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国民性
作者：俞 祖 华 (烟台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晚清赴日外交官、清末政治流亡者与近代留日学者，对中日民族性格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比较，指出了中国保守而日本喜新、中国排外而日本善于学习外来文化、中国崇文而日本尚武、中国人不认真而日本人认真等特点，构成了近代中日比较的重要方面。
近代中国人对中日民族性格的比较，是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重要内容，是中日比较研究的一大课题。近代启蒙思想家还把这种比较作为对中国国民性进行反思的参照与借鉴，因而它在近代启蒙思潮中也有重要影响。
一
中国是最早认识日本的国家，但这种认识却很缓慢，其原因在于中国人拘于华夷观念，自视甚高而把日本看成“蕞尔岛夷”，不可能认真地研究日本与平实地进行中日比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默深魏氏，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①。也就是说，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对日本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
１８６８年日本明治维新、１８７１年中日建交、１８７２年日本吞并琉球和１８７４年日本侵略台湾这一系列事态，使自高自大的中国士大夫在惊愕之余注意起日本这个“东夷小国”的变化。早在１８６１年，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曾感叹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②。将中日两大民族应对西方挑战、应对严峻危机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作了比较。此后，一些到过日本，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实绩的官员与士大夫，进一步感受到日本善于应变、善于学习外国并与中国墨守成规、排斥外夷形成了鲜明对照。１８７６年，在宁波海关任事的李圭于赴美参加美国建国百年纪念博览会的途中访问了日本。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记录了游日观感，如提到日本人“好洁”，“烟禁极严”，“惜我中华，不知何时乃熄此毒焰”。他认为明治维新效仿西法是日本由弱变强的关键。１８７７年，中国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启程“使东”，留下了赴任日记《使东述略》。该书记叙了日本“明治以还，改革纷纭”，举国“靡然以泰西为式”，“举数百年积弊，次第更而张之”的维新情况③，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置身于“有如战国”的世界大势中的隐忧。１８７９年，王韬作为中华名士游历了日本，留下了《扶桑游记》。他对中日在诸多方面作过比较。甲午战争前夕游历日本的黄庆澄在其《东游日记》中，对日本民族喜新与中国民族保守的民族特点作了更为明确的对比。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最重要著作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另外，他还写成了《日本杂事诗》，实际上是一本诗体《日本国志》。两书也谈到了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善于模仿先进的文明，而中国则显得包袱太重，过于自尊自大、固步自封。黄遵宪还谈到欧美诸国崇尚科技工艺，日本取法泰西，痛改喜言空理不求实事之过，使国家得以富强。他批评中国“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不过依样葫芦，沿袭旧式”④。近代中外人士有许多人谈及了西方重科技，东方重道德，日本是正在“脱亚入欧”的新兴国家，自然是与中国渐行渐远。
其时，中日两国均迫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从锁国走向开国，但两国开国后的历史进程却截然不同。中国人历史包袱重，复古保守，妨碍其接受外来文化，而日本人有着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善于吸收西方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在应对西方排战，走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命运。
二
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打败中国，表明了日本对西方文化“全面摄取”的成功与中国对西方文化“部分摄取”的失败，中国士大夫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心态从轻视转向倾慕，人们进一步思考日本取得迅速成功的原因，包括在民族特性方面的因素，更多地注意、发现与吸取日本民族的优点与长处。
作者：俞 祖 华 (烟台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晚清赴日外交官、清末政治流亡者与近代留日学者，对中日民族性格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比较，指出了中国保守而日本喜新、中国排外而日本善于学习外来文化、中国崇文而日本尚武、中国人不认真而日本人认真等特点，构成了近代中日比较的重要方面。
近代中国人对中日民族性格的比较，是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重要内容，是中日比较研究的一大课题。近代启蒙思想家还把这种比较作为对中国国民性进行反思的参照与借鉴，因而它在近代启蒙思潮中也有重要影响。
一
中国是最早认识日本的国家，但这种认识却很缓慢，其原因在于中国人拘于华夷观念，自视甚高而把日本看成“蕞尔岛夷”，不可能认真地研究日本与平实地进行中日比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默深魏氏，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①。也就是说，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对日本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
１８６８年日本明治维新、１８７１年中日建交、１８７２年日本吞并琉球和１８７４年日本侵略台湾这一系列事态，使自高自大的中国士大夫在惊愕之余注意起日本这个“东夷小国”的变化。早在１８６１年，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曾感叹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②。将中日两大民族应对西方挑战、应对严峻危机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作了比较。此后，一些到过日本，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实绩的官员与士大夫，进一步感受到日本善于应变、善于学习外国并与中国墨守成规、排斥外夷形成了鲜明对照。１８７６年，在宁波海关任事的李圭于赴美参加美国建国百年纪念博览会的途中访问了日本。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记录了游日观感，如提到日本人“好洁”，“烟禁极严”，“惜我中华，不知何时乃熄此毒焰”。他认为明治维新效仿西法是日本由弱变强的关键。１８７７年，中国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启程“使东”，留下了赴任日记《使东述略》。该书记叙了日本“明治以还，改革纷纭”，举国“靡然以泰西为式”，“举数百年积弊，次第更而张之”的维新情况③，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置身于“有如战国”的世界大势中的隐忧。１８７９年，王韬作为中华名士游历了日本，留下了《扶桑游记》。他对中日在诸多方面作过比较。甲午战争前夕游历日本的黄庆澄在其《东游日记》中，对日本民族喜新与中国民族保守的民族特点作了更为明确的对比。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最重要著作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另外，他还写成了《日本杂事诗》，实际上是一本诗体《日本国志》。两书也谈到了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善于模仿先进的文明，而中国则显得包袱太重，过于自尊自大、固步自封。黄遵宪还谈到欧美诸国崇尚科技工艺，日本取法泰西，痛改喜言空理不求实事之过，使国家得以富强。他批评中国“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不过依样葫芦，沿袭旧式”④。近代中外人士有许多人谈及了西方重科技，东方重道德，日本是正在“脱亚入欧”的新兴国家，自然是与中国渐行渐远。
其时，中日两国均迫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从锁国走向开国，但两国开国后的历史进程却截然不同。中国人历史包袱重，复古保守，妨碍其接受外来文化，而日本人有着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善于吸收西方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在应对西方排战，走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命运。
二
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打败中国，表明了日本对西方文化“全面摄取”的成功与中国对西方文化“部分摄取”的失败，中国士大夫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心态从轻视转向倾慕，人们进一步思考日本取得迅速成功的原因，包括在民族特性方面的因素，更多地注意、发现与吸取日本民族的优点与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