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
     “这里的人总是要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那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小孩的头，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小孩子反倒觉得卢安克奇怪，问：“你为什么不打人？”
     “我不喜欢打人。”“你个子那么高，你应该喜欢打人。”“不，我不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在脾气上表现出来。”
     “我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经常有人不让我回家，要求我这个‘好东西’
     一定先去他家吃饭。可我去了，他们会搞得很啰嗦，天就黑了，我无法回家上课。只有我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机会真正做事。”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也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去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个群体，流传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们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给他们看到，在一样的环境中，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
     过了３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有一次，因为分田的事，另一个屯的人打了林广屯的人。那天卢安克正好从外边回来，看见那个被打的人躺在田里，淋着大雨，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亲戚来了，只是把他盖好。卢安克问：“怎么把他留在这，快送医院。如果没钱，我来出。”别人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还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看他们用８个小时大声讨论还没动手，我心里急死了，也没见他们等的人来。天快黑时，他们才同意和我带受伤的人去医院。我那一天觉得，生命怎么会低于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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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我们讨论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样。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 

     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家长写了１１条事项：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老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


     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
     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老师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我不是来扶贫的。”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 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１０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老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做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你不能没有课本发！”

     “我说：如果我用已经完成的课本，我们的学习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在我的课上，经常变成了大人和我的争论。看到我和学生安心学习的时间在失去，我越来越小声地对那些大人说：我不是想办学校，我想搞素质教育。”上课时，卢安克还很难找到没有喝醉、又不抽烟的翻译。幸好后来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孩成了卢安克的固定翻译和得力助手。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