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尽。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吅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吅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所有的军队，一旦和平来临，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主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技巧、更少浪费，最重要的是更能速战速决。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了一千三百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上一章里，我们已叙述过如何在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这幅阴暗的图画有所冲淡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的战事的恐怖程度。 1870年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比例约为五比一。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过来了。同样地，1815年前，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成了终身残废。此后，受伤后康复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 

两年前看的时候，觉的这书挺短的，没几个小时就看完了，现在怎么感觉字好多好长啊。

     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时间不超过数周。这样就可以安排休息与体力恢复。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生活，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从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订出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行为更加人道。1859 年法国——奥地利战争之后，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平民、对伤员、对战俘的对待原则，并对武器的致命性也作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了野蛮主义。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了对战俘的公正待遇。
     另一个结果，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他们的前辈无从嫉妒的。按顿吃饭，饭菜不错。多亏附属的军事服务部门的发展，许多士兵实际上生活得比在家里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留下了几乎无法摆脱的恐怖印象，但对当兵的来说，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战后世界来，许多人感到了失望或乏味，有点若有所失。同一团的人战后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后更喜欢重聚)，大家回忆起战时的友谊与险遇，战争的挑战与胜利的喜悦，经济上无忧无虑，又免去了家务责任，真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 作者注：作为例证，可以参看：关于德国，Ernst Junger, Storm of Steel,London, 1929；关于英国, Guy Chapman, A Passionate Prodigalty, London, 1933. ] 这种对衣食无虞的怀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意义的怀念，成为混乱的政吅治活动的一个显著因素，到了20世纪2吅0年代，便孕育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许多国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年代的军国主义怀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许多人来自表面稳定的、具有爱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世界，战后进入一个混乱的、受挫的、革吅命的世界，感到受了欺骗；不少人想寻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图通过新的民粹派组织，重建军事统治的辉煌，并由此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则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通往权力高峰的可能性。这些极右的政吅治运动从意大利引来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已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可行工具，而且是一种人类自我调节的活动。非但没有对战前欧洲某些地方曾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否定，调门反而比从前更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同法国革吅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相当合拍，国家也正是主要依靠这些名义来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义却是坦率地反对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价值不是自由而是领导与降服；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服从；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优越感。这些观念使人联想起欧洲社会旧时代那些权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等一套体系，等到这些体系摧毁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革吅命与受挫变得特别脆弱的德国社会，在上述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国际政吅治体系的影响具有与法国大革吅命同样的破坏作用。它不仅向欧洲现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战，而且它根本不接受整个国际体系赖以作为基础的共同观念。

     当然，不承认这些观念更早的是俄国。1917年革吅命后的俄国政权，依据卡尔·马克思的原理(经过列宁修正)，自认他们同资产阶级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在外国干涉战争起来之后，苏联立即决定同西方邻国吅保持暖昧的共存关系；西方邻国反过来，看到有一种危险正在危及他们的政权的稳定，即他们国内共产吅党的活动，比一个外部的严重武力威胁，危险更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统治阶级害怕国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害怕苏联进攻更甚。最好是把许多受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人引向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同盟者去共同对付来自左翼的威胁，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内与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危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发现自己在三种互斗的意识形态中搀扎。(一)1918年获胜的国家是那些信奉来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吅主原则的国家，他们建议建立国际性的“法律规则”，抛弃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作法；这些思想在19世纪和平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土壤上从萌芽走向成熟。(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社会中如此众多的传统结构，大大加强了左翼革吅命力量，他们认为未来的一干年必然在国内与国际间进一步发生武装冲突。(三)与此同时，战后也大大加强了右翼，他们认为继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战争乃人类的必然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欧洲大国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除非他们有力量去推广实行，否则就无法强化他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而少了美国，他们就没有这种力量。其结果，凡尔赛协定签订十五年后，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又在准备战争了。
     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战争，本是士兵在前边打，将军们远在后方下命令那种战争。他们所要的战争，是那种由一个一个小队的年轻英雄组成的战争，包括飞行员、坦克手、突击队，这些“超人”用他们的胆量与暴力可以把人类的命运从一群围着铺绿台呢的桌子转、穿儿童外衣的学步娃娃变成一批干干净净、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法西斯分子希望，未来的战争只属于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倒也不全错。技术曾经使19世纪的广大民众参与战争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纪，技术将把更强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平的技师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同技术专家玩弄奥秘相混合的生死搏斗。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民几乎全部从冲突中被排除出局了，如果他们硬要参加进去，那么，他们见到的将是相对说来为数很少的军事技师们，在一个几乎无法想像的规模上挥舞着可以摧毁一切的巨大威力。
     要理解为何出现这种局面，还须后退几步，先研究一下19世纪的战争中某些新的发展，这些在上一章里没有涉及到。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战列舰是国家威力的象征，那么，欧洲各国越来越渴望拥有更多的舰只。英国人大为宽慰的是，1897年无需剥光海上停泊点 [ 作者注：此句意指无需用尽海上停泊点所储备的油料等物资。 ] ，也可以把五十艘战列舰集吅合到斯匹特海德 [ 作者注：Spithead,斯匹特海德系英国汉普郡与威特岛之间的海峡的东部。1797年，驻扎在该水域的舰队在庆祝战时友谊联欢之际，军官被送上岸，士兵开动战舰，要挟当局提高他们的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 ] 来进行“钻石庆祝” [ 作者注：一般指六十周年或七十五周年纪念，从此处上下文看，应是一百周年纪念。 ] ；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正在失去工业领导地位，本来凭藉这一优势大可主宰世界一百年的；同时，他们又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舰队控制不了海洋，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是脆弱不堪的。海军上将冯·蒂尔匹茨的舰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技术成就(主要来自西部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东部的军人地主) 的完美体现，但是，舰队无法消除人民夹在两个强大对手当中的不安情绪——一边是1870年不肯饶恕、总在伺机报复的法国，一边是潜力巨大的俄罗斯帝国。战列舰也无法安慰他的因地理环境不佳引起的担忧；也无法安慰技术落后的俄国人，无法安慰国内逐渐增长国家主义的奥地利帝国。最清楚不过的变化，可以从19世纪最末一次海战与20世纪最初一次海战中看到，欧洲的舰队败于非欧洲海军强国之手：1898年西班牙败于美国，1904年俄国败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及其盟国仍在海上互争雄长。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除了同对手做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外，别无良策。但是，德国的技术专家独出心裁，设计出潜水艇，从而开辟了新的机会。从此，翻开了海战历史崭新的一页。
      1914年时，普遍预计海上争霸的决胜，仍像纳尔逊时代一样，将通过大舰队的相撞。对抗的胜利者将会把敌方的小手工艺者与商人逐出海洋，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人口稠密、依赖海外贸易与进口食物的国家只好束手待毙。这一理论喊得最响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T. Mahan)，他的著作《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1890年)成为欧洲海军在世纪之交时期的圣经。马汉认为，虽然摧毁对方贸易是最终目的，像法国在 17与18世纪那样动用海军去直接攻击贸易活动仍是荒谬的。海军的任务应是获得“海上支配权”，这样就有可能把海洋作为自己开展海外贸易活动的道路，对敌人则是贸易活动的栅栏。这样的支配权才是最强大的舰队配享有的特权。
     马汉的理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越来越严，而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竟无所作为。英国不仅切断了德国同殖民地的自由来往 (这倒并不重要)，还切断了同中立的贸易伙伴如美国的来往，这是至关重大的——尽管这样也搞坏了英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一百年前那样，几乎达到崩裂的边缘。潜水艇从作为保护海岸的短程武器发展到能在海洋巡行达数周之久，使德国人有了可怕的报复能力。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与之沟通、与之妥协的。这在东方前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正是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标——扩张领土，屠吅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吅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点点滴滴地动员起来，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就像拿破仑，依靠进攻的猛烈推动力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怀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将会使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将使面对它的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盟国的大舰队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奇纳的部队。 [ 作者注：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曾挫败马赫迪人(Mahdi)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 ]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每颗炸弹摧毁了一个中等城市，十二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里，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哥伦布与瓦斯科·德·甘玛 [ 作者注：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头一个航海去印度的欧洲人。 ] 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废除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发明出来了。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