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所特有的症状是惊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囚徒正式进人集中营之前，惊恐就已产生。我将把我自己刚进人集中营时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
人由火车运送了几天几夜:每个车厢有80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躺在作为仅剩的少量个人财产的行李上。车厢十分拥挤，以至于只有车窗的顶部才能透进少许灰暗的黎明光线。每个入都期待火车开往某一军工厂，因为，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成为强迫劳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在西里西亚或者已经到了波兰。火车的鸣叫带着一种离奇的声音，就像是为怜悯那些注定走向地狱的不幸的人而发出的求助呼喊。这时，火车进了又道，很明显，它正接近一个大站。突然，从焦急的乘客中发出了一声呼喊，“站牌!奥斯维辛!”在那一时刻，每个人的心脏都猛地停止了跳动。奥斯维辛—这一代表所有恐怖的名字:毒气室、焚烧炉、大屠杀。慢慢地，几乎是犹犹豫豫地，火车继续行进着，似乎它也在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不让乘客们产生可怕的意识:奥斯维辛!
随着黎明的到来，庞大的集中营的轮廓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很长的几层带刺带电的铁丝网，探照灯，在灰暗的黎明中，长长的几队衣衫槛楼的人沿着笔直的荒凉道路，向谁也不知道的目的地移动着。偶尔传来孤零零的命令的喊声和哨音。我们不知道它们代表着什么意
思。我的想象力引导着我看到了悬吊着人的绞刑架。我极度惊恐，但也不过如此，因为我们不得不逐渐习惯这一极度的恐怖。
最终，我们进人了站台。最初的寂静被高声命令所打破。从那时起，我们将在所有的集中营中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些粗暴、尖利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就像是垂死者的最后呼喊，而且，毫无例外地都是如此。它带着一 种焦急的嘶哑声，似乎来自于一位不得不一直这样喊叫的人，一个被人用刀反复砍杀的人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车门被推开，一队囚徒蜂拥而人。他们穿着破烂的囚服，头发被剃得精光，但是，他们看起来似乎营养不错。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并且都带着一种在这一环境中听起来十分怪异的幽默感。就像一个行将淹
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我的天生的乐观情绪(它常常控制我的感情，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些囚徒看起来相当不错，他们似乎情绪很好，甚至还在笑。谁知道?我也许能够获得他们所享有的相当不错的地位。
在精神病学中有一种所谓的“暂缓性迷惑”的症状。行将被处决的人在被执行之前有时会获得一种可能在最后一刻暂缓执行的幻觉。我们也抱有这种希望，直到最后一刻还认为情况可能不至于太糟。那些囚徒红润的脸膛和胖乎乎的圆脸就是一大鼓励。当时，我们都不
知道，他们是一群精英，日复一日地跑到车站，充当着接待新来者的专门队伍。他们负责管理新来的人及其行李，包括稀有物品和被抢劫的珠宝。在战争最后几年的欧洲，奥斯维辛曾经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金、银、白金和钻石等罕见珍宝随处可见，不仅存在于大仓库中，而且还存在子党卫军的手中。
3个囚徒被关进了至多可容纳200人的棚屋 里。我们又冷又饿，而且非常拥挤，我们几乎无法蹲下，更不用说躺着了。一块五盎司重的面包是我们四天中的惟一食物。就是这样，我还听见一位负责栩屋的高级囚徒与一名接待队的成员就一个由白金和钻石制成的领带夹讨价还价。利润的大部分将最终用来购买一种饮料—杜松子酒。我不记得需要几千马克才能买到足够度过一个“快乐夜晚”的杜松子酒。但我知道，那些长期囚徒确实需要杜松子酒。在这一情况下，谁能责怪他们用酒精麻醉自己呢?还有一群囚徒可以得到由党卫军无限量提供的饮料:这些人受雇于毒气室或焚烧室，十分清楚终有一天他们将被另一批新来者所超度。届时，他们将不得不丢下作为行刑者的角色，并成为他们本人的牺牲品。

1944年冬和1945年春，斑疹伤寒爆发并几乎传染了所有的囚徒。身体瘦弱的人只要还能活动，就必须继续于活，因而死亡率极高。病人房间极为缺乏，而且几乎没有药品或护理人员。这种疾病的某些症状非常令人痛苦:对于任何食物哪怕是一小块面包都会产生不可遏
止的恶心(这更增加了生命的危险)，以及可怕的神志昏迷。我的一位朋友神志昏迷已经到了极点。他感到他即将死去，因而希望祈祷。但是，由于神志昏迷，他竟然想不起来如何向上帝祈祷。正如其他许多人所做的，为了避免神志昏迷，我在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尽量保持
清醒。在这几个钟头里，我在脑子里组织着句子。最后，我开始重新构思我在奥斯维辛传染病房里丢失的手稿，在小纸片上以速写记下一些关键词语。
在集中营中，有时还会发生科学争论。有一次，我见到了一种甚至在我的正常生活中都未见过的活动，尽管它与我的职业兴趣相去不远:精神降神会。我接到了集中营医生主管(他也是囚徒)的邀请。他知道我是一名精神病学家。聚会是在他个人专用的病人房间中的一间小屋子里举行的。参加者围成了一圈，其中有一名来自于卫生队的准尉军官，这着实令人感到意外。
一个人开始用祷告祈求神灵。集中营的一位职员端坐着，面前放着一张空纸，没有任何写的意识。在其后的十分钟里(在此之后，由于祈祷未能使神灵出现，降神会终止)，他的铅笔慢慢地在纸上画线，组成了“败者该遭殃”—失败者的不幸。据说，这位职员从来没有学过拉丁语，而且以前也没有听过。在我看来，他在一生中肯定听到过.而且，在我们获得解放和战争结束之前的几个月，这些词语出现在他的“精神”(他的下意识的精神)中。
在集中营中，虽然人的身体和思想由于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但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化也是可能的。习惯于丰富的知识生活且思想敏锐的人，可能会遭受很大痛苦(他们常常身体瘦弱)，但是，他们内心自我则较少受到伤害。他们能够从恶劣的环境转向内心丰
富且精神自由的生活之中。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身体不太强健的囚徒有时似乎比强健的人更能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为了明确表达我的意思，我将引用我的个人经历。让我来告诉你，在那些我们步行去工地干活的早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人高声命令，“分队，向前正步走!左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排首注意，左左左左!脱帽!”这些命令在今天仍然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在发出“脱帽”命令时，我们将通过集中营的大门。探索灯照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提起精神正步走，就会遭到一阵痛打。而且，如果有人由于天气太冷，没有得到允许就将帽子戴回头上，将会遭受更加严厉的打击。
我们沿着从集中营通向外面的路，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会儿爬上大石头，一会儿趟进大 泥坑。押送的看守不停地咆哮着，并用来福枪的枪托驱赶着我们。脚部疼痛的人扶着其他人的肩膀。人们几乎一言不发;刺骨的寒风吹去了人们的讲话兴趣。在我边上走着的囚徒用_L翻的领子遮住嘴巴，突然说道:“如果我们的妻子现在看见我们，那该多糟糕啊。我确实希望她们在集中营中过得好，并且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
这勾起了我对于我自己的妻子的思念。我们跌跌撞撞地走了几英里，在结冰的地方滑倒，相互搀扶着爬起，费力地向前娜动着，我们没有说话，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妻子。有时，我看着天，星星开始消失，清晨的粉红色光线在一片黑云的后面扩散。但是，我的意识仍然停留在我的妻子的形象上，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准确性来想象她的形象。我听见她回应我的间话，看见她在向我微笑，她的坦率而鼓励的表情。不论真实与否，她的形象甚至比正在升起的太阳还要明亮。
突然间，我惊呆了: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真理，它被一些诗人谱成歌曲，并被许多思想家称作是最后的智慧。这一真理是，爱是人可以立志追求的、最终的、最高的目标。于是，我理解了，人的诗歌、人的思想和信仰揭示的伟大秘密所蕴涵的意义:人的拯救是通过爱或
被爱来实现的。我理解了，在世上不再拥有任何东西的人，只要他拥有短暂的时间来思念他的爱人，他就可以理解幸福。在一种完全荒凉的环境中，当人们不能用肯定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时，塔他惟一成就只是以正确的方式—令人尊敬的方式—忍受痛苦时，在这样一种
情形下，人能够通过回忆他仍然保留的爱人的形象获得满足。平生第一次，我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天使们迷失在对于无限荣耀的永恒思索中。”

当我看见杂志中的照片时，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当我进行解释时，我的听众理解了我不认为照片恐怖的原因:毕竟，照片上的人可能并不是不幸福的。
在病房的第四天，我被分配去做夜班，这时，医生主管冲了进来，问我是否愿意在另外一个有着许多斑疹伤寒病人的集中营中承担医疗职责。我没有听从我的朋友的恳切劝告(尽管几乎所有的同事都不愿意从事这种服务)，决定报名参加。我知道，如果继续留在工作队
中，我将很快地死去。但是，如果我必须死在另一集中营，它将至少可以使我的死亡具有某些意义。我想，作为一名医生去帮助我的囚徒，无疑将比无所事事地活着并最终作为一个没有出产物的劳力(而我当时正是这样)死去，会有更大的意义。
对我而言，这只是个简单的数学题，而不是献身。但是，卫生队的准尉军官稍稍地下达命令，在离开之前，两名自愿去斑疹伤寒集中营的医生应当“受到照顾”。我们看起来非常虚弱，以至于他担心他的手上将留下两具尸体而不是两名医生。
早些时候，我曾经提到，所有与保证他本人或他的朋友生存这一直接任务无关的事情都不再具有价值。所有的事情都服务于这一目的。人的性格专注于一点，以至于陷人了一种威胁到他所持有的所有价值观并使之受到怀疑的精神错乱。在集中营中，人的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不再得到认可，人被剥夺了意志并成为将被消灭的对象(然而，这一过程是有计划的，首先，充分利用他的身体资源)—在这一环境的影响下，人的个体自我逐渐地失去价值观。如果集中营的人不能作出最后的努力来维护他的自尊，他将丧失作为个体、作为有思想的、有内心自由和个人价值观的个体的情感。于是，他只把自己看作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他的生存将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他们将被驱赶着—有时到一个地方，有时又到另一个地方;有时被驱赶集中起来，有时又被驱赶着分散开来—就像一群羊，没有自己的思想或意志。一群规模不大但十分危险的狐群狗党从各个方向看管着他们，并伴随着各种变态的折磨办法。他们嚎叫着，拳打脚踢着，不停顿地驱赶着羊群，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而我们这群羊只想着两件事—如何躲避恶狗，如何获取食物。
正如胆怯地挤人羊群中间的羊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试图躲进队伍的中间。它使得我们获得了较好的机会来躲避来自于队伍的两边或前后的看守的打击。中间位置还具有躲避寒风的额外优势。因此，淹没在人群之中，成为维持生命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在我们当中自
然发生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种自觉行为—它与集中营的自我保护律令完全一致:不要太出众。我们时刻提防着，避免引起党卫军的注意。当然，有的时候，远离群体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众所周知，在一种强制性的群体生活中，、、一个人一直关注其他人的所做所为。这将导致他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至少是一段时间内远离群体的冲动。囚徒渴求离群独思。他们盼望清静和孤独。在被转移到所谓的“体息集中营”之后，我获得了每次五分钟的独处宝贵机会。在我工作并居住着50名神志昏迷病人的棚屋的后面，在环绕集中营的双层带刺铁丝网的角落里，有着一块安静的空地。一座用柱子和树枝临时搭成的帐篷遮挡着五六具尸体(这是集中营每天的平均死亡人数)。还有一口通着水管的竖井。每当无需工作时，我就蹲在竖井的木盖上。我只是蹲坐着，向外看着绿色的、开花的斜坡，以及远处被带刺铁丝网所分割的巴伐利亚蓝色的山脉。我渴望地梦想着，我的思绪向着北部和东北部我的家乡的方向漫游，但我只能看见一片片的云。
在我旁边爬满虱子的尸体井不令我厌恶。相反地，只有路过此地的看守的脚步声才能把我从梦幻中惊醒;或者病房有人招呼我去接收刚刚到达的分配给我的棚屋的药品—五至十片阿斯匹林，供50个病人使用几天。我收下这些药品，然后巡回探视病人，触摸他们的脉搏，给予重病号半片阿斯匹林。但对于病情过重的则一点不给。因为这将无济于事。面且，还将剥夺有希望康复的病人的机会。对于病情较轻的，除了几句口头鼓励之外，什么也不给。依此办法，我从一位病人挪到另一位病人，尽管我本人也因斑疹伤寒的严重打击而极度虚弱。然后，我回到水井木盖这一清静的地方。
这门水井曾经偶然地救过三个囚徒的性命。在解放前夕，集中营组织向达豪大规模转移，这三个囚徒聪明地逃避这一转运。他们顺着水井爬了下去，并在那里躲避看守。我平静地坐在盖子上，看起来单纯，井玩着一种将卵石扔向带刺铁丝网的孩子游戏。看到我，看守犹
豫了一下，但是然后继续走开。不久我就可以告诉一下面的三个人，最坏的危险已经过去。
对于局外人来说，要想理解集中营中对于人的生命的极度蔑视，是十分困难的。集中营的囚徒是老练的，然而，当集中营组织病人转移时，他们叮能更加意识到这一对于人的存在的完全漠视。病人的瘦弱驱体被扔到两轮马车上，由囚徒们拉着，通常是在暴风雪之中，经
过几英里的跋涉，到达下一个集中营。如果病人在出发后死去，也必须将他扔在车土—名单必须正确无误!名单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重要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囚徒号码。一个人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号码:是死是活，都不重要;一个“号码‘’的死活完全尤关紧要。这一号码和这一生命背后的东西就更不重要厂:这个人的命运、经历和姓名。在病人转移过程中，作为医生，我必须一路陪伴，从巴伐利亚的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囚徒需要转移，而他的兄弟不在这份名单上，因此必须留下米。这个年轻人苦苦乞求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集中营典狱官决定给子调换。当时有一位囚徒希望能够留下来，于是这位兄弟替代了这个人的位置。但是，名单必须准确无误!这很容易。于是，这位兄弟与这位囚徒交换了号码。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没有档案;然而，幸运的是，每个人都还拥有自己的身体，无论如何，身体还能呼吸。我们其他一切东西，例如悬挂在瘦骨嶙峋的骨架七的破衣服，只有当我们被安排参加病人转移时。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带着一种不知羞耻的好奇去观察
即将离开的人，看看他们的L衣或鞋子是否比自己的更好。毕竟，他们的生命已经完结了。但是，那些留在集中营的人，他们仍然能够于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他们并不多愁善感。囚徒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看守的情绪—命运的玩物—这使得他们变得缺少人性，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环境的作用。在奥斯维辛.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而且证明，这个办法相当不错，并被大多数囚徒所效仿。后来在一般情况下，我会真实地回答各种问题。但是，对子任何没有明确问到的问题，我则保持沉默。如果问到我的 年龄，我告诉他。如果问到我的职业，我说“医生”，但不做进一步的解释。在奥斯维辛的第一个早晨，一名党卫军军官来到操场。我们按照命令，分成不同的小组:超过40岁的、40岁以下的、饭金工、机修工及其他。然后检查我们是否患有庙病，一些囚徒又组成一个新的小组。我所在的小组被赶进了另一间棚屋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排起队来。在被再次挑选以及回答了诸如年龄、职业等间题之后，我被派到了另外一个小组。再一次地，我们被赶到了另外一间枷屋，并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这一工作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说着外语的陌生人中。这着实令我不悦。然后，进行最后一次筛选，我发现，我又回到了我曾经呆过的第一个棚屋的小组!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是从一个棚屋回到同一个棚屋。然而，我却意识到，在这几分钟里，我的命运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
在组织病人向“休息集中营”转移时，由于需要一些医生.我的名字(即我的号码)出现在名单上。但是，没有人相信，转移的目的地是真正的休息集中营。几周之前，曾经准备了一次相同的转移。当时，每个人都认为，转移的目的地是毒气室。当集中营军官宣布，自愿参加夜班工作者可以把姓名从转移名单上划去，82名囚徒报了名。一刻钟之后，取消了这次转移，但这82名囚徒仍要上夜班。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来说，这意味着两周之内将会死亡。
现在，向休息集中营的转移又要组织了。没有人知道，这是否又是一个从病人中榨取最后一点工作的诡计—哪怕只有14天—它将走向毒气室，还是去真正的休息集中营?在十点差一刻时，一直对我另眼相待的医生主管偷偷地告诉我，“我在护理员办公室里得知。你还可以将你的名字从名单上划去;你可以在十点之前做这件事。”
我告诉他，这不关我的事;我学会了听天由命。我说，“我也许可以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他的眼中透出一丝同情的表情，似乎他已经知道·一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似乎是一种告别，不是生命中的一次告别，而是与生命的告别。慢慢地，我走回了我的棚屋。在那里，我看到我的一位朋友正在等着我。
“你真的想跟他们一起走吗?”他悲哀地问道。

“是的。”
眼泪涌出了他的眼睛。我努力去安慰他。然后，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表达我的愿望:“听着，奥托，如果我不能回家去见我的妻子，如果你能够看见她，那么请你告诉她，第一，找每时每刻都在与她说话。你记住了吗?第二，我比任何人都爱她。第三，在我娶她的短短一段时间超过了任何事情，甚至超越了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奥托。你现在哪里?你还活着吗?从我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又找到了你的妻不了吗?你还记得我是如何让你记住我的愿望的吗—逐字逐句地—尽管你的眼中充满了孩子般的眼泪。
第二天早晨，我与转移的队伍一起出发。这次转移不是一个诡计。我们不是开往毒气室，而是，确实开到了一个休息集中营。那些同情我的人仍然留在集中营。在那时，将要发生的饥荒甚至比我们新的集中营更严重。他们曾经试图保护自己，但是，他们只是堵死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在获得解放之后几个月的某一天，我遇到了一位来自于原先集中营的朋友。他告诉我，作为一名集中营的警察，他是如何寻找一块从一堆尸体上丢失的人肉。在一口罐子中，他查抄到了正在煮着的人肉。同类相食的现象开始出现。我离开得正是时候。
这难道没有使人们想起德黑兰死鬼的故事吗?有一天，一位富有而强壮的波斯人与他的仆人在花园中散步。仆人哭着说，他刚才遇到了死鬼，死鬼威胁他。他乞求主人给他一匹最快的马，以便他能在当天晚上赶到德黑兰。主人表示同意，仆人飞身上马。在返回房间的
路上，主人本人遇到了死鬼。主人质问死鬼，“你为什么要恐吓和威胁我的仆人?”“我没有威胁他;我只是对于他仍在这里而我们计划今大在德黑兰相见的情况表示惊讶。”死鬼说道。 集中营的囚徒不敢作出任何决定或采取任何主动性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强烈地认为，命运是他的主人，他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它，相反地，他应听从命运的安排。另外，冷漠情绪在相当程度上也促成了囚徒的这种情感。有的时候，囚徒们必须作出具有生死性质的突然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囚徒们往往让命运为他作出选择。当囚徒们必须作出涉及逃避或不逃避的决定时，这一逃避责任的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必须下定决心的几分钟里—并且，它通常是几分钟的问题—他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他应该逃避吗?他应该冒险吗?
我也经历过这样一种折磨。随着战线的推进，我有了逃跑的机会。我的一位同事因履行医疗职责的需要而经常出访集中营外面的棚屋，他想逃跑并希望带我一起走。他以探访一位病情严重的病人，几需要专家建议为借口，将我带了出来。在集中营的外面，一个外国抵抗
运动的成员将为我们提供军服和文书。在最后时刻，我们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不得不重返集中营。利用这一机会，我们为自己准备了一些供给—几块腐烂的土豆—并且寻找一个麻布袋。
我们闯进了一个妇女集中营。它空无一人。所有的妇女都被送到了另外一个集中营;栩屋一片狼籍;很明显，许多妇女获得了供给并得以脱身。棚屋里有一些破 布、稻草、腐败的食物和破裂的陶罐;有几只饭碗仍然完好无损，对我们来说，这将是一笔巨额财产。但是，
我们决定不带走它们。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形势令人绝望，这些碗不仅用来盛放食物，而且还用作脸盆和马桶。(按照规定，棚屋中严禁放置任何卫生器具。然而，一些人被迫打破这一规定，尤其是一些斑疹伤寒病人，他们非常虚弱，以至于甚至在别人的搀扶下也不能
走出去。)我作为一个屏障站立在门口，我的朋友则顺势闯进棚屋。不久，他在上衣里夹带了一块麻袋片回到了门外。他看见里面还有一块麻袋片，我可以带走它。所以，我们交换了位置。我钻了进去。我在垃圾中四处寻找，最终发现了一块麻袋片和一只牙刷，突然，在所
被丢弃的东西中，我看见了一具妇女的尸体。

我跑回棚屋，收拾我的财产:我的饭碗，一副从一位死亡的斑疹伤寒病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破手套，以及一些写着速记符号的纸片(正如我以前所提到的，我在上面开始重新构思我在奥斯维辛丢失的手稿)。我迅速地最后巡视一遍我的病人。他们躺在棚屋两边的朽木
板上。我走近了我的惟一的同乡，他已濒临死亡，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能够挽救他的生命。我尽量地掩饰逃跑的念头，但是，我的难友似乎猜到了什么(可能我表现得有些紧张)。他用一种疲惫的声音问我，“你，也要出去吗?”我慌忙加以否认，但是发现难以避开他的 悲惨的表情。在转了一圈之后，我回到了他的身边。我再次地看到了绝望的表情，而且。我感到这一表情是一种谴责。当我告诉我的朋友我将跟他一起逃走时，这一痛苦的感情就变得分强烈。突然，我决定再一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跑出棚屋，告诉我的朋友我不能跟他一起走。在告诉他我将和我的病人一起留下来之后，这一痛苦的感觉立刻远离了我。我不知道未来的几天将发生什么，但我获得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内心平静。我回到了棚屋，坐在我的同乡脚头的木板上，努力地安慰他;然后，我跟其他人闲聊，努力使他们在神志昏迷中安静下来。
我们在集中营中的最后时刻到了。随着战线的日趋接近，几乎所有的囚徒都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大头领和厨师已经逃跑。这一天。一纸命令要求集中营在日落之前必须全部撤离。甚至为数不多的几个囚徒(几位病人、医生和“护士”)也必须撤离。到了夜里，集中营将被点燃。到了下午，接送病人的卡车还没有出现。相反地，集中营的大门突然关闭，看守严密监视着带刺铁丝网，防止任何人乘机逃脱。剩余的囚徒似乎注定要与集中营一起燃烧。于是，我和我的朋友第二次决定逃走。
我们接到命令，将三具尸体埋在铁丝网的外面。在集中营中，只有我们俩还有力量做这项工作。几乎所有 其他人都躺在尚在使用的棚屋里，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地俯卧在床上。现在，我们开始制订计划:在运出第一具尸体时，我们将把我的朋友的麻袋片藏在用作棺材的洗衣盆中，偷运出去。在运出第二具时，我们将带出我的麻袋片，第三趟，我们将伺机逃跑。前两趟，我们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回来之后，我等待着我的朋友，他正试图找到一片面包，以使我们在逃人森林的几天里能够有些东西充饥。我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由于他没有回来，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在三年的囚禁之后，我愉快地想象着自由，想象着跑向前线将会多么令人兴奋。但是，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
我的朋友刚刚回来，集中营的大门就打开了。一辆程亮的、铝灰色小汽车，_卜面画着巨大的十字，缓缓地开到了操场。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到了。从现在起，整个集中营和囚徒都将受到他的保护。这位代表住在附近的农庄，时刻监视着集中营，以防出现紧急事件。现在，谁还会操心逃跑的事呢?他从车卸下装着药品的箱子，并给大家散发香烟:，我们接受着摄影，兴奋程度达到了顶点。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冒险跑向前线了。
兴奋之余，我们想起了第三其尸体。所以，我们把它抬到外面，并放到我们为这只具尸体挖掘的狭窄的墓穴中。陪伴我们的看守—一位不令人讨厌的人—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他看出，局势可能发生大转换，因此，争取赢得我们的好感::在向尸体上洒土之前，他加人了我们为死者举行的简短祈祷。在经历了过去的紧张与兴奋之后，在度过了与死神赛跑的最后儿天之后，我们乞求和平的祈祷十分炽热，就像人类声曾经发出的一样。
所以，集中营的最后一天是在对于自由的盼望中度过的。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红十字会代表向我们保证、协议已经达成，集中营无需疏散。但在那天夜里，党卫军的卡车到了，并带来了清空集中营的命令。最后剩下的囚徒将被带到中心集中营，从那里，他们将在48钟头内被送往瑞士—用来交换战争囚犯。我们儿乎不敢相信这些人就是党卫军;。他们非常友好，好言好语地劝说我们不用害怕，只管上车，告诉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好运而高兴。那些身体还算强壮的人自己挤进了卡车，而病重体弱的则被费力地抬了上去。我和我的朋友—现在我们不再隐藏我们的麻袋片了—排在了最后一组。在这一组中，将挑选]3个人等待乘坐最后一班车们两位医生主管清点出了必要的人数，但是忽略犷我13个人上了卡车，们感到惊讶、恼怒和失望，我们不得不留在后面。我向医生主管抱怨。他说，他疲劳过度且精神分散，以此为借n进行搪塞。他还说，他原认为我们还想逃跑。我们不耐烦地坐下来，将麻袋片披在背上，与其他剩下来的囚徒一起等待着最后一班卡车。我们还得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们在被人遗弃的看守室的垫子上躺了下来。最后几个钟头的兴奋使得我们不断在希望和失望之间颠簸，至此，我们已经精疲力竭。我们穿着衣服和鞋子，时刻等待着出发，最后，渐渐地睡着了。
来福枪和加农炮的声音唤醒了我们;飞弹的闪光照进了棚屋。医生主管冲进来，命令我们拿起地上的铺盖。一位囚徒穿着鞋子从我上面的床上跳下来，正好落在了我的肚子上。而这正好唤醒了我!然后，我们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战线已经到达了我们这里!射击声逐渐平息，天亮了。在外面，在集中营大门的旗杆上.一面白旗在风中飘动。

很多星期之后，我们发现，即使在最后时刻，命运仍然在同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剩余囚徒开玩笑。我们发现，人类的决定是如何地不确定，尤其在生和死的问题上。我曾见过一张摄于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小型集中营的照片。我们那些在那天晚上认为他们正迈向自由的朋
友，就是被卡车带到了那个集中营，并且，正是在那里，他们被锁进了棚屋并被烧死在里面。在照片上，他们一半被烧焦的躯体依然清晰可辨。我再次想到了德黑兰的死鬼。除了作为一种防卫性机制的作用之外，囚徒的冷漠还来自于其他因素。饥饿和缺乏睡眠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正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并造成了囚徒精神状态的另外一种特征—易怒性。睡眠的缺乏部分出自于害虫的烦扰。由于普遍缺乏卫生保健设施，我们的异常拥挤的棚屋爬满了虱子。我们既没有尼古丁也没有咖啡因，也造成了人们的冷漠和易怒。
除了身体上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一些以某种情结出现的精神性原因。大多数囚徒都患有自卑情结。我们曾经是，或者想象自己是“大人物”。现在，我们被当成无足轻重的人。(一个人的内心价值的意识植根于较高级的、较多精神性的东西，而且不会因集中营的生活而动摇。但是，又有多少自由人，更不用说是囚徒了，能够拥有它呢?)如果不是有意识地思考它，普通囚徒就会感到自己完全堕落了，当人们仔细观察由集中营这一单一社会结构所提供的强烈对比时，这一点就会变得十分明显。较“显赫”的囚徒，如大头领、厨师、仓库管理员和集中营警察，作为一种普遍的情况，并不像多数囚徒那样，感到自己被贬低了，相反地—他们感到得到了提升!一些人甚至获得了荣耀感。嫉妒而牢骚满腹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一受到优待的少数人的精神反应，通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有时是玩笑。例如，我曾听见一位囚徒向另外一个人评价一位大头领，“看一看)当这个人只是一个大银行总裁的时候，我就认识
他。他在这个世界里升迁得这样高，难道不是一种福气吗?”

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在集中营中的人都还记得，有些人可以在棚屋中安慰别人，并拿出自己的最后一片面包。他们在数量上可能微乎其微，但是，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可以剥夺人的一切，但是，一件东西之外:人的最后的自由—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方式。
而且，选择总是存在的。每时每刻地，提供机会做出决定，一种将决定你服从或不服从那些将剥夺你的自我、你的内心自由的决定;决定你是否将成为环境的玩物、放弃自由和尊严面成为典型的囚徒。
从这一角度来看，集中营囚徒的精神反应远远超出了对于某种物质的、社会的环境的表达。尽管诸如睡眠不足、食物医乏和各种各样的精神紧张等环境可能表明囚徒将以某种形式作出反应，但是，最后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囚徒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决定的结
果，而不仅仅是集中营影响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看，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人都能决定他将成为什么—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甚至在集中营中他也可能保持人的尊严。托斯绥夫斯基曾经说，“我所惧怕的只有一件事情:他的受难没有价值二”在我结识了集中营中的伟大受难者之后，这一话语经常进人我的脑海。他们在集中营的生活，他们的受难和死亡，证明了一个事实:不能失去最后的内心自由。可以说，他们的受难是有价值的;他们承担痛苦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内在成就。正是这一精神自由—它不能被剥夺—使得人的生命有意义、有目标。
一种积极的生活将赋予人们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实现价值的机会。而一种消极的享乐生活将给他带来在体验美、艺术或自然等方面的满足。但是，在既没有创造也没有享受，只承认一种较高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即，在人对于他的存在、一种受到外在力量限制的存在的态度方面—的生活中，同样存在着目的:他不能享有一种创造性生活或享受性生活。但是，具有意义的不只是创造和享受。如果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意义，那么， 这一意义也必然存在于痛苦之中。痛苦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就像生和死一样。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是不完整的。
人们接受命运及其他所带来的所有苦难的方式，以及他选择生活道路的方式，使他获得了足够的机会—甚至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向他的生活增添更深刻的意义。他可能保持勇敢、自尊和无私。或者，在激烈的自我保护,_争中，他可能忘记了人的尊严，并只是变成了动物。在这里，存在着或者利用或者放弃，一种困难形势可能赋予他的、赢得道德价值观的机会。并且，这决定了他的受难是否具有价值。
不要认为这些想法只存在于天堂而与真实生活无关。真实情况是，只有一些人能够达到这徉高的道德标准。在囚徒中，只有一些人保持了他们的全部内心自由，并获得了其痛苦赋子的价值，但是，甚至一个这样的例子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心力量可能使他超越外部命
运。这样的人并不仅仅存在于集中营中。在任何地方人们都面对着命运，面对着通过痛苦获得一些东西的机会。

例如，一些病人—尤其是无法治愈的—的命运。我曾经读到一封年轻病人写来的信。在信中，他告诉一位朋友，他刚刚发现他将不久于人世，甚至手术也无济于事。他进一步写道，他记得，他看过一部电影，描述一位年轻人以勇敢和自尊的方式等待着死亡。这个男孩认为，这样面对是一件伟大的成就::现在—他写道—命运给他提供r一个相同的机会。
我们这些在几年前看过电影《重生》—取自托尔斯泰的一本书—的人，可能有着相似的看法。这里存在着伟大的命运和伟大的人。在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伟大的命运;没有取得伟大成就的机会。电影之后，我们去了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对着一杯咖啡和一份三明治，我们忘记了曾经进人我们脑海中的奇怪的哲学思想。但是，当我们自己面对一种伟大的命运，面对用相同的伟大精神来迎接挑战的决定时，到了那时，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很早以前曾经做出的幼稚的决心，井.}.,我们失败了。
也许在某一天，我们将再次观看相同的或者相似的电影。但是，到了那时，其他画面可能同时在我们的内部眼前展开;一些有关人们在生活中获得的比一场多愁善感的电影所表达的更多的人们的画面。一些有关一个人的内心伟大的细节可能进人到人的思想，就像一位我
亲眼目睹她的死亡的年轻妇女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内容不多，而且听起来就像是我自己杜撰而成的;但是，对我来言，它是一首诗c
这位年轻的妇女知道她将在最近几天中死去:，尽管她早已知道，但是，当我跟她说话时，她非常高兴。 “我很感激命运给予我如此沉重的打击，”她告诉我，“在以前的生活中，我被宠坏了，从不严肃地对待精神仁的成就。”她指着棚屋的窗户，继续说道，“这棵树
是我孤独时的惟一朋友。”通过这扇窗户，她只能看见栗树的一棵枝娅，树枝上开着两朵花。“我经常跟这棵树对话，”她对我说。我非常惊讶，不知道如何对待她的话。她精神错乱了吗?我急切地询何她树是否作了回答。“是的。”它对她说了什么?她答道，“它对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一找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我们已经说过，最终对于囚徒的内心自我状态发生作用的与其说是不胜枚举的心理原因，不如说是自由决定的结果。对于囚徒的心理观察表明，只有那些任其道德和精神自我的内心支柱沉沦的人，才会完全接受集中营恶化的影响。现在，产生的间题是，我们能够，或者应该，构成什么样的“内心支柱”?
当以前的囚徒撰写或谈起他们的经历时，他们都认为，最为抑郁的影响是，囚徒不知道他的刑期到底有多长。他们无法得知释放的日期。(在我们的集中营中，甚至无法谈论这一话题。)实际上，囚徒的刑期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是无限的。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研究者
指出，集中营的生活可以称做是“暂时性存在”。我们可以加经补充，将它定义为“不知期限的暂时性存在”。

新来者通常对于集中营的情况一无所知。那些从其他集中营回来的人被迫保持沉默，并且从一些集中营没有人回来。在进入集中的那一刻，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一种变化。随着不确定的结束，产生了目的的不确定。人们无法预测，这一存在的方式是否或者将在什么时候结
束。拉丁语finis具有两重含义:一种是终结或完结，另一种是将要达到的目标。一个人如果不能看见“临时存在”尽头，他就不能看到生命的最终目的，不能瞄准生命的最终目标。与正常生活中的人相比，他不再为未来而生活。因此。他的内心生活的结构全面发生了变
化;出现了我们从生活其他领域可以得知的衰落情景。例如，失业的工人就处干相似的环境中。他的存在变成临时性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再能够为未来而生活，或者瞄准一个目标。有关煤矿失业工人的研究表明，它们感受着一种特殊的畸形时间—内心时间—这是失业状态的一个后果。囚徒也遭受这样一种奇怪的“时间经历”。在集中营中，一个小的时间单位，例如一天，充斥着几个钟头的折磨和疲乏，看起来似乎无边无尽。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可能是一周，似乎很快就已经过去。当我说，在集中营中一天比一周持续更长时，我的难友表示赞同。我们的时间经历是多么的自相 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想起了托马斯·曼恩的蛋魔法山》。它包含f一些非常尖锐的心理评论。曼恩研究了那些处于一种类似心理状态中即在疗养院中不知道何时得以解脱的肺结核病人的精神发展。他们经历着同样的存在—没有未来和没有日标。
一位曾经跟随新来囚徒的队伍从火车站步行到集中营的囚徒在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感到，他似乎正行走在他自己的葬礼上。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似乎毫无前途。他认为，生命已经终结，他似乎已经死亡。这一无生命的感觉由于其他原因而进一步强化:在时间上，它是人们深刻体会到的囚禁时间的无限;在空间上，是监狱空间的狭小。带刺铁丝网外面的任何事物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不可达到，并在一些方面，是不真实的。外面的事物和人，那里的所有正常生活，在囚徒看来，都有着可怕的一面。也就是说，外面的生活，就他所能看见的，在他看来，就像是一位死人从另一世界所看到的东西。
那些由于不能看到任何未来目标而任凭自己堕落的人，常常陷人对于过去的回忆之中。我妇已经提到的，存在着一种趋势，回忆过去，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使得带有所有一切恐怖的现在变得更少真实。但是，在对于现实存在的回避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它使人容易忽视那
些能够使集中营生活变得积极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确实存在。在使得囚徒丧失生活支柱的各种原因中，把“暂时性存在”看做是不真实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任何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这样的人忘记了，常常正是这些异常困难的外部环境向人们提供了在精神卜超越自我的机会。与把集中营的困难看做是一种对于内心力量的考验相反，他们并不严肃地对待生活，而是把它们看做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事情。他们更愿意闭起眼睛，生活在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达到伟大的精神高度。一些人虽然在现实世界中遭受到明显的失败和死亡，但是，他们还是获得了实现人类伟大的机会。一种他们在普通环境下永远也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平庸而又缺乏热情的，可运用傅斯麦的话的描述他们，“生活就像在牙科诊所。你总是认为，最坏的还会来到，但是它已经过去了。”把这句话变化一下，我们可以说，集中营的大多数人相信，真正的生活机会已经过去。然而，实际上仍然存在着机会和挑战。人们可以从这些经历中取胜，把生活转化成为内种内心的胜利，否则，人们可能忽视这些挑战，只是无所事事地活着，大多数囚徒就是这样做的。任何通过精神病学或精神卫生学的方法、致力于防止集中营囚徒的精神病理学影响的努力，必须集中于，通过向他提出一种他可以期望的未来目标来赋予他内心的力量。一些囚徒本能地试图依靠自己来找到一种目标。人们只能通过指望未来才能生活，这是人的一种特性。并且，这是他在生存的最困难时期的拯救物。尽管有时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想着当前的任务。
我还记得我的一次个人经历。儿乎疼痛得掉下眼泪(我的脚因穿着烂鞋子而疼痛无比)，我跟随着队伍从集中营到工地，一瘸一拐地走了几公里。刺骨的寒风吹打着我们。我一直思考着我们悲惨生活中的没完没了的小问题。今晚我们吃什么?如果我能额外地得到一根香肠，我会拿它换一块面包吗?我用我最后的一支香烟—它是我两个星期前得到的一笔奖励中剩下的—来换一碗汤吗?我怎么能够得到一段铁丝来替换作为我的鞋带的碎片呢?我将按时到达工地并参加我通常干活的工作组，还是参加另外一个可能由一个粗暴工头控制的工作组?我怎样才能和大头领保持良好关系，而他可以帮助我获得在集中营里的工作而不用每天走这么一段可怕的距离呢?
对于这种迫使我每时每刻地、只是想着如此的琐细小事的事务状态，我感到极度的厌烦。因此，我强迫我的思路转向另一个主题。突然，我看见我自己正站在一间灯光明亮、温暖、舒适的教室的讲台上。在我的面前，坐着一群安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的、聚精会神的听众。我在做一个有关集中营心理学的讲座!从遥远的科学的角度观察和描述，所有在那一时刻压迫我的事情，都成了客体。通过这一办法，我成功地超越了环境，超越了痛苦，并且，我观察着这些事情，就像它们已经成为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成了一种由我自己从事的、有趣的心理学研究。斯宾诺莎在嗜论道德》中说了什么?正在经受磨难的情感，只要我们形成了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画而，它就不再是一种苦难。
对于未来—他的未来—失去信心的囚徒，是命中注定将要死去的。随着他对于未来信心的丧失，他还丧失了精神支柱;他放任自己堕落下去，并屈从于精神的和身体的衰落。通常地，它的发生十分突然，以一种危机的形式，一种有经验的囚徒所熟悉的症状出现。我们都担心这一时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它将变得毫无意义，而是为了我们的朋友。通常地，它开始于某一天早晨，这位囚徒拒绝穿衣、洗漱、到操场上去。任何哀求、打击、威胁都没有效果。他只是躺在那里，几乎一动不动。如果这一危机是由疾病所引起的，他就拒绝去诊所，或者去做任何事情来帮助自己。他只是放弃。他呆在那里，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上，任何事情都不再使他烦恼。
关于这一对于未来丧失信心与危险地放弃之间的密切联系，我曾亲自目睹。我的高级街区典狱官，一个作曲家和歌剧剧本作家，一天向我吐露道:“医生，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我曾经做r一个奇怪的梦。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可以希望一些东西，我只应说出我想知道的，而且我的所有问题都将得到回答。你认为我问了什么?我问我想知道，对我来说，战争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医生，你知道我的意思—对我来说!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以及我们的集中营，才能得到解放，什么时候我们的痛苦才能走到终点。”
“你什么时候做的梦?”

“1945年2月，”他回答道。这时正是3月初。
“你的梦中声音是怎样回答你的?”他死了。从外部表情来看，他死于斑疹伤寒。
一个人的思想状态和他的身体免疫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对此，具有明确认识的人将会知道，希望和勇气的突然丧失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我的朋友的死亡的最终原因是预期的解放没有到来，他变得万分失望。这突然降低了他的身体对于斑疹伤寒感染的抵抗力。他
对于未来的信念和他生活的愿望瘫痪了，他的身体因疾病而垮了下去—因此，他的梦中的声音是正确的。
对于这一案例的观察，以及从中得到了结论，与我们集中营医生主管提请我注意的一些情况完全一致。在1944年圣诞节到1945年元旦之间的一周时间电，囚徒的死亡率超出了集中营以前的所有时期。在我看来，死亡率增加的原因并不在于艰苦的工作条件，或者食物供
应的恶化，或者天气的变化，或者新的流行病。只是因为，大多数囚徒生活在他们将在圣诞节时再次回到家里的天真幻想之中。随着时间的推进，没有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囚徒们就丧失了勇气，失望战胜了他们。这严重降低厂他们的抵抗能力，许多人因此而死去。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集中营中，任何致力于恢复一个人的内心力量的努力，首先必须成功地向他展示未来的目标。尼采的话，“那些拥有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承受任何如何活的问题”，可以成为所有有关囚徒精神治疗法和精神卫生学的指导性格言。每当存在着这样一
种机会时，为了加强他们承受他们存在的可怕的如何活的问题，人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一个为什么—一个目标。可悲的是，他没有从生活中找到意义，找到目标，找到目的，因而没有生存下去的意义。不久他就迷失了。这种人用来拒绝鼓励观点的典型回答是，“我不再能够从生活中获得什么。”对于这种状态，我们还能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呢?

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根本转变。我们不得不向我们自己学习，并且，我们不得不教育失去希望的人，我们能够从牛活中得到什么，这并不真正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给予生活什么。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生括的意义。并作为那些被生活所询问的人，想一想我们自己—每时每刻地。我们的回答必须包括，不是说和思索，而是正确的行动和正确的行为。生活最终意味着担负起发现间题的真正答案，并实现常常向我们每个个体提出的任务。
这些任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时而迁。因为无法用一般的方法来定义生活的意义。有关生活意义的问题从来不能用无所不包的语句来回答。“生活”并不是模糊不清的东西，它是具体的事物，正如生活的任务也是真实而具体的一样。它们形成
了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命运。没有一个人及其命运可以与其他人及其命运相比较。没有任何情形可以重复，并且，每一种情形都要求人们作出不同的反应。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发现他所处的形势可能需要他通过行动来塑造自己的命运。而在另外一些
时候，这有利于他利用一种思想的机会，并用这一方法来实现财富。有时可能只是需要人们接受命运，承担他的苦难。每一种情形都因其独一无二性而突出，并且，总是存在着用来解答由身边的情形提出的问题的惟一正确答案。
当一个人发现受苦受难就是他的命运时，他就会把受难看成是他的任务;他的惟一的、独一无二的任务。他将不得不承认，甚至在受难中，他在宇宙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或替他受难。他的独特机会在于，他承担他的负担的方式。
对于我们来说，作为囚徒，这并不是远离现实的苦思冥想。它们是仅有的可以帮助我们的思想。它们使得我们远离绝望，甚至在似乎没有机会逃生的时候。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跨越了询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阶段，一种将生活理解为通过积极地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达到某些目的天真的询问。对于我们来说，生活的意义包括更宽广的生死循环。苦难的循环，死亡的循环。
人们一旦明白了受难的意义，他将不再通过忽视它们，或者通过抱有虚假的幻想，通过保持虚假的乐观主义来减少或增加集中营的折磨。受难是一种我们不希望背负的任务。我们意识到它对于成就的潜在机会，一种促使诗人里尔克写出“ (有多少苦难等待我们去经受。)”的机会。里克尔在提到“经受苦难”时，就像其他人谈论“经受工作”一样。存在着许多
的苦难等待着我们去经受。因此，需要面对所有的苦难，尽量使软弱的时刻和偷偷的眼泪变得最少。但是，无需为流泪羞耻，因为眼泪表明一个人拥有最大的勇气。承受苦难的勇气。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一些人羞愧地承认，他们有时也流泪，就像一位难友在答我他是如何克服水肿时坦白，“我把它从身体中哭了出来。”一种精神疗法或精神且生学的考虑周到的开端是，在集中营中，什么时候他们是可能的，在性质土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个体的精神疗法的努力往往是一种“维持生命的程序”。这些努力通常关注如何防止自杀。集中曹严厉禁止任何救助企图自杀者的行为。例如，禁止解救一位正在自杀的人。因此，防止出现自杀行为的发生，是十分重要的。
我还记得两例十分相似的自杀未遂事件。两人都曾谈过他们的自杀意图。两人采用了典型的观点—他们不再期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在这两例案件中，一个问题是，促使他们意识到，生活还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东西;人们还期望他们的未来。实际仁，我们发现，对于一个人来说，他非常爱他的孩子，而他的孩子正在国外等着他。对于另一个，则是一件事而不是人。他是一名科学家，撰写了一系列还没有完成的书。而且其他人不能替代他的工作，同样地，其他人也不能取代他在他的孩子的感情作为父亲的形象。
这一每一个体所独有的、并赋予他的存在以一种意义的独特性和单一性，就像对于人的爱一样，对于创造性工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当替代一个人的不可能性得到实现时，它使得一个人为他的存在和继续所承担的职责以所有的光度显现。一个意识到他对于一位正热切地待着他，或者对一项未完成的工作，所担负的职责的人，将永远不会抛弃他的生命，他知道了他的存在的“为什么”，他将能够承担几乎所有的‘“如何”
集体性精神疗法的机会自然局限于集中营。优秀事例的效用总是大于话语。一位不与集中营当局同流合污的街区典狱官，通过他的公正和鼓励的行为，拥有无数的机会对于他管理之下的人发挥意义深远的道德影响。一般来说，行为的直接影响比话语更有效。但在有的时候，当思想的接受性被外部环境所强化时，仅仅一句话一也是有效的。我记得一个事件，当时这天的天气十分恶劣。在行进中，宣布了一项命令，规定从现在起，许多行为将被看作是怠工，因此，违背者将被立即处以绞刑。在这些罪行中，有诸如从旧毯子上剪下小布条(为
了临时捆绑脚脖子)，以及微不足道的“偷窃”行为。前几天，一位饿得半死的囚徒闯人马铃薯窖，偷了几镑马铃薯。这一偷窃行为被发现，而且有些囚徒也认出了“偷窃者”。当集中营当局得知这一事件后，他们命令必须将这个罪犯交出来，否则，整个集中营将挨饿一
天。自然地，2t人选择了节食。

在节食这一天的晚上，我们躺在棚屋里—情绪非常低落。人们几乎一言不发，而且，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怒气。然而，更加糟糕的是，灯灭了。情绪降到了最低点。但是，我们的高级典狱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临时作r一段简短的讲话，说出了我们当时思考的问题。他谈到了一些难友在最后的几天里或者因疾病，或者因自杀而死去。但是，他还提到，他们的死亡的真实原因可能是什么:放弃希望。他坚持认为，有一些可以防止将来的牺牲者达到这一极端状态的办法。这时，典狱官指向我，让我给出这一建议。
我实在没有情绪去做心理学解释或进行布道—为我的难友提供一种灵魂的医疗照顾。我又冷又饿，又气又累，但是，我必须作出努力，并利用这一独特的机会。现在鼓励比任何行为更有必要。
所以，我从最微不足道的安慰谈起，开始了我的讲话。我说，在整个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个年头，我们的情况并不是最恐怖的。我说，每个人都必须初心自间，直到现在他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损失。我认为，对于他们的大多数来说，这些损失是非常
小的。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拥有保持希望的理由。健康、家庭、幸福、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再次获得和恢复。毕竟，我们的骨头还完好无损。我们经历的任何事情，在将来还会成为我们的一笔财富。我引用了尼采的话 (没有杀死我的，使我更加强大。)
然后，我谈到了未来，我说。公正地说，未来可能是毫无希望的。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预测到我们的生存机会十分渺茫。我告诉他们，尽管集中营中还没有流行斑疹伤寒，我估计我的生存机会是一比二十。我还告诉他们，尽管如此，我却没有失去信心，没有放弃
生存。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未来将会带来什么，时间越近，就越不能够。即使我们不能预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将会发生任何轰动性的军事事件，但是，由于我们的集中营经历，谁又能比我们更清楚，有时会出现多么好的机会，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情况是这样的。例如，
有人可能出乎意料地被分配到具有非常好的工作条件的特别小队中—这是构成囚徒“运气”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并不仅仅谈论未来以及被未来所掩盖的事实。我还提到了过去;所有的欢乐，以及甚至在当前的黑暗中它的光芒仍然那么的夺目。我再一次引用了一位诗人的话—为了避免听起来就像我自己的布道。—他写道， (你所经历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你拿走。)不仅我们的经历，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我们可能拥有什么样的伟大思想，以及我们曾经遭受的，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失去，尽管它们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使它们成为了一种存在。曾经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是最可靠的一种。
然后，我说到了许多能够赋予生活以一种意义的机 会。我告诉我的难友(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尽管有时发出一声叹息)，在任何环境下，人的生活都不会失去意义，并且，这一无限的生活意义包括受难和死亡，贫困和死亡。我要求那些在棚屋的黑暗中正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的可怜的人们，面对我们的严峻环境。他们必须怀有希望，保持勇气，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无希望的斗争并没有使我们偏离尊严和意义。我说，有人正俯视着处于困难中的我们—朋友、妻子，或死或活的某个人，或者仁帝—他将期待我们不要令他失望，并且，他将希望看见我们自豪地—而不是悲惨地—受难，知道如何去死。
最后，我说到了牺牲。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意义的。在正常的，以物质成功为标准的世界中，牺牲似乎毫无意义。但在现实中，我们的牺牲确实具有意义。坦率地说，我们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这一点。我向他们提起，一位难友在到达集中营时，与天堂签订了一个契约，他的受难和死亡应当把他所爱的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对于这个人来说，受难是有意义的;他是最深层意义一t的牺牲者。他不想无缘无故地死去。没有任何人希望这样。
我的讲话的目的在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此时此地，在棚屋里，在实际上毫无希望的环境中，发现生活的全部意义。我看见我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电灯再次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的朋友们的悲惨身影正一瘸一拐地走向我，饱含眼泪向我致谢。但是，在这
里，我必须坦白，我与我的正处在痛苦中的同伴们联系得太少，我一定错过厂许多做这样工作的机会。

现在，我们进人囚徒精神反应的第三个阶段:囚徒解放之后的心理学。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将考虑一个心理学家们经常被间到的间题，尤其当他具有这些事情的个人知识时:有关集中营看守的心理构成，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呢?由血和肉构成的人怎么能够像许多囚徒所
说的那样对待他人呢?在听完了这些故事，并开始相信这些事情确实存在之后，人们必定会问，从精神方面来看，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为回答这些深人细节，首先必须指出:
第一，在看守中存在一些虐待狂，纯粹医学意义上的虐待狂。
第二，当需要组织一支真正严厉的看守队伍时，这些虐待狂总是被挑选。
在工地上，当我们得到允许可以在一个烧着树枝的小炉子前温暖几分钟时(在重霜中干活两个钟头之后)，我们都高兴万分。但是，总有几个工头以剥夺我们的这一享受为快乐。他们不仅禁止我们站在那里，而且还掀翻炉子，并将可爱的炉火倒人雪中。在做这些事时，他们的脸上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快乐!当党卫军对某个人表示不满时，他们中间总有一些特别的人。他们喜欢并且擅长于虐待狂式的折磨，这位不幸的囚徒将被交给他们处理。
第三，随着服役年限的增加，大多数的看守对于集中营的粗暴行为逐渐适应并熟视无睹，他们的情感变得麻木。这些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越来越老练的人至少会拒绝在虐待狂式的折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不会阻止其他人使用这一方法。
第四，必须指出，即使在看守之中也有同情我们的人。在此，我仅讨论我获得解放的集中营的指挥官。解放之后，人们发现—以前只有集中营的医生和一名囚徒知道这件事—这个人为了给囚徒们从最近的市镇买药，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①然而，
①有关这位党卫军指挥官的事包括一些犹太囚徒对他的态度。战争结束时，当美国军队把囚徒从我们集中营解放出来时，三位匈牙利犹大人将这位指挥官藏到了巴伐利亚森林中。然后，他们去找正急于抓住这位党卫军指挥官的美国指挥官。他们可以告诉他这位指挥官在哪里，但是必须答应几个条件:美国指挥官必须保证绝对不使这个人受到伤害。过了一会几，这位美国指挥官答应这些年轻的犹太人，这位党卫军指挥官在被俘虏之后保证不会受到伤害。事实上，不仅美国指挥官遵守了诺言，而且这位集中营的前指挥官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他的指挥权、因为他负责在附近的巴伐利亚村庄收集衣服，并将衣服分发给我们。当时，我们还穿着我们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他难友继承下来的衣服，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幸运，在到达火车站之后就立即被送进了毒气室。集中营的高级典狱官，虽然本人也是一名囚徒，但比任何一个看守都严厉。他一有机会就殴打囚徒，而这位集中营的指挥官，就我所知，从来没有对我们举过拳头。
十分明显，仅仅知道某人是集中营看守，或者是囚徒，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善良本性存在于所有群体之中，甚至在那些作为一个整体容易受到谴责的群体中。群体之间的边界是相互交织的，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是天使，另外一些人是恶魔，从而使问题简单化。当然，一
些看守或工头不顾集中营的影响，仍然能够善待囚徒，当然是一种相当大的成就。另一方而，一些囚徒对他的同伴恶语相待，确实令人可鄙。很明显，当囚徒们发现这些人的性格缺陷时，他们感到十分不安;而当他们从任何一位看守那里接受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善意时，他们将会深表感激。我记得。有一天，一位工头偷偷地塞给我一片面包，我知道，这一定是他从早餐中省下来的。它远远不只是一片面包，在那时，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
来。它还包含着这个人给予我的充满人性的“一些东
西”—伴随着这一礼物的话语和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