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鲜卑人婚姻制度已经发展到父家长制下的一夫一妻制阶段，但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群婚、对偶婚等婚姻习俗。史书记载，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雹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宜长视。’投鹿候不听，遂弃之。妻乃语家令收养焉，号檀石槐。”①这个记载说明，鲜卑族已进入个体婚制，要求妇女严守贞操，不准有外遇，而男子是家庭的主体，居于统治地位，不受此约束，特别是掌握着氏族或部落权力的大人和豪帅们，可以一夫多妻。

二、前燕后燕北燕婚姻习俗
慕容鲜卑进入辽东、辽西和入主中原，相继建立前燕、后燕等政权以后，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接触日益频繁而广泛，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以及通婚的现象日益增多。他们在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交流、通婚的过程中，逐渐地使慕容鲜卑的婚姻制度走上了汉族传统的“礼”的轨迹，男女之间的结合受到礼仪规范，同时还不同程度地保持着本民族的鲜明特性，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慕容鲜卑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相融合的作用。
慕容鲜卑建国之后，在上层统治集团，婚姻又成了一种政治筹码。他们通过与拓跋氏、段氏、氐族、柔然、汉族等民族或政权的统治者之间的通婚、“联姻”的手段，试图达到发展与其他民族和政权的关系的政治目的。这也是慕容鲜卑封建化后在婚姻关系上的一种反映。
慕容鲜卑皇帝与汉族帝王一样，都实行一夫多妻制，在正室以外，再纳继室或侧室一至二人。慕容廆有两个妻子，第一位是段氏，第二位不知姓氏。慕容皝有三个妻子，第一位是段氏，为王后，第二位是兰氏，为侧室，第三位是公孙氏，为慕容德的母亲。慕容儁有两个妻子，第一位是可足浑氏，为皇后，第二位是段氏，为侧室。慕容暐比较特殊，只有一个妻子可足浑氏，为皇后。后燕和北燕的皇帝也大抵如此。

慕容鲜卑与段氏、宇文氏同属东部鲜卑，但是慕容鲜卑与宇文氏没有联姻关系，却与段氏世代联姻。段部兴起之后，与慕容部地域相接，关系密切，特别是在段氏初期，他们之间还曾有过短暂的联盟关系，但又攻掠不断。史料记载，“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廆，廆卑辞厚币以事之。段部单于阶以女妻廆”。胡三省注：“慕容、段氏遂为婚姻之国。”①后来，段辽“数与皝相攻，裕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况慕容氏与我世婚，迭为甥舅”②。慕容皝娶段氏为妻，并立为皇后，但两国之间有敌对关系，故这种婚姻纯属政治婚姻。段氏鲜卑被慕容氏灭亡后，段部人归于慕容氏，段部贵族在慕容诸燕国为官者亦很多，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姻关系，如慕容垂、慕容德、慕容宝等人都曾娶段部女人为妻。
拓跋鲜卑迁至盛乐①之后，和慕容氏经常联姻，以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拓跋鲜卑首领什翼犍曾几次向前燕王慕容皝求婚，先后纳慕容皝的妹妹、女儿等三位慕容氏女为妻。什翼犍又向前燕还婚，以烈帝女妻慕容皝。后燕时，慕容宝的女儿又因“铸金人”成而被北魏拓跋珪立为皇后。

慕容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兰氏、可足浑氏、呼延氏以及氐族苻氏等都有婚姻关系。兰氏乃是北方乌洛兰氏所改。可足浑氏又作“渴烛浑氏”、“可烛浑氏”、“可朱浑氏”，皆是同语异译。呼延氏即匈奴贵种呼衍氏之异译。慕容皝娶兰氏为侧室，生慕容垂。慕容盛妻亦为兰氏。后燕皇帝慕容儁、慕容暐皆以可足浑氏为妃、为皇后。
史书记载，慕容氏与汉族公孙氏、魏氏等姓氏也有婚姻关系。如，慕容皝的妾或侧室为公孙氏，是慕容德的母亲，南燕慕容超爱姬姓魏氏。后燕慕容云妻李氏，不知是汉人还是高句丽人。

此外，已经鲜卑化的汉人、北燕统治者冯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亦用联姻手段，来加强同柔然、拓跋鲜卑等民族的联系。柔然在征服漠北各族的过程中，对中原各地政权实行通好的政策，其中就有与北燕的和亲关系。史书记载，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献马三干匹于冯跋，求娶冯跋女儿乐浪公主，冯跋把乐浪公主嫁给了他。冯跋又聘柔然可汗斛律女为妻。在交聘过程中，柔然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斛律与其女俱奔和龙，冯跋仍以礼相待，封斛律为上谷侯，册封其女为左昭仪。北燕后期，国势衰微，屡受北魏侵伐，燕王冯弘被迫将季女嫁给魏太武帝拓跋焘。北燕亡后，冯弘的孙女又被北魏文成帝立为皇后，即文成文明皇太后。
由上述可见，慕容鲜卑皇室以及冯氏北燕与各族通婚关系是非常广泛的。通过这种婚姻关系，一方面加强了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另一方面皇室在婚姻上的带头示范作用，也促进了广大慕容鲜卑普通民众与各民族的婚姻关系，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发展进程。

慕容鲜卑人进入辽西和中原地区以后，古老的婚姻习俗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如前述的“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妻后母、报寡嫂”等比较原始的婚姻习俗，亦应有遗风流传。
他们的基本婚姻形态应是“同姓不婚”、一夫一妻制和“门当户对”。“同姓不婚”是早已约定俗成的。到了这个时期，普通的慕容鲜卑人在上层贵族的带动下，除了与本民族中外姓通婚外，还与错居杂处的其他民族通婚。平民阶层受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以及传统习俗的制约，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的形式，只有少数富裕人家才能纳妾。丈夫死后，妻子改嫁，或妻子死后，丈夫续娶，都是很正常的事。在劳动分工上，则是 “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分别承担为家族和社会养育后代的责任和义务。 “门当户对”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等级婚姻，规定“良贱不婚”，即平民只能与平民通婚，禁止贵族跟平民通婚。
慕容鲜卑的初婚年龄，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我国古代对于成婚年龄，各朝代并不相同。据研究，契丹人的初婚年龄，男女皆在十二至二十岁之间，男子多在十六岁左右，女子多在十五岁左右。①慕容鲜卑人的成婚年龄，大概与契丹人相仿。

慕容鲜卑人的婚礼程序，在原有婚俗的基础之上，又吸收、糅合了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六礼”程序。周代以来，中原地区沿用的嫁娶“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慕容鲜卑人的早期婚俗史料中也有媒人、聘礼、嫁妆、宴饮等，与上面所述“六礼”相合，而婚前“先私通”、“先髡头”、抢婚、“为妻家仆役”以及“妻后母、报寡嫂”的风俗，则是与“六礼”不同的。特别是婚前男女“先私通”、“妻后母、报寡嫂”，更为汉人传统礼俗所禁止，甚至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举。这就是慕容鲜卑文化习俗独特之处。

第三节 丧葬习俗
一、鲜卑早期丧葬习俗
鲜卑民族语言习俗与乌桓族相同，而与拓跋鲜卑在族源上又存在同源的可能性，所以，了解慕容鲜卑的葬俗文化，除了依据慕容鲜卑的有关文献和近年来发掘的考古学资料以外，还须参考与乌桓和拓跋鲜卑等古代东北民族葬俗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在丧葬习俗上，汉民族文化对慕容鲜卑文化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因此，属于东汉时期的族属难以确定的早期东部鲜卑墓葬和乌桓墓葬，属于前燕后燕北燕时期的鲜卑墓葬和汉人墓葬，都是研究慕容鲜卑葬俗的重要资料。
关于鲜卑族丧葬习俗，史书无明确记载。乌桓人的丧葬仪式则是：“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后汉书》注，乃付托也）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者）之魂神归泰山也。至葬日，夜聚亲旧员（与“圆”同）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诵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①既然鲜卑与乌桓习俗相同，那么，鲜卑人的丧葬仪式就应与上面所记乌桓人的葬仪是一致的。

考古发掘所见属于鲜卑或乌桓族早期墓葬资料，可以作为鲜卑早期葬俗的实物依据。比如，内蒙古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的M35号墓，墓室长2米、宽0.6米、深0.4米，为火葬墓，骨架已烧成灰烬，殉有羊矩骨和狗头骨，内有大量木炭，未见随葬器物。各墓所出许多陶罐或陶壶内装有小石子， 数量或七粒，或是七的倍数。①属于东汉晚期到西晋的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金器、铁器等，其中陶器有残痕。②属于曹魏至三、四世纪前燕建国以前的辽宁朝阳王子坟山墓群，有五座墓葬在随葬陶壶或陶罐内放有七粒小石子。③北票喇嘛洞墓地共有382座墓，年代约当三世纪末至四世纪中叶，即慕容廆率部回迁至大凌河流域以后至慕容皝建立的前燕时期(337年—370年)。④此外，朝阳等地发现的三燕时期或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都是了解慕容鲜卑早期葬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前燕后燕北燕丧葬习俗
记载前燕、后燕及冯氏北燕时期的丧葬习俗的文献资料极其缺乏，而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却十分丰富，主要分布于以朝阳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在河南省也有少量发现。
比较有代表性的前燕建国前至前燕时期的慕容鲜卑墓地和汉人墓葬有辽宁朝阳十二台砖厂墓地①、朝阳县王子坟山墓群②、朝阳县袁台子东晋壁画墓③、辽宁北票房身村墓地④、北票喇嘛洞墓地⑤、河南安阳孝民屯晋墓⑥、辽宁锦州前燕李廆墓⑦等。
后燕到北燕时期的慕容鲜卑和汉人墓葬有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①、朝阳八宝南台子北燕墓②、朝阳袁台子北燕墓③、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④等。

上述所列以及未列的前燕、后燕、北燕时期墓葬，墓主人多为慕容鲜卑人,也有属于鲜卑化或尚未鲜卑化的汉人，如有刻文记载的李庵、崔遹、冯素弗等，另外有些墓葬墓主人的族属不易识别，其中除了汉人外，当亦有其他民族。所有这些墓葬资料，既反映了鲜卑族的丧葬文化习俗，同时也在丧葬方面具体体现了鲜卑与汉族及其他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情况。
前燕、后燕、北燕时期墓葬，根据墓葬形制类型和随葬品及所反映的丧葬习俗等方面考察，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是前燕建国前至前燕时期，后期即后燕和北燕时期。
从墓葬布局和形制结构方面来看，前期以土坑竖穴墓占绝对多数，排列成群有序，结构简单，墓坑中置有头大尾小的梯形木棺，这是鲜卑族原始的埋葬方式。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在布局上较为特殊，墓地沟西墓群依山坡自西北向东南成排布列，在六千六百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共存墓葬三百五十五座，排列密集而又极少打破关系，且诸墓死者头向皆朝东北，因而推测，“喇嘛洞墓地有可能主要是其阵亡将士及妻属的聚葬之所”①。前期有数量较少的石椁墓，石板未经细加工，比较粗糙,椁内置有木棺，无墓道和墓门。有单人葬和男女合葬，多为仰身直肢。砖椁墓仅锦州前燕李魔墓一例，其葬式属于中原地区的墓葬形制。

后期成群的土坑竖穴墓逐渐减少，到北燕时甚至消失。代之的是石椁墓，四壁用较规整的石板砌筑，石条封顶,个别的墓开有头龛或耳室，墓内绘有壁画，内容为墓主人家居、庖厨、田猎等。这种形制的墓葬多受魏晋辽阳壁画墓的影响。后期出现了新的墓葬类型——石室墓，其形制与石椁墓相似，有墓门。
随葬品方面，前期随葬陶器以泥质陶罐、夹砂大口罐、泥质陶壶等为主，铜器有炊器类的釜、魁等，以及铜镜、钱币等，较大型的墓中发现有金步摇及各种金牌饰等，有的还出土显示骑马民族文化特点的不成套的马具或甲骑具装。随葬品中铁兵器和铁制生产工具共存，反映当时慕容鲜卑亦兵亦农、耕战结合的社会经济特征。
后期随葬陶器中壶、罐的类型明显减少，铜容器的器类和数量未见增加，而金银器数量明显增多，出现了鞍勒辔镫俱全的成套马具，也有甲骑具装出土。
殉葬习俗方面，前期墓葬以牛为牲,多以牛腿代之，还有羊、狗、鸡的骨头，是鲜卑人用牲殉葬习俗的反映。

从前期后段开始，中原和辽东地区汉族的一些葬俗也越来越多地流传到这里。如，出现了墓葬中放置长圆形石灰枕的葬俗。石灰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种葬具，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出现在鲜卑墓中亦很正常。继续存在杀犬马以烧之的葬俗，但同时也有以未烧的犬马殉葬的情况。慕容鲜卑和诸燕统治者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交往之后，不仅在政治、文化上迅速封建化，在丧葬习俗上也由简朴而追求厚葬之风，甚至仿效中原，建起帝王陵寝。这些都是鲜卑文化中的重要特征，是慕容鲜卑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经过民族间的接触、文化交流、融合之后，而产生出的一个仍然保持慕容鲜卑固有文化因素的新的鲜卑文化的真实反映。

三、帝王陵寝
据史料记载，慕容廆和慕容皝是没有陵墓的。据史书记载，东晋咸和八年(333年)，“廆卒，时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及儁僭号，伪谥武宣皇帝。”① 慕容廆“葬于青山。谥曰襄公，皝为燕王，追谥武宣王，及儁僭号，追尊武宣皇帝，庙号高祖”②。
慕容皝“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时年五十二。儁僭号，追谥文明皇帝”①。慕容皝“永和四年九月，薨于承乾殿，在位十五年，时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龙山。谥文明王，儁僭号，追尊曰文明皇帝，庙号太祖，陵曰龙平”②。
慕容儁即位后，“追尊廆为高祖武宣皇帝，皝为太祖文明皇帝”。东晋升平元年（357年），改元“光寿”，然后“使昌黎、辽东二郡营起廆庙，范阳、燕郡构皝庙，以其护军平熙领将作大匠，监造二庙焉”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