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代，这一发展与社会民主劳动运动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以及和平主义的社会自由党——激进左派（Radikale Venstre）密切相关。6
点我解析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及众多斯堪的纳维亚知识分子的民族浪漫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种精英主义现象的知识分子影响开始扩大。Norden协会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立，并且在芬苏冬季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情感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特别是那些厌倦了占领的丹麦人。
点我解析二战后，亲北欧的情绪在丹麦高涨。知识分子和民众都认同“北欧民主”的概念，认为它有别于欧洲民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被占领的经历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北欧民主是一种价值观，它比在欧洲大陆更深地根植于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国家，或者在这些国家中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也出现了对特定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价值观的日益认识，例如对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社会立法的重视。7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执政精英和中央公务员一方面所持有的国际秩序观念及丹麦在欧洲的地位，和另一方面大众组织、知识分子以及公众本身所持有的观念。精英决策倾向于关注对国际环境的适应，而大众情绪则倾向于支持更强的基于身份和价值观的标准。尽管自二战以来丹麦的外交政策已经民主化，但在精英和大众观点之间，直到1972年及此后，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因此，可以说，1972年丹麦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全民公投运动不仅仅是围绕着国家的未来而展开的。在许多方面，它也是围绕着历史和身份认同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在许多丹麦人对自身、对国家以及对国家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的认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政治挑战，也是一个在身份、认知和偏见方面的挑战。1945年后，丹麦开始确立遵循这些传统路线的外交政策。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该国在安全和贸易方面完全依赖于英国。食品（培根和黄油）跨越北海的出口对于该国的经济命脉和农民的收入至关重要。丹麦参与了由英国发起的所谓“Uniscan合作”，巩固了这一传统依赖关系：这是一种主要为协商性质的英-斯堪的纳维亚合作，其框架位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之内。然而，随着德国经济作为丹麦经济的另一个引力中心重新崛起，英国的突出作用很快受到了制约。与此同时，联合国和北欧合作成为丹麦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在1948年冷战恐慌爆发时，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斯·赫德托夫试图团结丹麦、挪威和瑞典达成北欧防御条约，但未能成功。因此，依赖国际世界组织和北欧防御条约的目标在1948-1949年间破灭，丹麦与挪威一起加入了大西洋联盟。

在这里，丹麦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的广泛认知与丹麦现实政治之间的差距再次开始显现。如果丹麦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标志着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全面分裂，那么1949年安全政策的重大变化则是这一分裂线上的第一个重要裂缝。丹麦于1949年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北约，这让许多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中立主义者感到不满。当谈到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加入一体化进程时，他们更加怀疑。考察丹麦安全政策中的创伤和紧张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丹麦左翼，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六个创始成员国的左翼（最初的例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对比，对一体化进程持忧虑态度。国内的体制在1920年代到1970年代初的年份中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在1945年至1972年之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丹麦由社会民主党少数政府或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统治。社会民主党在1947年至1950年期间执政，当时正值关于马歇尔计划、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Uniscan以及首次北欧磋商的谈判。他们于1953年再次执政，并一直执政到1968年。从1968年到1971年，由社会自由党、农民党和保守党组成的中右翼三方政府启动了关于丹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条款的谈判。1971年，社会民主党重返执政，并完成了这些谈判。丹麦政治体系一直由四个“老党”主导：社会民主党、社会自由党、农业党（温斯特党）和保守党。共产党传统上并不重要。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丹麦共产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在1960年代兴起的——强烈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社会主义人民党。由于少数政府的传统，在许多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各政治派别之间可以找到联盟。在1949年丹麦加入大西洋联盟这一备受争议的抉择中，这一点尤为重要。这一决定发生在北欧令人失望的背景下，这尤其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沉重负担。社会民主党、农业党和保守党的“大西洋”多数派构成了1949年后几十年安全政策的传统中心支柱，但也构成了一种需求——特别是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需要强调他们继续坚持联合国原则和北欧磋商。
点我解析这适用于北约政策，并且在许多方面也适用于欧洲问题（在丹麦政治术语中被称为“市场政策”）。一个宪法特征对于理解丹麦外交和欧洲政策的背景也很重要。直到1953年，丹麦拥有一个两院制的议会。1953年新宪法实施后，两院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单院制议会——福尔基廷。新宪法包含了现在众所周知的第20条，该条规定，主权只能通过公民投票或在议会中以五比一的多数通过，才可以转让给国际组织或超国家机构。

1945年后的丹麦与“欧洲”
丹麦对于联邦主义或亲欧洲方案的最初反应是极不情愿的。只有少数来自抵抗运动和主要政党的代表密切关注着欧洲为加强欧洲合作所做的努力。
在1948年5月于海牙举行的会议上，丹麦代表保持了克制的立场，并且在1949年欧洲委员会成立时，他们支持英-斯堪的纳维亚的“功能主义”方法。
许多丹麦人和丹麦政治家的外交政策前景继续以情感和政治驱动的北欧主义为特征。在1948-49年对承诺的北欧合作的希望受挫后，新的尝试转向建立一个北欧议会大会。1952年，所谓的北欧理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理事会是一个北欧内部的议会集会，在北欧各国首都轮流举行，每年会期约一周。理事会严格来说是咨询性质的，但其重要性在于内阁部长和（通常）总理参与会议。在马歇尔计划开始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开始调查建立一个类似于贝尔哈克斯关税同盟的斯堪的纳维亚关税同盟的可能性。这些研究多次受到不兼容的经济利益、保护主义和行业游说团体的阻碍。
然而，在1954年，进行了一轮新的、更具权威性的谈判——即所谓的哈普松谈判，旨在创建一个北欧关税同盟——尽管不包括鱼类和农产品。这些谈判一直持续到1958-59年，由于西欧市场在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六个创始成员国和英国之间出现分裂，谈判最终失败。
与此同时，北欧理事会内部的议会间磋商取得了一些成功。因此，在1952年，建立了北欧护照联盟，随后在1954年创建了北欧劳动市场。
20世纪50年代的丹麦经济具有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经历了一个从主要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大规模且代价高昂的现代化进程。农业出口对于资助燃料、原材料和资本货物的进口，以及弥合20世纪50年代痛苦的国际收支问题至关重要（更不用说农民和小农所拥有的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在1950年代，这些问题加剧，因为丹麦农民在其主要市场西德和英国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1950年至1953年间执政的自由保守政府对1950年代初六国的部门整合计划几乎没有关注。
与大不列颠贸易关系的首要地位、对主权的形式化关注以及对经济监管的怀疑态度，使得丹麦政府和农民处于一种疏远的位置。丹麦农民将希望寄托在农产品国际自由贸易的乌托邦上，以及利用其优越的竞争力的可能性上——正如 Alan Milward（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经济历史学家之一，但很可惜在简中没什么知名度）所指出的那样，战略选择正摆在丹麦农民面前。
在与另一大农业产品出口国——荷兰——竞争日益重要的西德食品市场时，丹麦人应该依赖于国际贸易的自由制度，还是应该像荷兰人一样寻求加入一个区域市场集团？此外，舒曼计划本可以使丹麦对即将到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有所预警。一度看来，丹麦本可以在相当早的阶段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
让·莫奈和其他欧洲主义者在1952年试图引诱丹麦政府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当时钢铁和燃料供应稀缺。
然而，丹麦决策者对这一举措并没有太多热情，也对超国家原则几乎没有反对。
哥本哈根的观点以对经济上的权宜之计的渴望为特征。最终，政府拒绝了邀请，主要原因是英国的立场存在不确定性。丹麦驻巴黎大使埃温·巴特尔斯（Eyvind Bartels）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埃林·克里斯蒂安森（Erling Kristiansen）之间关于丹麦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权宜之计的通信，强调了欧洲问题也包含了对与南方邻国关系的思考这一事实。后者写道：掌控鲁尔区者，即掌控欧洲，更甚者，掌控西欧，这一说法难道不仍然成立吗？正如这里所推测的那样，一种发展态势将标志着由西德领导的“西欧大空间”通往“第四帝国”的捷径。

作为回应，这位大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让·莫内（法国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总设计师”，欧共体缔造者）的影响，他表示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对抗这种发展的策略，并辩称无论丹麦是否加入，德国的实力都将依然存在
尽管舒曼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经济性的，但很明显，法国人的想法始终是，通过舒曼组织，他们能够比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更好地控制充满活力的德国人。
1955年，人们再次尝试邀请丹麦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但此时丹麦政府优先考虑与瑞典和挪威进行的北欧关税同盟谈判，其中钢铁市场是核心。丹麦政府似乎再次对合作的超国家性质没有多少顾虑。
1957年，丹麦在欧洲政策方面面临着若干难题。在北欧关税同盟谈判逐渐形成具体计划的同时，该国面临着来自英国于1956年首次提出的经合组织自由贸易区计划和《罗马条约》的双重挑战。EEC的创建导致自由党、保守党和农业压力团体对立即加入EEC产生了强大的国内压力。
他们担心由于EEC的优先政策，荷兰农民会将丹麦农民挤出富裕的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食品市场。经济事务大臣延斯·奥托·克拉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可能最终会加入六国集团。这是一场革命。在某些情况下，最激进的步骤似乎更容易采取。”
政府拖延不决，并在1957年4月非正式地向临时委员会探询了关于完全成员资格的可能条件。克拉格试图启动一项桥梁战略，即丹麦将加入《罗马条约》的部分内容，同时保持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联系。
与此同时，来自工会和产业界的国内压力将注意力引向欧共体成员国身份对发展中的工业部门、福利和劳动制度以及充分就业政策的影响。一场公开辩论聚焦于法国和德国的主导地位、国家独立问题，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因素——特别是关于石勒苏益格边境地区。
经过漫长、痛苦和战术性的策略转换（找不到合适的翻译，原版是一个偏负面的词）社会民主党、社会自由党和保守党选择加入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得到了国内工会、工业企业家和担心失去英国市场的小农户的支持。
然而，在此过程中，政府与西德和法国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前半期，德国-丹麦关系变得日益密切。
在1955年，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相互声明缓解了边界问题的紧张局势，工业和农业产品的贸易也在不断加深。1961年，德国-丹麦在波罗的海的军队达成了相互军事指挥结构的协议。
实际上，丹麦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是在与德国政府密切磋商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在建立了一项确保丹麦食品出口到西德的重要份额的德丹贸易协议之后。
在1959年中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谈判期间，克拉格与联邦政府进行了联络，并且认为德国人将丹麦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视为各集团之间的一座桥梁。用克拉格的话来说：
来自伦敦的机密结果以及波恩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友好态度，即使我们加入七国集团并且丹麦——尤其是我自己——应当适合作为欧洲各集团之间的中介，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丹麦的忠诚和利益在六国和七个EFTA国家之间分裂。更准确地说，丹麦虽然是EFTA的正式成员，但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六国和七国之间的中立状态。
在此期间，丹麦欧洲政策的核心人物是社会民主党人克拉格（1953年至1958年担任经济事务和对外贸易部长，1958年至1962年担任外交部长）
在此背景下，当英国政府于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时，丹麦的立场非常明确。英国的举动预示着丹麦主要贸易伙伴的统一，以及解决确保农产品出口市场这一老问题的方案。

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对新兴的共同体的影响感到焦虑。农业政策以及对向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迅速停滞的食品出口的讨论。丹麦农民建立了价格支持制度，这对财政部构成了严重负担。
因此，丹麦的申请很快跟随英国的申请，并在接受《罗马条约》和共同体的方面表现得相当积极。自1957年以来，加入EEC的许多经济问题已不复存在。
在1957年至1961年间，丹麦经历了快速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工业出口蓬勃发展，销往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斯堪的纳维亚市场。然而，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依然存在。丹麦人决心不接受对其销往英国市场的培根和黄油出口已成定局的局面。
他们还担心，CAP和EEC的征税在完全会员资格生效之前不应损害丹麦的农业利益。在谈判过程中，丹麦政府提出了对资本市场和仍滞后于适应的工业部门某些临时制度的请求。
关于六国与丹麦福利和劳动制度之间的社会和劳动法规兼容性进行了调查。为法罗群岛和格林兰寻求了类似于一些法国海外领土的选择退出。1961年的申请得到了四个老牌政党的支持，但遭到了小型共产党和新兴社会主义人民党的反对。
国内方面的主要问题是难以控制社会民主党、工会和社会自由党中对欧共体持批评态度的派别。
与此同时，各党派成立了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委员会，这些团体要么将其视为资本主义-保守主义的危险，要么将其视为对丹麦民族性和文化的威胁。在许多反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警告声中，可以听到自豪感、偏见以及强烈的小国民族主义。
点我解析早在1957年，经济学家和中立主义者Jørgen S.Dich就已宣布：欧洲理念被创造出来，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其中经济仅仅是手段。我们的目标不能是被引上由天主教会所启发的德法之路，后者借助欧洲理念，旨在影响北欧国家。
克拉格（于1962年成为首相）在欧洲事务中奉行共识政策，其纲领确立了英国和丹麦申请之间的联系。关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国和瑞典的团结声明有助于缓解国内反对，正如1962年挪威的申请被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当作政治止痛药一样。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学者克努德·海内森（感兴趣的可以自搜，退休后极其逆天，比阿诺德还离谱）的声音代表了克拉格正在努力应对的担忧：我并不反对在原则上让渡主权，但我对将主权让渡给罗马联盟有很多疑虑……它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大型的私有资本主义西欧……其经济政策的使用方式与西德和法国相同……应该清楚的是，共同市场机构中的这种右翼多数派很有可能奉行一种与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意图相悖的政策，并为后者制造恶劣的环境。
与此同时，在议会市场事务委员会中建立了旨在建立信任的跨党派磋商机制，以监督谈判进程。正如20世纪50年代末的情况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初，可以明显地看出公开的政治辩论（其与超国家事务保持距离）与丹麦和六国之间真实的、外交的且非常密切的联系之间的分裂。然而，在1962年，当有传言称“核心欧洲”概念的支持者正在考虑只允许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并只允许较小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国家在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之后才能效仿时，政府被迫宣布其支持政治一体化进程的意图。实质上，丹麦在布鲁塞尔会议（1961-1963）期间与六国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与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的关系（丹麦被视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最具大陆特色的国家）正在加深，与西德的关系也发展到形成政治联盟的程度。
因此，德高尔在1963年初——在他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否决之后——告知克拉格，丹麦可以独立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带着农民、食品盈余等。从这一点开始，谈判在1967年第二轮中恢复，当时关于扩大现已合并的三个共同体的欧洲共同体的讨论更多的是试探而非正式谈判。
在这一点上，丹麦克拉格政府与维利·勃兰特的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理解与合作。然而，当这些试探失败后，克拉格尝试了后来被称为北欧“虎跃”的举动。
在1968年的北欧理事会会议上，丹麦人提议建立一个北欧经济联盟（NORDEK）。随着北欧国家间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内部工业贸易的迅速扩张，新的合作领域的出现，以及在预期欧洲共同体（EC）扩大之前一段漫长的等待期，NORDEK计划确实有其有利之处。
然而，现在承担政府责任并于1968-70年间进行这些谈判的中间偏右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农业党人和许多保守党人仍然支持完全加入欧共体，而社会自由党人仍然主张更强的北欧导向。
为了增加难度，克拉格和社会民主党的阴影笼罩着该项目——部分原因是他们与挪威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项目似乎受到了一种结构不兼容的困扰。
丹麦人希望保持加入欧洲共同体的选项，而芬兰人则担心西方倾斜会引起苏联的怀疑。NORDEK的成员能否加入EC？NORDEK是否应该同意与EC建立关联？（NORDEK项目在1970年失败）

在此之前，六国集团在1969年海牙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向潜在的新欧共体成员发出了邀请，丹麦再次开启了新的欧共体申请之路。最终，NORDEK的插曲对于向许多丹麦选民和政治家证明，北欧替代欧共体的方案并不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