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儿子韩寒》，韩寒父亲－－韩仁均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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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韩寒：从留级到休学
　
　
　　写《三重门》占用了韩寒高一的很多时间。他本来对数理化不感兴趣，一开始脱节不懂后，后面就根本跟不上，跟不上就更不感兴趣。这样恶性循环，导致了他高一的留级。那时是1999年7月底。 
　
　　对韩寒的留级，我们很生气。还没有放假，在电话里我们就已经在骂他了。结果他倒好，放暑假后直接回了亭林乡下的老家，“躲”在爷爷奶奶那儿，和我们避而不见。打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自学英语。他认为不搞理科，数理化用不上，但外语有用。后来我们看到他在那儿的房间里床头、墙上、柜子上粘了好多写有英语单词的小纸条。他说学英语主要是掌握词汇量，学语法没意思。直到半个月以后，他估计我们的气差不多消了大半了，才回到金山的家。 
　
　　留级已成事实了。我们要求他下学期开始一定要认真读书，小说也写好了，况且高一又已经读过一年，总比人家新读的要好一点。 
　
　　而事实上呢？第二次高一一开学他就“犯”事了。开学不到一个星期，班主任老师就一个电话告到家里，说是韩寒上第一堂语文课时就和语文老教师李老师吵起来了。

　　那天李老师上语文课，讲如何阅读一篇课文。他说：一要通读课文，二要划生词等等。韩寒觉得那是“废话”，所以坐着不动，根本没记笔记。 
　
　　李老师发现韩寒不记笔记，当时还不认识，所以就问：最后这位同学，为什么不记笔记？ 
　
　　韩寒说：我上课从来不记笔记，我语文是班级最好的。 
　
　　李老师说：这位同学话不能这么说，去年考试考几分了？ 
　
　　韩寒说：考60分。 
　
　　语文考60分的学生居然自称是班上“最好”的（后来在浙江卫视《韩寒现象》的谈话节目中，韩寒对同去做嘉宾的李老师说，说班级最好我是谦虚的，我一般是拿到全市比的）。
　
　　韩寒的学号是50号，班上最后一个数字。李老师看了学号后估计，最后学号的学生不是留级生就是出钱进来的。后来，两人就争吵了起来。争吵的结果是，班主任要韩寒向李老师道歉。

　　韩寒没有道歉，他说自己认为没做错的事是没有习惯道歉的。 
　
　　当然，“不打不相识”。后来，当李老师对韩寒逐渐有所了解后，两人的关系还可以，对韩寒也来了个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但当时我们听了后很恼火，想韩寒怎么对待老师这么没礼貌。 
　
　　当晚在电话里骂过后，等韩寒星期五回来又骂了起来。他不甘示弱，坚持认为自己没做错。我们说：至少你的态度错了，不能这么对待老师，而且第一节课就和老师搞得这么僵，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他母亲一怒之下，要他滚出去。韩寒也来了倔脾气，真的拎起书包“滚”了出去。 
　
　　看到刚回家的儿子离家出去，结果烧好的饭菜谁也没心思动。他母亲火头上嘴里这么说，心里还是不忍的，见我坐着不说话也不动，就指责我为什么不追出去将他拖回来。 
　
　　我一则怪她说话怎么不考虑后果，随口乱说；二则一贯看不惯有点小事就摔门离去耍脾气的做法，所以就说：“是你要赶他走的，追什么？” 
　
　　见我没有要去“追”的意思，她自己骑自行车去“追”了。结果兜了一圈后又回来了，哪里还有韩寒的影子。 

　　韩寒走后，虽然我表面上不动声色，似乎很坦然，其实我一直就没放下心来，一直在猜测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直到晚上10点，才接到韩寒的电话。我一看来电显示，见是石化的电话号码。一问，他果然乘车到了金山区政府的所在地——上海石化城区。他说打的是公用电话，晚上不回家了，请我放心。 
　
　　我说：“你不应该拿出这种脾气来。你走后，妈妈找过你了，没找到。”因为没有公交车了，我叫他马上乘出租车回来。他说：“不回来了，明天回来，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事的。” 
　
　　我问他：“晚上睡哪里？” 
　
　　他说再说，然后就挂了电话。 
　
　　此后，任凭我再怎么打这个电话号码，传来的都是盲音。可能这个公用电话是只对外的。 
　
　　他是第二天上午回来的，说是在石化海边过了一夜，很开心。我跟他谈了许多话，并要他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许再这样了。他答应了。 
　
　　后来他在一篇《来自海边》的文章中写道： 
　
　　……那一夜躺在海边一个高地上，排除发海啸的可能性那里是绝对安全的。那个高地旁边有更高的堤掩护，吹不到风，八九点钟就躺在上面，一动不动看着星星，大有被人收尸的危险。……然而到后来就吃不消了。平日我衣服穿得极少，严冬也顶多一件衬衫、一件防水外套，可那夜到十二点后，就觉得脚趾冰冷，没有一点知觉，被人割去几个恐怕我也不知道。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旁边五米处一对情侣正在亲热，不顾我浑身寒冷，也不懂得有福同享三个人一起抱着多暖和……

　　这一学期，韩寒的数理化等成绩仍然多门功课“红灯”高挂。因为这已经是第二个高一的第一学期了，这样下去，到第二学期结束时将很麻烦。 
　
　　2月3日是2000年的农历大年廿九，松江二中的乔校长带几位校领导和班主任专程从松江区赶到金山进行集体家访，商量韩寒的学习问题。这在这所已有95年历史的上海名校是前所未有的。学校不希望韩寒再不及格。乔校长甚至说，可以把韩寒作为一个班级来对待，派五六个任课教师专教韩寒；韩寒要看书，学校可以给他安排看书时间；韩寒要写作，可以给他安排写作时间。但是，韩寒要将功课应付过去，至少得求个及格。 
　
　　开学后，校长又满足了韩寒的要求，给他一个人安排了一个寝室，里面有电话，有卫生间，熄灯时间又晚。这样对韩寒来说有了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空间，对原寝室来说也不会再因为韩寒的一些个人方面的事情处理不好而扣分，进而影响了班级的“荣誉”，大家互不相伤。

　　韩寒对原来的寝室还是很有感情的。为纪念那段难忘的集体宿舍生活，他后来写了一篇散文《那些人，那些事》。文章的最后写道：
　
　　昨天是我住寝室的最后一夜，大家好聚好散，兄弟们又说了半夜话。以后我就搬在他们下面的那间101，每天晚上睡觉前嘱那帮子人一定要踩三脚以示告别。 
　
　　可也许是他的课脱得实在厉害，一下子跟不上了；也许是他真的对成绩，对一纸文凭看透看穿了；也许是他真的想让自己说过的话算数，反正是，他真的太不给学校、不给“教育”面子了。 
　　
　　2000年3月18日晚，韩寒的班主任打电话到家里来，叫我到学校去一次，说校长找我商量一些事。 
　
　　我忐忑不安，估计肯定不会是好事。 

　　3月21日下午，我抽出时间赶到松江二中。校领导说：韩寒的学习情况越来越差了，上课经常迟到，晚自修经常出去买东西吃；上课时睡觉、看书（不是教科书），耳朵里常塞着耳机（其实他的随身听已经被人在寝室里偷走一年多了）；寝室里乱哄哄，摊得一塌糊涂，班级的分数让他扣光了，等等等等。虽然这些事我已经听到过好几遍了，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听着，并为韩寒的种种犹如“害群之马”的表现而在老师面前难为情。还是从初中开始，逢到学校通知开家长会，我和他母亲总是推来推去，谁都不愿去，恐怕老师当着别的家长的面批评起来脸上挂不住。但今天这事是老师点名要我去的，我只得硬着头皮聆听老师的批评。

　　校方说了许多韩寒的表现后，进入了实质问题。校方说：韩寒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一是，首先要给个处分，因为他有上述诸多“违反校纪”的行为。但韩寒根本不把学历、文凭当回事，而且上次老师对韩寒说因为没有处分他的缘故，学校对其他违纪学生也难以处分，不然“摆不平”，韩寒马上爽快而真诚地说，那处分我好了，所以这招可能对韩寒毫无约束力；二是韩寒照这样下去，估计还是不及格。
　
　　再留级的话，根据有关规定就得退学或转学。为此，校方提出，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先回去，休学一年。

　　一年中，如果走得出自己的一条路，最好；如果一年以后自己回过头来想读书，还可以回到学校，学校为其保留一年学籍。其间，他还是松江二中的学生，还可以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活动。 
　
　　学校要维护自己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么一所古老的学校做出这么一个很有新意的决定，我想已经是破例了，对韩寒表现出了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大的宽容。我也感到，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

　　这时，班主任也把韩寒找来了。 
　
　　我征求韩寒的意见，他表示非常愿意休学。 
　
　　我说：那我尊重你的选择。 
　
　　送我去乘车的路上，韩寒说：“爸爸，你放心，我会做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别人看不起我，我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再说我又不是一点没有理科基础，将来用得到，我会自学的。” 
　
　　乘在回家的车上，不知怎么，我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同时我又担心，回去怎么向他母亲交代？ 
　
　　“你怎么会同意韩寒休学？”果然，我回家一说，立即遭到了韩寒母亲的责问。 
　

　　这一晚上，我给她做了半夜的工作。我说让他去闯吧，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让他走去。教育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学会生存。如果他能生存得很好，又何须高中文凭，又何须走考大学这座独木桥。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又如何呢？还是要解决生存问题。再说他现在在学校里几乎上什么课都不听，的确是既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又影响别人，还影响老师的情绪。既然书读得精神疲惫，不堪重负，他又适应不了学校的现行规范，那么还不如休学。他只要将来不做政府官员，不当大学教师，不在意进不进单位、有没有正式工作，更不在意学历这个虚名的话，那么一纸文凭对他来说真的比一张草纸还不实用。他
过去常说，他即使读大学也是为我们而读，到时他会将文凭朝我们一丢再也不会去用它。他甚至还开玩笑说，你们一定要的话，我去帮你们买一张来。现在，在社会上买张各类学校、各种学历的文凭的确不是件难事，而且绝对比“正版”的便宜。既然国家和社会“尊重知识”，似乎对证明学历的那个本子十分看重和需要，那么总会有“市场”去“弥补”国家文凭“生产能力”的不足。不过，如果读书读到为我们而读这个地步，那真是索然无味、毫无意思了。何况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变得合情合理，社会也在进步，不会永远一概只讲文凭而忽略能力的。作家出版社就并没有因为他是高一学生没有大学文凭而不出版
他的小说。再说知识随时可学，随地可学，不为文凭的学习也许更像学习、更派用场。 
　
　　韩寒母亲被我乱七八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地一说，居然也似通非通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于是，由韩寒自己写了个休学申请书。他周末回来时，我签了名字。 
　

　　可是，4月4日我又被叫到学校。 

　　还好，是校领导向我核实一下韩寒的休学申请书上我的名字是不是我签的。我说是的。校领导说，那就好，他们一开始以为那名字是韩寒签的。

　　我说，肯定是我亲笔签的。他们说我的字很像韩寒的字。
　　
　　其实，是韩寒的字有点像我的字。不过，真的写起来，韩寒的字要比我的字漂亮。 
　
　　校领导说，他们看了韩寒的休学申请书后，经研究同意韩寒休学，并表示当天就可以办手续。 
　
　　所谓手续，也就是校领导去校务处签个大名。 
　
　　校方希望办了手续后，韩寒能尽快离开学校。 
　
　　我说一两天内就来把行李搬回去。

　　我叫韩寒先收拾一下，如果有欠同学的钱，借学校的书什么的，都要还清。 
　
　　第二天，4月5日，因为我实在走不出，就由他母亲去学校接韩寒回家。 
　
　　同去的舅舅开玩笑说，韩寒“大学”毕业了，我们来接你回家。
　
　　离校时，韩寒带回了许多平时买的“闲书”和上万封全国各地大部分是中学生的来信。只是教科书没有了，他说早就全部撕掉扔了。
　
　　“所谓教科书，就是指你过了九月份就要去当废纸卖掉的书，而所谓闲书野书也许就是你会受用一辈子的书。”许多人都把这句《穿着棉袄洗澡》里面的话当成了韩寒的一句“名言”。 
　
　　走的时候，韩寒几乎没有和谁告别。 
　
　　在此前四天，也就是2000年4月1日，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一个叫“今天我们怎样当校长”的座谈会上说：

　　“……每一所学校都应使学生在走出校门时，对未来充满信心，对母校充满感情，对社会充满希望。” 
　
　　我不知道也不想去猜测韩寒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韩寒竟然会以这种方式离开学校，告别或者至少是暂别学生的生涯，是我所始料未及的。十多年前，当我把儿子交给我们信赖的“教育”时，我们虽然不能具体地设想出若干年后“教育”会还给我们一个怎样的韩寒，但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还有很多大家看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