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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另辟蹊径”，认为，增长、发展、进步是同义词，在不同场合使用这些名词，只是为了照顾多样性。

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西方学术界看作是发展（进步）问题的权威著作，而门徒云集。

不少人认为，没有经济增长过程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任何社会进步都是不可设想的。他们把增长、发展、进步拴在一根链条上。

有道理！

有人认为，提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来衡量社会进步的主张。然而，这种进步标准仍有许多缺陷，并不能使枯木逢春，例如没有能够反映环境污染、城市化和人口增长给社会进步造成的不利因素，又如在进行国际化比较时，国内相对价格的差别很大，具有不可比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证明把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等同于社会的进步，犹似“炊事员做生饭还差一把火”。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丹尼尔•贝尔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今天，由工业“手执日月旗，脚踩地球仪”称雄一时，已不可能。一个国家的实力和潜力的决定因素，是科学发展水平�

美国萨克斯大学有关专家也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从工业落后的地位跃居而为生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的首屈一指的国家，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智力开发水平。认为，在当代世界，撇开智力投资和科学技术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似“兔子尾巴长不了”�

顶！

继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卡恩的“大过渡”、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理论之后，法国学者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又提出了“科学社会”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在许多具体提法和设想上有“天罡地煞”之别，但基调却是“同出师门”的。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三段论式的进步观：

前工业社会（农业时代或第一次浪潮文明）----工业社会（第二次浪潮文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或科学社会），他们都预言工业文明只能“乐其始而不能勉其终”，终将走向没落，都认为信息技术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庄稼的根”，具有巨大影响，都强调观念问题是“大地的心”等等，在诸多共同点中，最突出的还是对知识特别是理论知识和科学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的智力投资是今天社会进步的首要因素。

顶！

应该说，强调智力投资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科学水平标准”看成是进步的标准，仍嫌勉强。

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科学技术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科学也照样可以毁灭人类的文明。正如原子能可以发电造福，也可以成为杀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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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人就提出了整体的发展才是进步的概念。

整体的发展是进步虽然有正确的内核，但是，他无法衡量甚至排斥了部分的进步。根据宇宙同构性原理，整体与部分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结构，忽视任何一方，显然都似“风吹芳兰折”�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变革加速的同时，科学领域“一夜风声凝固”的局面已有改观，分子生物学和现代物理学等现代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机械论思想的正确性。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都给简单化的因果决定论以致命的打击。

进步不再是单纯因果性的产物。单纯从经济因素或社会因素寻找进步的标准，犹似“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长阴”，这也反映了对发展进步问题的幼稚认识。

七十年代后期，形成了把发展进步问题同满足人的“七情六欲”或充分发挥人力资源问题结合起来的“新发展”学派。

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和世界银行组织过一系列的讨论，研究发展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之间的关系。

利斯克1977年发表《传统发展战略与满足基本需要：对目标与手段的修正》认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同传统的发展战略根本不同的新发展战略的基础。

把进步定义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挥人的才能，把不发达定义为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和人力资源得不到利用，是这种发展进步观的“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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