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出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被告个人辩护举证(下)》。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军官的辩护律师说：“九一八事变是一个纯粹的突发事件，我一直表示，关东军并没有事先进行预谋。“满（和谐）洲国”的建立和溥仪的上台，我认为他们是出于民众的热情而导致的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所谓的傀儡国家和傀儡政权的说法，“满（和谐）洲国”的建立和“满（和谐）洲国”政权的产生也不是日本事先计划好的，也不是这些政要在日本或者关东军威胁之下的被迫之举”。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军官的辩护律师说：“从1925年起，中国方面兴起了收复失地的运动，反日举动日益增多。在满洲也出现了损害日本利益和权利的举动”。“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官员的直接组织之下，东北的反日运动越来越频繁剧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利受到侵害，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侨民受到压迫”。
“(b)在另一方面，在军事领域，张学良在1928年秋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副总司令，他计划加强和重新编组他控制下的军队，他把自己的军队规模扩充到20多万人，并且扩建了东北兵工厂，用现代化的武器(比如坦克和飞机)装备他的军队，并且通过严明军纪的方法来加强军队的力量”。
“由于反日形势日益伸张，中国部队的反日态度也日益鲜明，中国和日本军队擦枪走火的危险逐渐增加。这种情势的缓解极端困难，除非中国方面或者日本方面愿意妥协退让。因为当时中日之间的形势是冲突性的，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的要求是相左的，走向复兴的中国要求恢复失去的利权，而日本方面则想保留这些利权。但是中国不打算在所有的问题上妥协，所以武装反日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日本方面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解决办法无他，只有放弃全部的利权，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特权，需要全部放弃。所以，全面放弃特权的做法，不仅日本政府接受不了，就是社会舆论也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对于关东军来说，他们竭尽全力地试图避免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执行方方面面的绥靖政策，责令军官和士兵保持克制、小心谨慎，希望能够避免擦枪走火的事件。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他们也认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所以他们也在为中日之间爆发突发性冲突进行充足的准备，一旦中国军队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他们也好应对”。
“此时中国军队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的中村大尉在万宝山事件中被杀害。中国军队在南满铁路的多处地点骚扰关东军的巡逻部队，或者骚扰关东军的演习。本庄繁严厉地警告属下军官和高级军士，防止任何突发事件发生，但是与此同时，他鼓励这些军官和军士积极主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旦擦枪走火，就要立即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
“就在我准备离开情报处去往兵站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关东军守备部队打给情报处的，守备队军官向情报处报告：柳条沟路段发生了爆炸”。“虽然这起争端的外表还是铁路上的一起爆炸事件，但是这是中国正规军精心计划的挑衅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由此判断，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已经对日军采取了实质性的对抗行动。所以，敏感地察觉到危险近在咫尺，如果我们犹豫不决，我们将丧失南满铁路沿线的领地，而且关东军要被奉天省的中国军队围攻”。
“岛本中佐是独立步兵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指挥官，他表示他将立即集结部队解救川岛中队，该中队正在东北军北大营的一个角落里与敌军交战。平田大佐是关东军第二九联队的指挥官，他得到上述情况的报告后，他宣布，他将配合岛本中佐的守备队发动攻击，他的部队将尽全力攻打沈阳的城墙”。
“我之所以接受他们的要求，原因如下：(1)两位指挥官的上述决定是完全必要的，与部队遭遇紧急情况的预案是一致的，沈阳的部队不仅仅要自卫，也要让主力部队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
“在9月19日夜间，我们给日本驻沈阳的使馆打去了电话，报告了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关东军采取的应对措施”。“我还通过电话与林领事进行了几次交流。林领事在电话中说，因为日本与中国还没有正式宣战，而且中国方面通过赵欣伯领事发布了他们的不抵抗政策，所以他希望关东军方面妥善处理此事，让这个事件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他希望关东军方面暂时中止军事行动”。
“为了给予他一个满意的回答，我详细地向他解释了事件后续发展的细节，让他重新考虑他的想法。我要告诉他的是，此次事件不同以往，这次是中国正规军向日本军队的正式挑战，中国和日本的军队现在已经打成一团，现在想要把他们分开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除非现在的军事行动能够解决问题，否则在操作层面，此次争端是没有办法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

“在沈阳周围的战斗持续到9月19日。所有控制重要市政机关的中国军队都逃走了。警察、交通和银行机构也停止运转了。所有的平民都紧闭门户，整个城市陷入一团混乱。罪犯们从监狱里跑了出来，在街道上横冲直撞。形势变得如此糟糕，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见到形势如此发展，也为了满足市民们热切的要求，本庄繁司令官，为了保持市面的安定，立即宣布组建一个临时的市政管理机构，他任命土肥原贤二大佐为临时的沈阳市长”。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公共安全，只是权宜之计，只要能够出现一个可以把控局面的中国人，市政管理的责任将会完全转移到他的身上”。“在10月20日赵欣伯先生就接任了沈阳市长，所有的日本顾问也从沈阳市政权中离职了”。
“随着中国东北各省发表独立宣言，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倾向于建立一个满洲人的新的国家。本庄繁司令官认识到这种趋势不可避免，于是他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1931年10月底在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了下列重要的公开讲话：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在满洲事变之前就一直存在，很遗憾地导致了中日之间的全面冲突。我们必须保证这样的不幸冲突不再发生。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设计出让两个国家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的最佳方案。实施这个最佳方案的第一步是要高度重视全体满洲人民表达出来的强烈愿望”。
“张学良的暴政是东北人民对日本产生敌意的根源，不仅仅是新政府的日本和满洲官员，3000万“满（和谐）洲国”的民众也要深刻认识这一点”。““满（和谐）洲国”必须阻止张学良和国民党的卷土重来”。
“在满洲复辟帝制是不合时宜的举动，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复辟帝制会让“满（和谐）洲国”丧失在将来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机会。即使溥仪应东北3000万民众的要求担任了“满（和谐）洲国”的首脑，有一点也必须明确，就是要让他认识到担任新国家的首脑与他复辟当皇帝之间的区别”。
“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完全是民族运动的结果，满洲的人民选择自己的归属，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地方。在满洲的那些有影响力的任务应该全心全意为满洲人民负责”。
“我利用一切机会向满洲的市政官员和平民领袖们征集观点，我将这些观点汇报给本庄繁将军。
在这些领袖当中有一种普遍的情绪，他们对于张学良满怀愤恨，他们也不喜欢国民党政权，他们非常强调保境安民的政策，他们对于满洲的独立怀有强烈愿望。在满洲事变之后的9月23日，一位复辟派的官员罗振玉从旅顺来到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来与我见面。他告诉我，维持政权希望让宣统皇帝来到满洲。
他随后到吉林去会见熙洽，在洮南他见到了张海鹏，他在9月26日重新回到沈阳。他又告诉我，吉林的张海鹏准备参加独立（和谐）运动，希望迎接宣统皇帝到吉林，张海鹏将军下决心要宣布独立，他将支持宣统皇帝。在11月3日，于冲汉会见了本庄繁司令官，他提出建议，有必要在保境安民的方针指导之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我与这些主张独立的地区领袖会谈，倾听他们的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各种观点。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反对张学良回归东北，他们也不愿意南京政府重新统治东北，他们痛恨国民党政权。他们普遍和真诚地愿望，让他们在保境安民的原则的基础上，逐步采取行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真诚而坦率地告诉我，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必须得到日本的支持，建国之初的国土防卫工作还是需要仰赖日本的”。
“在他们当中关于政体和国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复辟派的官员们，包括吉林省省长熙洽和吉林的政治领袖谢介石强烈地要求溥仪出任国家元（和谐）首，恢复帝制，他们认为在满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应该紧锣密鼓地推进复辟运动。
奉天省长臧式毅和奉天的政治领袖袁金铠强烈地反对张学良的暴政，他们是保境安民政策的鼓吹者，他们不同意复辟。他们希望这个新的国家实施共和政体。对于国体问题，他们接受溥仪先生以总统的身份出任国家元（和谐）首，但是必须通过选举赋予溥仪这一职位。黑龙江省的马占山将军当时还不是黑龙江省的省长，他个人最大的财富是他手里的军队。对于新国家的政体问题，他完全地追随张景惠，张景惠与奉天的臧式毅观点大致相同，他们两人也都是反对复辟的。他们两人都倾向于在这个新的国家实行共和政体。
满洲的蒙古族聚居区与复辟派观点相同。在整体问题上，奉天派和吉林派观点相左，在政体和国体上的分歧是当时满洲最大的问题。但是，所有的地区领袖们都同意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
“奉本庄繁司令之命，我在1932年1月29日(昭和7年)在旅顺拜会了溥仪先生。当时满洲的权贵和普通民众都热切地盼望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因为建立新的国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复辟运动也达到了顶峰，复辟派手中有一张王牌，就是前清废帝宣统——溥仪，他一直与满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复辟派希望由溥仪出面担任新的国家的君主”。

“本庄繁司令官令我以官方身份去会见溥仪，确认他对于此事的态度。第一次见面我给了溥仪关于满洲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粗略的信息，询问他的看法”。“我会见溥仪的目的不是说服他出任“满（和谐）洲国”的元（和谐）首，而只是想探听他的想法”。
“之后，在1月21日，罗振玉和他的儿子到关东军司令部来见我，他们说自己是溥仪皇帝派来的。他们说，溥仪仍然坚持要在“满（盒子）洲国”实行帝制。但是，当时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已经在1月18日发布了东北独立的宣言，他们决定在1月19日宣布建立共和国，他们要求宣统皇帝溥仪出任国家元（和谐）首。
所以，我们认为罗振玉此举是溥仪对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在溥仪缺席的情况下就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抗议。我们认为有必要就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造成的既成事实直接和溥仪先生进行沟通”。
溥仪“坚持帝制的选择。不过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决定，对于这个新国家的国号、国旗、首都和各地区的划分，他表示认同”。

你相信吃瓜蒙主所说的“伪满皇帝邀约日本侵略中国”，“爱新觉罗氏是918事变的罪魁祸首”的鬼话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三辑）11月8日在上海出版发布，标志着东京审判核心文献——总计40卷本的法庭庭审记录已完整译为中文”。
抗日战争纪念网上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的不少内容，想要了解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的群友，可以阅读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