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烂番茄网站收录上对《大红灯笼》首映时唯一的一篇负面评价中，《华盛顿邮报》的影评人对张艺谋那种绘画式的精致远观表示疑惑，并认为影片过于追求形式上的这种美学，因此陷入了「停滞」状态，最终让其内核显得空虚，其华丽外表最终未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效用，正如巩俐远观三太太的谋杀，始终不敢靠近那个「死人屋」一样。
审查和「禁片」是接下来的关键词，乔纳森·罗森鲍姆将《菊豆》排进了其年度十佳中，除了推荐以外，也不免多说几句关于它在国内被禁的命运，指出影片通过拍摄年代戏来躲避审查并不奏效。1991年初，斯皮尔伯格甚至就有关方面试图撤销《菊豆》奥斯卡提名一事，在《纽时》上发表署名抗议信。

到了《活着》上映的时候（该片收获了高达220万的北美票房），伊伯特在影评中，直言这些中国电影面临的「无情命运」：「它们被拍摄，在海外电影节放映，获奖，在北京和上海的少数几家高级影院放映几场，然后消失。」
大多数评论更愿意花笔墨去肯定张艺谋面对审查，面对历史的勇气，并继续对其日渐娴熟的色彩美学、情节剧风格、对女性性欲和性政治的描绘表达赞美。一些影评人也将其作品与西方观众更熟悉的好莱坞情节剧和历史片作对照。

在《手册》对《活着》的影评中，影评人萨阿达将影片中「历史及其多变性」和「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与约翰·福特的作品相连，并将其编年史般的小说式结构比作迈克尔·柯蒂斯或者亨利·金的作品；而《邮报》影评人则将《大红灯笼》中的女性群像联想至乔治·库克的《女人们》。

可能只有一件事是中外观众都能轻松达成共识的，那便是巩俐这位女主角对于张艺谋早期作品的重要性，不管是她在银幕前塑造的形象，还是她与张艺谋在幕后的关系。
《手册》的影评人在来到中国旅行探班后，甚至在文章中将两人充满争议的婚外恋情，称作「张艺谋同旧制度斗争的原因所在」。在《秋菊打官司》和巩俐分别拿下威尼斯金狮奖和最佳女演员奖后，《纽时》发表了名为「一位中国女星的绽放」的报道，串起巩俐在张艺谋这几部电影中的角色（以及《霸王别姬》等等其它作品），称她俨然已成了「坚韧的中国女性的象征」，和一位彻底的反「花瓶」形象的巨星。

1995年，在和巩俐分道扬镳后，张艺谋接下来的作品在海外受到的待遇显然发生了变化，事实便是，这之后的第一部作品《有话好好说》——张艺谋的第一部现代城市题材喜剧，甚至都没有在北美发行，到目前为止，该片都还是其在海外最不为人所知的作品之一。
但《有话好好说》可能也是张艺谋至今最有灵气的影片，虽然影片中延续了导演前几作中二元化的价值观冲撞，但其影像风格，以及姜文等人的表演都意外地犀利奔放（或许是受到了王家卫的影响），讲述的当代困境也充满了机缘巧合带来的幽默感。在被戛纳拒绝后，又是马可·穆勒用「外交手段」将其带到了威尼斯电影节，虽然最终没有获奖。

在当年洛迦诺担任评审团成员张艺谋在接受《纽时》采访时说：「英语字幕的翻译可能完全体现不出影片的风趣」，还表示，「审查机构从来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一部电影会被禁止去海外（放映），但我认为是（戛纳）不喜欢这部电影，里面有太多私人的和哲学的东西，可能是我自我表达得过多，过强了，让别人感到了不安。」
到了新世纪前后，张艺谋接下来和章子怡合作的《我的父亲母亲》在北美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一百多万美元的票房，但在这个时期，海外评论界眼中的华语电影早已经告别了90年代初那个大红色的张艺谋——大陆电影这边，以《手册》为代表的严肃影评界欣喜地发现了贾樟柯镜头下的当代中国；港台这边，王家卫和侯孝贤的地位则如日中天；而《卧虎藏龙》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并在北美狂揽了一亿美金的票房，也让李安进一步成为了好莱坞最出名的亚洲影人。

但影评人也提到了作品精致表面下的实质，著名影评人J. Hoberman为《村声》写道：「影片以自己二元的表面引以为傲」，毕竟当影片在结尾鲜明地亮出对秦王「一统天下」的同情时（北美当年放映的并非11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也很难怪影评人们那怕看着银幕上恢弘的场面，也想要持一些保留意见了。
《手册》前主编，曾在欧洲推广了贾樟柯的让-米歇尔·付东，认为张艺谋「越来越注重装饰，迎合外国观众对异国情调的口味，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性观察越来越少」，如今已经是「体制内的导演」。

在《戛纳往事》中，雅各布回忆到张艺谋的转变，也写下些许酸楚又浪漫的文字：「张艺谋似乎被一种巴洛克式的眩晕所擒服，眩晕的强劲程度，或多或少和预算的增加成正比……太多的美扼杀了美，而且不可避免地伤害了真实感，淹没了生命。但张艺谋不以为意，他所着迷的，是华丽壮观，是仪式化，是千变万化……」
不论如何，与后来的《十面埋伏》一起，《英雄》变成了张艺谋新的代表作，也代表了他在海外影迷和评论界中，作为一名「艺术片」作者定位的逐渐终结。

随着他执导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取得巨大成功，张艺谋的国际形象也从那个八九十年代时「创新的艺术反叛者，变成了官方指定的国家代言人」，这种身份的转变也将继续定义着他。

接下来张艺谋经历了一些失败的国际化尝试——由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的《金陵十三钗》评价两极分化，而马特·达蒙主演的《长城》则是彻底的惨败；他接下来的新作也大多不再回到三大电影节，正如前文所言，这也是因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已经有了新的代言人。

之后则是零零碎碎的成功，当「国师」和巩俐时隔多年再次合作的《归来》出现在戛纳的非竞赛单元时，「把斯皮尔伯格看哭了」这一传说倒是成了一段佳话，但这一回归之作在一些影评人眼中，带来的或许并非「成熟之后的智慧，而是某种冰冷的顺从」，并称重返张艺谋电影的巩俐演技虽宝刀未老，却也显得有股「梅丽尔·斯特里普式表演的刻意匠气」（CinemaScope杂志影评人Shelly Kraicer）。