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吕蒙传》: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孙权袭得荆州后不久,吕蒙即病死在公安,当时不仅吕蒙在公安,孙权的大本营也设在公安。“洒落君臣契”,三国中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从吕蒙发病后孙权在公安的喜忧交错之举来看杜甫之概括可谓精炼传神。
◆《吴志·吕蒙传》: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慽,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於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吕蒙死后,继任南郡太守的是诸葛瑾,《吴志》中明言此时南郡的首府是在公安。
◆《吴志·诸葛瑾传》:后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
无独有偶,孙权和吕蒙、诸葛瑾先后两位镇守公安的将领之间均有“洒落君臣契”,与诸葛瑾间的故事发生在夷陵之战前夕,当时有谣传诸葛瑾与刘备互通有无,孙权当即说出了那句“死生不易之誓”的名言。
◆《吴志·诸葛瑾传》: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前文已述公安之所以具有战略地位,源于孙吴方的守江战略,江陵在江北是守江前哨的桥头堡,长江是天险,则南岸的公安是守卫长江防线的基地。魏人之南下长江,必攻江陵,则公安必救江陵,公安救援江陵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江北前沿阵地的安危乃至江陵一带长江防线的安危。从《吴志》可以找出两例印证此点。
其一、黄初三年秋九月,曹丕大兴三路伐吴之师,其中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等为一路围南郡,孙吴则以朱然守江陵,诸葛瑾等从公安救援南郡。诸葛瑾的公安援军被夏侯尚火攻烧船,霎时间江陵的朱然被围在江北孤城中。
◆《魏志·夏侯尚传》: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於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
是役之结局虽是朱然英勇守卫孤城江陵长达半年,守江战成功,不过曹魏方撤军的真因是发生了疾疫,否则孤城江陵几成机上之肉,可见公安救援江陵之败使孙吴江防体系陷入岌岌可危。
其二、嘉平二年曹魏征南将军王昶进攻江陵,大破孙吴江陵守将施绩。
◆《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魏纪七:征南将军王昶上言:“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击吴。”朝廷从之,遣新城太守南阳州泰袭巫、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吴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与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吴望见而喜;又以所获铠马甲首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来追,昶与战,大破之,斩其将钟离茂、许旻。
小子平日作文多引《三国志》等原典,此处用《通鉴》是因不朽的《通鉴》也忽略了此战孙吴的败因。此段《通鉴》之文只删节于《魏志·王昶传》,几乎是曹魏单方面的作战记录,不仔细对照《吴志》是看不出历史真相的。据《吴志》所记,镇守江陵的施绩曾写信给镇守公安的诸葛瑾之次子诸葛融要求增援夹击王昶,诸葛融同意出兵但却在公安按兵未动,施绩本来兴致勃勃地要打王昶一个伏击,结果却是孤军奋战,措手不及地陷入了王昶的伏击,这才是王昶侥幸得胜的真因。此又可见公安对于全面固守长江防线的重要。
◆《吴志·诸葛瑾传附子诸葛融》: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部曲吏士亲附之。
◆《吴志·施绩传》: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绩与奋威将军诸葛融书曰:“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融答许绩。绩便引兵及昶於纪南,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融不进,绩后失利。权深嘉绩,盛责怒融,融兄大将军恪贵重,故融得不废。
综上,公安在三国时代是如此之重要,也发生了很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