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南阳与宛城以及襄阳与州治荆州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魏书六·刘表传》:“是时山东兵起,(刘)表亦合兵军襄阳。
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刘)表(荆)州,使坚攻表。”这里的襄阳一个地名就用了两个名称,一是作为县治的襄阳,一是作为荆州治所的(荆)州。与此相对应的,袁术此时所在的宛城,仅用南阳代之。又如《吴书一·孙坚传》:“荆州刺史王睿素遇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这里的荆州就是襄阳,南阳就是宛城。另外,曹操困于宛城是三国时很著名的历史故事。建安二年(197年),“(张)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曹操)南征,军清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魏书八》)。此传中用的是宛,但在《魏书十·贾诩传》中用的却是“张绣在南阳。”
与此相类同的是,时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国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吴书二》载:“(吕)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吴书九》:“后(关)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人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另,《三 国志》中多次提到的荆州,以及后人广为流传的“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荆州,也是指当时的州治襄阳、江陵等地,而非荆州全境”。以此类推,魏晋时期南阳、南郡等郡名随着区划的变化,已逐步地与治所地混为一谈了。
在上述史料中,做为郡名的南阳、荆州、南郡等常与具体的属地县名如:叶、穰、舞阴、昆阳、襄阳、公安并列使用,所以,在史书中大量郡名的使用已不是泛指整个郡境,而是具体指郡治所在地。如前文中的“汉兵起南阳,至昆阳。”“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这些记载,不用注释,谁都知道是从郡治宛城到的昆阳和叶县。如果依“襄阳说”,“南阳”就是指南阳郡全境,宛城才是今南阳市区,隋以后两名才可以互替,那《后汉书》和《三国志》就没法看了,难道汉武帝“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还需要考证是从南阳郡何地发兵吗?所以,“襄阳说”认为隋改宛县为南阳县是宛县历史上第一次以“南阳”为名的观点是不对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不会只用南阳一词替代。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如果找不到,那么“南阳就是隆中”这样离奇的结论,要么是后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测,要么就是伪证。
五、诸葛亮《后出师表》中也提到了南阳,这个南阳是指宛城无疑。
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27年),《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28年),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千年?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