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2002年2月，我正坐在前往人生最重要的赛场的飞机上。不知道同一架飞机的乘客们有没有感到我强烈的兴奋。虽然我拼命地伪装成平静的样子但神经还是绷得紧紧的。考验我至今为止一切努力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漫长到难以忍受的训练、转战各个赛场如同过山车一样的生活、横跨大陆飞跃大洋的旅行、得不到俄罗斯冰协和前教练支持、终于立下的重大决心、一直忍受着的中伤、恶劣的流言蜚语—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这一刻，是的，只为了2002年的冬季奥运会。
教练们坐在前面。我能够听见他们头挨着头的轻声交谈，看起来和我一样心神不宁。我庆幸自己是一个人坐着的。无论如何我都要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我需要时间来为将要进行的大事集中精力。机长开始广播—因为开幕式正在进行中，我们似乎不得不在盐湖城上空盘旋等待两个小时。奥运会的舞台容不得半点疏忽，美国警备森严。
我想也许能从飞机上稍微眺望一下开幕式，于是将视线向窗外投去，但是看见的只有街上的灯光。几年来我一直等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和朝着奥运会金牌攀登的漫长的道路比起来，这两个小时如同一瞬。我将头靠在座椅上开始休息，困意突然袭来，于是我开始梦见很久以前几千里之外的地方。


第一章 童年
我无法回忆起自己还没有滑冰的时候。在冰面上旋转、跳跃、快速的滑行对我来说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自己。我4岁开始滑冰，对于此前的事情毫无记忆。也许是因为至今的人生中发生了各种各样太多的事情所以小时候的记忆就逐渐淡去了。如果不是这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父亲正是在我开始滑冰的那年抛下我和母亲离开的，说不定是这段只有悲伤的回忆自己将自己封锁了。
我是1980年[原注1]3月18日，在前苏联的列宁格勒（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原注2]）出生的，是母亲Zoya和父亲Konstantin Yagudin的独生子。据我母亲所说，因为当时年轻的父母很贫穷，我们3人暂时和外祖父母Maria和Alexandr生活在一起。之后又搬到祖父母的小公寓里，直到父亲下定决心要一个人开始新的人生为止，我们似乎都一起住在那里。虽然母亲不愿意谈论他们两人的分开，但大概是因为别的女人的关系。母亲是非常聪明的人，她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部机器人工程学的专业技术人员，长年辛苦地工作着，但是由于共产主义体制，工资相当微薄。因为既没有选择余地也没有钱，我们不得不再次和外祖父母住到了一起。母亲下定决心即使不要父亲的任何援助也要让我过上满足的生活。
外祖父母和另一个家庭一起居住的公寓位于城里最脏的一个区域。坐落在波罗的海东面的圣彼得堡虽然被认为是俄罗斯最美丽的城市，我所住的区域却是和象征文化之都的那些水晶似的宫殿或广丄场完全相反的地方。说到圣彼得堡人们就能立刻联想到众多的运河，而在那附近就是那所3层楼的公寓。在涅瓦河的三角洲内既有街区也有若干个岛屿，所以修建起了人工水路。这条运河在游客看来可能很美丽，但对于就住在旁边的人来说绝不是什么令人心情愉快的东西。
我们的公寓一共有4个房间，外祖父母住一间，妈妈和我住一间，剩下的两间是别的家庭在使用。此外还有公用的厨房和浴室。做饭用的炉子也是分开使用的，我们家是左半边，另一家是右半边。别的国家的人听起来可能觉得很奇妙的共同生活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却很平常。直到1991年变革[原注3]导致苏维埃联邦解体之前实行的都是严格的共产主义体制。而理所当然的共产主义是不允许俄罗斯的人民过着奢侈的生活的。虽然人们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但也仅此而已。然而共产主义体制崩坏以后，国家在向民丄主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同样非常艰辛，生活变得更加严酷了。
常常有人问我：共产主义时代和现在比较，哪一个俄罗斯的生活更好。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养育年幼的孩子并赡养年老的双亲的并不是我。母亲说共产主义政权的时候虽然要艰难地开源节流但还是可以过上中等水平的生活。即使没有余钱买冰激凌、糖果、香蕉这些东西却也不至于无法过日子。但是现在如果没有我赡养，母亲和外祖母是无法生活的（外祖父几年前已经过世了）。新体系的根本在于俄罗斯人要不家财万贯要不一贫如洗，没有中间地带。遗憾的是大部分人都是非常贫穷的。
共产主义解体后的一个好处是国境开放了，谁都可以离开俄罗斯了。但母亲说：
“这并不能让普通家庭受益，因为即便有了自由，却没有钱去旅游。”
我小时候的生活真的是相当窘迫。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究竟是怎样，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无法理解。其实我自己因为当时还是个孩子也什么都不明白。总而言之那就是每天的生活。
虽然公寓很小，但是我们家用的一半在母亲和外祖母的努力下保持的非常干净，和另一个家庭住的半边比起来要整洁多了。可走廊和公共区域却是脏到让人受不了。虽然住户们轮流打扫但不管怎么清扫刷洗都是一副阴暗潮湿粘着层灰的样子。这个公寓里我最喜欢的大概就是浴室了，在浴缸里我能和飘着的塑料小船玩上几个小时。当然地板都被水浸湿了。那时候母亲突然沉下来的脸色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在俄罗斯很少有买玩具来玩的，大部分都是家里自己做的。我很喜欢做东西，能用碎木和砖头花上好几个小时来做一个小房子。母亲说我最早开口说的词语之一好像就是“吊车”。稍微长大点后得到的电动火车组合让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我在公寓的地板上铺满了铁轨玩耍，母亲则在铁轨上面跨来跨去地在房间里到处活动。还有老是被当成家里话题的是我3岁的时候祖父母给我买带踏板的小车的事情。虽然我那么喜欢车却好像很讨厌坐那部车。和小小的玩具车比起来带踏板的小车太大了，我好像因此很是害怕。


在大学的专业是文学和语言，但其实我真正喜欢的是数学和物理，即使困难的问题我也能够轻轻松松地解决。如果没有选择体育这条道路的话，我应该会在普通的大学攻读数学或者物理吧。
12岁的时候，我开始在学校学习英语，此前从来没有说过这门语言。当时班级被分成两组，幸运的是我的老丄师是和母亲一样的类型，即使不是必须的东西他也指导我们认真地学习。最初我虽然记住了单词却很难用到文章里。第一次为了比赛出国的时候，我尝试用英语进行对话，拼了命地回忆学校里学到的单词然后把它们塞到句子里面。起初手足无措羞于开口，但还是努力坚持着，因为如果无法理解语言的话就没有机会和北美的滑冰选手们认识了。不久之后我意识到学校里学到的英语和我那些选手朋友们所使用的英语是不一样的。例如1994年去美国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回国的时候，老丄师用英语向我提问，我没有回答“YES”而是说“YEAH”。老丄师看上去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于是我便不得不向他和同学们解释这是北美的俚语。
孩提时代，我在我们家的别墅[原注4]度过了快乐的时光。那是间大房子，建在离市区1小时左右路程的湖畔丘地上。虽然这所房子是和其他家庭共用的，但是树木繁茂的那块土地是属于我们的。那里对于想象力旺盛的少年来说是无以伦比的游乐场，可以让我花上几个小时从这根树枝爬到另一根，造房子，无所事事地发呆。母亲在田里种上了蔬菜。停下农活休息时，她不知道我在哪棵树上，只是一只手遮挡着阳光，叫着我的名字，
“Alexei，不下来帮忙干活吗？”
“不要！”
我在树叶浓密的树枝上回答。
“我正在造树屋呢 。”
母亲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就又回到田里去了。她常常说我很喜欢呆在树上是因为我是属猴子[问答1]的。
几乎没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去别墅的时候。外祖父母、伯父夫丄妻和他们的两个女儿（比我大四岁的娜塔莉亚（音译）,小2岁的维罗尼卡（音译））-- 常常是家庭全员出动。虽然在学校我很受欢迎但是却几乎没有游戏的时间，可以说踏出教室就没有朋友了。当时这两个姐妹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怜的维罗尼卡比我和娜塔莉亚都小得多，所以常常被我们排除在冒险团队以外。但是要骗维罗尼卡是在是太容易了，无论编出什么话来她都立刻就相信了。为了不让年幼的维罗尼卡跟着碍手碍脚，我们对她说，“如果要保护家园就必须要像狗一样坐着。”维罗尼卡非常认真地扮演这个角色，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立刻开始吠叫了。几个小时以后，娜塔莉亚和我从树林散步回来时维罗尼卡还在冲着空想出来的敌人汪汪叫着，守护着屋子。
我常常和娜塔莉亚一起爬树，一起玩喜欢的游戏。我们好像国际间谍一样偷听父母和外祖母的谈话，即使靠得那么近大人们也毫无察觉--这样的刺激感让人无法抗拒。
夏天的大部分时候和冬天的周末我们都是在这个别墅度过的，大家都很爱护这个屋子。所以大概在我10岁的时候，屋子发生火灾的消息让我非常地震惊，听到的时候心情简直差到了极点。火灾好像是由于使用另一半房子的那家的男子喝醉了酒后乱扔烟头导致的。从事建筑方面工作的伯父慢慢地开始重建别墅，而我没有比赛的时候也积极地去帮忙。修建完成前的那个夏季，我们全家在那儿搭起了帐篷作为卧室，旧温室就成了客厅。那个夏天过得非常开心。事实上，住在前面不远处的一家好像还说，“当时直到深夜都听得见开心的笑声，让人心情愉快。”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和外祖父[问答2]在一起。他是一个温柔而开朗的人，常常收看电视里的体育节目，其中最喜欢的就是冰球的世锦赛和欧锦赛。不看电视的时候他就下棋和打牌。即使我作弊外祖父也装作没看见。总之从当时开始我就热爱赢得胜利了。
虽然有外祖父、伯父和教练在身边，但我还是难免希望像别的孩子一样有父亲在家里。不过这不意味着我为此日思夜想，对于没有共同生活经验的生父我并没有什么依恋之情，而是一直抱着疑问—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对于我的人生一点都不关心？


第二章 苏联解体
持续了几年滑冰以后，我逐渐失去了开始时的那种热情。虽然在冰场的时候还是很开心但是不像母亲那样把滑冰看得非常重要。说老实话，比起在寒冷的冰面上反复练习一个又一个动作[原注1]，我更想到外面去玩。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滑冰、学习然后又是滑冰。只有这样而已。
从幼年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十几岁的时候，我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就是根据严密的时间表进行的。首先起床后紧张地吃早饭，常常是母亲建议的燕麦片，但我更喜欢伴着红茶吃三明治（通常是火腿和芝士的）。早饭后，穿上衣服拿上东西和母亲一起在8点钟去冰场进行这一天第一次的练习。母亲透过门上的洞看着我练习，记下我一定要练习的项目。之后换衣服匆匆忙忙地去学校赶9点开始的课。然后母亲就去上班，我一直上课到中午。午休的时候则是外祖母到学校来接我去冰场，一直在那里等到我练习结束后再送我到学校。下午4点放学后外祖母又会来接我回家。为了撑到最后的练习结束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垫垫肚子，就又前往冰场。有作业的日子就留在学校不回家，让外祖母直接把我带去冰场。
因为没有车，交通工具通常是公交车或者有轨电车。白天和下午在路上的时候总是在车上吃着外祖母带来的东西，还会在公交车上做功课。傍晚的练习中途母亲也会出现，看完我的练习之后和我一起回家。当然等到我年龄大一些以后就不用大人们接送了，外祖母通常都呆在家里。但那时候母亲只要有空也都会来看我练习。母亲学习了很多滑冰的知识，都可以当教练了。
结束了滑冰练习后就回到公寓立刻坐在桌子前面，完成公交车上没有做完的作业。晚饭总是要到八、九点。和家人一起吃完饭以后就一直看电视直到上床的时间。但是作业没有做完的时候就得在晚饭后继续学习，不做完不能睡觉。十几岁开始学校的作业量越来越多，常常到深夜都不能睡觉。
虽然在滑冰上投入了很多时间，但是我没有想过会在这个运动上获得很大的成功，而获得奥运会金牌更是连做梦都没想过。听说Tara Lipinski[原注2]和Kristi Yamaguchi[原注3]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心里描绘成为奥运会冠军的场景，我甚至都不曾想象能获得那样的荣誉。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滑得很好，但是当时的目标只是“滑得更好”而已。我儿时其实有着别的梦想，我喜欢和车子有关的一切事情，只要有空就会坐在窗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来往的车子。虽然没有想过将来能不能赚到足够的钱来买车，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出租车或者卡车的司机。
我对于花样滑冰感觉的转变大概是从参加比赛并且获得胜利开始的。没有比成为胜者更棒的感觉了。从6岁还是7岁第一次获得胜利开始，我就强烈地希望一定要成为第一名，简直就像是中了胜利的毒。站在领奖台最高处的幸福感和感觉到自己是最棒的那种感觉胜过一切，于是我便希望能够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一切。
虽然个别指导不符合我启蒙教练的原则，但是注意到我比组里其他任何人都要优秀的教练开始在我身上花更多的时间。也许别人会觉得我自认为很优秀、是自信心过剩什么的；但是这都是事实--大部分的动作和跳跃对我来说都很容易学习，唯有规定图形[原注4]让我感到很棘手。早上练习的时候冰场上寒冷的冰面被雾覆盖着，我还能想起Mayorov教练和我站在一起确认图形线条的样子，他向我指出哪里不好，建议我怎么做才能够进步；但是几乎都没有成效。我始终不擅长沿着规定的线条滑行，所以当国际冰协取消规定图形的比赛时我真的很开心。不过虽然我很讨厌规定图形的练习，在其中获得的知识却帮助我能够正确地滑行。
虽然在冰面上很强，但在冰下练习方面我却有很弱的地方。大部分国家的滑冰选手们都是在健身房里锻炼肌肉的。不然至少也会在冰场里高价购来的机器上累积训练量。而在俄罗斯我们连购买廉价机器的资金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我们则是跑步、在地板上跳跃、做俯卧撑等。Mayorov教练的夫人则会教我们芭蕾，但回忆起来与其说是芭蕾不如说是混合了舞蹈和运动的体操。对我而言正式的芭蕾课此前此后都只有这个而已。


除了泡泡糖的卡片以外我还收集汽水罐和香烟盒子，从附近的垃圾箱里翻出了很多种罐头和盒子加入我的收藏品。我找到的那些脏东西让母亲很担心，她因为我没有好好清洗干净而非常生气。还有父亲留下的邮票，不过虽然补充了几张新的邮票，我对此却不及对其他宝物那么有兴趣。
我现在还是有收集的兴趣，收集金牌—这当然是开玩笑的！我值得自豪的收藏品是商演的宣传海报。一起参加的滑冰选手在我所出演的那些演出海报上签了名。我准备哪一天在自己家安定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些升了值的海报挂满墙壁。
到了1992年时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完全崩塌了—联邦政府解体，分裂成不同国家，依靠政府而正常运转的运动体系也一片混乱。我的教练原先是领着政府薪水的，而现在他只剩下一群父母根本无力支付滑冰训练费的学生。当然对于有希望获得国际比赛胜利的知名选手，政府仍然在继续援助，但是大部分的花样滑冰选手和教练都已经陷入了无法继续的窘境。因为资金连支撑小型练习场都不够，大部分的冰场都被关闭了。
我的教练因为参加夏季训练营的关系，在瑞典有许多熟人，于是收到了执教的邀请。在俄罗斯已经无法养家糊口的他决定要搬过去。虽然Mayorov教练也邀请了我“不和我一起去吗？”，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首先家里没有这样的财力，即使有的话母亲也不会允许我脱离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如同之前所说的，我已经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并且母亲非常重视我的教育。
Mayorov教练曾经在Alexei Mishin门下学习，于是向Mishin打听是否可以把我作为一名少年滑冰选手收下来。Mishin在我们组数年前曾经训练过的尤比莱尼运动宫做教练，处在圣彼得堡的这个运动宫是召开GoodWill Games和冰球世界锦标赛的大型冰场。如果Mishin接纳了我的话，我不用向他支付任何费用，必要的经费也会由他来承担。作为交换，如果我在这个运动上获得成功的话，需要把我收入的三分之一交给他。当时的我已经学会了除了阿克谢尔三周跳[原注6]以外所有的三周跳，在国内锦标赛和国际的比赛上也多次获得了名次。显然Mishin曾经看过我的表演，于是当即就把我收下了。虽然Mayorov教练的离开让我很伤感，但是能够跟着像Mishin这样有名的教练也使我兴奋不已。
Mishin当时正忙于指导日后成为了奥运会冠军的Alexei（Urmanov）[原注7]。我被安排到了其他学生的组里，几乎没有和他直接接触过。他们两个人为了参加国际比赛需要频繁地飞到海外。Alexei比我大六岁，现在看起来虽然年龄差异不是很明显，但是当时却感觉简直是两个世代的人。我从心底里尊敬他，一个个地模仿他的动作。有时候Mishin会让他来指导我们跳跃的起跳和几个动作。他总是很有耐心地一个一个给我们展示动作是怎么发生的。我把他的示范牢牢地记在心里然后无数次地练习。至今我的滑冰里还留着Alexei的风格吧，但是现在我的滑冰技巧和当时截然不同，已经完全找不到曾经和他一起训练过的痕迹了。
我不仅将Alexei作为一个滑冰选手来尊敬，更敬重他的为人。他对别人从无恶意冒犯或者失礼，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在1994年利勒哈默尔奥运会上获得胜利后，他和以前一样还是认真地给年轻的选手们建议，一直很受大家欢迎。我获得奥运会金牌时，他也打电话祝贺我。对我来说他是我在俄罗斯开始滑冰时少数的朋友之一。
我小时候认为没有比Alexei更像一个英雄的选手了。获得1998年长野奥运会金牌的Ilia Kulik[原注8]在我看来虽然拥有超群的创造力但是却是一个不太稳定的选手。事实上他讨厌竞技，所以很快就转为职业选手了。俄罗斯以外的选手我并不了解。因为电视上很少播放演出或者比赛，我也不太到国外旅行，所以没有研究国际性滑冰选手节目的机会。参加欧洲、北美以及日本比赛的时候才第一次能够观赏其他国家选手的才能。
虽然不能说是偶像，但是现在我喜欢的滑冰选手是Brian Boitano[原注9]、Jozef Sabovcik[原注10]、Todd Eldredge、Michelle Kwan（关颖珊）等。还有Brian Orser[原注11]、Kurt Browning[原注12]以及Elvis Stojko[原注13]也让我很尊敬。三个人个性迥异但是每一个都出色到令人惊叹。当然无论怎样的选手都不是完美的，都会有各自的长处和弱点。Elvis虽然没有Kurt和Brian那样的艺术性，但是却拥有两个人所没有的力量感。总之从每种能力上都可以看见不同的光芒。至于我自己，虽然步法和跳跃常常得到赞美但是滑行本身还有待加强。不论获得多少奖牌和赞誉，都一定有地方需要更加努力。


第三章 出赛成年组
1994年6月，我和Mishin以及俄罗斯队的成员一起去国外参加夏季训练营。当时夏季训练营的地点在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间轮换，那一年好象是意大利。我们使用的冰场情况非常糟糕，虽然是体育俱乐部的会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冰就是结不起来，于是我们就无法滑冰了。
不要说为下个赛季准备节目，我们中大部分人连状态调整都做不了。而为了在赛季中最重要的比赛时达到巅峰，我们每个人都安排了训练日程，原本计划在这几个礼拜里面练习跳跃和动作的！
因为Mishin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拥有奥运会冠军头衔的Alexei Urmanov身上，即使在世青赛上取得了好成绩，我还是只能和以前一样接受集体授课。但即使无法和Mishin一对一接触我也不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我为自己的进步而高兴，另一方面心里相信“只要拼命努力地话，总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他喜欢的学生的。”
这个夏天预定要在圣彼得堡举行Goodwill Game，将要参加这个大型比赛的Alexei （Urmanov）几个月来一直在持续艰苦的训练。在大家的加油声中他和Mishin一起朝着比赛出发了。几天后，我收到了教练的电话，他直截了当地向我发出了去参加比赛的指示，似乎是我成了Alexander Abt的替补。我完全惊呆了。竟然要参加这么大的比赛！当时我的状态完全没有调整过来，连参加小型比赛都不可能。而且Mishin也一定知道我的状态。但是站在我的立场是不可能去质询叫我去比赛的理由的。既然教练让我去，那就不得不去了。
我那一次的表现完全不只是“不安”，简直是惊慌失措。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举世瞩目的国际赛事，但是从到达赛场的那一刻开始一切都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首先是临出发前准备好的证明卡找不到了，大会工作人员不允许我进入赛场。这让噩梦般的一切更加糟糕。最后我终于拿到了新做的卡片，赶在短节目快开始前进入了冰场。
在冰上时我的胃里就像始终坠着重物，三个跳跃里面失败了两个，这是我滑冰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情况差到我简直想找个什么地方躲起来。自由滑虽然没有这么惨，但是和其他以这个比赛为目标一直训练着的选手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个新手。即使拿到了第8名，我还是感觉非常地羞愧，同时也对明知道我状态没有调整好还是让我来参加比赛的Mishin感到很生气。当时发生的事情、羞愧以及后悔一直难以忘怀。
之后的一年里我参加了俄罗斯各地的比赛，但是到国外只有两次，在德国的Nations Cup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在开姆尼茨Blue Sword的比赛上却取得了胜利。对于下一次的世青赛我望眼欲穿—Ilia已经转到了成年组，这次轮到我崭露锋芒了，我真的很渴望这个头衔。
1996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原注1]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召开，我兴奋得难以自已，为了这次比赛比任何人都投入地训练，状态也调整到了完美；而我没有预料到的却是高温。出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俄罗斯还是冬天。我从圣彼得堡飞到莫斯科，然后再直飞悉尼。俄罗斯的冬天如果不好好穿上羽绒服地话立刻就冻伤了。我出发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澳大利亚是夏天这件事，层层叠叠地穿得像爱斯基摩人一样。走出悉尼机场的时候，干燥的热风吹来让人如同身处暖房，因为实在太热了，我不得不当场脱掉了好几件穿着的衣服。
为了习惯10个小时的时差和温度的差异，我在比赛开始前两周半就到了。当时教练还是没有同行，他直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才终于出现。Alexei （Urmanov）获得奥运会胜利后仍旧决定继续业余选手生涯，他和Mishin形影不离。我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充满自信，坚信自己能赢。
预赛中我成功做出了两次阿克谢尔三周跳排在第1位，短节目和自由滑后也保持了这个位置。虽然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胜利，但是奇怪的是我却没什么兴奋的感觉。也许是在比赛开始前就确定自己能够拿到这个头衔吧。如果没有获胜的话，我一定会非常地失望。但是既然胜利在预料之中，带来的感动也就少了。


这年秋天最重大的国际比赛是Skate America，将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举行。我排在Todd Eldredge[原注5]和Alexei Urmanov后面，是第三名。对于刚刚开始的我来说是很好的成果。我也知道不可能获得比这更好的名次。和我比起来，世界冠军的Todd和Alexei都已经在国际大赛上活跃了很长时间并且非常成功。在这次比赛中获得的铜牌对我来说却拥有着和金牌一样的价值。
比赛后，我们三个人为了去药检室采样，喝了好多杯苹果汁。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花的时间不像平时那么久，所以能和同屋的Alexei一起回酒店。上床之前，我们随意地调着电视频道，突然看到新闻说美国某个牌子的苹果汁里滋生了细菌。我俩面面相觑，只能祈祷刚刚喝的果汁不是那个牌子的。几个小时后，Alexei和我在厕所又碰头了。我们难受得不行，整晚都没有睡着。
Skate America结束后，我参加了德国的Nations Cup，获得了第三名。Alexei在这次比赛上获得了金牌。之后我在Cup of Russia中获得了第二名，仍旧排在Alexei后面。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我参加的比赛中必定有我的队友。这开始让我有些神经质，这说法毫不夸张。和好朋友竞争的时候，我总是又紧张又期待，最后逼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当对手是奥运会冠军的他时，只要他没有把节目彻底搞砸，我就不可能获胜。而且之前提到过的排序也会产生影响。我随即注意到大家都把我看成是Alexei的继任者和替补。人人都会把我们俩拿来比较。知道这一点后，我就更加滑不好了，这带给我很大的压力。
一般来说，教练会决定要送哪个选手去参加哪个比赛。为什么Mishin老是让我们参加一样的比赛呢？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终于明白了—教练是希望我输给Alexei！下一次奥运会就在一年半以后了。Mishin希望Alexei一直能够保持君临天下的状态。如果我们参加不同的比赛的话，也许我会在一些比赛中获得胜利。而发生这种事会遮盖Alexei的光芒。
我在俄罗斯国内锦标赛里比去年上升了一位，排在第三。只要能够获得去参加世锦赛的资格，即使是铜牌我也满足了。但是，Mishin显然对Alexei排在Ilia Kulik后面屈居第二感到不满。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欧锦赛上，Ilia和Alexei的竞争也继续着。这一年，Alexei第一次成为了欧锦赛冠军，Ilia掉到了第四名，而我是第五名。
就是从这一次的欧锦赛开始，国际冰协会根据各个选手的成绩给予点数并依此排定下一个赛季的出场顺序。这个比赛当时被称为Champion Series。但是之后体系有所变化，现在被叫做Grand Prix Series[原注6]。
这一年Champion Series Final在加拿大的汉密尔顿举行。Elvis Stojko获胜，Todd Eldredge是银牌，Alexei得到了铜牌。我的节目完成得马马虎虎，有些紧张。科普斯体育馆（Copps Coliseum）场地面积很大，观众人数也很多。这才是真正的比赛—那种震撼感我现在都还记得。我获得了第五名，排在前三和第四的Ilia Kulik后面。在重要的赛事上，我一次也没有赢过这四个人。
1997年，在瑞士洛桑举办的世锦赛成为了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头戏。虽然我知道要站上领奖台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仍旧对这次比赛抱着希望。当时，我和Alexei住在一个房间。虽然此时他已经是我最强大的对手之一，但我们仍旧关系很好，尊重彼此。
和其他的举办地比起来，马雷体育场（Ice Center Malley）要小得多，但是我到达的时候被等待滑冰选手的记者数量吓了一跳。虽然欧锦赛也是很大型的比赛，但是仍旧比不上冰场中布满了世界各国媒体摄像机的世锦赛。记者们争先恐后地采访着选手，到处弥漫着紧张和兴奋的情绪。
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各国前来参加比赛的滑冰选手的人数。场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得以有机会观察到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当不需要练习的时候，我就坐在看台上研究他们的表演。有很多选手对这样的我露出惊诧的表情，教练就更多了。他们即使到冰场来也很少和竞争对手说话，更不用说去看别人的表演了。但是我非常喜欢观看别的选手的节目，这对我而言十分有趣。


我们住的酒店和冰场就隔着一条高速公路。虽然有来回接送选手的巴士但是我还是决定走着去。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拿上包走出酒店，但最后到达冰场时，Mishin大发雷霆。然而我不在意。要在冰场上表演的又不是他。也许他对于时间点控制和跳跃知之甚详，但是我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好的。我毫无失误地完成了节目，在短节目中排名第一。
这个比赛中，我和Evgeni Plushenko住在一个房间，不同于跟Alexei Urmanov同住，我们两个基本不讲话。除了“早上好”和“晚安”以外什么都不说。我们也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和Evgeni在夏季训练营的时候也曾经住在一个房间，以前关系要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越来越生疏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而可能是因为性格方面的因素。像Todd Eldredge和我虽然在冰面上始终都是对手，但一直都是好朋友，在比赛或者商演遇到时总是能聊很久。
比赛结束时，领奖台上站了三个俄罗斯人。我首次在欧锦赛获得第一，Evgeni是第二名，Alexander Abt是第三。本来被认为很有希望的Philippe Candeloro[原注1]由于在短节目时的严重失误而失去了争夺奖牌的资格。虽然我的确为了获得金牌而高兴，但是因为Philippe在短节目的表现不好，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一次简单的胜利。
比赛结束后，我呆在米兰放松了一下。和选手们一起上餐馆或者去美术馆，还踢了足球。有一天我和Maria Butyrskaya一起去市中心的高级商店购物。和她在店里呆了3，4个小时后，我终于无法忍受了，于是说“已经受够了，我们回酒店吧。”她恋恋不舍地同意了我的话，走出了店铺。快上出租车的时候，我们看见Marina Anissina[原注2]走进了店里。Marina虽然在法国和Gwendal Peizerat一起滑双人滑，但事实上是俄罗斯人。Maria转头看着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想继续和Marina一起购物，但我已经无法继续忍受了，于是留下两人匆匆忙忙地一个人回到了酒店。
我知道自己每天都玩到很晚才睡觉让Mishin很不满意。虽然还有表演滑但是因为我每天都晚归，没有参加表演滑的练习。而Evgeni却听从Mishin的话，参加了所有练习。但是讽刺的是我完成了最棒的表演，他却在阿克谢尔三周跳的时候摔倒了。
选手里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自由滑后他听到一个裁判对Mishin祝贺道，“Alexei（Yagudin）拿了金牌，Evgeni拿了银牌，恭喜你了。”但是Mishin却回答“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这个朋友说他当时吃了一惊。Mishin希望的是Evgeni获得第一。这件事我并没有去问过教练，也不知道从别人那听来的话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评论是真实发生过的，这在我心底造成了伤痕。
获胜以后我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回到了俄罗斯，花了好几个小时详细地给母亲和祖母讲比赛的事情。她们两个骄傲的表情令我感到幸福。然而更让人高兴的是我用奖金给家里人买了些有点奢侈的礼物，还给母亲和祖母买了公寓，完全按照我们希望的样子设计，非常的幸福。我最爱的两个女人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了新建的房子，这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
在建造公寓的时候，我觉得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时刻到来了—养一只狗[问答3]。但是对母亲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反对。什么到新家造好还要过很长时间啊，什么现在的家里没有养宠物的地方啊。虽然母亲是正确的，但是倔犟的我还是不依不饶地要求着。到最后两个人都失去了自制力，我简直就像是爱情剧里演的一样，打理好行李就离家出走了。因为无处可去只能到了还在建设中的公寓，拜托施工的人让我住在那里。想着自己的悲惨，哀怨地回顾自己可悲的人生，在空空如也的房子里过活。直到恢复冷静前我在那住了一周，然后就回家了。
1998年的冬奥会在日本的长野召开。我到达的那一刻就喜欢上这个国家里的人了。待人友好、举止有礼、活动也办得很盛大。但是当时除了选手村和冰场以外，我基本见不到其他地方。而且因为Mishin决定要在开幕式结束后才到，当其他的选手看着伊藤绿点燃圣火的时候，我还在俄罗斯自己家里呆着呢。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很好，只要能够成为奥运会代表团的一员就足够了。


虽然我在欧锦赛获得了胜利，但是谁都没有期待我可以摘得奥运会奖牌。然而我在短节目中毫无失误，最终进入了奖牌竞争者的行列。因为我短节目出场很早，所以结束后决定留在场内观看对手的表演。我迅速地冲了一个澡，头发也没擦干就穿上衣服坐到了俄罗斯队的选手席上。我看得聚精会神，完全没有意识到过了一会我的身体开始颤抖，也没有注意到头顶上的大型空调。
第二天早上我勉强才从床上爬起来，全身疼痛，感觉很糟。而且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去队医那里时我已经喘不过气连走路都很困难了。因为要做药检的缘故，虽然我的感冒很严重但却不能用药。如果我想要参加比赛的话就必须这样坚持下去。
滑冰前几小时，队医在我两个手腕上用点滴注射了获得认可的微量药剂，几乎没有什么效果。我越来越虚弱，发着高烧，视线也逐渐模糊。到了去冰场前乘酒店电梯的时候已经连电梯按钮上写的楼层号码都看不见了。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了这种情况，也许应该放弃出赛吧。但是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想做出弃权这样的举动。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自己战斗着，走到了冰上，开始表演。但是我没有战胜病痛。在第一个跳跃后，我的身体机能就完全停止了，总之好不容易把自由滑节目完成了。但是表现远远比不上第一名的Ilia Kulik，第二名的Elvis Stojko和第三名的Philippe Candeloro。想到我当时的身体状况的话，对于第五名的成绩我没有不满，我为自己没有放弃而骄傲，但是在等分区发生的事情却令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
完成表演的选手和教练，有时候还加上编舞会一起坐在准备好的座位上，等待场内的大屏幕上出现分数。毕竟教练和选手是一个团队中的拍档。表演得好的时候教练会送上祝福，失败的时候则给予鼓励的话语。自由滑后，Mishin坐在我的身边却一言不发。随后当屏幕上出现分数的时候，他当即起身离开了，把沮丧的我一个人扔着。我在冰迷的面前尽力掩藏着情绪，但是心里却愤怒到难以克制。
为什么要让我这么悲惨。我知道他因为生病的事情对我很生气。但是就几分钟，明明可以坐在我旁边和我一起站起来。他只是想在人前羞辱我吧。现在想起来，他一定是想和Alexei Urmanov一起参加这次奥运会，这个希望的落空让他感到挫败。但是因为我整个赛季成绩都不错，所以他觉得我得到奖牌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这个假设实现的话，这就能为他作为教练的光辉经历添上一笔。但是，我得上了流感，他的这个梦想也就烟消云散了。我和教练已经到了“界限”了。
表演赛的第二天，我们离开了日本，但是在回程的飞机上除了必需的对话之外什么话都没说。回到圣彼得堡后我和母亲也交谈了一下，抱着觉悟给Mishin打了电话告诉他“在我们沟通之前，我不会和你一起滑冰了”
我和母亲一起在冰场和他碰了头，然后坐着车到了可以谈话的安静的地方。我拼命地传达了我的心情。Mishin似乎已经准备好了所有问题的正确回答。他也表明他希望能让我成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他的说法。我不由自主地觉得他只是对我们之间问题重重的关系粉饰太平而已。但是我没有对他继续追问。世锦赛已经逼近了，我必须专注在这个上面。教练的问题只能以后再考虑了。
几天后，在冰场训练的时候，我得知俄罗斯冰协已经决定让Evgeni Plushenko代替我参加世锦赛。由于去年Alexei Urmanov放弃参加世锦赛的原因，今年俄罗斯男子只有两名选手能够出场。Ilia Kulik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必然是其中之一。
冰协的决定令我难以置信。这个赛季中我除了在俄罗斯国内锦标赛上排在Ilia Kulik之后获得第二以外其他所有比赛都获胜了。只有在奥运会中没有登上领奖台。Evgeni连奥运会都没有参加，如果冰协真的以为Evgeni能够在世锦赛上取得比我更好的成绩的话，就是大错特错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冰场里有一个工作人员看起来非常生气，写了给冰协的抗议信并且收集冰场里大家的签名。好像只有Mishin一个人拒绝了签名。他只说“交给冰协决定吧。”


比赛结束后的几天我都过得很放松—去市区观光、在自己房间里尽情地睡觉、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赛季，我累了。然后我也确实地感觉到是时候和教练做一个了断了。我认识到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善，用这样的状态继续我们的关系终究是不可能的。
出发的那天，当我关上酒店房门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东西。回到房间，我一眼就看见了挂在床边灯罩上的金牌。我把它挂在那，这样我可以看着它入睡，醒来时也第一眼就能看见。竟然忘记了金牌，我对自己摇着头，把代表胜利的奖牌小心地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藏在了外套的内侧。
虽然我在奥运会结束后就一直在考虑和Mishin分开的事情，但是并不想在世锦赛结束前草率行动。夏天在准备去参加Tom Collins的Champions on Ice的时候，我终于觉得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找到代替他的人。虽然我能举出好几个想与之共事的教练的名字，但是他们各自都带着顶尖的选手。如果我加入进去的话一定会导致冲突。就在这时候，我听说Ilia Kulik将要离开他多年的教练Tatiana Tarasova。
Tatiana有“冠军制造者”的称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练之一。曾经是双人滑选手的她和Mishin的双人滑组合也曾同台竞技过。现在她挑选选手并将他们培育成奥运会以及世界冠军，因此闻名世界。欧锦赛、世锦赛和奥运会中，她所教导的弟子取得的金牌数目竟然将近50块。算上我的话，她一共培养了7名奥运会冠军。奥运会上她还没有涉足的项目只有女子单人项目的金牌，但是最近投在她门下的世锦赛冠军—荒川静香[原注4]将要出赛2006奥运会，这很有可能将会改写Tatiana的记录。她所指导的冰舞组合Natalia Bestemianova和Andrey Bukin[原注5]在世锦赛上获得四连霸，并且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摘得金牌。然后在1998年她的3个学生—Ilia Kulik、冰舞的Oksana Grishuk和Evgeny Platov[原注6]都获得了金牌。
我对于Tatiana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和Ilia的相处方式。两人看起来非常地亲近。1997年的欧锦赛上Ilia生病的时候，不同于Mishin在奥运会我患病期间的怒气冲冲，Tatiana去了Ilia的房间，简直像母亲一样照顾着他。她真的在为自己的学生着想--这让我羡慕不已，有好几次我都想过，如果她是我的教练的话就好了。
我不知道Ilia和Tatiana之间发生了什么。这和我并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消息，但是估计是因为他转为职业选手的关系吧。老实说这都无所谓。如果她收下了我的话，Ilia离开Tatiana这件事就是我在探寻的答案。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得先把她找出来。
赛季中Tatiana住在美国进行指导。但是夏天的时候她和有名的钢琴师丈夫会在莫斯科或者德国度过。我拼命地打听后终于得知Tatiana正在德国。当打电话给她开始谈话的时候，我阐明了自己立场，句子飞快地从我口中流出。Tatiana虽然听完了我的话，但是因为她当时太疲劳了所以让我一周以后再打电话过去。
这期间我参加了Champions on Ice的商演，真切地感到我的表演能够让观众们开心。成为演出的一员让我兴奋不已，此外我对于游览美国城市这件事也兴致勃勃。美国的男子冠军Rudy Galindo[原注7]和奥运会金牌得主Tara Lipinski都很照顾我。我们三个人常常一起出去观光。
演出到达纽约时，到下一次表演前我们有休息的时间能够放松一下。我得知Mishin好像为什么事来到了纽约。但是我不认为他的目的是和我谈话。当他在巡演成员所住的酒店办完入住手续后，立刻就对我说希望见一面。不管怎么说，我知道不和他谈一次是不行的。现在这时刻已经到了。
向长久以来教导我的教练进行告白对我并不是件愉快的事。交谈时，是Mishin切入了重点。
“我听说你要离开我，是真的还是谣言？”
“真的。”
“那么新的教练是谁？”
因为还不知道Tatiana是否会收下我，于是我坦诚地回答，


这个时候，我正为在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上获得银牌的艺术体操选手Yanina Batyrchina而神魂颠倒，起因是翻杂志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广告页上她可爱的脸。作为世界冠军我还是有某些特权的，要拿到她的电话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们见了几次面，但是还没有对彼此有很多了解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了参加职业/业余锦标赛去了美国。
这场比赛是一次美国选手和世界各国选手之间的对决。我和Michael Weiss竞争并且获胜了。在经历了欧锦赛，GPF，然后是世锦赛的这些苦战的压力后，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活动，令我好好放松了一下。
之后我前去和Tom Collins的Champions on Ice的巡演团会合。从4月开始一直到7月末，我将要和世界级的优秀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一起度过，这令我满怀期待。虽然要乘着摇摇晃晃的巴士花上很久从一个城市跋涉到另一个城市相当令人疲惫，但是想到能够在热爱着花样滑冰的冰迷面前表演的时候，这些都不算什么了。然而，如果我早知道在这个巡演中将会发生些什么的话，这个夏天我应该会选择请假好好呆在圣彼得堡自己家里吧。
在Champions on Ice中，选手们需要做的是展现各自的节目，因而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彩排。只有在演出开始介绍的30秒钟和最后谢幕的时候大家需要集体一起出场。但是，每场演出前都有练习时间，我就会利用这个时间进行练习。99/00年的赛季将在巡演结束后两个月左右开始，我不希望自己的身体状态到那时一落千丈。此外在演出时我也是全力投入的。无论是比赛也好，演出也好，我都希望人们看到我最好的表现。
虽说如此，不在冰场的时候果然还是开心的。加拿大双人滑的Lloyd Eisler[原注4]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巡演这事，其实和开派对没什么两样。”
老实说，他的话没错。休息的夜晚选手们常常聚在一起去酒吧、餐厅或者夜总会。这就是巡演生活的现实，和其他的选手一样，我也乐在其中。
巡演开始的时候，我和一个俄罗斯选手一个房间。他喜欢在房间里抽着烟看书。我就此向在上一次巡演中成为朋友的Rudy Galindo抱怨的时候，一个人住的他便向我建议“搬到我的房间来吧”。因为我很尊敬Rudy，自然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这个美国冠军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性格最好的人之一。他已经参加过好多年的巡演了，无论我们走到哪个城市他都了如指掌。如果我想吃寿司的话，Rudy就会帮我找最近的日本餐馆，叫上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如果我说想去观光的话，他就会召集感兴趣的人为第二天出发做准备。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几周后，我和他的关系成了流言蜚语的话题，当我听到那些传言的时候心情之沮丧不难想象。我当然知道Rudy是同性恋，这件事他不只对我，对任何人都没有隐瞒。而我并不认为这有任何问题。同时他也知道我不是同性恋。我们只是普通的好朋友，仅仅如此。
然而遗憾的是，教练不同意我的观点。巡演期间，当我在电话中和她说到我和Rudy同住一屋时，她担心地说“人们会开始传播谣言的吧”。Tatiana也很喜欢并且尊敬Rudy，但是她在滑冰界呆的时间比我长得多，很清楚谣言这种东西可以阴险到什么地步。我很苦恼，虽然我自己从不会对别人的任何行为指手画脚。然而别人却会对我这么做，这么一想便不由心灰意冷。但是我觉得Tatiana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正确的。当我对Rudy说不得不换一个房间的时候，他表示了理解。于是巡演剩下的时间我都和Anton Sikharulidze同一个房间。但遗憾的是已经晚了，谣言已经传开了，并且在这之后几年都缠绕着我。
虽然Rudy和我不住在同一个房间了，但我们的友情没有改变，仍旧总是一起出去。有一天，我们俩还有Tara Lipinski一起去酒店的游泳池。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天气炎热，于是我们去游个泳。Rudy从跳台一个后空翻[原注5]跃进了泳池。至今为止我在冰场或者平地上都没有试过后空翻，但是看起来也不是很难嘛，我决定试一试。我不假思索地一跳，但是翻过头了，脑袋敲在了泳池壁上。Rudy和Tara冲过来的时候，我安慰着两人说，“没什么事”。
据Tara和Rudy所说，过了不久我好像开始说俄语。我自己对于之后发生的事情毫无记忆。两个人因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只能惊讶地面面相觑—我以前从来没有和这两个人说过俄语。所以他们对于我为什么会开始试着用母语和他们沟通毫无头绪。事后听说我们离开了游泳池后，但我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俄语。当我看见树上停着的鸟时就站在那儿开始和它说话。这时候Tara和Rudy真的开始担心了，于是把我带回了楼上我的房间。我一到那就立刻坐在电视机前面，开始观看酒店的火灾紧急避难方法的说明录像。我把这个录像反复播放了好几遍，无论他们问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反应。最后Tara终于叫了救护车。这个时候我则是在嚼着毛巾。但是当急救队到达时，我从朦胧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大家为什么都吵吵嚷嚷的？”
我这么说着，对眼前的状况感到莫名其妙。急救队员给我做了检查，但是没有任何异常情况。这次奇妙的经历估计是让Tara和Rudy吓了一跳吧。


那个夏天，Tatiana和我们转到了康涅狄格州纽因顿一个叫做国际花样滑冰中心（International Figure Skating Center）的冰场，于是不得不在康涅狄格州找一个新的住处。新泽西的房子没有卖而是出租给了别人，我们在纽因顿的冰场附近租了间公寓。
Nikolaï、Tatiana和我三个人为了准备下一个赛季的节目废寝忘食。通常Tatiana会考虑整个节目的结构，Nikolaï加以打磨，利用他在冰舞中培养的经验使节目变得生动而戏剧化。虽然去年的节目中已经用上了复杂的步法，但是Tatiana还是决定要增加更多。她说，
“最近谁都能做跳跃了。拉开差距的唯一方法就是步法”
当然高质量的跳跃和旋转也是必要的，但是独特的步法是创造与众不同魅力的关键。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教练和编舞总是会予以讨论。这真是非常出色的团队合作，我享受着节目创作过程中的一点一滴。
00/01年赛季，我的短节目是肖邦的“革命练习曲”，长节目是“Gladiator（角斗士）”[原注3]。我看了这部让Russell Crowe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电影后，完全迷上了这部作品和这个演员。就在奥运会之前，我看了他主演的“Beautiful Mind（美丽心灵）”，这部片子立刻就成了我最爱的电影之一。
决定使用“Gladiator”的音乐时，Tatiana让我试着编曲。我对于她如此信赖我并把这样的事交给我感到自豪。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音乐进行剪辑。但是当她听完编曲磁带后我询问她的意见时，她却干脆地否决说，
“这没办法用在节目中。”
通常自由滑由三部分快节奏的音乐和两部分慢节奏的音乐组成。但是我想出了一个自己的方法。节目由舒缓的音乐开始，随后拍子变得更慢。然后是一段快节奏的旋律，之后再次放慢节奏。节目的尾声以全曲节奏最慢的旋律结束。我觉得自己的这种解释是完美的。因为有四次慢节奏的部分，这期间我可以让身体休息一下。当我说明了这个理由后，Tatiana翻了个白眼，一副受够了我的样子，从我的手中把磁带拿走，交给别人编曲去了。
其他的选手好像也喜欢Russell Crowe。Elvis Stojko和Alexander Abt也用“Gladiator”的音乐创作了自由滑节目。虽然使用的同一张原声碟但编曲方式却各有不同，表演时音乐并不会一样。此外我们几个选手的风格截然不同，所以我并不会因此想要更换节目，更何况我对于自己的节目非常满意。而在三人中也是我第一个在职业/业余比赛[原注4]中展现了这个节目。
我参加的是Masters of Figure Skating。我是第一次在这种职业/业余比赛中和Ilia Kulik竞争。Ilia以前是由Tatiana指导的学生，所以她为此变得非常神经质。但是我并不是很紧张。虽然对于职业/业余比赛我也很认真，但是更令我担心的果然还是Grand Prix系列的比赛。
短节目后我是第一名。艺术表现节目重视艺术性多过跳跃技术，因此规定最多只能做4次三周跳。至今没有在比赛中做出过四周跳的Todd Eldredge在这个比赛中终于成功了。裁判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获得了总分第一。Ilia是第三名，我是第二名。虽然我认为自己完成得和Todd一样好，但是我从心底想要祝贺他的成功，因此并不对第二名感到不满。


第九章 迷茫
回到家后，为了准备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赛季，我立刻改变了几个生活习惯。首先是整个7月我都和Tatiana住在一起。虽然平时我喜欢一个人生活，但是我觉得直到修正日常训练，建立起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前，我还是把自己放在她的监控范围内比较好。
直到练习前一小时才起床，喝一杯咖啡就匆匆忙忙地冲向冰场的日子已经被提前两小时起床代替了。虽然咖啡照旧但是我比以前更早地到达冰场，在开始溜冰练习前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热身，练习后稍作休息就开始跑步。
饮食的内容也大大地改变了。滑冰时我的最佳体重在172磅上下，但是有赖于渡假期间高热量的饮食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84磅。甜点、零食等等容易发胖的东西全部停止食用。Tatiana会给我做饭，让我少量进食比以前健康得多的食品。并且我开始在严格的训练结束后读书，是很好的放松。夏天的傍晚，我常常在喜欢的露天咖啡座喝着咖啡看书。
可以说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喜欢的东西，所以每天都很无聊。于是我决定要进行点小冒险找找乐子。我想起孩提时代野营的快乐回忆，于是决定和爱犬Lorik进行外宿一夜的旅行。我越想越兴奋，于是到店里买了所有野营需要的东西—橡胶小船和鱼竿也都买了，随后回到家看着地图挑选我完美的冒险地点。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Lorik从家里出发了。湖离家不远，但是我想在天暗下来之前把带去的小山一样高的野营用品都组装起来。然而到达目的地后我首先做的就是钓鱼。当给船打气的时候，有人过来问“在干什么呢？”。“我准备要钓鱼”我这么回答道。“这里是私人领土，不能这么做，但是那边的话就没问题。”说着他指向沿着湖岸向下的地方。我向他道了谢，把船放到湖里，硬压着害怕的Lorik上了船，随后我便向刚刚那个人指给我看的方向划去。不久起了强风，我划啊划啊，但船总是被推回岸边。虽然我尽全力努力着，但是周围已经开始暗下来了，我的帐篷还没搭呢！
我把船拖出水，想把气放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顺利。我已经不耐烦了，于是任它鼓着就往车后的帐篷旁边一塞了事。当我走出车子的时候，Lorik用满是期待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是以为已经可以回家了。可惜的是我并不打算这么做。我把车一直开到周围都是树木的地方，这里是搭帐篷的理想地点。那天我考虑到了什么都没钓到的可能性于是事先买好了鱼。我在全新的烧烤炉里点上火开始烤鱼。如果能够在这里野营的话至少今天一天我的冒险没有彻底完蛋。但是事与愿违，我没办法把帐篷从车里弄出来。因为还没放完气的橡皮船被硬塞在里面，不管我怎么又推又拉地帐篷还是出不来。我看着拒绝和我一起下车的Lorik说，
“知道了啦，好吧，我们回家吧。”
回去的路上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时看到路边有一个地方还挺亮堂。即使帐篷拿不出来如果能在这烤鱼的话，至少能让我和Lorik吃上饭吧。我停下了车，但是Lorik还是不肯从车里下来。我把烧烤炉搭了起来，可能因为对这套器材还不是很熟悉，在碳上浇了太多汽油，一瞬间整个炉子都被火包围了。我慌慌张张地往上浇水，火却烧得更旺了。我立刻想到了小时候在篝火上撒上砂子灭火的经历，于是在烧烤炉上用篮子浇了好几次砂，总算是把火给灭了。我重重地叹了口气，坐到了Lorik身边，它一直用一种“该是时候回家了吧”的表情看着我。
当最后总算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左右了。这时候Lorik总算肯从车上下来了。我们满身泥泞、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地走进了家门，吃了点现成的东西就立刻睡觉了。
不钓个鱼怎么都不甘心的我第二天一早和Nikolaï一起又去了湖边。
“一起来吗？”我问Lorik道，被无视了。
“脑袋坏掉了吧。”
它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回到了床上。我们到了湖边，Nikolaï和我给船充上气，在里面装上行李，这时候湖对面传来了声音。是什么呢？我们向声音的源头走去。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船不见了！最终我们放弃了和命运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