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作者把朱元璋想象的太美好了，朱元璋杀戮功臣不是为了什么百姓，主要还是维护统治

他会派太监出去打听民间的各种消息，但所得应该非常杂乱。民间还传言说是他派胡惟庸去毒死刘伯温的，你说这种传言朱元璋能随便信吗？这些非正规渠道的消息只能姑且听之，可靠的消息还是要依赖官僚集团的汇报。所以，朱元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胡惟庸的违法行为知之甚少，是很有可能的。
为了监督胡惟庸或这种官员的违法行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设立监察御史。但御史本身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御史大夫或御史中臣干得好的可以提拔成为宰相——比如杨宪。而行政官员也随时可能去当御史。
这样，低级别的御史就会讨好宰相等高官，希望可以被提拔到更有实权的行政岗位；或者说在当御史的时候不能得罪太多人，不然什么时候被调入行政系统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从行政机构调到监察机构的官员，也必然跟原单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御史的监察功能就会逐渐失效。

二、《逆臣录》
蓝玉案的情况和胡惟庸案非常类似。
蓝玉是开国元勋常遇春手下的一员武将，在建立明朝的战争中立下过不少功劳。不过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跟徐达、常遇春他们比起来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等到了洪武后期，开国名将们老的老、死的死，蓝玉才慢慢的有了出头的机会。在征讨云南和越过长城打击北元的战争中，都立下了大功。
朱元璋对蓝玉很重视，把他看作新生代武将的代表，一直优礼有加。
但蓝玉是个武夫，缺乏政治头脑，对自身的行为缺乏约束，做事全凭一时兴起。他征讨北元班师回国的时候，夜抵喜峰关，守关官吏没能及时开门接纳，就纵兵毁关，破门而入。后来还有人举报他轻薄北元的王妃，致使王妃羞愧自杀。

朱元璋为此切责蓝玉，本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因他有这些过失，便将梁字改为凉。——这两个字差别很大。“梁”是古代开封的称谓，代表中原最繁华的地区；而“凉”地则在荒凉的西北地区。虽然说国公也就是个封号，不会实际跑去管理地方，但在名义上确实是降了一级。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命人将蓝玉的这些过失刻在世袭的凭证上。这是很严厉的警告。
蓝玉仍然毫不改正，以军功自持，日渐骄横，蓄养了许多庄奴、义子，乘势横行霸道。有一次他强占东昌地区的民田，被人举报，中央派御史来查问。蓝玉根本就不回答问题，直接把御史骂走了。最糟糕的是，他在军中擅自罢免和提拔军官，独断专行，朱元璋多次责备他。蓝玉西征返回后，被封为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的师父。这是没有职权的荣誉职位。但蓝玉还是很不爽，因为带有“太子”头衔的最高职位是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这两个人是被封为太师的。
蓝玉对此很不服气，公开宣称：“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
——要是单论功劳，蓝玉的功劳确实比冯胜和傅友德要大一些；但冯胜和傅友德的功劳都是开国时期打出来的，论资历比蓝玉要老。太傅太师这些都是荣誉头衔，优先安排老资历是应该的。蓝玉这样闹，说明这个人确实很不识大体。

顶

洪武二十六年，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审问后，发现蓝玉联合景川侯、鹤寿侯、舳舻（读音：竹卢）侯、定远侯及吏部尚书、户部侍郎等人谋反，打算乘朱元璋藉田——也就是象征性的去农田中劳作，以示重视农耕——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1.5万人。朱元璋还把蓝玉谋反的各种证据供词编写成《逆臣录》，昭告天下。
从《逆臣录》的记载来看，蓝玉谋反案可以说是胡惟庸案的一个延续。蓝玉谋反的原因也跟胡惟庸一样：有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被朱元璋察觉且多次警告。由于他们都知道朱元璋对待此类行为处罚极为严厉，而且毫不姑息功勋权贵。所以不惜铤而走险，试图发动叛变来“解决问题”。他们的计划都得到了许多文臣武将的支持，希望推翻朱元璋的残暴统治，彻底过上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
比如，蓝玉与一个叫陶文的亲信军官商量谋反事宜，就对他说 ：
“我请你来，要与你商量一件大事。我想如今大官人每都为胡党废了。我亲家靖宁候一家儿都废了。久后我们也逃不出去。不如早寻个下手处。”
那陶文就说：“我当初因为抗拒总兵，也无甚不是，罚我做了二十年千户。才还了我职，又着我边塞上受苦。既然官人提起来，我心里正是这等做。”

总之，关于明初三大案，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个，是现在非常常见的“诛杀功臣论”。
这种论点的基本逻辑是：朱元璋是一个非常残暴无情的人，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假装仁义道德，欺骗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跟他一起干革命。等到得了天下当了皇帝，就翻脸不认人，反而担心这些优秀人才会在他死后威胁朱家子孙的皇帝宝座。
为了消灭这种威胁，同时也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皇权，朱元璋制造了胡惟庸和蓝玉两大冤狱，以“污蔑谋反”的方式，酷刑逼供、伪造供词，将功臣们系统的诛连进来全部杀掉。
光杀掉这些功臣还不够，朱元璋还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心理变态，以杀人为乐趣，顺带还杀了好几万对皇位和皇权根本不可能构成威胁的低级官员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等。

湘潭县志

湘潭历史考述

第二个，就是“反腐倡廉论”。
这是本文前面讲述的逻辑：朱元璋出身于中国社会最底层，从小就目睹了底层官吏的贪污暴虐，15岁的时候全家死绝，被迫乞讨3年。后来被迫参加农民起义军，对官员腐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切齿痛恨，因为胸怀宽广、治军严明，具有英雄气度和战略眼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帮助他。因而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最后夺取了天下。
当上皇帝以后，他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不大建宫殿工程，爱惜民力。每天疯狂的工作，很少时间个人享乐。立志要建立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为此，他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农业税率和最严厉的反腐败法令。
由于税率很低，国家财政收入有限，给官员们定的俸禄水平也就远远低于宋朝，也低于历代王朝的平均水平。官员们并不甘心拿着这点工资干活。更重要的是，官员腐败在中华帝国制度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官员们的权力具有很大的寻租空间。贪腐之风在建国后很快就盛行起来。

朱元璋不愿意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任何妥协。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厉诛杀贪腐官员，而且不避功勋权贵，杀人无数。
文臣武将们对此感到恐惧，认为他是“暴君”，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诛杀功臣。至于允许农民可以捆绑官员进京的做法，更是闻所未闻。为了结束这种痛苦而危险的状态，把悬在头上的反腐屠刀毁掉，官僚集团开始联合起来准备谋反，推翻朱元璋的“暴政”。
胡惟庸谋反案暴露以后，朱元璋发现了问题所在。于是废除丞相制度，消灭了这个可以统筹百官的职位，然后在禁卫军中设立锦衣卫来作为独立于官僚集团的监察机构。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官僚集团惊人的腐败（郭恒案）和对“反腐风暴”的一系列反攻倒算（胡惟庸、蓝玉谋反）被揭露出来了。
胡惟庸和蓝雨的谋反行动，不是个人的阴谋，而是整个贪腐集团的集体叛乱。能否坚决镇压这些贪官豪强造反，是决定反腐行动成败的关键。
朱元璋意志坚定、毫不妥协，将参与叛乱的贪腐分子全部诛杀。

以上这两个故事，哪一个更可信呢？
显然，本文的作者是更倾向于相信第二个的。
不过，即使第二个观点成立，也不是说诛杀功臣的动机完全不存在。作为一个专制皇帝，朱元璋在搞“家天下”方面是有私心的，而且私心还不小。最能体现其私心的，就是把他的二十六个儿子全都封王。亲王的俸禄是每年1万石，而一品官的俸禄一年才1000石，县令的俸禄一年才90石。
亲王们享有各种特权。朱元璋也会教育他们要勤俭节约、爱惜人民，但真的犯了错误，并不会像对待大臣一样刑罚伺候。最关键的是，亲王们还掌握兵权，负责守卫战略要地。可见朱元璋从制度设计上就对武将不太信任，只有把朱家的子孙都派到全国各地去镇守，把军队都掌握在亲儿子们手里，他才感到放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在厉行反腐败的过程中，有没有“搂草打兔子”一样的顺便杀掉一些个让他不放心的开国功臣呢？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要说朱元璋的反腐败完全就是为国为民，没有利己的动机，肯定不客观，也超越了朱元璋作为专制皇帝的历史局限。我们不能因为他大力反腐败，就把他描写成高大全一般的人物。
但是，我们又能不能就因为有这些问题就认为：整个洪武三大案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诛杀功臣呢？我看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估计是朱元璋小时候吃苦太多，目睹兄弟姐妹饿死，所以特别心疼子女，生怕他们受苦。
这个心理推测有一定道理：父母吃苦长大，然后就过分宠爱小孩是常见的事。
不过，要是细说起来，朱元璋的分封也并不是完全的自私溺爱。
皇帝的儿子封王是历朝历代的制度。按照分封的规则，爵位顺序是王（亲王、郡王）、公、候、伯。刘伯温的诚意伯俸禄是每年240石，汤和的中山侯俸禄是1500石，洪武十一年晋封信国公，俸禄涨到了3000石；而李善长的韩国公俸禄是每年4000石，基本上，爵位提高一个档次，俸禄至少翻一番甚至更多。按照这个标准，郡王的俸禄就应该在6000石，亲王的俸禄则应该超过1万石。

至于兵权的问题，也不是只信任亲儿子那么简单。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亲王只掌握出征的兵权，而没有调兵和练兵之权，军队调令必须由中央兵部发出，同时，军队的日常训练由地方指挥使负责，指挥使由中央任命。只有朝廷下令出征打仗的时候，亲王才能接管军队。而且，亲王所在的城市的守卫工作由中央统一管理，亲王要离开驻地城市必须中央批准。此外，亲王也没有征收钱粮、管理地方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布政使行使。
也就是说，朱元璋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军事指挥规则：军队的训练、出征、钱粮后勤和治安守卫工作分别属于不同的机构，亲王只掌握其中一部分权力。这样既可以防止武将专权，也能够防止亲王造反。皇室宗亲与武将相互制衡，只有中央枢机才能统一安排调度。而汉朝“七国之乱”前的制度是封王掌握其封国内的一切军政权力，朱元璋的分封与汉朝的分封有着本质差异。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不仅不信任功臣武将，对自己的亲儿子们，也并不十分信任。
他真正相信的是制度，在军权上，出征、守备、训练、后勤分离；在ZF权力上，则是行政权与监察权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