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周围的战斗持续到9月19日。所有控制重要市政机关的中国军队都逃走了。警察、交通和银行机构也停止运转了。所有的平民都紧闭门户，整个城市陷入一团混乱。罪犯们从监狱里跑了出来，在街道上横冲直撞。形势变得如此糟糕，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见到形势如此发展，也为了满足市民们热切的要求，本庄繁司令官，为了保持市面的安定，立即宣布组建一个临时的市政管理机构，他任命土肥原贤二大佐为临时的沈阳市长”。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公共安全，只是权宜之计，只要能够出现一个可以把控局面的中国人，市政管理的责任将会完全转移到他的身上”。“在10月20日赵欣伯先生就接任了沈阳市长，所有的日本顾问也从沈阳市政权中离职了”。
“随着中国东北各省发表独立宣言，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倾向于建立一个满洲人的新的国家。本庄繁司令官认识到这种趋势不可避免，于是他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1931年10月底在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了下列重要的公开讲话：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在满洲事变之前就一直存在，很遗憾地导致了中日之间的全面冲突。我们必须保证这样的不幸冲突不再发生。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设计出让两个国家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的最佳方案。实施这个最佳方案的第一步是要高度重视全体满洲人民表达出来的强烈愿望”。
“张学良的暴政是东北人民对日本产生敌意的根源，不仅仅是新政府的日本和满洲官员，3000万“满（和谐）洲国”的民众也要深刻认识这一点”。““满（和谐）洲国”必须阻止张学良和国民党的卷土重来”。
“在满洲复辟帝制是不合时宜的举动，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复辟帝制会让“满（和谐）洲国”丧失在将来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机会。即使溥仪应东北3000万民众的要求担任了“满（和谐）洲国”的首脑，有一点也必须明确，就是要让他认识到担任新国家的首脑与他复辟当皇帝之间的区别”。
“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完全是民族运动的结果，满洲的人民选择自己的归属，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地方。在满洲的那些有影响力的任务应该全心全意为满洲人民负责”。
“我利用一切机会向满洲的市政官员和平民领袖们征集观点，我将这些观点汇报给本庄繁将军。
在这些领袖当中有一种普遍的情绪，他们对于张学良满怀愤恨，他们也不喜欢国民党政权，他们非常强调保境安民的政策，他们对于满洲的独立怀有强烈愿望。在满洲事变之后的9月23日，一位复辟派的官员罗振玉从旅顺来到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来与我见面。他告诉我，维持政权希望让宣统皇帝来到满洲。
他随后到吉林去会见熙洽，在洮南他见到了张海鹏，他在9月26日重新回到沈阳。他又告诉我，吉林的张海鹏准备参加独立（和谐）运动，希望迎接宣统皇帝到吉林，张海鹏将军下决心要宣布独立，他将支持宣统皇帝。在11月3日，于冲汉会见了本庄繁司令官，他提出建议，有必要在保境安民的方针指导之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我与这些主张独立的地区领袖会谈，倾听他们的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各种观点。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反对张学良回归东北，他们也不愿意南京政府重新统治东北，他们痛恨国民党政权。他们普遍和真诚地愿望，让他们在保境安民的原则的基础上，逐步采取行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真诚而坦率地告诉我，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必须得到日本的支持，建国之初的国土防卫工作还是需要仰赖日本的”。
“在他们当中关于政体和国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复辟派的官员们，包括吉林省省长熙洽和吉林的政治领袖谢介石强烈地要求溥仪出任国家元（和谐）首，恢复帝制，他们认为在满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应该紧锣密鼓地推进复辟运动。
奉天省长臧式毅和奉天的政治领袖袁金铠强烈地反对张学良的暴政，他们是保境安民政策的鼓吹者，他们不同意复辟。他们希望这个新的国家实施共和政体。对于国体问题，他们接受溥仪先生以总统的身份出任国家元（和谐）首，但是必须通过选举赋予溥仪这一职位。黑龙江省的马占山将军当时还不是黑龙江省的省长，他个人最大的财富是他手里的军队。对于新国家的政体问题，他完全地追随张景惠，张景惠与奉天的臧式毅观点大致相同，他们两人也都是反对复辟的。他们两人都倾向于在这个新的国家实行共和政体。
满洲的蒙古族聚居区与复辟派观点相同。在整体问题上，奉天派和吉林派观点相左，在政体和国体上的分歧是当时满洲最大的问题。但是，所有的地区领袖们都同意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
“奉本庄繁司令之命，我在1932年1月29日(昭和7年)在旅顺拜会了溥仪先生。当时满洲的权贵和普通民众都热切地盼望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因为建立新的国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复辟运动也达到了顶峰，复辟派手中有一张王牌，就是前清废帝宣统——溥仪，他一直与满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复辟派希望由溥仪出面担任新的国家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