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蒙元时期的汉文和波斯文史料同时记载了伊利汗国的一位名叫万家奴的异密。他跟随旭烈兀汗西征来到伊朗，起先作为从臣在旭烈兀身边效力，后被旭烈兀及其继任者阿八哈汗两度委任为伊朗东南部法儿思省总督。万家奴对法儿思治理有方，使当地经济恢复、人民安定。万家奴出身畏兀儿部族，他笃信佛教，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同时对伊朗伊斯兰文化也怀有开放的态度。他不仅与汉人儒士多有来往，还与波斯精英交往甚密。法儿思地区发行的刻有汉字“宝”的波斯钱币，很可能是由他主持打造的。最终，万家奴因受到法儿思地方权贵的攻讦，被阿八哈汗撤职定罪，遣回中国。

　　13世纪蒙古西征推动了欧亚大陆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和伊朗之间的人员往来十分频繁。在波斯回回人入华的同时，中国也有大量人口进入伊朗。公元1252年旭烈兀西征时，除蒙古军之外，还有汉、契丹、畏兀儿、女真、吐蕃、西夏各族军民随之西行。对于这一群体，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军将上，包括成吉思汗家族成员及蒙古各部异密。除蒙古人之外的其他各族人士，虽人数亦众，但因史料记载匮乏且零散，研究颇为有限。本文所要考察的万家奴，正是从中国西行伊朗的少数族裔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事迹难能可贵地见于汉文和波斯文两种文字史料记载。本文通过考辨其姓名、出身和活动事迹，尝试还原这位活跃于多元文化舞台上的人物生平，并借此探讨蒙元时代中华文化西传的历史现象。

　　一、万家奴其人其名
　　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在《史集》（Jāmi al-Tavārīkh）第三卷《旭烈兀汗传》中，记载了旭烈兀统治末年对诸王、异密和地方贵族施行的一次分封。在这次分封中，伊朗东南部法儿思（Fārs）省被交给了一位名叫（Vankiānū）的异密执掌。《史集》汉译本将他的名字译作“汪吉阳”，这显然是译者据读音构拟出来的名字。现在根据一条汉文记载，可以还原出他的本名——万家奴。这条记载是元人高鸣为《儒门事亲》元中统三年（1262）刻本所作的序言：
　　贤王以贵介弟，疆理西域十余年。间虽戎事甚殷，苟有可以利天下，知无不为。而山林奇逸韫怀道艺者，钦其风谊，亦乐自售，故其所得弘多。岁己未（1259），相郡漕司常德入觐。燕间之次，从臣万家奴、尚医傅野辈言其雅善医术。王曰: 何韬晦之深？从谁汝所学？德以宛丘张子和对。且云：其遗书散落，仅有存者。王喜，命锓木以传。德谨奉教，阅再祀，始帙。诿鸣题辞。鸣再拜稽首，叹曰：大哉，王心! 医方技尔，以其有活人之功，犹推崇若是，况逾于此者哉。能扩而充，则周公之制礼作乐，光赞太平之具，当次第观之。中统壬戌秋九月三日高鸣敬书。

　　《儒门事亲》是金代名医张子和撰著的一部医学著作，高鸣的序文讲述了元中统三年重刻此书的来龙去脉，其中特别提到当时在旭烈兀身边的两位官员的名字，一位是从臣万家奴，另一位是尚医傅野。这位傅野，经日本学者宫纪子考证，应是屡屡见诸波斯文献的汉人学者Fūminjī。而另一位“从臣万家奴”，笔者在201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考证他正是《史集》汉译本译作“汪吉阳”的人，也是波斯文献中著名的法儿思总督Vankiānū。2018年宫纪子在其新出版的《モンゴル時代の「知」の東西》一书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

　　在身份信息上，汉文和波斯文的记载也能够勘同。高鸣的序文中指出万家奴的身份是旭烈兀身边的从臣，波斯文《五族谱》“旭烈兀异密名录”也有相应的记载：“异密万家奴，是一位近侍异密（umarā-yi mulāzim）。” 所谓近侍异密就是指在君王身边服侍的高级官员，即是从臣。总之，无论是人名对音上，还是他的身份上，波斯、汉文两方记载皆能契合，可知波斯文文献中的Vankiānū与高鸣序文中的万家奴确为同一人。
　　波斯文献对万家奴的记载集中于他成为法儿思总督后的史事上，而高鸣的序言则为了解他早期近侍旭烈兀的事迹提供了宝贵的细节。万家奴作为旭烈兀的从臣，当是随扈西征来到了伊朗。常德使团西行觐见，期间万家奴与常德有了接触和交往，从而了解到常德的医学才能。在旭烈兀的宴会上，万家奴侍奉君王侧畔，他知道君王对有一技之长之人的看重，因而与尚医傅野极力推荐懂医术的常德。此举果然得到了旭烈兀的认可，进而推动了张子和医书《儒门事亲》的重刻及其医术在伊朗的流传。高鸣序言的记述描绘出万家奴侍奉旭烈兀的执事状态，也反映了他受到君王信赖的情形。正因如此，在旭烈兀晚年的大分封中，万家奴被授予了执掌法儿思大省的重任。

　　蒙古统治下的伊朗，实行的是蒙古－波斯双轨制的政体模式。过去法儿思地区的统治者撒里古儿（Salghūriyān）阿塔毕家族，在蒙古人到来后尊其为宗主，继续半独立地治理地方，而蒙古人则通过派驻代理人，委任收税官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瓦撒夫史》的这段记载，描述的就是阿八哈汗时期万家奴作为蒙古派驻在法儿思省的全权长官对当地的治理行为。他被称为异密和总督。“异密”，广义上是蒙古统治集团各级首领的称谓，但在讲某一地之异密时，意指统辖该地的全权长官。比如在伊利汗国成立之前，蒙古合罕派驻管理中亚和伊朗的代理人成·帖木儿，《史集》称之为呼罗珊及祃拶答而的异密（imārat），其继任者讷撒勒被记载为呼罗珊和伊拉克的异密（amīr）。伊利汗国成立后，伊利汗派往各省区的全权长官亦被称为地方异密（amīr-i īlkā），又可称作h ukūmat-i kullī，即为总督。14世纪成书的波斯文公文汇编《书记规范》收录了三篇地区异密（imārat-i ūlkā）的任命书，内容显示其主要职责是通过镇压叛乱、惩治暴徒、收敛流民、惩恶扬善等系列举措，维护该地区的安定，从而足额征收并上缴税款。《瓦撒夫史》记载的万家奴在法儿思的所作所为正是属于地区异密的职责范围。
　　万家奴上任时，法儿思百业凋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法儿思多年来持续动荡的时局。回历658年（1260）法儿思的老阿塔毕不别克（Abū Bakr）去世，此后五年内更替了四位阿塔毕，直至1264年阿必失（Abish）公主即位后，政权才稳定下来。然而，阿必失公主当时年纪尚幼，权力掌握在地方官员和贵族手中，他们肆意掠夺，贪污财政收入，导致法儿思省的税赋不能按时上缴伊利汗廷。在此背景下，万家奴被任命为法儿思全权长官，到地方上整顿政治，逐步成了法儿思实际的控制者。

　　万家奴在法儿思的整顿和改革，触动了地方权贵的利益，这些权贵主要是蒙古派驻在各州的监临官和代理人。伊朗学家兰普顿（A.K.S.Lambton）说，“万家奴强效的治理和成功的征税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与该省的蒙古异密们产生分歧（据推测，这些人过去一直将公款收入自己的口袋里）”，而万家奴的强力政策减少了他们获得非法收入的机会。邱轶皓将这种矛盾解释为“代表定居社会行政传统的官员（万家奴），和继承征服者性格的蒙古异密（法儿思地方权贵）之间的对立”。可以看到，万家奴的反对者正是法儿思地区的蒙古监临官和代理人，他们在地方上的“财路”被万家奴阻断时，必然心生不满，一场动乱就这样发生了。据《瓦撒夫史》记载，动乱的导火索是万家奴处死了阿塔毕政府的代理人（nāib-i dīvān-i atābakī）阔里察（Kulja），《设剌子志》记载阔里察是设剌子的监临官（shah na）。万家奴将这位地方官员处死，成为反对派公开对抗万家奴的导火索。关于这次动乱的详情，《瓦撒夫史》记载：
　　过了一段时间，阔里察惨遭逮捕。阿塔毕的奴隶军（mamālīk-i atābak）和阔里察的帮手们爆发了，他们带着一大批军队包围了万家奴的宅邸。他（万家奴）知道，没有头颅，身体就无法残喘；没有统帅，军队就不能胜利。他命令道：挥起宝剑向前！他下令用宝剑砍下阔里察的脑袋，让它从宫殿拱顶掉入深沟泥潭。军队的心脏在颤抖，他们的舌头在打结。当他们看到这惨状和耻辱，所有人在失败的厄运下撤退了。
　　流血事件发生后，阿塔毕阿必失公主质问万家奴为何要这样做，万家奴称自己是奉命行事，并拿出了伊利汗下令处死阔里察的令旨。这使公主无法问罪于他。阔里察之死触痛了他的同党，他们愤怒而惊恐地逃离法儿思，前往阿八哈汗处告状。他们指控万家奴侵吞财产、为害地方，且觊觎王权，抨击他打造的钱币在君主的名号下打有汉字标记，目的是要与过去发行的钱币区别开。控告者有备而来，他们拿出万家奴占有财产的清单呈给君主。于是阿八哈汗下令召回万家奴，将他传唤至法庭审讯。万家奴凭借雄辩的口才使自己免于一死，但他的官职被罢免，并被遣往中国忽必烈合罕处。如果他能够洗清罪过平安归来，便对他高位以待。按照瓦撒夫的说法，这是一种惯例，异密或君主的近臣犯罪，如要免于死刑，就要被遣往遥远东方的蒙古合罕处，或被派去平叛。至此，有关万家奴事迹的所有记载就结束了，他被遣往中国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

　　三、不同史料记载中的万家奴史事
　　目前已知的所有关于万家奴的波斯文记载，都出自两种史源：一种是《史集》，一种是《瓦撒夫史》。前一史源的史料主要是《史集》《五族谱》《班那卡提史》《千年史》等，后一史源史料则包括《瓦撒夫史》《设剌子志》《哈菲兹·阿不鲁地理书》等文献。两种史源关于万家奴记载的最大差异是他执政法儿思的时间。《史集》记载：旭烈兀末年（回历662年，公元1263—1264年）将法儿思交与万家奴治理，阿八哈即位（回历663年，公元1265年）后任命速浑察（Sūnjāq）执掌报达（Baghdād）和法儿思。《瓦撒夫史》记载：回历667年（1268—1269）阿八哈任命万家奴为法儿思总督，回历670年（1271）速浑察接任了他。两种系统的史料都记载了万家奴与速浑察执掌法儿思之事，但在任职时间上却存在差异。那么为何会产生这样一个时间差？哪一种史源记载出错了呢？笔者认为，《史集》和《瓦撒夫史》对本国当朝历史记载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对此并不复杂的事件连续记载出错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如何能解释这个时间差呢？造成差异性记载的原因很可能是，万家奴和速浑察曾两度轮替执掌法儿思，不过《史集》记载的是两人的第一次任职，而《瓦撒夫史》记载的则是他们的第二次任职。那么，这就存在两个疑问，一是他们二人为何会两度交替任职，二是两种史料系统又为何各自选择性地记载了不同轮次的任职。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短短八年中，两位官员两度交替出任？这当与伊利汗国王权的转移和法儿思地方政局的复杂性有关。按照惯例，新汗即位后，都会进行一次正式的集体分封，确定全国各地区的主要人事任命。但旭烈兀时代的集体分封较为特殊，它发生在旭烈兀统治末年。这是因为旭烈兀征服伊朗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以蒙古合罕代理人的身份统治伊朗的。直到蒙哥去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合罕位之际，为了换取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才将伊朗之地赐封给了他，旭烈兀从那时起才真正成为独立汗国之君主。回历662年（1264）忽必烈册封诏书送至伊朗后，旭烈兀举行了伊利汗国的第一次集体分封，就是在这次分封中，万家奴被授予了法儿思之地的管理权。然而，这次分封后的次年，旭烈兀便去世了，其子阿八哈成为了新任伊利汗，他在即位后便施行了大分封，在这次人事任命中，新汗所倚重的大异密速浑察获得了报达和法儿思两地的军政大权。这两次间隔时间非常短的分封，就是《史集》所载二人受命执掌法儿思的事件背景。也就是说，万家奴与速浑察的第一次接替任职，是由伊利汗汗位更迭造成的。
　　那么在速浑察执掌法儿思后，因何万家奴又再被起用，产生了第二轮的轮替任职呢？从史料记载来看，速浑察获得报达和法儿思全权后，可能并未对两地施行直接有效的管理。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蒙古统治伊朗前期经常发生。由于蒙古人不擅长文治，因而被派驻到地方的蒙古异密通常也只起监督的作用。《史集》的记载也反映了这一特征，阿八哈将报达与法儿思委付给速浑察的同时，还任命了撒希卜阿剌丁·阿塔—灭里（S āh ib Alā al-Dīn At ā-Malik，即史学家志费尼）为速浑察在报达的代理人（niyābat），而法儿思治理权则交给了撒里古儿阿塔毕家族。这说明蒙古异密速浑察恐怕未对地方直接管理，法儿思地方史对速浑察这段时期任职的失载，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情况。根据《瓦撒夫史》的记载可知，这段时期当地社会、经济情况不佳，主要体现在上交给蒙古汗廷的贡赋不足。征收贡赋是蒙古统治地方的重要手段，阿八哈汗派出的沙的必阇赤和帖木儿到法儿思收税，却不能完成任务。这促使得阿八哈任用能臣对其地进行整顿、治理。万家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可能与他具有管理法儿思的经验有关——而被再次选任。
　　此外，虽然史料未有提及，但当速浑察获得法儿思全权后，万家奴有可能仍在当地。这一推测可以由当地发行的钱币资料来佐证。上文曾提到，万家奴的政敌们向阿八哈汗举报万家奴时，称其在法儿思发行了印有汉字的钱币。实物资料显示，这些钱币上所印汉字是“宝”字。据程彤教授的研究，目前已知法儿思“宝”字钱币的打造时间是回历665年和666年（1266—1268），他根据《瓦撒夫史》中万家奴上任时间是回历667年的记载，推断这些“宝”字钱币并非万家奴所造，可能只是政敌嫁祸给他的说辞。但《史集》系统的记载告诉我们，万家奴早在旭烈兀末年就曾被任命过为法儿思的全权长官，这些钱币或与他前一次任职法儿思有关。而另一种可能性是，速浑察第一次执掌法儿思后，万家奴仍在当地，此期间参与了造币之事。由于“宝”字钱币上清晰可见其打造时间、打造地点以及阿必失公主的名号，可见造币的责任人也应是权责清楚的，随意嫁祸恐非易事。这些“宝”字钱币很可能确与万家奴有关，这也或可说明万家奴一直在法儿思地区。因此，当阿八哈选任法儿思总督时，万家奴就再次成为了合适的人选。

　　第二个问题，如果万家奴和速浑察确实两次出任法儿思总督，那么为何《史集》和《瓦撒夫史》却分别记载了不同轮次的任职呢？这与两种史书不同的叙事侧重和取材角度也有关。《史集》是官修史书，伊利汗廷的官方文献是其依据的主要史料来源。万家奴、速浑察执掌法儿思之事分载于《旭烈兀汗传》和《阿八哈汗传》中。根据《史集》的编纂体例，伊利汗传所记之事乃该汗王统治期间发生的重要国事。万家奴和速浑察第一次任命发生在旭烈兀、阿八哈的集体分封大事中，因而被《史集》记录了下来，但其他时候的普通人事任命则不会桩桩俱载。与《史集》不同，《瓦撒夫史》是私人编纂的史书，其史料来源、书写体例及叙事角度都异于前者。《瓦撒夫史》中，万家奴、速浑察主政法儿思的史事详载于“法儿思地方史”章节中，且内容比《史集》更丰满。这是因为作者本人曾任设剌子税务官，因此他使用了大量地方文献，从地方史的角度记述法儿思历史。从地方角度来说，万家奴和速浑察第二次执掌法儿思，才对当地带来了实际的影响，因此《瓦撒夫史》才给予了记载。
　　此外还有一个线索，可以佐证万家奴曾先后接受过旭烈兀和阿八哈的两次任命，这便是《瓦撒夫史》记载中万家奴处死阔里察所依据的伊利汗令旨。此令旨当出自旭烈兀。因为较之于阿八哈，旭烈兀更具有处死阔里察的动机与合理性。阔里察作为阿塔毕政府代理人的主要活动发生在旭烈兀时代，期间法儿思动乱频发。阿必失公主即任阿塔毕后，局势仍未好转，在旭烈兀统治的最后几个月，设剌子大法官舍剌甫丁·亦不剌金（Sharaf al-Dīn Ibrāhīm）在人民的拥护下起兵反抗蒙古统治。这次起义使旭烈兀勃然大怒，他严厉处罚了此前曾在设剌子平叛的蒙古异密阿勒塔朮（Altājū），因为他在平定上一次叛乱后，没有听从建议对当地进行大清洗。旭烈兀认为是阿勒塔朮的失误导致了一年后法儿思叛乱再次发生，他不仅惩处了阿勒塔朮，还欲派出万户大军前去平叛。叛乱在旭烈兀去世后三个月，被当地驻扎的蒙古监临军和阿塔毕政府军联手平定，而时任阿塔毕政府代理人的就是阔里察。阔里察与异密阿勒塔朮一样，对地方叛乱负有责任，于是旭烈兀向万家奴下达了处死阔里察的令旨。至于万家奴为何未能立即处死阔里察，恐怕是由于阔里察当时正率军镇压叛乱，而待叛乱平定时，旭烈兀已经去世，阿八哈继任了汗位，万家奴随即失去了法儿思的执政权，他没有机会执行令旨。直到他再一次任职法儿思总督后，在与地方势力的斗争中，他才拿出了先汗的令旨，击杀了阔里察。相较之下，阿八哈对法儿思的异密权贵较为仁慈，万家奴处死阔里察后，阔里察的同党还向阿八哈寻求庇护，这也从侧面说明万家奴所持处死阔里察的令旨并非出自阿八哈。

　　基于以上对两种史料系统关于万家奴、速浑察为政法儿思记载的分析，可以还原出二人两次受命执掌法儿思的过程：万家奴在旭烈兀末年的大分封中，被授予了法儿思地区的统辖权。之后当地爆发叛乱，万家奴接到旭烈兀命他处死地方官员代表阔里察的令旨，但未及执行，旭烈兀便去世了，阿八哈即位后，法儿思的监管权转移至速浑察手中。速浑察没有对当地施行有效统治，而是由地方阿塔毕政府管理政务，地方异密和权贵中饱私囊，遂造成上交中央的税赋亏空。为解决征税问题，阿八哈再次起用万家奴，将法儿思交由他治理。万家奴上任后打击地方权贵，并凭借先汗旭烈兀的令旨杀死了权贵代表阔里察，引起阔里察同党们的反对。在政敌的攻击下，万家奴被阿八哈定罪撤职，法儿思的统治权又交给了速浑察。

　　四、万家奴的族属、信仰和文化气质
　　虽然关于万家奴的文献记载主要反映的是其政治活动，但一些细节仍可透露出万家奴的个人性格和文化气质。他应当是一位信仰佛教、有着较好文化素养且热衷汉文化的畏兀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