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赵一荻画，张学良题《恩光普照和睦家，福乐长存相爱门》印章阳刻（汉卿）阴刻（绮霞）识者得。
图二: 赵一荻画，于右任题跋《扶丈过溪》。

这封信可能写于1960年左右，此时张闾琳已和陈淑贞结婚，张学良说:“素贞的中文，还算不差，虽然不能得到一百分，你可以得个O.K。”张学良刚刚信奉基督教。信里的“Mr Elder”为伊雅格，“Edith”为赵一荻，很奇怪抬头没提到闾珣，其他儿女及配偶都提到了，难道闾珣六十年代已经来了台湾？后来又回了美国，1975年又回台湾正式定居？

对于这一段历史，家族故事里传下来的说法是因为当地有土匪骚扰，于是，于至辉的祖太爷找到徐世昌，希望能够派兵过来保家护院，于是，张作霖便被徐世昌派过来了。
无论如何，对于张作霖的到来，于文斗非常高兴。而张作霖也把剿匪指挥部设在了“丰聚长”，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关键时刻，于文斗还请来吴俊升救了张作霖一命。
有一次，张作霖率领马队剿匪，交战了一天的队伍疲惫不堪，在一个村落里休整。没想到，土匪反扑回来包围了他们。此时，部队毫无防范，双方对峙很久，张作霖几乎走投无路。就在此时，在郑家屯附近的吴俊升紧急调来一队轻骑驰援，张作霖才得以侥幸取胜。
吴俊升在本地小有势力。他和张作霖并无交情，甚至对这个新来的还有些不满。正是我家老祖爷得知张作霖被围困之后，利用他与吴俊升是老乡的私交，才劝动了这支救兵。此后，于、张、吴三人成了'铁三角’和生死之交。（于家后人说的，是不是真的？）

少帅也说我爸爸跟她（于凤至）的爸爸是最好的朋友，那样做的亲。

1915年秋天，帅府的房子还没有竣工，而此时祖太爷的身体情况急剧下降，因为这方面的担心，张学良和于凤至两个人先在于凤至的家乡举行了婚礼，第二年春天才在奉天的帅府又重新举行。沈阳的婚礼于家去了很多亲人，包括于文斗的兄长，但是他本人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去。1917年，于文斗去世。（少帅说那时她岳父已经去世，但是于家人说没有，只是身体缘故没有去，少帅记忆力出错了？）

此前曾有过一种说法，就是张学良本人不满意这段包办婚姻。在张学良第一次去郑家屯时候，他甚至都没有走进于家的大门，只在附近玩了几天就回去了。
张学良最初来于家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他还到于家的粮仓上边爬了一圈，下来的时候，衣服都刮成麻花了。因为这个细节，于凤至的母亲钱氏(都叫她于八奶奶)有点反感张学良。后来还是老爷子说淘小子出好的，这才算是把婚事给定下来了

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的时间地点已确定，有报纸为证！是1914年11月26日，结婚地点在奉天，张学良虚岁14岁。

张学铭和朱洛筠大概交际场上认识的，他俩好了，和原来那个不离婚，他俩到外国去周游去了。那房只有一个女儿，这个朱六有两个儿子，不过现在也都没有了。
张学铭这个人啊，按我们老太太讲，说张学铭到哪说到哪，都能说半天，就把夫人扔一边了，二嫂就在一边站着，急得不得了。老太太说，胖子可是有福气的，不受什么罪，不像他儿子，参加抗战啊辛苦受罪啊，他就是有吃有喝不遭罪。
国民党退台湾时，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走，后来也没说过这个。
学思跟学铭的关系还行，学铭有困难，没钱了有时候来找弟弟，跟弟弟要点钱，我们也没啥钱，但是也会接济他两百三百的。
他原来的经济挺好的，时间太长了，积蓄慢慢花完了，家底花完了，又爱抽烟，又爱吃，两口子抽烟。
张学思也抽烟，抽得厉害呢，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不抽烟，结婚以后也不抽烟，后来到了冀中以后，熬夜了，慢慢就卷干烟叶，慢慢就学会了，后来简直就没法了，一天离不开，老抽，没事就叨着烟。挺烦的，那也没法子。
他不喝酒，不会喝。他一喝酒，立马全身都是红的，反应很快。
后来张学铭病了，我去看他，他说我对别的没意见，就是最后对大哥有意见，不分家。

张学思从来不讲老爷子过去的事，讲的都是老爷子怎么宠他大哥，什么事都是大哥去办，而且有好事也是他的侄子去干了，也没他的份儿。比方有些接待外宾，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都是人家的事。这些就是差距。所以他才有可能去看《大众哲学》，也是因为她妈妈给他的影响。
他喜欢孩子，回家抱着孩子亲，对两个儿子特别宝贝，相对来说，喜欢男孩比喜欢女孩多点，所有的女孩都是我起的名字，男孩都是他起的名字。我们没有按家谱走，家谱现在我的孩子应该是间字辈，我们没有一个叫间的，他说了，我们不按这个走。
后来我发现，他对两个男孩观察得非常细，从小他们的脾气、秉性，他都摸得很准，我就马马虎虎，孩子就是孩子，管他怎么着，发展都是他个人自己的事。男孩将来要支撑家庭，后来我看也不是那么回事，谁给你支撑，还得是你自己支撑。

卢广绩回忆：张说：“看过这段日本历史，我当时在想，林权助他为什么说这番话？就联想到我们东北的内部情况。”他接着说：“老将死去（指张作霖）东北各军政领导人拥戴我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在这中间，有的是老将旧部，有的是经我培育出来的新干部，绝大多数对我可以说是真诚拥护的。但是因为我年纪尚轻（时张二十七岁），身体又不好，也有的对我轻视，甚至桀骜不驯，特别是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他们对我总是抱着藐视态度，对我有什么请示和要求都带有强制性和威胁性。尤其是常荫槐倨傲无礼，飞扬跋扈，并没有把我看成是他的长官。但我对他们总是尽最大克制和忍耐。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时，还提升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当时万福麟为黑龙江省督办。常对万并不是相互尊重，遇事协商，而是傲慢不恭，轻蔑鄙视。他在黑龙江时，编山林警备队，本来不是正规军，但杨宇霆给以大力支持，能得到优良的装备。为什么要这样积极抓军队呢？不能不使人生疑。杨宇霆，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未安排他任何职务。一则因为他是老将的‘老臣’，地位很高，一时无恰当的位置。二则是我对他确有戒心。虽然东北军政重要措施，都征询他的意见，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但是并非信任不疑，这是事实。看到林权助在东京答记者问的讲话和我翻阅日本历史有关德川家康幕府时代的史实，联想到东北当时的政治情况，我有些感到不安。加以当时杨宇霆虽无任何职务，但东北军政要人多其门下故旧，趋承奔走，门庭若市，甚至国内各省军政代表到沈阳的，也多往访谒。他是一个在野的人物，俨然同我‘分庭抗礼’。尤其是当杨给他的父亲作寿时，铺张扬厉，车水马龙，东北大吏荟集其门，炙手可热，真是盛极一时。”他还毫不思索地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权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最后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事关杀人，尤其是要杀一个风云中的人物，一时是犹豫不决的。同时做这样的事，也很难同外人来商量。有一天，我偶然同我的夫人于凤至谈，试探她的口气。她表示极端恐惧，并坚决反对。以后我就好久不再同她谈了。一个晚上，在卧室中，我又同于凤至说：‘为这件事，我们占一课。古人说，卜以决疑，今天我拿一块银元向高处连掷三次，落地时，假如三次银元的袁头都在上面，我们就决定把他们杀掉，否则，我们就不杀。我来掷，你来看。’结果掷了三回，落地时，都是袁头在上面。但于凤至说：‘这不可信，因为银元两面可能有轻有重，袁头面轻，可能在上面。’我当时说：‘既然你以为这样不可信，那么我现在重掷。要三次银元有字的在上面，我们就可以做最后决定，仍然由我来掷，你来看。’结果三次银元有文字的又都在上面。我说：‘这样，我们可以下最后决心了吧？’于凤至仍不同意。以后我就不再同她谈这件事了。我当时在想，既要‘先发制人’，也要‘当机立断’。以杨、常两人当时的情况，我精神上感到极大威胁，此时不除，必贻后患。我对他们两人都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但程度还有不同：对常的处死决心下得早，而对杨还有些犹豫。同时又感到，如处决常而置杨于法外，杨必不服，还会别生枝节，不如一下斩草除根。因此才下最后决心，置杨、常于法。”

卢广济：林权助完成他的吊丧使命，返回日本，在东京车站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有记者问到东北情况。他回答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张在同我们谈话时说：“我不太熟悉日本的历史，但我对林权助讲话，却很注意。有一天，我从北陵别墅回城，路经鼓楼北，到商务印书馆，下车翻阅所陈书籍，恰巧看见有一本《东洋史》，内中载有德川家康一段事迹，乃购一册回去阅览。对德川家康这一段史实，阅览的特别仔细。”据张对我们讲，这段史实内容是这样：在日本幕府时期，权势赫赫的丰臣秀吉死去。秀吉的儿子继承了秀吉幕府大权。他虽年少英敏，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委其岳丈德川家康来执掌。当时秀吉的儿子想，他是能够控制他岳丈的，认为德川家康不敢对他有何异谋，因此假以实权，自己可以更自由自在地过享乐生活。不料后来德川突然发动政变，竟杀了秀吉之子，取而代之，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张说：“看过这段日本历史，我当时在想，林权助他为什么说这番话？就联想到我们东北的内部情况。”他接着说：“老将死去（指张作霖）东北各军政领导人拥戴我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在这中间，有的是老将旧部，有的是经我培育出来的新干部，绝大多数对我可以说是真诚拥护的。但是因为我年纪尚轻（时张二十七岁），身体又不好，也有的对我轻视，甚至桀骜不驯，特别是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杨在老将掌政时，做过参谋长、总参议和三、四方面军团长等要职。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其原因很复杂，但郭对杨仇恨不满也是主导原因之一。郭失败后，老将对杨仍很信任，并畀以重要职务；而对我则因郭的叛变，时加斥责，不如过去那样相信。我同杨宇霆之间也有时意见参商。至于常荫槐先为军警执法处长，三、四方面军政务处长，后又任北宁铁路局长，确实是一个精明干练敢作敢为的人。也就因为这个，深得杨的器重和信任，两人的关系极其密切。他们对我总是抱着藐视态度，对我有什么请示和要求都带有强制性和威胁性。尤其是常荫槐倨傲无礼，飞扬跋扈，并没有把我看成是他的长官。但我对他们总是尽最大克制和忍耐。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时，还提升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当时万福麟为黑龙江省督办。常对万并不是相互尊重，遇事协商，而是傲慢不恭，轻蔑鄙视。他在黑龙江时，编山林警备队，本来不是正规军，但杨宇霆给以大力支持，能得到优良的装备。为什么要这样积极抓军队呢？不能不使人生疑。（杀杨常的时候，杨赵四小姐应该还住在北岭别墅吧）

我不知道于凤至回忆录有没有被人篡改？郭维城回忆，于凤至亲口告诉他，他们的婚姻是老帅亲手包办的，所以为什么要在回忆录上扯谎。于凤至也跟郭维城说赵四小姐陪着汉卿真不容易啊，对张家是有大功的

第三天，也就是12月24日圣诞平安夜，郭维城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再次去看于凤至。于凤至早早地坐在轮椅上，等待着郭维城一行再次到来。身在异国他乡的于凤至是多么盼望早一些见到这些国内来的亲人啊！几十年天各一方的漫长思念，她不知有多少话要向亲人们倾诉。
郭维城他们走进了山顶别墅。一番寒暄过后，大家首先拍了几张照片，接着谈起于凤至的病情。于凤至说，她的内脏都还好，能吃能睡，就是右眼白内障，一直没有动手术，现在看东西写信都很费劲。另外，主要是由于长年患膝关节炎引起下肢瘫痪，不能行动，遇到阴天关节还痛。“年岁大了，治也难了。”郭维城他们告诉她，一般下肢瘫痪，在国内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是可以治好的；白内障也能摘除。只要她身体条件许可，最好能争取回国治病、探亲。于凤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连连说那太好了。
接着，于凤至谈了许多往事，说她是辽北郑家屯人，父亲是开烧锅的。她和张学良的婚事完全是她父亲和张作霖包办的。于凤至还微笑着说，“我们结婚时我19岁，汉卿才16岁，还是个孩子呢，他一直称我大姐。”接着说，“我婆婆死得早，张老帅既是我公公又是婆婆，管我很严，每天都要按时去奉茶、装烟。”她边说边做手势示意。于凤至还说，她曾自己拿出部分钱在东北大学办个家政系。郭维城他们说，于凤至这位校友对东北大学是有贡献的。东北大学恢复校名的问题，经国内外许多人多方活动，国家已同意统一考虑安排。
过一会儿，于凤至又把话题转到张学良将军身上。她说，“汉卿这人好啊，很热情厚道，极富有正义感，一生从不负人。我们夫妻感情一直是很好的。”接着说，西安事变后张竟不幸被囚禁，她从溪口一直陪到江西、湖南各地，这种不自由的生活，精神实在痛苦至极。后来因为她身体不好，由赵绮霞来代替。哪料到转眼50年了！赵绮霞对张家是有大功的，真不易啊！并说，她和张学良常有通信往来。她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两张照片说，这是他最近寄来的照片。她拿过来给郭维城他们看，一张是站着的，一张是坐着的。她又把照片接过去，看着照片深情地说：“汉卿的事情，我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对汉卿有好处，叫我死我就死！”于凤至还告诉郭维城他们，为了实现生不同床、死要同穴的愿望，她已经在洛杉矶玫瑰轩墓地为她和张学良买下了一块墓地。
夜已10时，考虑到于凤至的身体状况，郭维城他们准备告辞。于凤至同郭维城亲切地握手，同阎明光、郭梅亲切地拥抱，依依惜别。望着眼前这位孱弱的老妇，郭维城心中百感交集，往昔烽火岁月中的刀光剑影和近代史上一个个叱咤风云的面容都出现在眼前。历史是那样的悠远，又仿佛就在昨天。当郭维城他们说希望能在北京相见时，于凤至不禁热泪盈眶，他们也黯然良久。（跟郭维城的说法与回忆录说法完全不一致啊）

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结合（一），于凤至这边的说法。
郭维城1988年拜访于凤至，转述于凤至的说法：“包办”、“（张作霖）曾说我（于）文化程度低”。
于凤至侄子于兆瀛于治瀛的说法：“凤命”、“包办”，于的侄子在张作霖去世后去祭祀过。
1989年于凤至口述回忆录：“（张作霖）常夸我女秀才”、“（张学良）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订了亲”。
窦应泰评论：于凤至所说张作霖“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显然是不符合民国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背景。依当时张学良在沈阳的社会地位，追求他及托媒人希望与张学良结成百年之好的豪门贵胄，不胜枚举，而张学良对父亲在远离沈阳的小小古镇为他订的一门亲事，本来就怀有百般反感，依当时张学良的处境他当然不想屈尊跑到郑家屯这样的小镇上去“住住”,更不能拉着她的手以“永远听我的话，决不变心”作为许诺，苦求一个乡下姑娘的婚姻。张学良称“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倒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和东北民俗的特点。

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结合（一），张学良这边的说法。
五十年代张学良自述：“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更谈不上感情和爱情”。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张学良口述，采访者，唐德刚、郭冠英：“我不喜欢我的太太，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她也知道和她不大合适”、“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跟我太太不怎么和气”。
1991年-1993年张学良口述，采访者，张之宇张之丙：“他（张作霖）知道我很不高兴。他说、你以后愿意就再娶姨太太”、“我跟我太太不认识，不是自由的。是他们早就订婚了，我九岁时，我父亲就给订婚了，我母亲不喜欢”、“我们那时旧式结婚，我内人常常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堂兄弟，她说，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谁是我的丈夫”、“我根本就从来没有看过我这太太。”
1992年张学良口述，采访者，富永孝子：“虽然向父亲极力反对说‘要自己选择妻子’,但是没有如愿”、“即使她有喜欢的人我也不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