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元年：《左传》多预言，较早地记载了相面预言之事。如周内史叔服为鲁国公孙敖的两个儿子看相并预言后事，而楚国令尹子上更为神奇，他反对立商臣为太子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商臣长得蜂目而豺声，是残忍之人，后来商臣果然弑父自立。商臣先用激将法从性格急躁的姑母那里探听到了父亲废立的意向，果断发动逼宫篡位，连其父借口吃熊掌拖延时间等待救援，也被他拒绝，还给其父上了恶谥，因为尸体死不瞑目才改谥为“成”。这些行事都说明了他的确如令尹子上所说，是残忍之人。

文公二年：夏父弗忌把鲁僖公的灵位升于闵公之前，即“逆祀”，被君子认为“失礼”，但他提到“明德”为先，反映出当时人对于德行的重视。

文公三年：秦穆公为人宽厚，知人善任，在孟明视一再失利的情况下仍坚持任用，以至于《左传》作者忍不住夸赞其人，后人也评论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钟惺《史怀·评左传》）。而孟明视忠心耿耿，知耻而后勇，修明德行，最终以胜利报答了主君的知遇之恩。君臣都值得称许，难怪秦国能称霸西戎。

文公四年：宁武子是春秋时期卫国名臣，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历代注家对这段话意见纷纭，一种理解如邢昺疏：“若遇邦国有道，则显其知谋；若遇无道，则韬藏其知而佯愚。”即认为宁武子懂得明哲保身，国家政治清平就贡献聪明才智，国家政治混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另一种如朱熹《论语集注》的理解:"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於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宁武子在卫文公政治清平、国家无事之时好像碌碌无为，到成公和卫国社稷陷入危难时竭力支撑，辅佐成公奠定卫国的安定局面，其愚非常人所及，然而正可谓社稷之良臣。

文公五年：《左传》在写人之时的一个惯用手法是不正面评述，而是借周围人的看法突出这个人的个性特征，如晋国的阳处父虽被晋襄公信服，但是为人刚强，不善谋略，处理关系时难免考虑不周而到处树敌，令自己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后来他果然因为力挺赵盾而被贾季怀恨杀死。通过宁嬴对阳处父恰如其分的评价，揭露了其人的性格特点，预示了后文他不得善终的原因。这是作者写人的巧妙之处。

文公六年：城濮之战奠定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晋襄公继承霸业后，接连与秦作战，如崤之战、彭衙之战、王官之战等，晋国胜多败少，实力强于秦国。而秦国春秋中叶以后开始中衰，东征之路被晋、周、楚三面遏制，晋国占据崤，正当要冲的是周王室，南边又有大国楚国，最终春秋时期秦国不能再到中原争霸。所以《左传》说：“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矣。”这是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的判断。不过作者借用人事表明，即秦穆公不该用贤人生殉，玷污其德行，导致秦国不能称霸，反映出作者一贯的观点，即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与当事者的德行密切相关。

文公七年：《左传》善于刻画人物，往往通过他人之口说出。如贾季对赵衰、赵盾父子的评价就十分恰当，赵衰如冬天的太阳，赵盾如夏天的太阳，冬日可爱，夏日可畏，两个比喻正好形象地说明了二人不同的个性和行事风格。赵衰为人温和忍让，居功不傲，对国君忠心耿耿，善于结交同僚，积极举荐贤能，获得了上下的良好评价。虽然他本人在世时不够风光，但为家族后来的崛起积聚了充分的人际资源。赵盾直率刚毅，有治国才能，对内镇压叛乱、打击政敌十分果断，对外竭力维持晋国的霸主地位，尽忠职守，殚精竭虑，但他的长期强权统治招来了其他家族的嫉恨，埋下了身后赵氏家族险些被灭门的祸根。好在他保留了父亲的某些宽厚的品质，不仅使自己逃脱了暗杀，而且泽及后人，才有了赵氏孤儿的重振家声。

文公八年：春秋时期，不少诸侯都有政权下移的情况，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还有宋国的戴、桓之族，等等。公室与公族之间的权力之争以及公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屡见不鲜。一方面公族势力的强大威胁着公室的地位，另一方面公族的削弱也会动摇公室的根基。总体来说，“政出大夫”的政治现象代表着新的阶层的出现，因之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动摇了旧的奴隶制度，为向封建制度转变造就了基础，是一种进步的现象。
宋襄夫人作为《左传》中刻画的女性形象，无疑是反面人物。她身份尊贵，却为人淫恶，一方面威逼利诱孙辈的公子鲍私通，另一方面制造宋国的内乱，一手扶植公子鲍登上国君之位。《左传》中除了善于进馋、为人阴毒的骊姬，恐怕就是这位宋襄夫人的手段了得了，从宋昭公被逐步铲除势力到被弑，竟然无力反抗，也可见宋襄夫人身为母后的权力之大了。

文公九年：晋灵公时，晋国内部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的矛盾都比较尖锐，晋国国力比前期下降，虽然仍挂着诸侯霸主之名，但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实际能力，也没有很强的意愿去与新起的楚国争衡。所以在楚国攻打郑国时，来援救的诸侯联军很不积极。楚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进入中原争霸的舞台。
楚国内部也存在族人争权的隐患，若敖氏的覆灭本质上说是楚国贵族内部权力争夺的必然，但与代表人物的德行又有密切关系，斗越椒的傲慢连叔仲惠伯都看不过去，他在国内的跋扈可想而知。若敖氏面临的政治对手楚庄王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斗越椒以及整个家族的灭亡在所难免。

文公十年：楚穆王组织的厥貉之会，是楚国在城濮之战受挫后霸业复盛的表现，诸侯引导楚穆王在孟诸打猎的举动说明楚国仍是左右中原局势的主要强国，同时楚国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加强了对中原政治的参与权。

文公十一年：春秋战国时期多民族杂居，除了中原的华夏族，还有东方的夷、南方的蛮、西方的戎和北方的狄。这种划分既有地域上的因素，更是因为种族、风俗、道德、文化等都各不相同。其中，狄人部落众多，春秋时以赤狄、白狄、长狄最为著名。春秋初一度与南方兴起的楚国形成“南蛮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严重威胁诸夏发展生存的局面。后来狄人发生分裂，力量削弱，陆续被晋、齐、宋、鲁、卫等攻灭，逐步融合于华夏族和华夏文化。可以说，诸侯四处征伐作战，本意是为了掠夺土地、人口和财富，故有“春秋无义战”之说，但是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为秦汉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基础。

文公十二年：臾骈通过分析敌人辞貌、识破敌人伪诈的事例，被后来的军事家孙武概括进其察敌之法中，即"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敌人措辞强硬，表现出驰驱进逼的姿态，其实是在准备撤退。它指出了战场上的复杂情况，"兵不厌诈”，提醒人们掌握战场的真实情况，识辨敌人的诈情。

文公十三年：邾国，文献中又被称为"邾娄”，战国以后称邹。故址在今山东省邹城市附近，毗邻鲁国，两国之间长期存在利益冲突，在文化上又彼此影响，表现出道德文化上的趋同性，后人用“邹鲁文化”统称之。邹、鲁建立地区的原居民为东夷族，以讲究礼让、崇尚仁德而著称，如《说文解字》中有“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的说法，故“邹鲁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崇尚仁德。而鲁文化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其“重民”思想尤具特色，所以“邹鲁文化”的另一特征是“以民为本”的思想。邾文公关于迁都的议论使人可以清楚地看到邹鲁文化中的仁德、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