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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初兴时，最先接触到的另一种相当成熟的政治传统，是汉地、钦察、伊斯兰文书行政技术。《元史》记载，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操突厥语部族）时，俘虏了“掌金印及钱谷”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并以回鹘字书写蒙古语。[63]著名的蒙元圣旨起首语也与操突厥语部族的君主尊号有关。不过，鉴于“不怕那甚么”的出现要晚许多，从时间上看，似乎能够排除操突厥语人群的影响。察合台兀鲁思的诏令或许更多受到当地操突厥语人群文化的影响，可惜目前所见的文献材料，年代皆偏晚，难以进行溯源考察。那么，“不怕那甚么”是否可能源自波斯—阿拉伯的文书行政传统？由前文分析可知，与惧怕相关的诫饬语，在波斯文文书中出现年代较早，此后似乎经历了一个淡化和边缘化的过程，逐渐让位于“违者治罪”或“依此施行”等形式。随着蒙古政权同伊朗本地文化更加频繁发生互动，中后期发布的诏令越来越经常以对造物主、先知和教会的赞辞起首，例如，阿耳迭必勒第VI号公文（1305年）以《古兰经》“法谛海”章开头，[64]《史集》转抄的合赞汗诏令也多冠以“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65]不仅如此，诏令正文也频繁援引《古兰经》和圣训，并且多以向造物主祈福结尾，[66]或以“违抗者将遭造物主、先知、天使与一切人的唾弃（la'nat）”为诫饬语。[67]札剌亦儿朝的《书记规范》虽然保留了一些类似“不怕那甚么”的套语，但是，在每一类文体下，编者都给出了二三篇“变式”（nuv'），以供选择或参考。兀鲁思异密的任命书范本就有三篇，其余两篇均不带“畏惧”的诫饬语。[68]这些现象似乎都说明，带有“惧怕”字样的诫饬语，更多属于蒙古时代的某种残留，而非源自伊斯兰文书行政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