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左和右辩证统一
话说到这里，也就是全篇谬误的最高峰，就其言辞表面而论，似乎是主张辩证法的，但细究其实质，无非是将左和右机械地调和，路线问题上，不容许有调和的余地，左、右的根本在于是遵循历史的必然性的规律还是阻挠它的实现，是前、后问题，又进又退，不伦不类，所谓“辩证统一”，不是要求右服从左，而是要求左服从于右，让右派的剥削统治万古长青，“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领袖《矛盾论》）这位的看法也就是领袖所批判的意见的翻版，矛盾的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本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历程，反映于现代的阶级社会，也即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这位强调的纯粹的统一性也就极度缩小甚至是全盘否定了应有的斗争性，而失去其斗争性，矛盾即没有前进性的运动，社会也就陷入了僵死的状态，这位显然没有意识到，万物的发展都是在矛盾的不断解决中实现的，并非是同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矛盾贯彻始终，左、右二派的普遍性矛盾决不会完全解决，但他们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却要以革命式的改变而前进，就阶级之代表社会联系暨生产方式而言，无产阶级最终要消灭自身，消灭一切阶级，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永久的辩证统一，有的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里讲到了辩证统一的问题，那么不妨继续讲下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形态下，如果说左、右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那也就是否定与肯定的“辩证统一”，“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那么，很显然，资产阶级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无产阶级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不仅不能保证私有制的存在，反而要求以斗争的方式消灭这种对立，将人从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实行由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达致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由正题、反题至于合题，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这就是辩证运动的规律，“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矛盾的辩证统一并非两个方面的机械相加，在它之中孕育着新的矛盾，并促使它在历史中演进，并过渡到下一个新的阶段去，借助所谓左和右的辩证统一回避问题，也就仅有这位的天才般的思维才能做到

8.进步力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生产力的前进要求与其适应的社会形式的转变，而上面已经谈论过：一定的阶级本身代表着一定的社会联系的形式，如果在经济范畴中尚存在有资产阶级，那也就说明尚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此，问题也就延及这一生产关系是否适应日益进步的大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飞跃，由于马列著作已对这一问题作出严谨、缜密的分析（其科学之处在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而非纯粹道德化的批判），此处不再赘述，这里的错误依然是上文所说的，将左、右仅是视为普遍性的观念分化的产物，忽视了其所反映的迥异的经济基础，倘若说任何生产关系都有着永久的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潜能，而不存在腐朽和落后，那么历史也就没有前进的可能了

让我们以马克思的两段话总括对于这位谬论的批判：
「《改革报》刚才承认了阶级对立的存在。但是，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而《改革报》认为改变和消灭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手段，莫过于使自己的视线离开阶级对立的现实基础，就是说离开这些物质关系，而回头奔向共和国思想的虚幻高空。」（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这家报纸说，普选权应该向我们揭示出，所谓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意志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从多数人的利益、生活状况和生存条件中产生的一种意志。可见，要有同样的意志，这些多数人就要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说得明白一点，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而是唯一的一个阶级和在社会关系即在工业和商业关系方面都从属于这个唯一的统治阶级的其他阶级以及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意志。」（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这位在正文之后的部分中，反复以诵经的形式掩饰折衷主义的谬论，在教条后面隐藏着修正的言谈，也算是形左实右的一大表征，有极好的典范作用

9.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二者之间的联系，在31楼和37楼已有叙述，此处再作批驳，原因便是在于这位又发出和上文迥异的怪论——先讲左、右“只是上层建筑”，旋即又运用高绝的辩证法造诣，进行了自我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是自豪地显明自己对马列主义的蔑视，后是以片面的、忽视反作用的方法展示了机械唯物论的思想，问题也就以冲突的方式暴露出来：左、右二派的上层建筑，究竟何者更为合理？通过赋予经济基础以神圣性的教条主义，这位遗忘了历史的辩证法的原则：“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领袖《矛盾论》）到底是在资产阶级法权所辖制的私有制上构筑众议院、国家杜马、国会，借以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老爷，还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上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并有着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能力的国家机关？历史是由人历史性地创造着的，是与人的感性实践密不可分的，服从于已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忽略了在它之中由大工业孕育的公有制的要求，否认它日益腐朽的现实性，哪里能称得上是辩证法呢？

10.理论素养
的确有许多抱着小资产阶级市侩心态的人，深感自身思想的极度的匮乏性，在背诵了若干导师的语录之后，将其中的马列主义内核庸俗化，抛弃真正的理论，进而将自己打扮成左派，借此提供一种自我认同的身份，也就是“网左”一词的本来意义，但这一词汇含义的范畴被严重地夸大了，甚至到了将真正的左派也包含进去的地步，仿佛一切主张革命、反对左右调和的思想都是“缺乏理论素养”和头脑发昏的表现，“cosplay”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它恰好就是那些在路线上摇摆不定、推崇调和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活动，如果一个人具有真正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素养，就必然要承认左、右路线之间必然的斗争

11.左、右含义
这位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将自己语境下的左、右暴露出来了，先以左倾代替左派的方法将左、右放到了天平的两端，之后将个别意见和马列主义的左、右含义相混同，就能名正言顺地批判一切左派和右派了，实际上，这是对于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论的讥刺，从现有的实践中所归纳出的理论，如果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能“超过实践”，就只是对现实无谓的简单重复，左倾和左派的“超过实践”，其区别即在于理论思想是否真正具有与实践相衔接的意义，例如：同样主张国家机关的最后消亡，无政府主义仅是在荒诞地进行谴责，对于原则性的问题没有丝毫正确的建树可言，而马列主义则是从资产阶级法权的彻底销毁、生产活动的调节任务等方面，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形态下国家的“自我消灭”，也就是说，不从实践上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则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来临是无从谈起的。为实践指明目标，一并指出其道路，这才是真正的左派的“理论素养”之所在

在此有必要探讨认识论的问题，人的一切借由自然理性获得的认知，无不发轫于感性的实践，但是，这一类论理层面的知识，却是感性经验的“过滤”与深化，“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就此意义而论，科学的理论的确向我们表现出某种“超过实践”的征象，因为它要求把握——甚至是“产生”——在当前已有的感性实践中由现象触及物之本质的范畴，从个别之中领会一般，宛如从母胎之中诞生的生命，而非简单地机械复述，通过这类扬弃的活动，它具有由“相对”上升至“绝对”的反映，即对普遍性的认识，它不仅适用于现在之现在，更适用于过去之现在、未来之现在，例如：马列主义由早期的工人运动中汲取了丰富的经验，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亦从其感性深入为理性，进而实现了“超越”，亦为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准备了理论的指导，而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管用，亦适用于过去的封建制、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实践—理论—实践的辩证运动并未终结于此，这一阶段的理论尚缺乏其现实性，其与真理是否契合亦有待于实践之检验，它的善性仅是潜在于理性而非现实地存在着，并且，这种“普遍性”实际上是有限中的无限，二者之间的统一尚不完满，是对绝对真理透过镜面的摹写，仿佛猜谜，“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第三阶段中，理论切实地指导着人的实践，而这一实践又转化为下一运动中的起始点，无限的认识论之链条，构成认识与实践的历史性的辩证运动，人的“至上”的思维之本性，如是在历史的局限中实现着自己的现实任务，并愈发趋近于绝对真理（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这就是马列主义的认识论中活的辩证法

“消除意识上的冒险和落后”在此语境下变成了折衷主义的托词，人类的全部历史在于它在曲折螺旋之中实现着前进，而由于现象的无限复杂性，人的认知决不能穷尽未来的一切可能性，也就不可避免地附有冒险与落后，我们应当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当然，完全、绝对实现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位所指摘的左派的“冒险”，实际上是顺应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相对之中把握其绝对者，它毫无疑义地“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程序的叛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因而也就受到了来自固有的神圣秩序与理念的殊死抵抗，在这一过程中，丝毫没有“冒险”是不可能的，就认识上来说是不辩证的，社会形态的更迭向来伴随着流血和死亡，冀求平稳的小市民心态在其中发挥的也仅是空想性的——或是仁善的君主皇公，或是阶级合作的共和国——反动作用，它沉醉在由人类理智构筑的道德高塔中，不是在理想中反映现实，而是盼望现实合乎自己的理想，将历史的根基完全颠倒过来，进而依照正义与和平的不朽原则批判左派的妄想——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不必需的！你们是透顶的战争狂、冒险者！在这些瑰丽又贫瘠的辞藻后面，所隐藏的正是小资产者的恐慌，他们畏手畏脚地站立在资产阶级的黑旗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之间，既惊惶于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永无止境的兼并，又担忧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例如对富农问题的解决），然而历史的宣判决不因他们的心理活动而垂青，所谓的左派冒险论，其阶级根源即在于此，要冒险吗？如果是“左”倾冒进主义的冒险，一切革命者都应当以最坚决的态度加以摒弃，因为它的理论和实践是脱节的，不是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方法，从人民群众和历史经验中汲取力量，而是从自己的头脑中，凭借着古旧的热心虚构出来的，左派的“冒险”恰与之相反，它要求人充分地掌握事物的诸方面，尤其是其发展的趋势，并在已有的条件上运用规律、改造世界，冒有粉身碎骨之险，抱以刺破青天之志，同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斗争到底，人无时不在历史性地创造着历史，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将历史转变为纯粹抽象化的自有之物，所获得的也仅能是空洞的挽歌，和一缕史册上的青烟

“跟随客观实际和规律同步变化”在此处的实质指向了主观主义的道路，也即轻视物的全面，仅关注表面现象的运动，而忽略了现象之后的规律性（此处需要指明，尽管这位提及了“客观规律”，但他又否认了左派，将其指摘为激进冒险，几乎是和左倾画了等号，实则不然，规律之实现与历史之推进并非绝对同步地进行，正是正确地把握其规律者，才展示出对已有之事的“叛逆”，换言之，这位是借助规律的词汇批判规律的现实，将规律看作了静止滞化之物，将活的历史割裂为无限个时间节点上的画卷，根本否决了其中的统一性），虽则辛苦——现象的变化是无穷丰富的，亦只是做无用功，我们所收集的感性材料，必然仅能对于历史的部分片断作出认识，关键在于理性的运用，伟大的革命家向来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品质，与之相反，仅着目于眼下利益的小资产式思潮，在阶级斗争上表现为“经济派”的阔论（参阅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在组织工作上展示为经验主义的干部习气（参阅领袖《整顿党的作风》），在工人运动中具象为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可耻让步（历史的教训在这方面实在是太多了些，远一些说有鼎鼎大名的伯恩施坦、考茨基，近一些说有“流芳百世”的赫鲁晓夫、铁托等人），总而言之，经验主义只会让资产阶级感到满意，因为它毫无远见，将个别的经验视作和普遍理论齐同的高度（也仅是止步在口头上），只能使工人运动原地踏步以至于倒退，凡是忠实于革命者，就必须批判这种狭隘的理念，既然这位要求我们不冒险、不落后，那么在此我们有必要针锋相对，表达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郑重而清晰的要求：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