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李靖是靠贵族特权当上的官大概不能算错。古代确实有门荫制度，也就是说大官僚子孙一出生就可以获得一定品秩的官职，成年之后可以直接进入仕途。李靖作为县公的后代，虽然不是特别显赫的贵族，应该也拥有这样的权力。按照隋朝制度，长安县令应该是正五品（起初是从五品）。这里有人要问了：我们以前看书看电视，都说县令是“七品芝麻官”，明明是正七品么？怎么会是正五品呢？不错，通常情况下普通的县的县令是七品没错，但是长安县不同，隋朝的长安县令就是正五品。隋朝有大兴、长安、洛阳、河南四个县的县令都是正五品的。为什么呢？因为地位特殊。就像我们今天，类似情况依然存在：北京市、上海市的市长行政级别就比地方上的市长们高。其实县令不光有七品的、五品的，也有六品的。按隋制，县分九等，地位不同的县对应的令的品秩也不相同。如果是作为普通小县的属吏，功曹应该是不入流的。不过也就因为长安的地位特殊，所以长安县的功曹跟着也得了个从九品，刚好入流。（见《隋书》第二十八卷）也就是说李靖在十六岁的时候做了个从九品的长安县功曹。这一点与李渊比起来就差了很多。李渊大概在十六七岁就做了正六品的千牛备身。毕竟李渊家族比起李靖家族来更加的显赫，而且还是隋文帝的亲戚，起点比李靖高了很多啊。虽然只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不过毕竟是在长安做官，假若换做如今，大概就算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的人事局长了。官虽然未必大，能够结交的各色人物却是很多的。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引起关注的位置。旧唐书上书上说李靖“姿貌瑰伟，少有文武材略。”可见是个美男子。不管怎么说，能够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当上长安县功曹，可见其少年时确实应该表现出相当过人的才干的。（毕竟功曹不像千牛备身这样的荣誉性职务，还是有很多的日常事务要干的，尤其是对于像长安这样地位非常特别的县来说。第三个能够确定的时间大概就是隋大业末年了，史书上说“大业末，累除马邑郡丞。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所谓大业末年，倒不一定是大业十三年，但是按照通常规则，应该至少是指大业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大致上可以先确定是在大业十年至大业十三年之间。然后查《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李渊的经历可知，李渊在大业十一年四月（黄帝纪元三千三百一十三年，西元615年）出任山西河东讨捕（抚慰）大使，当时主要任务是讨捕盗贼——也就平息因隋炀帝三次征辽之役所引发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李渊在山西期间主要击败了两股敌人，第一次是大业十一年击败母端儿，这个时候隋炀帝正在北巡，也在山西。第二次则是大业十二年下半年击败甄翟儿。期间的大业十一年年底或者大业十二年年初，李渊还解接替樊子盖讨平过多股农民暴动军。李渊在大业九年至大业十一年任职为卫尉少卿，十一年至十二年前期则为山西河东抚慰（黜陟讨捕）大使。大业十二年李渊先被授予左骁卫将军，随即出任太原留守，直至大业十三年举兵反隋。（《旧唐书》上说李渊于大业十三年才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应当是错误的。如果李渊于大业十三年才被任命为太原留守的话，那么《资治通鉴》上所记载不少事件将无法成立。此处存疑？）自从大业后期以来，突厥和隋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恶化了，所以当隋朝因炀帝征辽而引发大规模的国内人民暴动后，在隋帝国内部分崩离析的情况下，突厥对于隋边境地区的入侵也越来越多。从李渊的任职情况来看，其在大业十一年被授予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的任务主要是讨伐当地叛乱，而其在大业十二年担任太原留守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防备突厥的挑战。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李渊和王仁恭击突厥就当在大业十二年下半年间。所谓“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当就是指此事。也就是说，大业十二年末李渊和王仁恭等人讨伐突厥之役正是《李靖传》所记载之“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之事。李靖在这时是马邑郡丞，王仁恭是马邑太守，而李渊是太原留守。从行政上来说，太原留守是马邑太守的上级，太原留守府下辖太原、雁门、马邑、楼烦、西河五郡。也就是说，王仁恭是李渊的下级，而作为马邑郡丞的李靖——也就是王仁恭的助理，或者秘书长，也就是李渊的下级的下级。


如果李靖是由三原县令而任殿内直长，那么品级也降低了——三原县令至少是从六品吧？根据现在所有的记载来看，李靖为官的名声一向不错，而且有宰相和人事部长的撑腰，如果没有出现什么不利情况，怎么可能品级忽上忽下，一会儿担任京官一会儿又外放呢？其次，可以分析一下《卫景武公碑》的段落字句结构。由于有很多字缺省，工作确实不好做。但是大致上仍可判断其外放任县令是在贬官之后。《卫景武公碑》上有“崩次骨严科，滥加端士，天伦之长，竟被凝脂。”这么一句，老侯没有能力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但是似乎确实和受亲戚拖累有关。最后，老侯从《隋唐嘉话》和《太平广记》等一些书上搜了一些关于李靖的笔记和传奇，如李靖华山庙求官，李靖夜入龙宫布雨，虬髯客等，似乎所有的和李靖相关的笔记和传奇都提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日子在做平头百姓，很不如意。其中恐怕有历史原型。因此如前所述，最直接可能牵连到李靖仕途的恐怕还是李药王事件。于是本来已经做到六品京官的李靖，只好外放去做县令了吧。也就因为这事，大概耽误了十五年的仕途。（至于李靖在三原县令和马邑郡丞两个官职之间还做过什么官，由于《卫景武公碑》的缺失恐怕不可考了）另外一件事情刚想起来，这里顺便也提一下。史万岁遭诬陷被杀是在李靖三十岁那年，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黄帝纪元三千二百九十八年，西元600年）这一年是李药王击败突厥的第二年，也是李药王被突厥击败的前一年。而诬陷史万岁的人就是杨素。为什么会想起来史万岁呢，因为史万岁是长安人，籍贯在长安，虽然和李靖不是同一个县的，也算同乡吧。至于史万岁和李靖家的关系，老侯没找到什么线索，所以说也不好判断到底有没有牵连了。其实说起来籍贯属于长安的隋朝名人还有虞庆则、于仲文、刘方、李密、宇文恺等人。（宇文恺祖上是鲜卑人，不过胡人入中原几百年后基本上都以家族居住地为籍贯了）只是不知道这些人和李家的关系怎么样了。前文似乎提到过李靖的家族属于陇西李氏的丹杨房这一支，而李唐宗室也一直宣称自己出自陇西李氏，所以如果李唐真的出自陇西李氏而不是赵郡李氏的话，那么和李靖家族倒是也算有点沾亲带故的。至于李密家虽然后来落户在了长安，但是其祖籍地却是在辽东襄平，和陇西李氏的族源关系那是相当的遥远了。


名义上，李靖要受李孝恭节制；实际上，李孝恭因初涉行伍，不谙军事，故而军中大小事宜，皆由李靖处置。这是李靖首次独当一面。  
是年八月，天降暴雨，江水泛涨，李靖当机立断，令三军分三路进击萧铣。诸将以天气不好、江水涨溢为由请求停止进攻，李靖道：“兵机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铣不及知，若乘水传垒，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仓促召兵，无以御我，此必擒也。”认为兵贵神速，当在敌人因天气不好防守松懈之时发动突然袭击，可一举擒获萧铣。  
于是，李孝恭与李靖率战舰二千艘沿江而下，攻取荆门、宜都二镇。  
萧铣的大将文士弘急率精兵数万来救荆门、宜都，李孝恭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便欲率军进击之。李靖忙劝阻道：“不可！士弘健将，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门，悉锐拒我，此救败之师，不可当。宜驻南岸，待其气衰乃取之。”  
李孝恭此还仗着自己是国皇亲国戚，并未将李靖放到眼里，对李靖的劝阻置之不理，令李靖留守，自率大军出击文士弘。结果正如李靖所料，李孝恭大败而还。  
幸好李靖早有所备，趁文士弘之军胜后不备之际，仅率部下八百勇士突袭之，竟获敌军舟舰四百余艘，歼敌近万人，使唐军反败为胜，并乘胜向江陵进发。  
经此一事，李孝恭方知李靖之能，以后对李靖的军事指挥权不再干预。  
萧铣闻知文士弘兵败，大惊，急召江南之兵北上保卫“国都”江陵。  
这时，李靖已指军唐军将江陵包围，攻破江陵水城，俘获萧铣水军的舟船不计其数。  
李靖下令，将所获敌军舟船弃于江中，使之沿江飘流而下。诸将不解，认为这些舟船正好可供唐军所用，怎么能弃之江中呢？  
李靖解释说，唐军孤军深入敌境，最怕的是攻江陵不克，而援敌四面而至，届时虽有舟楫，亦将无所用之。将敌人的舟船弃于江中，使之顺流而下，沿江州镇的敌军必误以为江陵已被唐军攻克，因此不敢轻进，为唐军攻城争取宝贵的时间。  
果如李靖所言。萧铣的援军见许多战船顺流飘下，皆以为江陵已失，故而不敢前进，在江边驻扎观望。远方州镇的梁军因淫雨连天，路途泥泞，行进迟缓。故而未待各地援军到来，萧铣已经支持不住、献城投降了。  


唐军进入江陵，有人建议将萧铣手下的将领们斩首抄家，李靖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籍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乃令将士们善待俘虏。  
萧铣征召的十余万救兵闻知“梁帝”已经投降，又闻知唐军秋毫无犯，遂纷纷投降，称霸五年之久的萧铣政权至此彻底覆亡。  
如果任由唐军抄封萧铣部属们的家产，那么，各地的梁军尚有二三十万，必会各自为战，甚至会再推一人为梁军统帅，那将为唐军平定天下带来极大困难。李靖善待萧铣群臣，使唐军兵不血刃地迅速平定长江流域，由此可见李靖的深谋远虑。  
古人说得好：“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军事家虽善战，岂好战哉！  
是役后，李靖以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不久，又受命平定岭南。至次年六月，岭南悉被李靖平定。  
  
李靖为李唐王朝做出的卓越贡献，除了消灭萧铣一役外，还有平定辅公之役。  
辅公与杜伏威是好朋友，两人最初亡命为盗，后来转掠江淮一带，实力大增。唐武德二年（619年），两人投降李渊，杜伏威被李渊任命为淮南安抚大使，封吴王；辅公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杜、辅二人虽然名义上投降了李渊，实际上仍拥兵自重，雄居淮南江东。  
李世民在消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之后，迅速移兵淮南，并召杜伏威入朝晋见李渊。  
杜伏威知道，如果抗旨不遵，李世民必会令唐军来攻，因此，只好只身入朝。行前，杜伏威令辅公和右将军王雄诞留守丹阳（今南京）。他知道辅公野心勃勃，便订嘱王雄诞说：“我到长安后，若不失官职，千万不要让辅公造反！”  
杜伏威到长安后，李渊特授之太保衔。  


而李靖在这一时期担任的职务乃是安州大都督（安州的位置具体俺没查过在什么地方，不过大致应该在山西或者河北的边境地区差不多），并州都督张瑾在和突厥的作战中失利，全军覆没，温彦博被突厥活捉。导致唐在山西地区的防御体系几乎崩盘（并州是山西对北方的防御枢纽，唐朝曾长期在并州置大都督府）。李靖在危局下力挽狂澜，保持不败。  
进入武德九年，我们再来看一下《资治通鉴》。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用现代文来说，就是李靖和突厥颉利可汗再宁夏银川地区大战，从早晨到傍晚，突厥退兵。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李靖担任的仍然是安州大都督。  
下面再来看一条玄武门政变前夕的记载：  
下面再来看一条玄武门政变前夕的记载：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绩，世绩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可见至迟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靖已经迁任灵州大都督。  
《新唐书》中关于李靖在这两年间的行踪记载则更明确：  
“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与张瑾屯大谷。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寻检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贺咄设寇边，征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颉利可汗入泾阳，靖率兵倍道趋豳州，邀贼归路，既而与虏和亲而罢。”  
这里《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说法有一些不同，《旧唐书》中李靖是以安州大都督职挽救张瑾的，而《新唐书》中则是李靖和张瑾抵御住突厥之后升任检校安州大都督。不过，这一点，并不关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因此作罢。  
综合新旧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可见，李靖至迟在武德八年和九年间已经作为防御突厥的主要大将之一活跃于北方边境地区了，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李靖和前几年担任李孝恭长史时的李靖不同，不再是以主将的僚属登场，而是独立开府的主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李世绩在武德八年至九年间担任的职务：  
“八年，突厥寇并州，命绩为行军总管，击之于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户。”  
这是《旧唐书.李绩传》中的记载。结合在《李靖传》中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李世绩显然是接替张瑾出任的并州道行军总管，并出任并州都督的。也就是说，李绩在武德八年和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期间也是独立开府的并州长官。  
而且，在这一时期，李绩的实际职务比李靖大约还要高一些。（李药师大器晚成，50来岁才出头，徐茂功却是少年得志，20来岁就已经名满天下了。）（并州是天下军事重镇，并州大都督职位比检校安州都督高）  
因此，玄武门政变之时，李靖和李世绩都是独立开府的大将。其所任职务和秦琼，尉迟恭辈不同。  
来看一下《资治通鉴》武德九年中的部分记载：  
“戊辰，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悉以齐王国司金帛什器赐敬德。”  
“以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以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壬辰，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癸巳，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安业，无忌之兄；客师，靖之弟也。”  
这是玄武门政变后李世民给手下人封的职务。前一段，是李世民登基以前给手下的加官。后面两段则是世民登基以后部将大臣的任职情况。这里面就很有学问。  
“以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以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也就是说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这些人，在出任大将军以前的身份，是秦王府的属臣，是秦王的家臣、僚属，而不是国家的大臣,这种身份，和李药师徐茂功两人是很不相同的。  
家臣和大臣的区别，在以下一件事情上也可见一斑。  
李建成送宝贝给尉迟敬德，想拉拢尉迟恭，但是尉迟恭不动心，写信给李建成说：“敬德，蓬户瓮牖之人，遭隋末乱离，久沦逆地，罪不容诛。秦王赐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籓邸，唯当杀身以为报；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堂而皇之的拒绝太子引诱的理由就是身为秦王的臣属不能背叛主子。而李靖和李世绩两人如果碰上这个问题，就不能用同样的理由来回答了。  
李药师和徐茂功与李世民，有朋友之谊，有将帅之别，却不是秦琼，程咬金那样和李世民的主仆关系。分析玄武门之变中这两人的表现的时候，这种关系的区别是不能不考虑的。  
因此，我们侯氏三兄弟（侯景，侯景X，侯景改）认为，李靖、李世绩与秦琼、程知节等人的身份区别正是诸人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不同表现的关键原因。  
玄武门之变，往简单了说，就是一场兄弟间的夺位之争，是李家兄弟之间矛盾达到无法调和时的一场家族权利之战。  
秦琼、程知节、尉迟恭众人乃秦府家将，参与玄武门之变，等于是家臣维护主人的战斗，符合当时诸人的身份。而李靖，李世绩二人与李世民虽有名分高低之别，身份却非秦府家将，以二人当时所任职务论，乃是国家的大将。二李等国家的大将若直接参加玄武门的行动，那么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就不再是  
家族权利斗争，而是内战了。而这种方式，无论是太子党还是秦王党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作为国家大将的二李就不大可能以直接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家族权力之争中来。  
但是，二李是否就真的如《旧唐书》中说的没有参与到这一事件中或者说在这一事件中保持中立呢？恐怕未必。  


首先，李世民为什么要在政变前写信询问二人？  
政变这种事情，不相干的人从来都是越少知道的越好。李世民这种绝顶聪明的人，绝不至于笨到将这种性命攸关的事告诉两个外人的。  
能够全盘知道这种事情的，只有一种人，就是亲信，而且要是绝对的亲信。  
假如二李和世民的关系不够铁，而世民将自己政变的秘密和盘托出，告诉二李。那么他就要面临这样一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二李把这些话告诉李渊，或者建成、元吉。这个时候，李世民所要面临的对手集团就是这样一个阵容了——皇帝李渊，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将李靖、李世绩、李艺（罗艺）狗头军师魏征……李世民要对付这套阵容的话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既然世民能够把这种级别的秘密跟二李谈，可见，二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倒向是明确的。  
再来注意这一句话：  
“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安业，无忌之兄；客师，靖之弟也。”  
这是武德九年刚登基时所做的人事安排的一部分。  
“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  
李客师是李药师也就是李靖的亲弟弟。而他在李世民登基前所担任的职务，是天策府的右内副率。侯君集当时担任的左内副率，张公谨担任的也是右内副率。也就是说，李客师，作为李靖的弟弟，是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高级打手之一。李家兄弟关系一直相当的不错，而且李客师后来长期担任高官也和李靖的面子有不小的关系。  
李客师之于李靖和李世民的作用，恰和罗艺将薛万彻借给太子建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面，再来看一下李靖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任职情况。  
先看一下《旧唐书》：  
“九年，突厥莫贺咄设寇边，征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颉利可汗入泾阳，靖率兵倍道趋豳州，邀贼归路，既而与虏和亲而罢。  
太宗嗣位，拜刑部尚书，并录前后功，赐实封四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兼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  
再来看一下《新唐书》：  
“俄权检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践阼，授刑部尚书，录功，赐实封四百户，兼检校中书令。”  
两者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是表述的方式有些不同而已。  
显然，李靖在玄武门之变后短短两三年之内就不断高升，很快就进入了帝国的最高执政核心。  
令人不理解的是太宗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李靖的实封只有四百户，远远少于李世绩、尉迟恭、侯君集、长孙无忌这些人。这可能和李家两兄弟同时受封有关系。（关于太宗第一次大封群臣的问题，请参看拙作《从贞观元年唐太宗大封群臣看李世民的用人哲学和唐初朝廷的势力分布》）  

李靖作为唐朝一代名将，足智多谋，武功盖世，更以“李家枪”闻名于天下。  
李靖还特为“李家枪”总结出一条歌诀：“身法秀如猫，扎枪如斗虎，枪扎一条线，枪出如射箭，收枪如捺虎，挑枪如刺龙，两眼要高看，身法要自然，拦、拿、亢、点、崩、挑、拨，各种用法奥妙全。”  
另外，李靖手中的枪与众不同，其特点一是长，二是重，非孔武有力、武功卓越之人挥使不得。李靖早年随秦王李世民赴洛阳围攻王世充时，曾单枪独骑，弛至城下，立马收枪插于地上。当他走后，从城里跑出几十条大汉来取他的枪，结果拔了大半天，未能拔走。李靖随又骑奔城边，复以单手将枪拔出，使两军官兵无不咋舌叹服。此事载于《隋唐佳话》。  
李靖还有一套拿手绝活，就是空手夺枪。《旧唐书·李靖传》说他“每单骑入敌，人刺之，终不能中，反夺其槊（大枪）以刺敌。”  
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海陵王李元吉，号称“力敌十夫”，也是一个惯使枪的好手。他总与另外几名唐朝名将交手，秦琼、尉迟敬德等人往往谦让，这更助长了他的气焰，完全是一副“天下第一”的气派。  
李元吉听说李靖善于马上夺枪，很不服气，非要李靖陪他比试一次不可。赛前他对李靖说：“为保全你的性命，我可以卸刃而刺。”  
李靖以笑言对之：“不卸也可，反正是刺不着的。”  
比赛开始，心狠手毒的李元吉，一心想把李靖刺死，跃马横枪，直取李靖咽喉。李靖低头拨马一闪，顺手从李元吉手中把枪夺下。李元吉汗颜无地，要求再战。结果不一会儿功夫，李靖三次夺枪成功，众人无不喝彩。  
还有一次，在李靖跟随李世民抵御窦建德的战斗中，太宗李世民看到敌阵中有一员小将，身跨青聪马，飞驰而来，身手不凡，便对李靖说：“你看那小将所乘之马，真是一匹好马啊！”  
李靖知太宗此话用意，遂说：“待我将它牵来。”  
太宗说：“将军不可轻敌，我不能为一匹好马而损伤大将，还是不要逞强为好。”他一激，李靖精神更加抖擞，举鞭策马，一跃而入敌阵，敌军左右迎刺，均被他一一躲过，直奔少年跟前，力擒而返，那匹宝马当然也被夺取过来.  
李靖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战功卓著的名将，也是一位对武功很有研究的武术家。他认为军中士卒应多习拳法。而此种拳法应“刚健有力，朴实无华，利于实战，招招势势非打即防，没有花架子。其风格主要体现一个‘硬’字”。  
另外，他还认为“枪是百兵之王，不仅应用于将领之间的单打独斗，还应扩展为士兵们群战。”他总结出“三十六枪破法对练、二十一名枪对刺”等。总之，李靖将自己的武功言传身教，尽悉授给士兵，使其统帅的大军战斗力极强，所向无敌。


李靖身为唐王朝的开国功臣，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总的来说磨难不多，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两次，竟险遭杀身之祸。  
第一次即他在任隋朝马邑丞时，因发现李渊有造反意图，欲向隋炀帝告密，被李渊逮捕，幸有李世民相救，才免于难。  
灭萧铣之时，李靖率军前往李孝恭营中会合，但至峡州时，因遭到萧铣大军的阻拦而不能如期到达。李渊本来就对李靖没有好感，闻知此事，认为李靖故意在峡州逗留，竟下诏令其女婿、都督许绍斩杀李靖。  
幸好许绍知道李靖所部在峡州逗留的原因，因此没有盲目奉诏，并上书为李靖求情，令李靖戴罪立功，这才使李靖躲过此劫。  
不久，李靖大显神威，率八百勇士击破萧铣悍将文士弘所部，使唐军反败为胜。李渊闻讯，仿佛自己有先见之明一般，对左右吹嘘自己的用人手段：“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并亲笔写信给李靖说：“既往不咎，向事（指李靖欲向隋炀帝告密之事）吾久已忘之。”遂拜李靖为行军总管。  
说是已经忘了，其实并没有忘。既然已经忘了，为什么还要再提呢？  
李世民登基后，李靖被封为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赐填充邑四百户。  
李靖击灭突厥后，其军功顿时无人企及。李世民乃封之为代国公。公爵在封建时代仅次于王爵。唐初封赏功臣，一般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封王，对臣子来说，能被封为国公，便是达到爵位的顶点了。  
但是，公爵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头衔，只给李靖这么一个虚衔，与李靖的武功相比，似乎并不对等。  
在几乎是朝野上下都在赞颂李靖的武功的时候，李世民虽然是个英雄大度的皇帝，此时心中也不禁有些酸溜溜的。作为臣子，功高震主，肯定不为人主所喜。  


这时，一个性格褊狭、专爱挑人毛病的御史大夫要找李靖的麻烦了。此人叫萧，这时尚深受李世民的器重，李世民的名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就是写给他的。萧见李靖功高盖世，心中颇不平衡，便奏了李靖一本，说李靖“持军无律、纵士大掠、散失奇宝”。李世民便将李靖召来，逐条责问之。李靖何等聪明！他知道李世民的用意，乃不作解释，更不争辩，只是顿首谢罪。  
李世民板着脸对李靖说：“隋朝的史万岁击败达头可汗，隋炀帝不仅不予封赏，反而将史万岁诛杀。朕不会这样，朕要赦公之罪，录公之功。”乃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增其封邑至五百户。  
李世民虽然口口声声“赦公之罪，录公之功”，意思很明白，李靖虽然平定突厥，也是有“罪”的，只是皇帝宽洪大量、赦免其“罪”而已。  
其实萧禹所弹劾李靖的“罪状”，纯是求全责备。士兵们万里出征、浴血奋战，在攻破敌城之后，难免会有些抢掠之举。《孙子兵法》云：“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夺取敌人的物资补给军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李世民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李靖自然知道缘由：李世民只不过利用此事想敲打一下李靖，使李靖不要居功自傲、忘乎所以。  
所以李靖“无所辩”。辩什么呢？有什么可值得辩解的呢？李世民和李靖心中都明白得很！  
不久，李世民有所觉悟，觉得如此对待李靖未免会伤了功臣之心，遂又召见李靖，向李靖赔礼道歉，说自己误信谗言，冤枉了好人。乃升李靖为尚书右仆射作为补偿。  
唐朝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尚书省是行政机构，其首脑为尚书令，相当于宰相，副首脑为左、右仆射。因为李世民曾做过李渊的尚书令，所以，李世民即位后，朝臣们为了表达对李世民的尊崇，便将尚书令一职作为永久的荣誉留给了李世民，尚书省的长官便是左、右仆射，即左、右丞相。李靖任尚书右仆射，便是右丞相。  
俗话说：“功高不赏。”当官封一品、出将入相的李靖平定吐谷浑凯旋回朝之时，如何再升李靖之职、赏李靖之功，更是成了令李世民感到头疼的一件事。  
这时，随从李靖征讨吐谷浑的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与广州长史唐奉义又帮了李世民一点小忙。  
  


江夏王李道宗对李世民说：“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负微功，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以臣观之，必将为乱。”  
李世民心中有数，但表面上不动声色。  
贞观十七年（643年），侯君集果然联合太子李承乾谋反，事泄被杀。  
萧、高甑生、侯君集三次诬陷李靖，与李靖两次险遭杀身之祸相比，只不过是他在政治漩涡中遇到的小麻烦而已。  
交兵权，闭门谢客，晚年明哲保身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李世民是历史上难得的明君，对李靖这样的功臣尚不能完全信任，又何况昏君、暴君呢？  
李世民驾驭功臣手段便是恩威并用。他并没有像李渊那样对李靖动过杀机，只是想通过别人对李靖的弹劾，稍稍警告一下李靖，让李靖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  


李靖很明白李世民的心思，所以在萧弹劾他之后，便写了一份《乞解职表》，以“疴疾日侵，腰脚疼疲”为由请求退休。全文如下：  
臣闻宰臣程材樗散，无栋梁之用；陶冶成器，满盈有倾覆之忧。是以量力著于鲁史，招损陈于夏载。臣固庸流，无阶贵仕，短翮慕侣，顾榆枋而自得；骀足追群，瞻燕越而绝思。幸属光华启旦，管库无遗，录其丹赤，弃其瑕滓，假宫商于庸音，披丹漆于朽质。虽复南临徼外，北践沙场，敌必倒戈，人怀尚义。以此为效，实贪天功。而上赏亟行，鸿恩罔已，锡爵胙土，连衡寇邓，腰金鸣玉，方轨崔卢，木石有心，岂不增愧？自滥端副，待罪文昌，颜疚心，屡移星。画一之誉，无纪明时；维鹈之讥，日闻朝听。遂使化洽阴阳，或亏于玉烛，德勋辰纬，时爽于珠联。求其所繇，并臣之咎，加以年事西夕，疴疾日侵，腰脚疼疲，筋力衰竭，虽欲勉励，非复全人。臣犹知之，况于他人！之所祈本陈情，实非敢追踪疏傅，继迹留侯，妄自矫饰，求兹虚誉。若使尸素重任，无损国猷。亦当黾俯匪服，甘受身累，抚事论心，无一而可。乞解所职，养病私门，伏愿暂屏冤旒，曲鉴丹恳，辍天威于雨露，回阳光于葵霍。则寻章载穆，品物咸亨，臣未申投报，方违轩陛，伏纸惭恋，预怀罔极！  
李靖在表中表现得极为谦虚，说自己留在朝中没有一点用处，不如请李世民恩准他闭门养病。李世民对此非常满意，连口头上挽留一下也没有，立即批准了。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春，李靖病危。李世民到李靖府第探视，想起李靖为大唐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不禁悲从中来，流泪道：“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  
唐穆宗时的朝官韦端符曾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李靖的后裔，看到了李靖留下的一些遗物，便写了《卫公故物记》一文。其中有李世民的写给李靖的书信二十封，有的是李靖带兵出征后李世民向李靖打听前线战事的，有的是问候李靖的，信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其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理也。”表示前线战事由李靖全权处置，他不会在朝中掣肘。还有几封是李靖病重时写的。一封中说：“有昼夜视公病中老妪，令一人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意思是让李靖派一名日夜照料其疾病的老护士来，李世民要亲自问她，好详细知道李靖的病情。韦端符看了，也深受感动，对李靖也更加思慕。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在信中称李靖为“公”，不自称“朕”而称“吾”，好比朋友间的书信往来。由此可见，李靖自交出兵权后，李世民对李靖没有一点疑忌之心，而且对李靖相当客气，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尊敬.  
是年四月，李靖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九。  
李世民得知李靖去世的消息时，也已经卧床不起了。  
在病榻上，李世民降诏，赠李靖司徒、并州都督，并赐李靖陪葬昭陵。  
几天后，李世民也溘然长逝。  
昭陵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的九山上，因山为陵，于贞观十年即已开始营建。李世民曾表示，“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可以陪葬于此。李靖之墓，即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