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道诏令的诫饬语，俄译者将前一道的“必定惧怕”译作“непременно побоятся”，后一道的“他们当知惧怕”译作“И они непременно побоятся”。其实，诏书中两处都使用了同一突厥语词根qurqa-（怕）。[44]贝列津的注释说：“承蒙波波罗尼科夫（Г.Бобровников）证实，在一种方体字（即八思巴文）书写的蒙古文诏令的末尾，也有如下蒙古文句式：‘不怕那甚么’（разве не побоятся？岂不惧怕？）”。[45]看来，俄国东方学家最先注意到了术赤兀鲁思诏令和元代圣旨在诫饬语上的相似性。
　　术赤兀鲁思诏令的诫饬语还有一个关键点。元代蒙古文直译体公文的“不怕那甚么”，威慑的对象其实是两类当事人：首先是直接针对违反诏令规定事项的官吏，比如（严禁科扰医户的圣旨）作：“这般宣谕了呵，系籍的医户每根底隐占呵，重并差发要的管民官不怕那？”[46]这种形式可称为“顺势型”。许多护持圣旨的诫饬语则有所不同：既申诫官民人等不许违反圣旨，侵犯僧、俗等特权，反过来又警告这些特权者不许倚仗圣旨肆意妄为：“这先生每休倚［令旨］做没体例勾当者。没体例行呵，他每不怕那甚么！”或者：“这圆明普照大禅师‘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47]这种形式，可相应称为“逆势型”。前节讨论的波斯文诏令都是“顺势型”，只有这两道答剌罕封诰，才是与元代护持圣旨几乎完全一致的“逆势型”，如“仍征派万户人头税者，必定惧怕遭受不安和屈辱！但是，如果汝，别·火者，倚着‘吾受封如此’而敢欺压穷苦细民，亦不得善报”，云云。考虑到术赤兀鲁思其实是蒙古家产制国家中最先显露出离心倾向的一支，[48]这种相似性不能不引人注目。

　　乌斯曼诺夫广泛比较了术赤兀鲁思200余年间（1392～1601年）颁发的61道各类诏令的尾句（санкция）。今将他的分析及结论概述于次：有一类尾句是恫吓式（угрожающий），形成较早，针对全体执行者（从官到民），多表述为“迫害欺压（受封者、答剌罕、某人，等等）者，当知惧怕！”或“见此封诰而仍恃强欺压封诰持有者（答剌罕、某人，等等），不得善报。（又作：岂有善报？）他们定当惧怕！”或“这般宣谕了以后，违抗诏旨，恃强欺压封诰持有者，岂有善报？”除了脱脱迷失诏令，这类诫饬语还见于术赤兀鲁思王侯马哈麻（Махаммад，1420年）、哈只·吉列亦（Хаджи Гирай，1453年、1459年）、明里·吉列亦（Менгли Гирай，1467年、1468年7月、1468年9月）等另外11道诏令。在年代更晚一些的诏令中，死刑、开除教籍等威胁代替了这种诫饬语。另一类尾句是限制式（органичительный），用来规范受封者的行为。除了脱脱迷失诏令，马哈麻（1420年）、明里·吉列亦（1485年）的诏令也是如此。这种尾句多强调，获得封诰的特权者不得仗势欺压贫苦无助的百姓，或规定特权者应履行“建造寺院，救济穷苦”的义务（明里·吉列亦，1468年）。在一些诏令中，恫吓式和限制式的尾句往往组合使用。[49]乌斯曼诺夫区分的恫吓式和限制式，正对应元代蒙古文直译体中的“顺势型”和“逆势型”。

　　　　　　　　　　　　　　四 察合台兀鲁思诏令的诫饬语
　　最后，除了数量较多的旭烈兀兀鲁思和术赤兀鲁思的官文书，尚有少量察合台兀鲁思的官文书存留至今，其中部分诏令也具有类似“不怕那甚么”的诫饬语。

　　20世纪初，普鲁士王国和沙皇俄国组织的探险队在曾属于察合台封地的高昌回鹘故城发掘并掠走了一批畏兀尔文和蒙古文（包括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书写的佛经和世俗文书。此后，海涅什（E.Haenisch）、傅海博（H.Franke）、鲍培和柯立夫（F.W.Cleave）等众多蒙古学家陆续对这批吐鲁番文物中的蒙古文文献作过释读和研究。1993年，达·策仁索德纳木（Dalantai Cerensodnom）和陶贝（M.Taube）出版了《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对此前的研究成果做了集中介绍。[50]两位作者已注意到，这批文献中的官文书体式往往颇为统一，其中的几道蒙古文诏令（编号第68、70、71、79号）带有某种特殊的尾句（Peonformel）。[51]从他们释读的结果看，第68、70、71号诏令的尾句正是以“惧怕”（ayi-）为中心词的诫饬语。

　　相似的，第70号诏令是以亦剌思火者之父脱忽鲁帖木儿（Tuγluγtemür，约1347/1348～1362/1363年在位）汗的名义，[54]颁给威神（Soim）、横截（Qongqir）、临川（Limčin）三城的护持令旨。[55]令旨书于宽25厘米、长27.5厘米的纸卷上，斜体吏牍蒙古文19行，右边上下钤盖方印各一，反面钤盖有7枚方印和4枚圆印。令旨授权三城的头领——抹儿木（Mormu）、撒合里（Saqal）、合亦赤（Qayiči）招收流散人户，并公正分配土地；同时命令火州（Qočo，高昌）的亦都护诚帖木儿（Čingtemür）为首的诸达鲁花赤、那颜官人不得非理骚扰三地的居民。令旨末尾的诫饬语为：“抹儿木、撒合里、合亦赤您每，并众百姓每，土地不分配了呵，您每不怕那甚么（ülü ayiqun ta）？”[56]第71号诏令同样以脱忽鲁帖木儿的名义宣谕亦都护等官员，任命也先（Asen）为当地监管水利和草场（usun-i qoriγi）的官员。令旨书于宽约18.1厘米、长约21.5厘米的不甚规则裁剪的纸卷上，斜体吏牍蒙古文16行，右上钤盖一方嵌入察合台家族徽记的八思巴文朱印，右下及背面钤盖印记甚多。末尾的诫饬语和前一道令旨相似：“这般宣谕了呵，未报也先知晓而擅用火州的水及草场的人每，并妄有争讼的人每，圣旨体例里不怕那？不要罪过那？（ǰrlγ-un yosuγar ülü ayiqun aldaqun ta?）”[57]

　　除了证明察合台兀鲁思（直至晚期）颁发的诏令也具有诫饬语“不怕那甚么”外，根据目前所见的有限材料，可作如下粗略分析：首先，察合台兀鲁思蒙古文诏令的诫饬语“ülü ayiqun ta”“ülü ayiqun aldaqun ta”，因系蒙古文书写，比起旭烈兀兀鲁思的波斯文诏令和术赤兀鲁思的突厥文诏令，显然同“不怕那甚么”的蒙古文原型 “ülu˙u ayuqun mud”有最直接的继承关系，这在词根和语气上尤其明显。其次，同大蒙古国和元朝的护持圣旨、术赤兀鲁思的答剌罕封诰相比，察合台兀鲁思的此类诏令具有相似的功能，即授予某种社会经济方面的特权（所有权、免税权、管理权等），并勒令有关官吏予以保障。由于察合台兀鲁思领有畏兀儿和中亚地区的众多绿洲城市，在上述诏令中，此种权益多与灌溉农业相关，可算一种地方特色。除了这一类诏书，同时期出土的其他类型的官文书，如乘驿凭证、审判文书等等，就未见有与“畏惧”相关的诫饬语。[58]最后，晚期察合台兀鲁思的蒙古文诏令，同样具有 “顺势型”（第68、71号诏令）和“逆势型”（第70号诏令）两种体式，不过，与答剌罕封诰或白话碑相比，则不甚典型。由于今存三道察合台汗国蒙古文诏令提供的新线索不多，仅简单介绍如上。

　　　　　　　　　　　　五 东西方制度与文化差异中的“不怕那甚么”
　　清代学者赵翼有一篇著名札记《汉诏多惧词》，指出自文帝以下，两汉诏书多见皇帝的自我贬抑之词，展现了谨畏守成的统治风格。[59]由此可见，公文用语不仅关系到文书规范、行政技术，还间接反映法律制度、政治文化，甚至更加抽象一些的统治心态。从这一角度观察，蒙元帝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诏令公文中广泛使用的诫饬语——“不怕那甚么”“您每当知惧怕”等等，有何制度和文化上的渊源？

　　首先可以比较的是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一则有趣记载。景德四年（1107）七月，宋真宗和宰执就诏敕行文有一段讨论：
　　己巳，上谓辅臣曰：“王济上刑名敕五道，烦简不等。朕尝览显德中敕语，甚为烦碎，当是世宗严急，出于一时，既已行下，无敢谏者。”又言魏仁浦尝作敕草，云“不得有违”。堂吏白“敕命一出，违则有刑，何假此言也？”仁浦是之。王旦曰：“诏敕理宜简当，近代亦伤于烦。”冯拯曰：“开宝中差诸州通判，敕‘刑狱钱谷一一指挥’，又有‘不得慢易’之语，方今已简略也。”（后略）[60]
　　后周的诏敕用语“烦碎”，背后是周世宗操切的施政风格。对此，真宗君臣均表不满，且都同意“诏敕理宜简当”。对话中提到的后周诏敕所加“不得有违”，宋初诏敕所加“不得慢易”，都属于一种诫饬语，却被认定是多余的、应当简略。原因殆如堂吏所言：“敕命一出，违则有刑，何假此言也？”与蒙元王朝相比，传统中原王朝的法制框架更加完备，对违反诏敕，皆有明确对应的法典法条予以处罚。如《唐律》规定，“诸被制书（含制、敕、符、移），有所施行而违者”，处徒刑二年，“失错者，杖一百”。[61]北宋规定，“文武官特奉诏旨，专有处分，即为躬亲被受，犯者以违制论。自余例受诏敕海行条约，非有指定刑名者，各论如律。”[62]既有周密的规定，在一般的诏敕末尾，就无特殊必要三令五申不得违反。今日所见唐、宋诏令，常见的尾句是“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这类平实表述，至于前述“若有干忤，当寘于刑”“国有常宪，必罚无赦”，则百不一见，更无以“惧怕”为核心的表述。这恐怕要算蒙元诏令与前代最大的差异之一。由此看来，“不怕那甚么”尽管出现较晚，似不大可能受到原来汉地公文体例的影响。

　　最后，尚余下一种可能性。在大蒙古国的文书行政系统中，“惧怕”（ayu-）一词，似乎最早见于第三代大汗贵由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书信。这封书信除以“长生天气力里”的突厥语起首外，钤盖的蒙古文印玺读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民族之海内汗圣旨。颁到臣服的民族，敬之畏之”。[69]伯希和（P.Pelliot）将此处的ayu-释为“畏”，并解释：“蒙古时代之诏令，大致殿以禁止之文，续云违者‘不怕那甚么’，别言之，畏而勿违。”[70]柏朗嘉宾（Plano Carpini）回忆，1246年他在贵由汗的金帐附近遇到过一个名叫豁思马（Cosmas）的斡罗斯金匠，金匠向他展示了自己亲手铸造的贵由印玺（sigillum ejus quod fabricaverat ipse）。[71]这一大汗印玺显然是登基前新铸的，而“不怕那甚么”第一次在蒙古文直译体公文中出现，也是在贵由汗短暂的统治时期之后（见前引弥里杲带令旨）。因此，就“不怕那甚么”的产生和定型而言，贵由汗到蒙哥汗这段时期（1246～1259年）大概是第一个关键的演化节点。考虑过所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之后，姑且可以推断：诫饬语“不怕那甚么”是这一时期蒙古人开创的一种独特文书体式，这种诫饬语不仅在致力于强化“宗主”的合法化表征的元朝得到继承和定型，同时亦影响及蒙古帝国分离出的诸兀鲁思，甚至在呼告长生天的起首语早已消失后，仍然以各种形式顽强地残存了下来。

　　以上初步探讨了蒙元帝国及诸兀鲁思（旭烈兀兀鲁思和术赤兀鲁思）诏令末尾的诫饬语，尤其是与“不怕那甚么”相似的句式。广泛的比较显示，这些13～15世纪蒙古政权的政治中心尽管相距辽远，它们颁发的诏令在功能和体式上却存在某种基本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alance）。对这些公文的诠释注解，因而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合而见义”的互文关系：旭烈兀兀鲁思和术赤兀鲁思文书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现象，只有结合大蒙古国和元朝的相似现象，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反之亦然。但是，由于基础史料保存稀少，加之笔者语言能力与学识所限，本文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期待能够引出更多的比较研究。

　　注释被吞，感兴趣者请查阅原文！

　　全文转载完毕！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西域研究”，作者周思成。

　　原文刊载于《西域研究》2023年第1期，原标题是——
论蒙古帝国及诸兀鲁思诏令末尾的诫饬语[1]
　　　　——为“不怕那甚么”更进一解
　　

目前，有《唐大诏令集》和《宋大诏令集》，但是，没有《元大诏令集》。
元朝的诏令集，目前还未出版，期待能早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