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定愈来愈老，愈来愈佝偻愈卑微愈哀伤愈恨毒……”
那是前些年，我每想起她的时候的感觉，而近几年我不再这样想了，我想的是：“她一定死了，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反正她一定是死了，临死的时候，她的表情是什么？她不再追究了吗？她至死不能闭眼吗？”
我遇见她，约在十二年前。
那时我偶然在香港开会，一个绝早的冬日清晨，我因会开完了，心情很好，沿街漫行，顺手买了一份英文的《南华日报》。把报展开，她的号陶悲痛扑面而来，我被这张脸吓呆了，一时僵立路旁，觉得自己像一个急需什么法师来为我收惊的孩子。
那样悲惨凄苦无所告诉一张老肚，枯发蓬飞，两手扒心，五官扭曲如大地震之馀的崩瘫变形，她放声的哭号破纸而出，把一条因绝早而尚未醒透的大街哭得痉孪起来。
她是谁？她碰到什么事，因何如此大恸？多年来中文系的教育有意无意之间无我同意了“温柔敦厚”，让我相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比较好的境界，然而这老妇的一张脸却不是悠扬的钟声或和鸣的弦柱，她是捣烂铜钟摔碎古琴的一声绝响，是观之令人恻肺闻之使人伤肝的大号啕，如乐器中的筚篥，尖拔逼人，无可问无可告，只这样直声一叫，便把天地鬼神都惊起。
那报上写是故事是这样的：香港有个“索债会”，是一些在中日战争中的受害人发起的，年年向日本提出无助的要求，请他们补偿自己的损失。
那妇人是一个小贩，卖肉粽，在旺角火车站，战争时期她死了儿子，年年，她悲啼着要求还债。
我站在路边，一字一字读那对我而言艰涩难苦的语言，以及语言文字背后更为艰涩难苦的讯息。我来自学院，这样的事件如果送到研究所去，便是史学研究所的一篇硕士或博士论文，题目我也知道，叫《中日战后东亚地区受害人民之仇日心态》。而且，为了客观，撰写论文的人很快会发表另外一篇，题目是《战后亚洲人民亲日心态之研究》，而一篇篇论文加起来，叠成厚厚的一本著作，那题目我料得到，叫《战后亚洲人民与日本关系之研究》。
学者有时有其大慈悲，却也每每因冷静而近乎残酷啊！此刻记者或因摄得这张杰作而蒙编辑嘉许，研究院中的院士正请助手剪辑资料归档，而谁肯陪伴那妇人一哭？谁去赔偿那妇人的儿子？谁去使天下后世历史不要再重演，不要再让另一个垂暮的妇人扒心扒肝的哭她死于战争的儿子？
我不能，我只能流泪走开。从此避免去旺角，必须去的时候，绝不走近火车站，而且低头回目，避免看到任何小贩，我怕碰到那老妇人。我可以面对历史课本上记载抗战史的累累伤亡数字，却不能面对一个死者的母亲，一个活生生的垂老无子的母亲。
仅仅是报摊上的一照面，她却恒在我心中，而且，像真的人一般，一日日衰老萎缩，后来的她不知怎么样了？其实她是没有“后来”的，索债会注定是索不到债的，所欠太多，让京都奈良的所有古寺诵经百年，让所有的松下、铃木、丰田等等财团尽输其财，也无法补偿一妇人的儿子啊！世间女子就算坏到身坠阿鼻地狱如唐人变文中的青提夫人，听到儿子目莲来了，也不免含泪叫一声：“我的一寸肠娇子啊！”
世上的大债务，无论是大恩大仇都是报不成的啊！那在旺角卖粽的老妇人最后是否收泪吞声而终呢？裕仁天皇是还不起你的儿子的！所以他只能在御花园里徘徊，在红蕊翠叶间沉思，而终于成了一个昆虫专家，荒谬啊！几千万中国人死者化为血海骨岳，上亿的中国生者哭成泪人盐柱，只为了一个名字，而那个名字如今优雅的活着，和昆虫联在一起。天皇啊，不要研究虫豸好吗？研究研究在你眼里比虫更不起眼的债主们吧！
世上的事，果真能索能赔也就好了，然而不能啊！一生不能，累世也不能啊！那老妇终于被悲痛开释而去了吗？或是她仍在叨叨念念她失去的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