用，伟大的革命家向来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品质，与之相反，仅着目于眼下利益的小资产式思潮，在阶级斗争上表现为“经济派”的阔论（参阅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在组织工作上展示为经验主义的干部习气（参阅领袖《整顿党的作风》），在工人运动中具象为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可耻让步（历史的教训在这方面实在是太多了些，远一些说有鼎鼎大名的伯恩施坦、考茨基，近一些说有“流芳百世”的赫鲁晓夫、铁托等人），总而言之，经验主义只会让资产阶级感到满意，因为它毫无远见，将个别的经验视作和普遍理论齐同的高度（也仅是止步在口头上），只能使工人运动原地踏步以至于倒退，凡是忠实于革命者，就必须批判这种狭隘的理念，既然这位要求我们不冒险、不落后，那么在此我们有必要针锋相对，表达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郑重而清晰的要求：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

12.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这位通过神圣的批判之批判，提出了不朽的意见——能够做到以完善生产关系的方法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称为左，反之则称为右。那么同样由是这位所提出“左右辩证统一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高论，又被置于何种境地？在自行预设右无推动生产力发展之能力后，透过这一范畴的概念规定，又假想左、右必须采取统一的措施，那么，右在其中的作用何在呢？是出于伦理上的热忱关怀吗？既在结果上断定了右的无能，又在始因上解释为“保守落后”，但又勒令左必须向右伸出团结之手，还未等候非我之批判，就率先进行了为我之批判，或许这就是真正的辩证法家的修养，但我们必须指出：在此等语境下自相矛盾的语辞，绝不能体现出辩证法的原理，更适宜说，这是意志艰难跋涉于辩论的赛场之中，以至于迷失了来时的路，在这位的连珠妙语下，恐怕也难以寻找出统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