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朱元璋关于反腐的 （转载）
朱元璋这个人出身社会的最底层，他的父母就是被元朝末年的贪污和暴政害死的，自己又当了三年乞丐，亲眼目睹了底层官吏、骄兵悍将对人民的残害。所以，对文官武将的贪污腐败和仗势欺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痛恨。这种情绪，不是通过读书学习能够体验得到的。
据野史记载，他那个时候发过誓：我若是当了皇帝，必杀尽天下贪官！
朱元璋有没有发过这个誓恐怕是无法考证的。但像他这个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这从他后来带兵对待手下和老百姓就能看得出来——对于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是一定有的。这种心理不需要什么证据，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都被贪官污吏迫害致死，正常人都必然有这种：“老子当了皇帝，一定把这些人斩尽杀绝”的想法。没有这种想法，反而不正常。
对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贫苦人民来说，这样的想法只是在泄愤。大多数人也就想想而已。实在受不了的，充其量不过一时兴起，杀掉身边几个贪官，跟他们同归于尽，对历史不会发生任何影响。
但朱元璋跟所有的这些人都不同：他竟然真的当了皇帝。
——青少年时候内心的誓言，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
一个人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在成年以前就基本定型的。朱元璋的父母是他十五岁的时候去世的，他到了18岁才结束流浪生涯到庙里当和尚，25岁才参加农民起义军。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智来体验家庭的幸福和家破人亡的痛苦。家庭和个人的苦难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可能抹去的、零星的、或者模糊的童年记忆，而必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前排

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在宫里设了父母的灵位。某一年各地大旱，至次年春仍未缓解，朱元璋和皇后一起减少膳食，在父母灵位前喃喃自语：“过去父母大人遭遇凶年用草夹在米中当饭吃，我哪里敢忘呢？现在老百姓又遇上了灾年，这都是我治国无能啊。”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他对于年少时家庭的悲惨遭遇，是一刻也不曾忘掉的。
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朱元璋会放过那些跟他争夺天下的枭雄及其后裔，而对手下的文臣武将们大开杀戒。

后来朱元璋杀了许多贪官，将这些案例编辑成册，起了个名字叫做《大诰》，要求全国人民每家每户都看，以起到宣传反腐败的效果。这个《大诰》用的是很通俗的明朝白话，是朱元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的，非常好懂。在专门收集武将们贪污腐败的《大诰》第四集《大诰武臣》的序言里面，朱元璋这样说道：
“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那小军们苦楚，也不如猪狗。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
……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都是军（军：这里指普通士兵，下同）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
这军官们，如今害军呵！他那心哪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似他这般害军呵，却便似自家打破锅子要饭吃；却似露天地里放着米, 眼前吃一顿，别的都烂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无？……
且如在京的管军官吏人等，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戒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
及自有一等不诽谤，甘心受贬，做军三二年、五七年、十数年，才可怜他，召回复职，到任都无两月，其害军尤甚前日。
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我将这备细缘故，做成一本书，各官家都与一本。
这话直直地说：军官有父母的，父母们教诫；有兄弟妻子的，便教都看了，自家心里寻思：把做自家做军，似这等过活，受得过去，也受不过去？
若是将心比心，情意度量到根前，果实过不去呵！
那做父母妻子兄弟，怎么可怜小军，发些仁慈心，教那为官的休害小军。
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这文书各家见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么劝诫，教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仁心了行，却不好？”
上面这些，都是朱元璋自己写的原话，是当时最好懂的口语，识字的人都能看明白。读起来就好像是家里一个唠叨的长辈在没完没了的劝诫年轻人：你们不要搞贪污腐败呀，会把下面搞得很苦，要有良心，不然要杀头的。

以皇帝的身份这样说话，我相信确实是良心话、真心话：他自己就是当兵出身，了解基层士兵的疾苦，晓得军官们是如何克扣军粮、收受贿赂、让士兵给自己家里的事当苦役……等一系列违法行径。对这些行为，自然特别痛恨，因此下手也很重，《大诰武备》后面列举了三十二个案例，大部分犯罪的军官都是被砍头抄家的。
另外几篇《大诰》主要是说贪官的，序言里面也都在反复强调一个意思：
贪官污吏把人民害得很苦，我从小就吃惯了这样的苦头，所以要坚决打击。编制这些案例集，把贪赃枉法的招数都公布出来，人民要晓得监督，官员们要晓得你们那些见不得光的行为是躲不过惩罚的。教育工作我也尽力了，每天上朝都要说，还编了那么多书来教育你们，摆事实讲道理，有人以后还要再犯的，就不要怪我下手重了。
有了这样的心理和逻辑，朱元璋因此也就成为历史上对贪官和权贵最为残暴无情的皇帝。
根据朱元璋主持制定的《大明律》，贪污八十贯铜钱就要处以死刑。大概相当于80两银子。但是后来他觉得这个标准还是太高，在具体实施中，不少官员被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后来又另外颁布律令，改为贪污六十两就要处以“剥皮实草”：砍掉脑袋以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

除了刑罚严峻以外，朱元璋还有两个方面做得很绝。
第一，是不避皇亲国戚、亲信朋友，一视同仁。
明朝开国功臣朱亮祖，被封到广东当永嘉侯。结果跟当地土豪勾结起来，欺行霸市，还诬告打击土豪的清官道同，导致道同被冤杀。朱元璋得知后下令把他和他的儿子押到京城，亲自鞭打致死。
还有就是朱元璋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以为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的丈夫，怎么也不至于被杀头，至多也不过被罚点俸禄什么的。可是后来欧阳伦被一位小吏告发后，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并同时颁发通敕令，表扬告发欧阳伦的小吏。
为了培养和提拔人才，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两、钞票和土特产品。朱元璋一边哀叹难过，一边下令将这141人全部斩杀。

这个数字把朱元璋都吓到了，在《大诰》里面说：真正的数量我怕说出来大家不相信，所以我只说有查实的是七百万石。历朝历代贪污的人很多，但贪污数量这么大的，还真是罕见。
最后，他不得不颁布圣旨，说郭恒案到此为止，不再追查了。这才停止了诛杀，因为再追查下去ZF就要无法正常运转了。

朱元璋在一个注定不断产粪的制度里 使劲拍苍蝇，确实辛苦他老人家了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的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900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必须要贪污受贿呢？
有人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就相当于两千多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算法不合理，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10800斤大米，当时的土地亩产是平均不到150斤，生产这些大米需要72亩土地。
后来毛回忆他的家庭的时候算过一笔账：“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1]”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篓缕，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一年的工资就不够。还有官场上的交际，那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这个东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你的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相当于宰相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的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的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的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也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朱元璋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帐：“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这些谷子农民要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帐，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