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于他的族属和宗教信仰。从名字上看，“某家奴”是辽金元时期流行于契丹、女真、畏兀儿、蒙古等民族的人名。除“万家奴”外，史籍中还常见百家奴、千家奴、众家奴、僧家奴、佛家奴、道家奴等相似结构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发音为汉语，并常带有浓烈的佛教色彩或受到佛教的影响，本为汉人的小名，但一些信仰佛教的非汉民族，在与汉人交往交流中，逐渐更多地采用这些名字。波斯史料记载万家奴是一个“突厥人”（Turk），其所谓“突厥人”指的是说突厥语的人。在蒙元时期操突厥语的各部族中，取“万家奴”这一名字的，最有可能是信仰佛教、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畏兀儿人。早在1209年，高昌亦都护就率众归附了蒙古汗国。此后，大量畏兀儿人入仕蒙古汗廷，他们在蒙古政权中的任职人数超过其他各突厥语部族。旭烈兀西征时，不少畏兀儿官员也随行来到伊朗，史籍中记载了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和事迹。当时的畏兀儿人基本上都是佛教徒，这也与波斯史料所记万家奴的信仰情况相符合。《瓦撒夫史》记载了万家奴与伊斯兰学者的一次宗教交流活动，文中透露出了他的信仰状况。记载说：有一日万家奴参加了一场由洒黑纳只不丁·阿里·本·不兹古失（Najīb al-Dīn Alī b. Buzgush）主持的宗教集会，两人就宗教问题进行问答。洒黑用灯烛之光与太阳之光作比，指出万家奴的信仰远不及伊斯兰教信仰。未待讲演结束，万家奴突然起身离去。随后他派人向这位洒黑道歉并解释自己的举动，他说：虽然自己的离去很不礼貌，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如果继续听下去的话，他一定会被迫放弃自己父祖的信仰。这则故事明确反映出万家奴及其家族的信仰不是伊斯兰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并非来自中西亚的已经伊斯兰化的突厥语部族。他的名字和族属信息，也都指向他是一名佛教徒。佛教在蒙古征服、统治伊朗前期是上层统治集团信奉的主要宗教，在合赞汗改宗伊斯兰教之前，历任伊利汗皆笃信之。而跟随旭烈兀从东方而来的蒙古、畏兀儿、契丹、女真、汉各族人众，信仰佛教者甚多。《瓦撒夫史》的记述尽管带有作者的宗教倾向，但反映的事实是清楚的，即万家奴虽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吸引，但最终仍未改其佛教信仰。

　　其次，万家奴受到汉文化较多的濡染与影响。畏兀儿人普遍文化水平较高，善于学习和接受先进文化，万家奴也表现出了这样的特质。《儒门事亲》高鸣序言所记万家奴向旭烈兀推荐常德医术的情节，就反映出他与汉人知识分子的交游经历和他对汉文化的崇尚。此外，他在法儿思发行带有“宝”字的钱币，也表明他是传播汉文化的力行者。即使这些汉字钱币真的不是万家奴所造，但其政敌却能以此嫁祸于他，也说明了万家奴的汉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具有做这件事的可能性和倾向性。在他们看来，如此攻讦他是可以令阿八哈汗相信的。而关于这些钱币用途，朱迪思·高巴斯（Judith Kolbas）指出，从样式和材质来看，它们应该是用于上缴人头税和地方财政收支所用的，但“宝”字似乎又表明它们用于东方的贸易。“宝”字出现在法儿思地方的货币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为印证法儿思当地生活着一定数量的汉人群体又提供了一份证据。14世纪中叶成书的波斯文会计指南《幸福之书》（Risāla-yi Falakiyya）就记载了法儿思地区汉人工匠的活动状况。该书收录的一份建筑账目显示，在设剌子装饰一幢两层的房屋和一个凉亭，需要：
　　画师20名，薪金每人30底纳儿，共计600底纳儿；画师学徒20名，薪金每人20底纳儿，共计200底纳儿；汉人画师2名，每人40底纳儿，共计80底纳儿。
　　这份账目显示法儿思地区活动着一定数量的汉人画师，他们的画技受到当地人的喜爱，借此获得较好的收入。结合这份材料来看，法儿思具备打造汉字钱币的文化环境和技术条件。程彤曾将法儿思“宝”字钱币与察合台汗国发现的“宝”字钱币作对比，发现法儿思钱币上汉字的书写水准明显高于察合台钱币。其撰写者具有相当好的书法功底，且不同钱币上的“宝”字并非同一模型，这说明每次铸钱都要请人书写一次。法儿思地区活跃的汉人工匠，无疑能够为法儿思“宝”字钱币的设计、书写提供技术支持。假如这些“宝”字钱币的发行确实与万家奴有关，这也可以说明他与法儿思的汉人群体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促使他形成打造汉字钱币的想法，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

　　最后，关于万家奴的文化素养。较之于大多数具有征服者气质的蒙古将领来说，万家奴表现出了更为突出的治理才能，这也符合蒙古政权中畏兀儿官员的文化属性特征。万家奴的治理手段使法儿思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迅速好转。从他与伊斯兰教洒黑纳只不丁交往的故事中也能看出，尽管他不是穆斯林，但对伊斯兰教怀有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与穆斯林文化精英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瓦撒夫史》记载说：“他专注于思考复杂而有意义的问题，例如一元性、自存性、先知降下的真理、科学的知识、伊玛目和洒黑。如果他听到有人说了不合理的回答，就会用激烈的言辞驳斥他。” 这体现出万家奴追求真理和知识的精神，及其所具有的较高的人文素养。他的人文气质受到了同时代设剌子大诗人、伊斯兰学者萨迪的称赞。萨迪常常痛斥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但他为万家奴写了至少三首颂诗（Qasāyid）和一篇韵文（risāla-yi nasr）。颂诗称赞他是“正义的忽思老、著名的异密、全体人民的领袖”，“公正的世界领袖，伊剌克、突厥和低廉军队的长官”。散文则是写给万家奴的劝谏箴言，教导他如何成为一位伟大的统治者。诗云：
　　正义的忽思老、著名的异密、全体人民的领袖万家奴，人们给他带去蜜糖，我为他献上珍宝。人们称颂他似君主，我赞美他如托钵僧（darvīsh）。……公正的世界领袖万家奴，伊剌克（Irāq）、突厥（Turk）和低廉（Dīlam）军队的长官。宴饮之日端坐宝位犹若法里东（Farīdūn），战斗之时胜似鲁斯塔姆（Rustam）。不闻父长的规劝之语，但听众人的智慧之言。……那就是万家奴，仁慈、正义，具有一切美德，聪明、智慧、深谋远虑的大那颜（nūyīn-i az am），当今无人能与之比肩。

　　五、结 语
以上以《儒门事亲》高鸣“序”《史集》《瓦撒夫史》等汉文、波斯文史料为基础，结合实物资料和诗歌文学作品，还原了蒙古时代西行伊朗的一位畏兀儿官员万家奴的生平史事：旭烈兀西征时，万家奴随扈来到伊朗，作为近侍从臣在旭烈兀身边效力；1259年常德到伊朗觐见旭烈兀期间，万家奴与他交流交往，并在宴会上向旭烈兀推荐常德的医术，间接促成了金元医书《儒门事亲》中统三年刻本的产生；1264年旭烈兀接受忽必烈的册封，正式成为伊朗的君主，在随后举行的集体分封中万家奴被任命为法儿思省总督，他在法儿思地方叛乱爆发后，得到处死当地权贵代表阔里察的令旨；1265年2月旭烈兀去世，四个月后其子阿八哈即汗位，再一次举行大分封，阿八哈汗将法儿思地区的全权交给了大异密速浑察。速浑察未能有效治理地方，致使征税不力。阿八哈汗遂重新起用万家奴，命他治理法儿思。万家奴再一次主政法儿思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当地经济、打击不法分子、维护法律公义的措施。他的施政得到了人民的赞颂，却损伤了地方权贵的利益。在与地方权贵的斗争中，万家奴尊奉已故汗王旭烈兀的旨意，处死了蒙古代理人阔里察，因此受到反对派的攻讦而在阿八哈汗跟前获罪。最终他被削去官职，遣回中国。
　　万家奴的生平事迹，为我们展现了蒙古征服时代一位中国少数族裔的跨文化之旅。万家奴是一个信仰佛教的畏兀儿人，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他的名字显示出他所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当他来到伊朗后也宽容地接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他与伊朗的汉人学者和波斯本土文化精英都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是东西方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代表。他还是将中华文化传播至西方伊斯兰世界的实践者。其事迹表明，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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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民族研究ENS”，作者陈春晓，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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