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01朵献给冬儿
其一、作家生平的考证、词学资料的汇集整理。突破传统的印象感悟批评而出现了一批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辛弃疾的生平事迹，因其文集于明代失传，故多隐晦不明。《宋史》所载多有缺漏和疏误。清嘉庆间辛启泰首撰《稼轩先生年谱》，开启了研究史上关于辛弃疾履历的长期讨论。陈思《辛稼轩先生年谱》（《东北丛刊》1930年第7期、第8期）在辛启泰《谱》的基础上又有深发和补充，同时对辛启泰《谱》的疏误亦有所纠正，但仍存在许多未能洞明的时间问题，为后人的继续探讨留下了空间。梁启超晚年倾全力编辑《辛稼轩年谱》，多有高见，他能够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遭际出发，从剖析辛词的思想意蕴入手，理解辛氏的政治理想、人格和情感，揭示其人生悲剧，体现了梁启超作为文学家的敏锐和感悟。其《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第2期第1卷，1929年8月）对辛弃疾一生行谊作了详细论证，“大之足以补史传方志所不备，次之则稼轩生平、志业、遭际、出处，俱略可悉”（林志钧《稼轩词疏证序》）。郑骞专力于编辑《辛弃疾年谱》，考证严谨，超越前贤，但由于郑氏于40年代末移居台湾，这影响到其所编之《谱》在大陆的传播。尽管成就卓著，大陆仍不得其闻。与郑氏几乎同时，邓广铭以“史学”的视角详撰《辛稼轩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成为辛弃疾生平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
      为辛弃疾的一生人格立传评估。王伯祥《辛弃疾的生平》（《星海》1924年8月）最早对辛弃疾的一生仕历作出梳理与评价。此后胡云翼《词人辛弃疾》（《晨报》副刊，1925年8月，24—30）、郑振铎《南宋词人》（《小说月报》12卷12号，1929年12月）、黄宝实《读辛弃疾传》（《中兴周刊》71号，1934年11月）、凌沅祥《国防词人辛弃疾》（《青年界》11卷2期，1937年2月）、祝世德《爱国词人辛弃疾》（《新认识》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徐嘉瑞《辛稼轩评传》（《国文月刊》，38、39期，1945年9、11月）等一批传记文章先后问世。可以看出，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紧张，对辛弃疾的生平研究愈来愈突显其爱国的英雄本色，重视对辛氏人格的颂扬。几乎每一篇传记的中心主题都是高歌“爱国”与“抗战”，与时代精神相合拍。邓广铭《辛稼轩晚年的降官和叙复》（《申报文史》1948年3月13日），则对辛弃疾晚年的行谊出处作了专门研究，从而对“英雄”辛弃疾的人生作了客观评估和重新定位。
      关于辛弃疾的交游，邓广铭《辛稼轩交游考》（《复旦学报》1944年第1期）对辛弃疾一生所交海内知名人士195人一一作了考证，其中见于稼轩词集者共109人，见于辛启泰辑稼轩词补遗者7人，见于稼轩诗集者11人，见于稼轩文者4人，见于《宋史?稼轩传》者9人，见于其他书传中者54人。于此可知稼轩交友之广和共谋国事的交友动机，体现了辛弃疾研究中学术视野的日渐拓宽和逐步深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最早为辛词进行系统编年。此书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不断增补，1962年出版增订本，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共印行数十万册，说明辛词广被社会各层所接受，从而由学术著作转化为时代“畅销书”。是著与其《辛弃疾年谱》由于反复再版重印而共同成为辛氏研究史的权威著作，其严谨的考证和达到的学术高度在辛弃疾研究中空前绝后。


第6102朵献给冬儿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大量的论文、专著多集中于文献资料的考辨、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校勘整理和选注方面，为此后的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究辛弃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年谱的编纂热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辛弃疾研究的开始。40年代，由于抗战的时代需要，辛弃疾成为词坛关注的热点，但集中于颂扬辛词的爱国主题，尚未进入理性思辨的学术层面。

第6103朵献给冬儿
其二、爱国主题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对辛词爱国思想的挖掘成为此期辛弃疾研究的主格调。刘寿松《辛稼轩的爱国词》（《国闻周报》11卷43期，1934年10月）最早对辛词爱国精神进行专门剖析。其后黄展慎《辛弃疾的文艺及其时代背景》（《协大艺文》第1期，1935年1月）、林德占《爱国词人辛弃疾作品之研究》（《待旦》1期，1935年1月）、梁品如《稼轩词研究》（《经济日报战时特刊》47、48期，1939年9月）等众多文章继续揭橥辛词的爱国旗帜。辛词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与时代精神相合拍，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际，起到了激发民族精神、鼓舞民族斗志的作用。


第6104朵献给冬儿
其三、艺术方面的探索。学界关注辛词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辛词艺术精神的探讨。介西《稼轩词意境》（《新苗》14期，1937年1月）专力分析辛词的意境特色。缪钺《论稼轩词》（《思想与时代》23期，1943年6月）较早对辛词作了全面的艺术考察。两文均发表于抗战期间，在抗战救国为举国口号的前提下，专注于研究辛词的艺术成为与时代精神不和谐的“异类”。但在辛词的研究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第6105朵献给冬儿
这段时期，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辛词的比较研究，张鹤群《论苏、辛词之异同》（《国学》专刊1卷2期，1926年5月），最早对苏、辛词进行比较。其后，张尔田撰写《与龙榆生论苏、辛词》（《词学》季刊2卷3号，1935年4月）对龙文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辩驳和讨论。其后，苏、辛之人格比较、词风比较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中从未间断的话语，相关文章有数十篇，成为辛词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施仲言《南宋民族诗人陆放翁辛幼安之诗歌分析》（《文艺月刊》11卷1期，1937年7月）则对辛弃疾诗歌与陆游诗歌的相似风格进行了辨析，认为二者共同体现了崇尚理趣的宋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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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词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作者屡屡提及古代隐士陶渊明，并表示对陶潜之隐的由衷敬佩和著力仿效。陶潜成为辛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古代文人。辛氏钟情于陶潜的原因成为20世纪辛词研究中的持续话题。邹啸《论辛弃疾之崇拜陶潜》（《青年界》1934年第6期）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认为厌倦官场、向往乡野是辛氏倾慕陶潜的根本缘由。其后，周幼农《辛稼轩与陶渊明》（《文艺月刊》9卷5期，1936年11月）、郑骞《辛稼轩与陶渊明》（《天下》周刊1卷2期；1946年5月）等分别对此作深入剖析，从而证明了陶潜情结成为辛弃疾农村词诞生的一个艺术渊源。
      沈曾植《稼轩长短句小笺》（《词学季刊》1期2卷，1933年8月；第2期2卷，1935年1月）的发表标志着对辛词单篇赏析的开始。顾随《倦驼庵稼轩词说》（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则选择辛词中的部分精华之作进行专门艺术鉴赏，而余生《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大众报》文学副刊，1929年6月3日）则对顾随的辛词赏析做出艺术回应。同时，龙榆生、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王国维、胡适、郑振铎、薛砺若、俞平伯、刘大杰等也多有赏析类文章问世。这说明，关于辛弃疾的研究由整体向局部、由宏观向微观的逐渐延伸。
      与此相关的是对辛弃疾文学地位的评估。刘毓盘《词史》（1926年10月，手定稿，1985年上海书店第1版）谓辛弃疾于“南宋自成一家”。胡云翼《宋词研究》（中华书局1928年版）、薛砺若《宋词通论》都将辛弃疾放置到整个词史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定位，认为“稼轩是中国最伟大的词人”。由此，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得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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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段时期的辛弃疾研究已经全方位展开，涌现出一批深具学术分量的力作，此期论文有36篇之多。尽管成果数量不多，却为后人继续研究指示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思路。因此，三四十年代为辛弃疾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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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1950—1979）：时代断裂与学术延续
      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将文学史看作是以形象方式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史，有无“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尺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作品的精华和糟粕。由此，辛弃疾以其作品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再度成为词学研究的亮点。此期有关辛弃疾的研究成果突飞猛进，论著数量较前期翻了一倍。三十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专论辛弃疾及其词的文章即占建国三十年来词学研究文章的六分之一。大致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6109朵献给冬儿
其一，观点和方法的改变，重思想、轻艺术。
（内容度度说有不当 的言论，不让发 ）

第6111朵献给冬儿
其一、80年代我国正处于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研究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着转变。80年代初期的辛弃疾研究，内容方面纠正了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概念化的倾向，纠正了以前的一些极左和僵化的观点，突破了重思想轻艺术的传统，出现了从艺术审美方面重新审视辛词的大量文章，对一些认识较肤浅的重要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其中有不少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开拓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如对“稼轩体”的研究，对辛词意象的研究，对辛词咏物词的研究，辛词的用典特色，苏辛词的异同，辛弃疾对陶渊明、屈原、庄子的继承等。也有从美学、心理学的视角从事研究者，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对辛词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细致剖析。张廷杰《简论辛弃疾的归隐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则对辛词中的归隐之思作了历史剖析。固然，这种进展仍然偏重在道德评价性方面，认知性的研究尚不多见。


第6112朵献给冬儿
其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思想界的愈益开放，西方的许多新观念的输入，拓宽了研究视域，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开始形成。对辛弃疾的研究拓展到政治、军事、经济、家庭等角度，并开始与经济、美学、哲学、艺术等多种学科发生关联，这对于深入剖析辛词和诠释辛词提供了新角度。如关于辛弃疾的家庭生活：罗烈《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年）分析了辛弃疾的家庭状况、产业及极侈靡的消费现象，揭示了南宋时期的吏治腐败的事实。1993年，邓广铭发表《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对罗文所谓辛弃疾的腐败作出辩解。程继红《辛弃疾的家庭研究》（《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则对辛氏的家庭成员包括妻妾、子女人数及辛弃疾过世之后的家庭遭际及后世凋零作了专门探讨；辛弃疾对于北伐的态度：邓广铭《辛稼轩归附南宋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纪念辛稼轩诞辰八百五十周年》（1991年），邓广铭《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词的写作年份和地点——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佗胄〉书后》（1992年）等对辛弃疾晚年的北伐情结作了剖析。认为，辛弃疾乡居期间的词，其主旨是对英雄迹业的追怀，他的借酒浇愁、游山玩水、效法陶潜、追仙慕道等都寄寓着他的遭遇与愤慨，他在宁静的乡村过着心情并不宁静的生活。


第6113朵献给冬儿
五    小结：盛世繁荣后的深思与展望
      辛弃疾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固然，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难以避免偏差，有时成绩和缺憾相并而生。80年代以后的研究，尽管硕果累累，但同时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于两点：其一，研究内容的大量重复，出现了毫无学术价值的“低层次重复”现象。有些在民国时期或五六十年代已经论述清楚的问题又旧调重弹，毫无新意。这说明，作者一方面对于前人成果未曾过目，而作了无效的重复劳动；一方面缺少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眼光，缺少理论的建构与超越。其二，单篇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却没有系统的研究专著的问世。到90年代末，对于辛弃疾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已经到了对整个世纪的研究进行总结的时候，但却缺少这方面的文章或著作。其三，辛词赏析类的文章一直保持着旺盛发展的强劲趋势，令人瞩目，但始终囿于辛词的部分经典之作，成为对少数单篇作品的反复不懈的无穷诠释。对于辛词的进一步普及固然必不可少，但几乎所有赏析文章多偏重于鉴赏价值而忽略其认知价值。


第6114朵献给冬儿
总之，百年辛弃疾研究除了“文革”期间的间断外，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论文著作近千余项，这个数字证明了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繁荣盛况。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20世纪研究经历了早期的文献资料搜集与考证，到后来对辛词思想意蕴的挖掘，到辛词美学风格的探讨及艺术鉴赏等多方位的动态发展过程。
      辛弃疾研究已经融入到古代文学研究日益蓬勃的洪流中，至今方兴未艾，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将辛弃疾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有必要在文化学的视野中，全方位认识“辛弃疾世纪”；在时代与个性的交叉点上，重新认识辛弃疾作品的内涵；在尊体与变体的双向互动的词史历程中，重新评估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在先进科学技术条件的支持下，解决前人遗留的疑难问题，以期取得比20世纪更为可观的成就。


第6119朵献给冬儿


第6120朵献给冬儿
好吧，我又被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