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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坐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贩售车旅行，那是一辆嘎啦作响的两门货车，车厢的地上铺着垫子。我在人群驻足或聚集的地方停留，听、看、感觉，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有幅自己国家的精准图像，图中不精准的地方全都归罪于我的缺失。
　　因此我决意再细看一次，试着重新发现这块巨大的土地。否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将无法分辨出较大层面的事实所赖以为基础的小事实是否为真。但是这个决定的确碰上了重大的困难。过去的二十五年内，大家变得对我的名字相当熟悉。我亲身的经验告诉我，人一旦知道了你的名字，不论他们喜不喜欢你，态度都会有所改变；不论是害羞或是其他在公开场合所显露的态度，反正他们的表现跟平时不一样。所以这趟旅行，我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留在家里。我必须成为一对四处巡游的眼睛与耳朵，成为一种活动的明胶照相感光版。我不能到饭店登记住宿、不能跟认识的人见面、不能访问其他人，甚至不能询问尖锐的问题。更有甚者，两人或更多人的同行，就会妨碍一个区域的生态。所以我必须单独行动，必须像那种把房子背在背上的随性乌龟一样自给自足。

　　 接下来，又有人告诉我，一个在国内各地游荡的陌生人的意图会受到询问与怀疑。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车里多带了一把猎枪、两把来复枪以及几根鱼竿，根据我的经验，大家很容易明白一个猎人和钓者的意图，甚至还会给予赞许。事实上，我的打猎生涯已经结束，我不再猎杀或捕捉任何装不进煎锅里的东西；我老了，打猎已经不适合我。结果证明，这些安排纯属过虑。 
　　有人说我的纽约车牌会引起其他人的兴趣，甚至怀疑，因为车牌是我惟一的外在标志。这些车牌的确引起了其他人的兴趣——在整趟旅程中大概引起二三十次的注意。但是这类的接触都遵循着一套类似下列那种固定不变的模式： 
　　当地居民：“纽约啊？” 
　　我：“对。” 
　　当地居民：“我在1938年去过纽约——还是1939？爱莉丝，我们去纽约那时是1938年还是1939年？” 
　　爱莉丝：“是1936年。我记得，因为爱佛瑞就是那年过世的。” 
　　当地居民：“反正，我讨厌那个地方。就算你付我钱，我都不愿意住那儿。”

　　有些人真的担心我独自旅行，怕我受到攻击、被抢、被揍。我们国家的道路危险是举世皆知的。在这点上，我承认自己有点愚蠢的恐惧。孤独、默默无名、没有朋友、缺乏家庭和朋友以及同伴带来的安全感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然而事实上根本没有危险。只有在一开始，我感到非常孤单、无助——一种孤零零的感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带了一个同行的伴侣——一条名为查理的法国绅士老鬈毛狗。实际上，他的全名是狗儿查尔斯（Charles le Chien）{1}。他生于巴黎郊外的柏西（Bercy），在法国受训，但是他却听得懂一点鬈毛狗英文，他对法文的指令反应非常敏捷。如果不是法文，他就需要经过翻译，反应的速度也就会慢下来。他是只非常大的鬈毛狗，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贵族气质，干净的时候透着蓝色。查理是个天生的外交官，他喜爱交涉胜过战斗，或许他并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打架不是他的专长。在十年的生命中，他只有一次身陷麻烦——那次他遇到了一条拒绝谈判的狗，查理的右耳在那次战役中少了一块。不过他是一只非常优秀的看家犬——像狮子般的吠声，让夜晚游荡的陌生人完全无法想像，其实他是一只连陷在纸卷里都无法咬出一条出路的狗。他是个好朋友，也是个旅游的好同伴，他热爱旅游远超过所有他能想像到的活动。如果他在这部纪录中占了很大的篇幅，那也是因为他对这趟旅程贡献良多。狗儿，尤其是像查理这样的外国品种，是陌生人之间的黏合剂。许多在路上发生的对话，都有着这样的开头：“这是只什么狗啊？” 
　　与他人开始对话的技巧，天下皆同。这是很早以前我就知道的事情，但这次我又再次发现，若想吸引注意力、得到协助以及进行对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迷路。即使是个会一脚踢开自己饿死在街头的母亲以清出一条路的人，也会高兴地花上几个小时，指引一位自称迷路的陌生人一些错误的方向。

　　 驽骍难得停在我萨格港住处的大橡树下，英挺而设备齐全，邻居们前来参观，其中还有些我们从不晓得是自己邻居的人。我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我在这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曾见过的东西——一种想出走、想前进、想出发到随便一个地方，一个离开这儿的渴望。他们静静地谈论自己多么希望能够总有一天无牵无挂地离开，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不是要往某个目标前进，而是想摆脱某些事物。这种表情、这种渴望，我在造访过的每一州都看得到。差不多所有美国人都热切渴望离开。有一个大概十三岁的小男孩每天都来报到。他害羞地远远站在一边注视着驽骍难得，他从车门往里面看，还会躺在地上研究车子坚固的弹簧。他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安静小男孩。他甚至会在晚上跑来直盯着驽骍难得瞧。一个星期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想要说的话冲破了害羞的藩篱。他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带我一起去的话，嗯，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可以煮饭、洗碗、做所有的事，我还会照顾你。”
　　我知道他渴望的心情，这对我来说实在不是件开心的事。“我真希望可以带你去，”我说，“可是学校的老师、你的爸爸妈妈，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说我不可以这么做。”
　　“我什么都愿意做。”他说。我相信他什么都愿意做。我想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希望，一直到我没有带着他出发。他的这个梦，我已经做了一辈子了，这种情况是没有解药的。

　　把旅行行装装上驽骍难得是个冗长却开心的过程。我带的东西远比需要用到的多，但当时我并不晓得自己会碰到什么情况。紧急时用到的工具、拖吊缆、小型的滑车组、一套挖掘工具和铁锹，还有各种修理与制造用的工具。除此之外，还有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食物。我到西北部的时间很晚，因此会碰上大雪。我准备了至少一个星期分量的紧急食物。水倒不是问题，驽骍难得配备了一个三十加仑的水桶。
　　我想我可能会在路上写点什么，也许是短文，一定会做笔记，当然还少不了信件。我带了白纸、复写纸、打字机、笔、笔记本，除了这些，还有字典、一套袖珍百科全书，以及十几本厚重的参考书籍。我觉得人类自欺的潜力无穷。我很清楚自己几乎从来不做笔记，就算做了笔记，最后不是弄丢，就是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当初写的是什么字。另外，三十年的工作习惯也让我知道自己不能写些正在兴头上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沉淀。我必须像一位朋友说的，“反刍”一段时间后，才能消化。尽管有这些自知之明，我依然在驽骍难得中塞了足够写十本书的写作文具。我还堆了一百五十磅从没时间看的书——当然，我永远都不会有时间看那些书。罐头、猎枪子弹、来复枪弹匣、工具箱，比实际需要多出许多的衣服、毯子、枕头，以及太多太多的鞋子、靴子、加了尼龙里以适应零度以下气温时的卫生衣、塑料碗盘，外加一只塑料洗碗盆、一桶备用的桶装瓦斯。不胜负荷的弹簧在叹息，车身愈压愈低。现在想起来，每样东西我大概都比实际所需多带了四倍。

583的群,我通知了,有来�

　　话说回来，查理是只懂人心思的狗。他一辈子有过许多旅行，但大多时候都被留置家中。皮箱还没拿出来，他就晓得我们会离家一段长时间，这时他会来回不停地走，流露出焦急的表情、发出低低的哀怨声，从他的年纪看来，他呈现出的是一种轻度的歇斯底里症状。在我准备行装的几个礼拜里，他一直都碍手碍脚，成了个十足的讨厌鬼。有时候还会跑到车子里面躲起来，一动也不动地趴着，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很小。
　　劳动节愈来愈近，到时候好几百万名孩童都会回到学校，好几千万名父母也都不会再奔驰在高速高路上。我准备在劳动节后尽快出发。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气象报道飓风多娜一路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出了加勒比海，朝着我们的方向袭来。位于长岛顶端的我们所经历过的情况，足以让大家对多娜充满敬畏之心。随着飓风的接近，每个人都做好了备战准备。其实我们的小港相当安全，不过却不是绝对安全。多娜朝我们悄悄接近，我在油灯里加满了油、激活了水井的手动控制马达，还绑住了所有会动的东西。我有一艘名叫美丽伊莲的二十二英尺长的船。我在舱口钉上木条，并把船开到海湾中央，抛下了一个连着半英寸粗铁链的古式巨锚，让船能够随风大力摇摆。除非船首被风扯了下来，否则这套装备可以让船在时速一百五十英里的大风内乘风破浪。

　　多娜偷偷摸摸地继续接近。多娜袭击的时候一定会大面积停电，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使用电池的收音机，以掌握最新动态。不过现在我们还多了一层顾虑——待在大树之中的驽骍难得。有次我做了个栩栩如生的噩梦，梦里，我看到一棵树当头砸下，像踩死一只小虫般弄烂了车子。因此我把车子驶离可能直接被树砸到的位置，然而那却不表示整个车顶能免于被飞越五十英尺的树砸毁。
　　大清早，我们从收音机中得知多娜即将抵达，10点，报道说飓风眼会通过我们这个地方，多娜将于1点零7分到达——真是精准。海湾非常平静，没有丝毫涟漪，但是海水依然暗沉，美丽伊莲也依然在她停泊的地方妖娆地起伏。
　　与大多数海湾比较，我们的海湾有相当的屏障，因此许多小船都开进来寻求庇护。我很惶恐地看到很多船主根本不晓得如何下锚。最后有两艘漂亮的小船驶进了港湾，一艘拖着另外一艘。船上的人抛下了一个轻锚后就离开了，其中一艘船的船首拴着另一艘的船尾，而两艘船都在美丽伊莲晃动的范围之内。我在自己的码头边取出了扩音器，试着抗议船主的愚蠢行为，不过他们不是没听见，就是搞不清楚，再不然就是一点都不在乎。

　　 飓风果然在预报的时间抵达，海水就像一匹黑布般任它撕裂。飓风像拳头一样捶下来。我们在小屋里亲眼看到一棵橡树整个树顶就这么被击碎。下一阵风紧接着刺穿了屋里最大的一扇窗子。我奋力地用把斧头转动窗子上的木楔，把风赶出窗外。多娜初试身手就切断了电源和电话，在我们的意料中，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情况。我们还预料到会有八英尺高的巨浪。大家看到风像一群蜂拥的猎犬一样撕扯着陆地和海面。大树像小草般上下晃动、前后弯腰，受到鞭打的海水冒出一层奶油似的泡沫。有艘船被打离了停泊处，快速滑向岸边，接着又是另外一艘。暖春和初夏才盖好的房子，连二楼窗子都得忍受巨浪的肆虐。我们的小屋位于一个高于海平面三十英尺的小丘上。但是愈升愈高的海浪却已经可以冲盖住我们高位置的码头。随着风向的改变，我把驽骍难得驶离原停车处，让她一直处在我们家大橡树的下风处。美丽伊莲在海浪中勇敢起伏，像支远离多变强风的风向标一样摇摆。 
　　那两艘绑在一起的船这时候已经惨不忍睹了，推进器、船舵下的拖缆，还有两个船身互相倾轧、擦撞。另外一艘船拖着锚被冲回岸边，搁浅在泥滩中。 
　　查理是只没有神经的狗。不论是枪声、雷声、爆炸或大风，完全影响不到他。在呼啸的暴风雨中，他在桌子底下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地方，呼呼大睡。

　　飓风戛然而止，就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海浪虽然依旧不合节奏地拍击，却见不到飓风吹打，海潮也愈涨愈高。围绕着我们那个小海湾的码头全都消失在海水中，只剩下码头上的高桩和扶手栅栏。寂静像一种急速流动的声音。收音机的报道告诉我们现在正处在飓风眼中，这是旋转飓风正中央沉默而令人恐惧的平静。我不晓得这种平静维持了多久，似乎是很长的一段等待时间。然后飓风眼的另一边就开始以反方向攻击我们。美丽伊莲轻快地随风摇晃，昂首向风。但是那两艘绑在一起的船却拖着锚朝美丽伊莲的方向攀爬，并把美丽伊莲围了起来。她拼命挣扎，抵抗飓风，但仍被拖扯到附近的防波堤边，我们听到她的船身夹在一大片橡木柱桩间呼号。这时，风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九十五英里。 
　　我发现自己顶着风，沿着海湾往船只遭到飓风击损的码头方向跑。我想我的妻子伊莲——也是我之所以将船命名为美丽伊莲的原因——追了出来，她大声喝令我停下来。码头当时已经低于海面四英尺，但是桩柱与扶手栏杆依然露在水面之上。我慢慢一点一点地让自己衬衫口袋以上的身子浮在水面上，吹向岸边的风不断把海水打进我的嘴里。我的船靠在柱桩之间哭泣哀叫，像只受惊的小犊般扶摇不稳。接着我跳了上去，笨拙地上了船。有生以来第一次，我需要用刀的时候，身边竟然有把刀。包夹的两艘船一直把伊莲往码头推挤。我割断了锚绳与拖缆，用脚把这两条绳子踢开，两艘船被风吹上了泥岸。但是伊莲的锚链却完好无缺，硕大的旧泥锚仍旧沉在海底，那是一条用一百磅重的铁制成像铁铲一样宽的矛型锚爪。

　　伊莲的引擎并不是每次都很听话，但这天引擎一碰就激活了。我硬撑着，站在甲板上，伸出左手去掌控船内的舵、节流阀与离合器。船儿试着帮我——我想她一定吓坏了。我慢慢让船侧身移开，同时用右手去解决锚链的问题。在正常的情况下，就算沉着应付，我也几乎无法用两只手把锚拉起来。不过这次一切都很顺利。我把锚爪往侧边动了动，锚爪翻了一下，松开了原本抓住的位置。我接着把锚拉起来，让船底不再有所牵绊，然后小心而缓慢地让船钻进风中，我减慢了船的速度，就这样船与人一头冲进了要命的风中，最后我们打赢了这场仗。这一过程中，我们就像在稠粥中硬往前行一般。我在离岸一百码的地方下锚，锚爪立刻沉入海中抓住了海底。美丽伊莲这时站直了身子，重新扬起船头，似乎叹了一口大气。 
　　就这样，在离岸一百码的地方，多娜像一群白须猎犬灰天暗地地朝我扑卷。在这样的风势之下，任何小船都不可能挡得住一分钟。我旁边滑过一根树枝，于是我跳进水中追赶那根树枝。这样做并没有危险。如果我可以一直让头维持在水面之上，就可以让风把我吹上岸，但是我得承认自己穿着的半长统塑料雨鞋变得相当重。从这会儿到我在水里被另外一位美丽的伊莲以及邻居拉起来的时间，绝对不可能超过三分钟。我一直到上了岸才开始发抖，不过往海上眺望，看到我们的小船安然无恙地随波上下，感觉很好。单手拉锚的时候，一定有什么地方拉伤了，因为我需要一点协助才回得了家；厨房桌上的一大杯威士忌也很有帮助。那次之后，我曾试过单手拉锚，但从未成功过。 
　　飓风很快就过去了，留下了断垣残壁——电线掉落，一个礼拜电话不通。但是驽骍难得却毫发无伤。

　　 在旅行的长远规划过程中，我想自己曾偷偷期盼过这趟旅程永远也成不了行。随着出发日期一天天接近，我对暖暖的床、舒适的屋子愈来愈眷恋，妻子也变得珍贵不已。我竟然要为了未知的恐惧与看似疯狂的不安而放弃这些东西整整三个月。我不想走了。一定要出些什么事情让我无法成行，然而什么事都没发生。当然我可以生病，不过这趟旅行最主要而且最秘密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要治愈我的病。去年冬天，一种大家谨慎命名的失调状况找上了我，病情相当严重，这是渐行渐近的老迈在向我私语。病愈之后，我又得聆听要我步调放慢、减肥、控制胆固醇的摄取量这些一再重弹的老调。很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我想大夫们也都已经把这些唠叨的话全背起来了。我的很多好朋友也有这种经验。类似的训话都是这么结束：“放慢速度。你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我看到很多人就这样开始用脱脂棉把自己的生活包起来，抑制住所有的冲动，罩起所有的热情，然后慢慢从一个男人退化成一种生理与精神都处于半病状态的人。退化过程中，还有妻子与亲戚的鼓励，真是个甜蜜的陷阱。

　　谁不希望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于是二度童年就这样降临在许多男人身上。他们用自己的威猛去交换延长一小段生命的承诺。结果，一家之主成了一家之最幼子。我曾戒慎恐惧地思考过这种可能性。我一直都过着很威猛的生活，大口喝酒、暴食或完全不进食、睡一整天或连着两夜不合眼，不然就是长时间全心投入工作或彻底邋遢懒散一段时间。我举重、划船、伐木、爬山、尽情享受开心，把宿醉当成一种结果，而不是惩罚。我并不想因为多掌握一点点的生命使用权而放弃热情。我的妻子嫁的是一个男人，我找不出她应该接收一个婴儿的理由。我知道独自开着卡车，在各种可能的路面上行驶一万、一万二千英里，一路无人照应，将会很辛苦，然而对我而言，这也是针对中毒职业病人的一剂解药。在我的生命中，我绝不愿意拿质量去与数量妥协。即使最后证明这趟即将成行的旅程远超过能力所及，现在的我还是应该出发。我看过太多男人用一种病态、不愿意脱离当时环境的态度，拖延自我放逐的时间。这是种很糟的情况，也是种很糟的生活。我很庆幸有个喜欢当女人的妻子，这表示她喜欢男人，而不是老孩子。虽然我们两个人并没有谈过人生旅程的最后阶段，但是我相信她一定了解。
　　早晨来了，一个阳光普照、带着茶褐色秋天气息的早晨。妻子和我很快道了再见，我们两个都痛恨道别，而且当其中一人离开时，另外一个也不喜欢单独留下。因此她踩下了汽车油门，前往纽约去发泄情绪。同时，有查理坐在身边的我，驾着驽骍难得往庇护岛渡轮口（Shelter Island Ferry）出发，然后转到第二个渡轮口去绿港（Greenport），再搭第三艘渡轮，穿过长岛海峡{1}，从东方港（Orient Port）到康涅狄格州海岸。这样做是因为我想避开纽约的交通，顺利上路。路上，我承认自己已经感觉到一股灰涩的凄凉了。

　　 或许他是对的，错的是我。这个世界是他的，再也不是我的了。在他酷似飞燕草的眼睛中，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与仇恨，所以，也许他是对的。那只是一份薪水与前途都不错的工作。我不可以把自己的记忆和恐惧加诸在他的身上。或许我的认知再也不是事实了，再怎么说，那是他的观点。这是他的世界了。或许他了解一些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事情。 
　　我们用纸杯啜着自己的咖啡，透过方正的渡轮窗子，他指着干船坞与新舰艇的骨架。 
　　“潜艇的好处就在于有暴风雨的时候，你可以沉到海底中，然后一切就都变得很平静。大家可以像个宝宝一样睡觉，但上面却闹得翻天覆地。”他指点了我一些出城的路线，这是这整趟旅程中极少数正确的路线指点。 
　　“再见，”我说，“祝你有个美好的——前途。” 
　　“其实我的前途还不错。再见，先生。” 
　　沿着康涅狄格州偏僻的路驾驶，一路上都是以树为界，处处都是花园，我知道那位年轻人让我觉得更安心，也更有信心。

　　好几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地图，大比例或小比例尺的都有，但是地图毕竟不是真实的情况——它们也可能成为专制的君主。我认识一些非常热中地图的人，这些人可以路过乡间却视而不见，还有一些人就像是身在囚车中，完全依循地图所示找路。我把驽骍难得停进一个由康涅狄格州政府负责维护的小野餐区，然后拿出我的地图本。突然间，美国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要横越它更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我真弄不清楚怎么会让自己陷入这样一个无法实践的计划中。这跟着手写本小说一样。当我要面对写本五百页小说的那种孤寂的不可能时，一股挫败的病态感觉就会当头罩下，我知道，我永远也写不完。这种情况每次都会出现。但慢慢地，我还是会一页页地写下去。一天的工作量是我所能允许自己预期的最大极限，同时，我也不再去想写完这本书的可能性。当我看着颜色鲜艳的巨大美国缩图时，就是这种感觉。营区边的树上挂着已经停止生长的树叶，又厚又重，无精打采，等着第一道霜为它们打上色彩，然后第二道霜将它们打落地面，结束它们的这一年。 
　　查理是只长得很高的狗。当他坐在我身边的车位上时，他的头几乎和我一样高。他把鼻子凑近我的耳朵，说了声“夫特”。他是我认识惟一会发“夫”音的狗。那是因为他的前齿有点弯，这项缺憾让他此生与狗展无缘；但也正是因为他的上前齿稍稍与下唇接合，所以查理能发出“夫”的音。当他说“夫特”这个词时，通常表示他想对一丛灌木或一棵树致意。我开了车门让他出去，他就此开始他的一套祭典。他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得很好。根据我的经验，查理在很多地方都比我聪明，但是在其他地方，则是无可救药地无知。他不识字、不会开车、对于数学一点概念都没有。然而在他努力的领域里，也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缓慢而高贵地把整个区域闻个够、留下足够的气味——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当然，他的领域有限，但我的领域又有多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