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天性是自然的馈赠，其中与其它动物一样，都有为种族生存、生命延续的本能，但是人还有追求精神与道德的自觉。生理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如：吃饭、穿衣等等。在低层的需要满足以后，就应当向高层需要上升。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却只停留在最基本的欲求上，而物质的欲望永无止境，若是沉溺于其中，只会将生命消耗在无谓的事物上。所以要注意约束过份的欲望，不要忘记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对知识与道德的向往和追求。
世界原来是个富有感情的世界，所以世间万物都因为它感到痛苦，也由于它而感到快乐，但圣人不会纠缠在这个世界的苦乐之中。
（那神仙）凝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专注于自己深邃的修养，不会谋求私利，外物也无法伤害（她）。
六合之中有快乐、有痛苦，许多情欲于人是有害的，可是世人却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圣人并非无情，而是超越了私情，将更广阔、更高尚的感情内化，与整个世界合二为一。


人的心念与身体状况是一起变化的。在四十岁之前，人有着上进心，因为这时对事物的认识还不很固定；在四十岁之后，人的心思就开始平定下来，因为这时对事物的认识已基本定形；在进入六十岁之后，人有着思退心，因为这时虽然见识精深但体力不济。这种情况未必适用于每个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大致情况。
常人的命运由上天掌握。但是君子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小人的命运也是由自己掌握。君子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待命运，不用非道义的方法来控制它，认为这样是没有价值的；小人以欲望的眼光来看待命运，虽然不能用道义的方法来左右它，但却一定要控制它。所以说君子的命运尽在自己掌握，是因为他的生活与上天赋予的相同；而所谓的小人的命运在自己掌握，是企图违背上天的安排。因此，君子的内心总是安然自若，而小人的心中常常劳累。
每个人对生命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生活态度与方式，使得每个人的生命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君子专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利己利人，而小人只为自己的私欲算计，甚至不惜伤害他人的利益。君子努力领悟天地之道，与万物合一，顺应生命的自然；小人为了牟取私利，经常会做出违背天理人伦的事情，这就违反了自然赐予生命的初衷。


称东西要想称得准，首先要让秤保持静止；如果秤杆晃动不止，就是要称的东西一动不动，也不能获得准确的结果。心也一样，对待外物时，首先要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如果自己的内心先起了波澜，或者先抱了偏见，那即使是对再简单的事情，也不可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控制自己的心绪，不要像追赶跑出去的猪那样。既然已经使它们入了圈，就要让它们感觉到悠闲自在，如果把猪都捆绑在圈里，那就和放在外面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处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再把它们放出猪圈，那么它们就会更难被赶进圈里。君子控制心绪，要像训练雄鹰、雉鸟那样，任它们搏击长空，不要过于限制。等到它们飞累了自然就会回到你的手臂上跟你回家，这样就把原来所遇到的危险忘记而悠闲自在，并不会觉得有什么惊恐。
人们多讲收心的道理，心不可不收，总是放任出去，心野了就不容易收了。但是收心的方法，却不能一味死收，恨不得用绳子牢牢捆住，让它一动也不能动。心的收与放，是要互相结合的。一味死收，心虽不能动，却不是甘心不动；一旦束缚松了，就会一放不可收拾。收心之道，在于寓收于放，有时也不妨放放，让心灵自由自在。
心散与收的转化十分容易，当心昏昏沉沉时，它便散了；当心开始清醒后，就已经回来了。
自己做心的主人，既不受物欲的左右，又不受事理的拘牵，始终留一个主见，就是自如境界。


控制自己的欲望，就好像在逆水中行船，刚一停下来它便会往下流；尽量做好事犹如攀在没有枝杈的树，刚停止了用力便会往下滑落。所以君子在处事时，时时刻刻保持着敬畏的态度。
人们修身行善，犹如逆水行舟，一放松就会前功尽弃。而修身的过程中，最难做到的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它的陷阱，所以有志于君子者，须谨记“无时不敬畏”这几个字，时时注意，才保得一生清白。
古人在室内的西北角设小帐，放置神主，《诗经•大雅》篇中说：“尚不愧于屋漏。”也就是无愧于祖先的意思。屋漏地方偏僻，是不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屋漏工夫，说的是君子在不被人看到的地方，做事仍当谨慎。不能因为别人看不到就为所欲为。孔子说：“君子慎其独。”独处时最能考验人的道德修养，而且修身者在独处之时，也最容易松懈，所以做好了屋漏工夫，说明一个人修养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善与恶、天堂与地狱，其实只在一念之间。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性的形成亦是如此。一个微小的恶念似乎无关紧要，不会决定一个人的品质，但如果因其微小就宽容原谅，那么就是堤坝上的蚁洞一样，允许出现第一个，就会出现第二个，时间一久，势必如古语所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法律和天理的不同，在于法律所规定的，是不准做的事，一旦触犯法律，自然会有国家的强力来制裁约束；而天理所规定的，是不该做的事，但却没有强力的约束。君子畏理，全在于自律，而不在于外力的强制。做了违背天理的事，虽然未必会受到惩罚，但于心难安，自己给自己的惩罚甚至可能超过外在的强力。君子所求的，最是良心的安宁。良心受到谴责，则寝食难安，内疚不已，哪会不可畏呢？
心里事先有了成见，那么对所见事物所做的判断自然也是虚妄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心灵就可贵的就是保持在能够正确对事物做出反应时的清静虚无状态。
目中有花，耳中有声，固然妨碍人的观察，但只要一颗心还能保持清明，则还不至于受到错误的蒙蔽。如果连心中也有了成见，就无法获知事物的真相了。古谚有云：“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要使心中无物，才是君子应世所需的准备。
心中若不能静，就无法正确看待外物，容易误入歧途，得不到准确的判断。


中国古代哲学将物、我视为对立的概念。在外物与自我之中，更加看重自我的独立，追求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春天繁花似锦，夏日生机勃勃，秋天肃杀萧瑟，冬日沉寂枯槁，这些固然是天地自然的正常变化。我们会为四季转换所动，也会为外物的风云变幻所动，但在这过程中，必须保住一个清醒的自我，留一个“我境”在心。否则的话，就变成与世沉浮的俗人了。
鲁迅《野草•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真正的大丈夫谁也不怕，只怕违背真理；真正的大丈夫不恃仗他人，而是恃仗正义。
大丈夫以义不以利。义字当头，该做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该做的，就像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见了平民百姓不会去欺负，见了万乘之君也不会畏缩，就是因为其价值的核心是理，除了理之外，再没什么是可怕的。曾子对弟子子襄谈论“勇”，说自己曾在孔子那儿听到过什么才是真正的“勇”：真正的勇，就是道之所在，就算有千军万马在前面阻挡，我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只要将心中的恋字摆脱，就会感到十分清爽，十分自在。人生最痛苦的，是办事拖泥带水，心中割舍不下。明明白白知道该怎么办，却不能快刀斩乱麻。
要时刻反思，这心中的念头是源于世界，还是源于自我？
人不可没有自我，但又不可过分执着于自我。过于执着自我，就成了佛家所说的“我执”之障。过于执着自我的人，万事都以自我为出发点，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坏事都往别人身上推，自然容易发生纠纷。待人接物，常常换个角度，反而更能看清问题所在，超越了自我，也就能平心静气地对待他人，解决事端了。
眼睛里容不下一粒砂子，牙缝里塞不下一点异物，因为它们不是我们身体所固有的。可是在我们内心中，为什么藏污纳垢而我们还能安然自得呢？
人心一旦松散，则任何事情都无法进行；用心一旦粗忽，则所有的事情都既看不见也听不着；用心一旦专一，则天下的事情都会尽在掌握之中。


佛家认为，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有了这六识，我们才能认识身外的世界。六识之中，最重要的是“意”，也就是心。心不正，则所闻所见，可能都是妄闻妄见。儒家也“主静”，主静就要求无欲，善养我浩然之气，使心静不动。使心志专一，做事才能有恒心毅力，事事可成。使心神凝定，遇事不致慌乱，细致之处也能够体察分明。使心意自足，不受外物拘牵，不被成见左右，我心如镜，让事物都显出本来面目。所以修身的功夫，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在于“养心”。
长时间的看着一个熟悉的字，则好像忽然不认识它了；专心地注视着一件静物，则好像觉得它在晃动着。由此可见，如果心中存有疑虑，就无法认识事物的真实状态；如果对某一事物过于专注，往往会迷失对它的基本认识。
解决糊涂人心中的迷惑，并不是一件难事；破除明白人心中的疑惑，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所谓迷人之迷，是因为对事物没有认识，所以不知不明。这样的情况，只要你把事理告诉他，让他懂了，就很容易接受。最怕的是那些有些知识，又半懂不懂，半瓶子水晃荡的人，他们对事物往往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会抱住成见不放，难以接受正确的新知。所以破除明白人心中的疑惑，远比破除糊涂人心中的疑惑要难。


真有大智慧的人，能够虚心接纳新知，不为成见所囿。
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所发生的祸殃，都是萌生于令人心中愉快的事情。所以君子在得意时会感到忧虑，在喜悦时会感到恐惧。
疾恶如仇固然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如果过于严厉，对于犯错误的人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连改过的机会都不给别人，那就成了一件坏事了。犯了罪的人，自有法律的制裁；违背道德的人，自有舆论的约束。至于我们，除了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进行批评指责之外，还应该给人留一些余地，给人机会让他改过自新，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尽量提供帮助。佛家慈悲为怀，地藏菩萨曾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要地狱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解脱，就有责任下去帮助他。对待打入地狱的十恶不赦之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宽容，更何况那些只是在生活中犯了一点小错的人呢？
要锻炼忍耐的本领，就得先突破见闻之障，遇事要大度，不要斤斤计较。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界上没有种瓜得豆，种豆得瓜的事情。人的思想是人欲望的表现，但在对待它时总是要遵循天理，思想邪恶，而说话办事却十分正直，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吗？因此君子对其所要学习的东西十分慎重。所接受的就是将来所表现的，而所学如果是不正确的，那么在以后处理事物时就会出现错误。这些都是丝毫不差，屡试不爽的。
把心摆正了，才能把理理顺，然后才能立业成事。
士君子为人，时刻都要对所处理的事情费心尽力。任何一件事，不经过思考就处理，都是盲目的愚蠢举动；如果有时心不在焉，实际上就和没有头脑的躯体没有区别。
恕到极处，则无罪不可恕，就近于佛家的慈悲，即使打入了地狱，也要努力拯救。所以佛家不讲“罪”，只讲“业”，而“业”是可以通过努力消除的。
君子慎言，不轻易许诺，因为人的能力总有限度，总是轻易许诺，又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精神去实现？


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避免说谎，不说一切谎言，特别是不对自己说谎。留心提防自己的虚伪，每时每刻都要小心监视它。还要避免对别人和自己苛求。
人们努力地生活，都是为了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丰富的物质、完美的名节……，这本无可厚非，但若是为了追求它们而无所不为，这时候已经不是你自己在主动的追求，而是欲望与虚荣控制了你，当你到达时才发现，那并不是你想的幸福。做人最关键的是要清醒。
出头露面的人是有福的。知道世人一定在瞧着他必须完成的事业，他从头到底干得挺有劲儿。然而这样的人更值得尊敬，他默默无闻地躲在暗地里，在漫长的辛苦的日子里无报酬地劳动，得不到光荣也得不到表扬；只有一种思想鼓舞着他的勤劳，他的工作对大众是有益的。（《克雷洛夫寓言》）
当心里没有什么东西时就是所谓的空虚；没有什么妄想时就是所谓的充实。
人的心胸既要小，又要大。心胸博大就能包容下天下的万物；小心翼翼就能将天下的事情做好。
虚而能容，有容乃大，所以君子虚己以应物。


责备别人，到了别人闭口无语，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时，还喋喋不休地数落，岂不痛快？但这样做太狭隘刻薄了。所以君子批评人，不说尽别人的坏处，要留一些含蓄，好让别人自己后悔，让他自己改过，才是好办法，叫作以善养人。
歪曲的木材难以用绳墨矫正，坚硬的石头不容易雕琢。责人劝善的话，不可以不慎言。
我们可以要求别人做得更好，可以指出别人的缺点，告诉他们努力的方向，但是，如果某些要求连我们自己也达不到，某些事我们自己也做不了，某些境界我们自己也不曾体会，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以此来要求别人，否则就是苛责强求了。对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弱点应予以谅解，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普通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首先应该有一颗宽容的心，在批评别人之前，先衡量一下自己，设身处地的替他人着想一下，然后才可能得出公允的看法。
谈道的人，就算谈得很精切，也必须向苦心向道的人说，才可以让他手舞足蹈，让他欢呼流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一颗想通而未得的心，听了清楚透彻的话，就像饿了而得到美味，久旱而得甘霖，豁然开朗，欢喜不已，妙处难以形容。如果不是这样，就像麻木的肌肤，整日针灸，都不能有感觉，何况用指甲搔抓，哪里能知道痛痒？我私下为谈道的人感到惋惜。所以大道只能自己领悟，最深奥的道理不能言说，不是圣贤忍心弃人不顾，是因为光是喋喋不休也没有好处。所以圣人等到有人问了才说，而且因材施教，就事论事。


至道的妙处，是用心领会的，怎么可能说得出来呢？能说得出来的，都是浅显的道理。
道只在普通人日常的所知所行之中，除此之外，便是虚无。
学者只有在世上万事万物当中，都能看出道来，心里才觉得明畅。
道无所不在，求道不必到险怪的地方去求，也不必玩弄深奥的术语，关注日常所见所闻就能够明白。
在整个世界中，如果能另外找到一种意境，它又不容易被知音者所发现，这就是真正的情趣。能够把握住它，便是得到了非常好的宝物。
能品出淡泊生活的真味，才是真正获得了人生的真趣。
道在天地之间，不限取用的次数有多少。用心用力更勤的人得到的便多，心力不足的人得到的便少，昏庸愚弱的人一无所得。假若天下都是圣人，道也足以供应他们的需求；假若都是盗跖，道的本体自然而在，分毫无损。但毕竟世上有圣人，道才有主人；道依附于圣人，道才得有所用。


一件事情上得到“中”，在这一事就是尧舜，推到所有的事上都这样。如果到了那安行自如的境界，就是十足的尧舜了。
理的道路一条直通，欲望的道路分岔无数；理的道路光明，欲望的道路幽暗；理的道路畅快，欲望的道路烦闷；理的道路轻松快乐，欲望的忧愁劳苦。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
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感情，说穿了都是个“欲”字，只是将它用对了地方，就能顺应天理；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本性，说穿了都是个“仁”字，只要没了它的存在，所表现的只不过是人欲而已。
《礼记》中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七情是人天生就有的，所谓“弗学而能”，而天理是要人后天去认识的。然而七情与天理并非截然对立，《礼记》接着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圣人以“礼”来“治人七情，修十义。”十义符合所谓天理，但它其实也是从七情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加之以礼则正，正了都是天理。五性归结到“仁”，也就是说是本于“爱人”，本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如果离了“仁”字，那仁义礼智信就变成了伪君子、假道学的一道伪装，而伪装的目的，归根结底还在于满足于自己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